物理学革命的先驱：普朗克 | 关于 “普朗克原理” | 启示

斐夷所非

于 2024-09-12 00:21:03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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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革命的先驱：普朗克

发布日期：2022-04-07

普朗克（来源：wikipedia）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进展，人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世界，而是延伸到更深入和更广阔的天地。但在物理领域，仍有一个已经困扰了物理学家几十年的问题：黑体。黑体，说的是一种能够将投射到它上面的辐射全部 “吃光”，但又一点痕迹不留的东西。尽管科学家们尽了一切努力，却无法用现有的物理学解释这个现象。

马克斯・普朗克于 1858 年 4 月 23 日出生于德国基尔，在他的注意力转向科学之前，普兰克曾考虑成为一名专业钢琴家。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他会演奏钢琴、大提琴和管风琴，还能作曲。但普朗克最后还是选择了学习物理，并将自己的决定解释为 “生命中最崇高的科学追求”。慕尼黑的物理学教授菲利普・冯・约利曾劝说普朗克不要学习物理，他认为 “这门科学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只有一些不重要的空白需要被填补。” 这也是当时许多物理学家所认为的，但是普朗克坚持道：“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的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

后来，普朗克获得了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学位。

在基尔大学做了四年的副教授后，普朗克来到了柏林大学，并于 1892 年成为那里的一名正式教授。

在研究黑体辐射时，他也和其他科学家一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有的物理学无法解释他所发现的结果。

1900 年，42 岁的普朗克发现了一个解释这些问题的方程：

$E = N h f$

其中 $E$ 是能量， $N$ 是整数， $h$ 是常数（普朗克常数）， $f$ 是频率。

在确定这个方程时，普朗克还提出了常数 (h)，现在被称为 “普朗克常数”。

普朗克发现的惊人之处在于，看起来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发射出来，实际上是以他称之为 “量子” 的东西中发射出来的。

这个新的能量理论彻底改变了物理学，并为以后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开辟了道路。

起初，普朗克发现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完全了解。直到爱因斯坦等人将量子理论进一步发展时，普朗克的发现的革命性才得以体现。1918 年，科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普朗克研究的重要性，并授予他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继续进行研究，对物理学的进步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但与他 1900 年的发现相比，其他研究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虽然他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普朗克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悲剧。在战火连绵的 20 世纪，个人的悲剧是无法不与时代相关联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 1909 年，大儿子卡尔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小儿子欧文，也被指参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而被处以绞刑。

到了二战期间，普朗克决定留在德国。因为个人的影响力，这位物理学家试图为犹太科学家说话，但收效甚微。因不满政府对犹太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普朗克在 1937 年辞去了德皇威廉学院院长的职务。

1944 年，在一次空袭中，一枚炸弹击中了他的房子，摧毁了他的许多财产，其中包括他所有的科学笔记本。

一连串的打击让年迈的普朗克身体每况愈下，他于 1947 年 10 月 4 日逝世，享年 89 岁。

普朗克曾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这一断言被称为普朗克科学定律，并广为流传。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生都在追求科学的真理，他以出色的个人品质和对科学的奉献精神而闻名。

作者：董依明

审稿：魏潇，中科院心理所博士后研究员、中山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

关于 “普朗克原理”

发布时间：81 年 02 月 28 日

D. L. Hull、P. D. Desner，A. M. Diamond 编译张利华

普朗克认为新的科学真理往往要等老一代科学家死去才得以传播。但是从达尔文主义的传播来看，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普朗克原理

普朗克自传中写道：“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而主要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了，熟悉这一真理的新的一代成长了。”

如果普朗克是对的，那么理由、论点、论据在科学变革中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每一代科学家都是在某种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旦灌输进某种观点，就很难改变了。科学家的死亡率对科学变革的速度规定了一个上限。人们可能认为，科学家会发现这种观点使人反感，但又的确可以一再发现某些科学家对其它科学家、尤其是对老科学家的无能进行冷嘲热讽的评论，以期改变他们的思想。例如拉瓦锡在他的《对燃素的见解》一文中最后写道：

我并不指望我的观点马上被人们接受。人的思想会成为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在大部分经历中都是根据某种观点观察自然界的人，很难接受新的观点。因此只有时间的流逝才 ’ 能确证或者摧毁我提出的见解。同时，我很满意地看到年轻人开始毫无偏见地研究科学，还看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以崭新的思想认识到化学真理 —— 而不再相信斯塔尔所谓的燃素了。

在《物种起源》— 书结尾，达尔文也做了同样说明：

虽然我完全相信本卷里以摘要形式给出的各种观点的真实性，但我绝不期望能说服那些有经验的自然学者们，他们头脑里充满了长期以来以直接与我对立的观点所看到的大量事实。用 “创造计划”、“统一设计” 之类的辞句来掩盖我们的无知，并把仅仅是复述事实说成是解释，那是很容易的。任何人如果喜欢强调尚未解释的困难，而不喜欢解释大量的事实，都会反对我的理论。只有少数头脑比较灵活、并对物种不变已开始怀疑的自然学者们，才可能会受到本书的影响；但我仍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寄希望于新生的自然学者们，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

T. H. 赫胥黎深信老科学家们无力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宣布科学家到了六十岁就应该绞死，“以免年龄使他们僵化，不肯接受新的真理，成为前进的障碍，更坏的是，他们所获声望越高，对进步的障碍就越大”。不用说，当赫胥黎开这个值得注意的玩笑时，他自己已年过六旬了。

可以看到，今天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一致认为，年龄造成了科学家转变思想的快慢不同。例如库恩和费耶本德都引用了普朗克原理支持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看，科学革命是非理性事件。尽管库恩也注意到像这样的事实需要重新进行评价，但他相信对这些事实 “人们太熟悉了，无须再加以强调了。”J. Cole 和 S. Cole 都把普朗克原理，联系到 “老行家逐渐被那些具有本学科基础方面的新观念的年轻人所取代的过程”。虽然 G. N. Cantor 也承认有反例，但他仍然断言：“不可比拟性倾向于证实普朗克的说法。”H. Bondi 发现普朗克原理是一种 “令人难过的说法，但也许并没有全错。”B. Barber 在讨论阻碍科学变革的社会、文化根源时，也提到普朗克原理，但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像 Barber 评价得那样不偏不倚，使人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是科学家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坦率。R. K. Merton 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不仅科学家阻挠变革，这种阻力还在科学变革中起积极的作用。没有阻力，科学将被浮浅的思想所淹没。

许多作者还具体评论了年轻科学家在达尔文理论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老科学家的沉默。例如 A. E. Gunther 阐明 “老一代科学家都沉浸于圣经之中，他们不胜震惊地拒绝这一理论。”H. W. Paul 还注意到意大利教会知识界要坚持古老的科学教义是多么困难啊！“因为反达尔文 ’ 主义的一代科学家已经死去，新的生物学共同体已越来越多地批判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教义。”B. Loewenberg 说：“达尔文特有的敏锐性，再也没有他对科学界反应的预言表现得更清楚了。” 老科学家们几乎都不可能转变。只有年轻科学家们才有足够的思想灵活性理解和接受进化论。虽然 W. O. Hagstrom 告诫说：“毫无疑问地接受达尔文和普朗克的说法当然是不明智的，正像接受另一种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和列宁对他们对手的说法一样”，但他认为对这一现象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就够了：

年轻的科学家可能觉得他们比老科学家更容易接受新观点，后者可能更顽固地信奉原来的观点。年轻科学家虽然也一直受到一种教育，只向他们灌输被公认的理论，很少给予他们相反的论证，但是这种信念还是很浮浅的。只有用这种理论说明了以前所难以说明的问题，只有感受到这种理论的威力和理论受检验的困难，才能对这一理论坚信不疑。只要出现危机和变革，老一代科学家就可能坚信新理论和已有理论调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年轻科学家们则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变革和现行理论显然是不相容的。

当然，认为知识渊博的人要比头脑简单的人更难于改变思想：这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成熟的科学家应比刚刚开始科学生涯两年轻科学家更信奉已有观点。但很少经验证据可以说明这种现象的存在。对科学非认识影响的主张，很少受到经验的检验。普朗克原理好的一方面是它可以检验。要了解十九世纪科学家的生卒年月很容易，但要知道他们在什么时间开始对科学问题采取什么态度，然后将二者加以比较，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却困难得多。如果本节所列举的作者说得都对，那么 1859 年初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应当最容易改信物种进化论，而乖僻的老家伙们都不肯让步。

达尔文主义的洪流

在达尔文时代，公众舆论认为，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十年内，达尔文取得了胜利。1863 年 C. Kingsley 评论说：“科学精神是极其古怪的；达尔文仅仅依靠真理和事实的力量，就可以像洪水一样战无不胜，冲进各个领域。”1870 年 A. W. Bennett 指出：“最近几年内，达尔文迷人的假说已完全抓住了我国和德国的科学精神，科学界几乎所有的年轻 — 代都属于这一学派。”1877 年英国科学促进学会主席 A. Thomas 所作演说中的评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仅在十年或十二年的相当短的时间内，达尔文主义就得到科学界的大部分人的普遍赞成。” 选择这十年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这正是理查德・欧文所规定的进化论的让位时间，这是一个十分激怒达尔文的预言。欧文一方面反对达尔文的观点，一方面却又声称是他最先提出这些观点，这样，他进一步激怒了达尔文。

十年为期的说法，也为近代达尔文主义革命的评论家们所接受，例如 G. Himmelfarb 断言：“事实上，达尔文并不是一生而只是在这十年的光景才看到了他的思想上的胜利。”C. D. Darlington 同意这个说法：“然而，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知识界实际上都转变到起初叫做遂化论而现在称作达尔文主义的达尔文观点方面来了。”A. Ellegard—— 他是实际上用广泛的抽样来支持这一主张的少数作者之一 —— 也断言；至少在大不列颠，“在《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的头十年末，进化论观点实际上已在知识阶层确立了。”

“进化论在科学家中比在有文化的群众中更受欢迎吗？在科学家中，受过某学科训练的科学家比其它方面的科学家更强烈地倾向于进化论观点吗？达尔文的观点是否全部受到同样的欢迎？达尔文主义的命运是否也同样遍及整个科学界？目前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未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 Ellegard 对英国通俗出版物上的各种反应的研究，却是个例外。另一个例外是 T. Glick 所构思和编辑的一部书，书中大约有十二名历史学家对全世界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情况做了比较。这些作者发现，在多数国家里，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是迅速而又全面的。例如 H. W. Paul 很快发现，“意大利的科学团体几乎普遍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 W. Montgomery 说：“尽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反对者仍很活跃，但在德国持续十年的反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基本失败了。”I. Bulhof 注意到：“尤其是在年轻的科学家中间，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的地位很快改变了，它从大胆的假设而一下变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向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是迅速的，“唯独在 1859 年荷兰的科学理论状况还不能解释这种速度的原因。”

在美国，不顾宗教和路易斯・阿加西斯的极力反对，进化论的胜利也像在意大利、德国和荷兰那样迅速而彻底。虽然阿加西斯至死都坚决反对进化论，但那时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威的博物学家 J. D. 戴纳在 1874 年也不再反对进化论了。在美国虽然没有一个最好的学校校长允许在他们的课堂上讲授进化论，但在 1880 年《科普月刊》提出异议的时候，《长老会观察家》发现只有一位美国博物学家公开的否认进化论。不管西班牙天主教会的势力多大，T. Glick 断言：就是在西班牙，“进化论思想的传播也非常广泛，以致天主教复仇主义也不能击退这股洪流”。在沙皇俄国和在法国，变革既不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彻底。在俄国，颇有声望的科学家们都顽固地坚持其传统信念，而拥护进化论的年轻人只好另找出路。当时世界各国都需要一个科学传统，只有法国是最不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

调查一下在 1859 年已 20 岁和至少活到 1869 年的英国科学家，通过对他们公开发表的声明或私人通信的研究，我们试图估价达尔文是怎样成功地使英国的科学团体相信物种进化论的，并估价年龄在改变他们对物种进化论的观点中的作用。当然，英国科学家的反应也可能有特殊性。我们已指出，看来普朗克原理很适用于俄国的情况。在俄国很少有著名科学家改变观点。但由于相反的原因，普朗克原理却不适用于法国。法国科学家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看来都不受达尔文去义魅力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对科学进程的直观知识并不完全可靠。达尔文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十年内，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接受了物种进化论。他们还认为，年轻的科学家以其较为 “易受影响” 的头脑比老科学家更容易转变观点。后来的评论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期时，也得到了相同的印象。诚然，那些在 1869 年以后仍然反对物种进化的科学家，比那些赶浪头的科学家年纪大。然而，年龄只能解释接受进化论中不到百分之十的变化，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变化还有待解释。还值得注意的是，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科学家直到 1869 年仍未被说服，而且这段时间中接受进化论的科学家年龄与其思想转变所花时间相比较，其间未发现任何重要关系。

显然，新科学思想的传播很少能引起科学家死亡。科学家死亡是否能促进新科学思想的传播？这仍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没有表明达尔文 “仅仅依靠真理和事实的力量” 征服了所有地方，但表明：年龄与接受新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却不像普朗克所声称的那么重要。

〔摘译自美国《科学》杂志，1978 年 11 月 17 日〕

“普朗克原理” 的启示

发布时间：04 年 03 月 26 日

刘学礼

“ 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

—— 麦克斯・普朗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麦克斯・普朗克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由于创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量子论，而荣膺了 1918 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 “现代物理学发展的精神之父”。

普朗克早期主要埋头于热力学的研究。1878 年，在他提交给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些新思想。但在当时，他的教授们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理解并热情支持他论文中的新观点。物理学界的老前辈更，是对普朗克的新思想毫无兴趣，就连他的导师 —— 因独立发现热力学第一定律而蜚声科坛的赫尔姆霍茨尽管当时正在研究这个课题，但他对学生普朗克的论文也不以为然，甚至极力抵制。后来，普朗克在自传中如此写道：“这种经历，给了我一个了解新事实 ——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 的机会。按照我的意见，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 普朗克的这段名言，经常在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心理学家的著作中传诵，并被戏称为 “普朗克原理”。

“普朗克原理” 告诉了我们科学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普遍现象：当一位科学家取得了一项惊世骇俗的科学成果后，他的研究工作还不能算是真正结束了，他还需努力争：取科学界和社会的认同。这同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有的科学家为此苦等数年，有的甚至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成果被承认。

例如，1826 年挪威青年数学家阿贝尔解决了许多大数学家多年冥思苦想却仍未解决的难题。他将研究论文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该院秘书、著名数学家傅立叶只粗粗看了引言，便随手交给了数学权威柯西去审查。但是，由于柯西的忽视竟不知把稿件扔在了哪里，直到两年以后，阿贝尔已经去世，失踪的论文才重新找到，而论文的发表则拖延了 12 年之久。

无独有偶，1829 年底，年仅 18 岁的法国青年学生伽罗华在数学家们都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异峰突起、独树一帜，创立了 “数学群论”。这是一种深刻地处理问题的现代数学方法理论。但当伽罗华将其研究论文交给法国科学院时，傅立叶和柯西却把这篇极重要的论文给遗失了。1831 年，伽罗华再次将其论文交给数学家泊松，却被这位数学大师以 “完全不能理解” 的判决否定了这项伟大的发现。直到 1846 年，伽罗华一系列论文才得以陆续发表。遗憾的是，此时伽罗华已长眠地下 14 年了，同样，德国青年数学教师康托尔的遭遇更是让人扼腕痛惜。19 世纪末，康托尔在悉心研究微积分理论的逻辑基础问题时，着手创立了崭新的集合论，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由无穷数量关系组成的新奇世界。但是，集合论一经问世，立即遭到当时一批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猛烈进攻。首当其冲，攻击得最为激烈、也最为长久的却是康托尔的导师一一比他年长 22 岁的著名数学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认为，康托尔关于集合论的研究工作简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数学疯病”，并在许多场合下，用各种刻薄的语言，对康托尔冷嘲热讽达 10 年之久。康托尔生性神经过敏，容易激动，经受不住克隆尼克等人连续粗暴的围攻，精神渐渐崩溃了。终于在 40 岁时，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整日极度沮丧，惶惶不安，最终在精神病院默默死去。英国科学史家贝尔在回顾这段令人痛惜的往事时说，克隆尼克认为集合论的出现是一种数学疯病，然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并不是集合论而是康托尔。克隆尼克的攻击实际上打垮了这一理论的创造者…… 以上我们仅仅列举了数学史上的几个案例，其实，类似的事例在科学史上俯首即拾。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等等，在科学界都曾遭遇过长时间的冷遇和抗拒。新的科学理论确实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有时直至最后几个反对者的全部死亡，才会真正在科学界站稳脚跟。

“普朗克原理” 就其实质而言，指出了在科学成果同行评议中年龄因素所起的作用。尽管也有人认为 “普朗克原理” 过分夸大反映了科学家年龄因素对接受新科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科学史上不胜枚举的事实说明这种年龄作用是确实存在的。在现实的科学成果同行评议中，科学家的年龄往往比靠理论和事实的说服更能左右人们是接受还是拒绝一种新的发现、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

一般说来，知识和经验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对新发现、新思想、新理论的接受能力在到达一定年龄阶段后，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论中，试图用 “规范” 的转换来解释此类历史现象。他认为，老一辈科学家信守常态科学时期传统的旧规范，因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容易囿于先入为主的成见，表现出对新规范的反抗性，对新理论的排他性。这是科学研究本身固有的标志。新规范大多由青年一代带入世界，青年人对新规范的热情信仰，执着追求和积极奉行，这对于新规范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新规范推进到能产生和增加精确而实际的论据，使新规范显示出比旧规范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说服大多数科学家。因此，新规范的胜利必须依靠青年一代。正如英国博物学家、生物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结尾时所说：“我根本不期望使有经验的博物学家们信服，他们的脑子已经装满了一大堆长期以来从与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观点去肴的事实。…… 但我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 年轻的新兴的博物学家，他们将能没有偏见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达尔文的这段肺腑之言与 “普朗克原理” 有不谋而合之处。当年英国生理学家哈维说他最初提出血液循环学说时，没有一个 40 岁以上的人接受它，看来也决不是偶然的。

“普朗克原理” 具有某种普适性和永恒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要使所有已经受旧规范支配、形成了固定观念的科学家突破旧框架和对旧理论持批评态度，并公平地对待那些怀疑旧理论、创建新理论的青年科学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看来是一位勇于突破、敢于创新、年轻有为的科学革命闯将，到了明天或许就是一个顽固呆滞地维持现有规范、拒绝新生事物的思想保守者，包括普朗克本人也是如此。尽管他在物理学风起云涌的世纪之交，勇敢地提出了量子论，但是他后来的思想却是保守的，他总是千方百计将量子论纳入传统物理学的轨道。在 20 世纪 20 年代量子力学蓬蓬勃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普朗克作为量子力学的先驱却大大落伍了。他属于只承认青年一代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但拒不接受青年人在其理论基础上总结出任何东西的那种老一辈物理学家。

“普朗克原理” 不仅只存在于自然科学界，同样地存在于哲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或许有时候还表现得更为强烈。因此，从总体上看，思想僵化现象不可能在历史上绝迹。

“普朗克原理” 说明年龄造成了科学家在接受新事物时的差别，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年龄因素在科学成果的同行评议和社会承认方面的另外一种作用。不可否认，年事较高的科学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具备对事物深刻的理解力，他们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在新发现、新思想、新理论面前，更能保持冷静的头脑，提出种种疑问，不致被一些时髦而肤浅的思想所淹没。因此，老一代科学家对新发现、新思想、新理论的抗变力，常常能成为一种保证科学健康发展的稳定因素。

“普朗克原理” 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年龄因素在科学成果同行评议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清楚地自知人类心理和思维中轻信权威、囿于传统的弱点。科学界和社会在严格制订和坚持科学成果评议标准的同时，还应该制订和采取一系列与之相应切实有效的措施。而对于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来说（无论是老一代科学家还是新一代科学家），都应该具备既不轻易摈弃传统，又不盲目崇拜权威的两方面的性格，并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普朗克原理” 的新佐证

发布时间：15 年 07 月 14 日

思柯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 1945 年在《科学自传》中写道：新的科学真理与其说是靠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莫如说是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这段话很快在科学界获得共鸣，并被称为 “普朗克原理”，其含义就是 “年轻的科学家比年长的科学家易于接受新的科学理论”。

科学史上有许多科学家，像拉瓦锡、达尔文、麦克斯韦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赫胥黎甚至直言老科学家无力改变自己的思想，已成为进步的障碍。但科学学研究上的几个相关案例并没有为普朗克原理带来太多的证据。D.L. 赫尔等人 1978 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关于达尔文进化论接受度的研究，用抽样调查和统计学方法证明科学家们在接受进化论过程中，只有不到 10% 的变化可由年龄解释。由此他们推断：年龄与接受新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普朗克声称的那么重要。

然而，最近《自然》杂志报道的一项研究为普朗克原理带来了新佐证。这项由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经济学家米克・帕卡伦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杰伊・巴恰塔亚共同完成的研究，分析了生物医学领域权威数据库 MEDLINE 自 1946 年以来 2 100 多万份公开发表的生物医学论文，证实了年轻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与年长的同行相比，前者往往更倾向于接受并使用新的观念。研究也同时指出：最高产团队通常都有一名年轻人和一名经验丰富的年长者。

虽然接受科学新思想的程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科学家的创造力，但科学家社会年龄问题的研究也发现创造力和人的年龄有关。我国著名科学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在这一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在对世界重大科学发现与发现者年龄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 “科学创造最佳年龄定律”，认为科学发现最佳年龄区在 25~45 岁之间，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最佳年龄有后移的趋势。

看来，科技政策仍需关注年轻科学家成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针对近年课题承担者平均年龄攀升的状况，提出建立荣誉退休津贴体系，从而使研究经费向年轻人倾斜。印度总理莫迪也大力提倡由年轻科学家挂帅国家实验室。当然，老科学家们也并不过时，可以做好传帮带、二次创业或转向新生活。许多资深科学家表示：重要的是给年轻人进行研究的机会，要为下一代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同时，退休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普朗克原理值得我们继续探讨。把握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更好地指导科学实践，营造更加自由平等的科研生态，重铸科学史上的辉煌。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文学家拿青春激扬文字，科学家们也将以青春谱写科学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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