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没有反党反人民，第一次不过调整格式出现的，没增加任何内容，后来删掉了一张看起来夸张的图，还是不过，又删掉了最后一篇，过了，接着再修改了一次格式，又不过了，三番五次 “没人性的” 折腾。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2020-08-17 20:31:38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按：本文系哈耶克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选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 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85-100 页。该文系统论述了 “知识的分散性”，在哈耶克的知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
当我们努力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 （a rational economic order） 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人们熟知的某些假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假设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 （a given system of preferences） 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那么剩下的问题也就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了。这就是说，对什么是可资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最佳用途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我们的上述假设之中了。解决这个最优问题 （this optimum problem） 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已经完全设定了，因此我们可以经由数学的形式而得到最佳的陈述；用最简洁的话来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任何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 （the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在它们所有不同的用途中都必定是相同的。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社会所面对的那种经济问题。 再者，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方法也没有为我们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某种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仍不失为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种经济运算方法的发现之所以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这种经济运算方法之出发点的 “数据” 或 “基据”（datum），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一个能够计算其结果的单一心智来说，从来就不是 “给定的”，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如此给定的。
合理经济秩序的问题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质，完全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因此，社会经济问题就不只是一个如何配置 “给定” 资源的问题 —— 当然，“给定” （given） 在这里意味着那些资源对于一个按照刻意方式去解决由这些 “基据” 所设定的某个问题的单一心智来说是 “给定的”。据此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经济问题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唯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简而言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知识 —— 亦即那种在整体上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给定的知识 —— 的问题。
我以为，人们在晚近对经济理论所提出的诸多修正方法 —— 尤其是许多运用数学的新方法 —— 并没有阐明上述基本问题的特性，反而遮蔽了它的特性。尽管我在本文中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合理组织经济的问题，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却不得不反复论及这个问题与某些方法论问题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之间所具有的紧密关系。实际上，我希望在本文中阐明的许多论点，乃是各不相同的论证路径在未预期的情形下已然达致的结论。但是，从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来看，这种情形绝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当下发生的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都源于人们对社会经济问题之性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的产生，则是因为人们把自己在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误置于社会现象的做法所致。
二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都把一整套有关配置我们可资使用的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称之为 “计划” （planning） 。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此外，在众人共处合作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是由谁制订的，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以最初并非为计划者所知道而是为某个其他人所知道的尔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为基础。把这种知识 —— 亦即人们制订计划时赖以为基础的那种知识 —— 传递给计划制订者的各种方式，对于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再者，究竟什么方式才是运用最初由个人分散掌握的那种知识的最佳方式的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经济政策 —— 或者是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制度 —— 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是与这里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 —— 亦即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的问题 —— 紧密相关的，而这正是所有有关 “经济计划” （economic planning） 之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争论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是否应当制订计划，而毋宁在于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是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以集权的方式为整个经济系统制订计划，还是由许多个人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 人们在当下的争论中所使用的那个具有特定意义的 “计划”—— 术语，一般都是意指中央计划，亦即根据一项统一的计划来指导整个经济系统。另一方面，竞争则意味着由许多独立且分立的个人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这二者之间的居间性方案则是把计划交由有组织的行业 —— 或垄断者 —— 去制定；尽管有许多人都在谈论这种方案，但是当他们真的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却不再喜欢这项方案了。
关于这三种制度当中哪一种制度有可能更具效率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然而，我们究竟在哪一种制度中能够期望现有的知识得到最为充分的运用这个问题，则又取决于我们在下述两种做法中采取何种做法才更可能取得成功：一是把所有应当加以运用的但最初却由许多不同的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交由某个中央权力机构去处理；二是把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与其他人的计划相应合而需要的那种相关的额外知识都传输给这些个人。
三
就此而言，不同种类的知识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对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较可能为特定的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还是那些我们应当较具信心地期望可以为那些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所组成的某个权力机构所掌握的知识更重要呢？ 如果说人们在今天普遍认为后一种知识更重要，那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一种知识，亦即科学知识 （scientific knowledge） ，在当下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知识并不是唯一与此相关的一种知识。我们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由适当方式挑选出来的专家也许可以最好地掌握可资获得的所有最佳的知识 —— 尽管这种做法只是把这方面的困难转嫁到了如何挑选专家这个问题上面。在这个方面，我想指出的乃是这样一个要点：即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决，它也只是那个所涉范围更广泛的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
一如我们所知，在今天，谁要是宣称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总括，那他就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宣扬类似于异端邪说的东西。然而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无疑还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但却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亦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它们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一般性规则之知识那种意义上的科学知识）。 正是在这个方面，每个人实际上要比所有的其他人都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有可能极具助益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但是只有当立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是由每个个人做出的或者是经由他的积极合作而做出的时候，这种信息才能够得到运用。就此而言，我们只需要牢记下述几点，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道理了：第一，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在接受理论训练以后都必须学习许多其他的东西；第二，学习和掌握各种特定工作的知识，实际上耗用了我们整个工作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第三，在各行各业中，有关人的知识有关当地环境的知识有关特定情势的知识，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了解并操作一架未得到充分使用的机器掌握并使用某个人所具有的可以得到更佳运用的技艺，或者意识到供应品中断期间所能依凭的供应品储备，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了解并掌握更好的可供选择的其他技术有着大体同样的助益作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一个几乎只知道瞬间即逝之机会的地产掮客，或者一个从商品价格在不同地方的差价中获利的套利人，都是以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其他人并不知道的那些一瞬即逝之情势的特殊知识为基础而在社会中发挥极大作用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在今天却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蔑视，而且任何因拥有这种知识而占据了较佳位势（亦即比那些掌握着更多理论知识或技术知识的人占据了更佳位势）的人居然也被认为是行为不端的人。那些因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这类设施而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不诚实的人，尽管社会运用这个方面的最佳机会与它使用最新的科学发现有着大体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以为完全不会受有些论者在过去所主张的赤裸裸的唯物主义谬论之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处理那些旨在获得这种**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活动的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 —— 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体系当中，所有这样的知识都被设定为是 “给定” 的。当下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似乎认为，所有这样的知识都应当理所当然地极容易地为每个人所掌握；而且那种旨在反对现行经济秩序的毫无道理的指责也常常是以这类知识并非如此容易为人们所获得这个事实为基础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究竟通过何种方法才能使这类知识尽可能广泛地为人们所获得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必须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四
如果说竭力贬低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重要性乃是当今一种时尚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实是与变化 （change） 本身的重要性在今天蒙遭贬低这个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的确，一些变化的发生必定会要求人们对生产计划做出重大的修正；然而，就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繁性而言，“计划者”（通常都是以一种不甚明确的方式）做出的假设与其反对者所做的假设却差别甚大，因为 “计划者” 的假设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当然，如果人们事先就能够制定出时间跨度较长且事无巨细的经济计划并使之得到严格的实施和遵循，从而不再需要制定任何重大的经济决策，那么制定出一项调整一切经济活动的总体计划的任务也就容易多了。
我们也许有必要强调指出，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 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者至少按照人们的预期那样去发展，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需要进行决策（即制定一项新计划）的新问题了。如果有人认为变化 —— 至少是日常的调整措施 —— 在现代社会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了，那么他无异于是在主张，经济问题也已变得不太重要了。出于这个缘故，那些坚信变化的重要性正日渐降低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宣称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技术知识变得日趋重要而退居次位的人。
在现代生产拥有精密仪器的情况下，是否就真的只有在建立一家新工厂或引进一种新的生产工序的时候才偶尔需要进行经济决策呢？一旦一家工厂落成，所有剩下的问题是否就真的只是些可以由该家工厂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问题了，而且也不再需要做什么变动就足以适应日益发生的不断变化的情势了？
的确，有相当多的人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根据我的考察，他们所做的这种回答却是得不到商人或企业经营者所具有的实践经验证明的。在一个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样一个行业就能够起到一项检测的作用），避免成本上升这项任务要求人们做出持之不懈的努力，而我们知道，仅此一项任务就会消耗掉经理们的一大部分精力。一个低效无能的经理浪费掉作为获利之基础的差别成本 （the differentials） 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此外，即使技术设施相同，生产成本也可能极不相同。我们可以说，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商业领域中的常识，但是从经济研究的文献来看，经济学家却好像并不熟知这些情况。一如我们所知，生产厂商和工程师们始终都渴望能够在不受货币成本这类因素制约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生产工作，而他们对此欲求的强度，恰恰证明了这些因素涉入他们日常工作的程度。
经济学家之所以越来越容易忘记众多构成整个经济系统的持续发生的小变化，其间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们越来越着迷于统计上的综合指标，而这种综合指标肯定会比具体细小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综合指标的相对稳定性却不能 —— 正如统计学家往往倾向于做的那样 —— 通过 “大数定律”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或随机变化的相抵方式而得到说明。因为就统计而言，我们必须处理的那些因素，虽说数量很大，但是却没有大到足以使这样的偶然性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服务的持续流动之所以能够得以维续，实是因为下述情形所致：第一，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精心的调整；第二，人们每天都在根据前一天所不知道的情势做出新的安排；第三，一旦某人不能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另一个人即刻就会顶掉他的位置。更有甚者，一些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能够依靠外部环境或其他企业提供的服务而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求，比如说盖屋顶的瓦文具或表格纸，以及这些工厂无力自己生产的但是根据这些工厂的运作计划却是它们所需要的而且也很容易在市场上购买到的各种设备。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还应当简要地论及这样一个事实：我在上文中所关注的那种知识，因其性质的缘故而不可能进行统计，从而也无法以统计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 因此，这样一种权力机构所必须加以使用的统计数字，也就不得不通过下述方式去获得：对事物间的细小差别进行抽象，亦即以一种有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把那些在地点品质和其他特定方面不尽相同的项目加以综合并将它们视作同一个种类的资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以统计信息为基础的中央计划，因其性质的缘故而无力直接对这些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考虑；第二，中央计划者将不得不去发现某种其他的方法，从而使 “当事者” 或 “现场的人” （man on the spot） 能够根据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进行决策。
五
如果我们大家都赞同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迅速适应特定时空之情势的变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而推知：必须由那些熟悉这些特定情势的人 —— 亦即那些直接了解相关变化以及即刻可以被用来应对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 —— 做出最终的决策。我们根本就不能指望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得到解决：先把所有这样的知识都传递给某个中央机构，并在这个中央机构整合了所有这类知识以后再发布命令。因此，我们只能够经由某种非集权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只回答了我们问题当中的一个小问题。我们之所以必须采取非集权化的方式，实是因为我们唯有依此方式才能够确使那种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得到及时的运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事者” 也无法只根据他自己所拥有的有关周遭环境之事实的有限但却直接的知识进行决策。因此，这里依旧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 “当事者” 试图使他的决策与更大经济系统的整个变化模式相应合的时候，人们如何才能够把他所需要的更多的其他信息传递给他呢？
“当事者” 究竟需要多少知识才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呢？在他的直接知识视域以外的诸多事件中，究竟哪些事件与他的即时性决策具有相关性呢？此外，他究竟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事件呢？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起事件几乎都可能对 “当事者” 应当做出的决策产生某种影响。但是他却毋需直接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毋需直接了解这些事件所具有的全部影响。对于 “当事者” 来说，下述情况的发生乃是无关宏旨的：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丝钉有较大的需求；为什么纸袋要比帆布袋更容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特定的机床在眼下很难买到，等等。实际上，对他有意义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与买到他关心的其他东西相比较，买到这些东西究竟是难还是易，或者他所生产的或使用的替代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急需或在多大程度上不为人们所急需。因此，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一个有关特定事物之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但是，他却毋需对那些会改变这些事物之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予以关注，除非它们对他周围的那些具体事物产生了影响。
正是在这个方面，我在上文中称之为 “经济运算” 的方法（或纯粹的选择逻辑方法）至少能够通过类推的方式帮助我们认识到价格体系据以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即使是一位掌握了某个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经济系统之全部数据的控制者，也无法彻底弄清楚每次对资源配置做某种微小调整时那些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确，纯粹选择逻辑方法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极其明确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这样一位控制者想解决这种问题，也唯有通过建构并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 “值” 或 “边际替换率”）这样的方法 —— 也就是给每一种稀缺资源都标上一个数字指标的方法：这种指标不可能从某种特定的资源所具有的任何特性中推演出来，但是它却可以反映出（或者可以集中体现出）这种特定资源在整个手段 —— 目的结构 （the whole means-ends structure） 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任何微小的变化中，这种控制者都只能够去考虑那些集中了所有相关信息的量化指标（或 “值”）；而且也唯有通过逐个调整这些量值的方法，他才能够恰当地重新安排他的措施，而毋需从头去解决整个问题，亦毋需在任何阶段上同时考察它的所有方面。
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facts）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subjective values）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制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 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先对一个极其简单且常见的有关价格体系之作用的事例做一番讨论，并据此探明价格体系所具有的切实作用。我们不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世界某地出现了一种使用某种原材料 —— 例如锡 —— 的新机会，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然耗尽。显而易见，上述两种原因当中究竟哪种原因造成了锡的紧缺，对于锡的用户来说并不重要 —— 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在这种情况中，锡的用户只需要知道，他们以前一直消费的那部分锡，现在用在其他地方可以盈利更多，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绝大多数的锡用户来说，甚至都没有必要知道什么地方对锡有更大的需求或者节约用锡究竟可以满足什么样的其他需求。只要其中的一些锡用户直接了解到了这种新的需求并把这种资源转用于这种新的需求方面，而且只要那些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资源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么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做法的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系统。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到锡的用途，而且也会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用途以及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的用途，影响到所有锡制品的供应以及它们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然而，所有上述影响实际上都是在绝大多数提供这些替代品的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显而易见，整个上述情形构成了一个市场，但是这个市场的形成却并不是因为该领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洞见到了其间的所有情况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有限的个人视域是紧密关联的和相互交搭的，因此相关的信息可以经由许多中介而传递给所有的成员。由此可见，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更确切地说，地方各项价格之间的关系乃是由运输成本等因素所决定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某种解决办法； 当然，一个控制者在掌握了所有这方面的信息以后也可能达致这种解决办法，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它们事实上是由所有涉入这一过程之中的个人分散掌握的。
六
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the price system）的真正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是这样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化，价格体系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也就越有限。（然而，甚至当公布价格 [quoted prices] 变得相当僵化的时候，那些经由价格变化而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将通过契约的其他条款而发挥作用。）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需依凭的知识和经济；这就是说，涉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一如我们所知，唯有那些最关键的信息才会以一种极为简洁的方式（亦即通过某种符号的方式）传递给他人，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士。把价格体系描述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电信系统 （a system of tele communications） 并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这种电信系统能够使单个生产者仅通过观察若干指标的运动（就像工程师观察若干仪表的指针那样）就可以根据各种变化去调整他们的活动 —— 当然，他们所了解的变化也只是反映在价格运动中的那些变化而已。
当然，这些调整活动很可能永远都无法达致 “完善的” 或 “完全的”（perfect）程度，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均衡分析中认为它们是 “完善的” 或 “完全的”。但是，我颇感担忧的是，我们所养成的那些根据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大体 “完善的” 或 “完全的” 知识 （perfect knowledge） 这一假设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我们无法洞见到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而且还会致使我们在判断价格机制之效力的时候采用一些颇具误导性的标准。令人极感震惊的是，在一种原材料短缺的情形中，虽说没有人发布命令，也甚少有人知道个中原因，但是无以计数的人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即使用数个月的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 —— 却都能够用一种更为节约的方式去使用这种原材料或者用这种原材料制成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当然，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的活动调适到一个极其完美的程度的，因此他们的利润率只能始终保持在相同的甚或 “常规” 的水平上；即使如此，这种情形仍足以构成一项奇迹。
我故意使用 “奇迹”（marvel）这个词，目的就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克服人们在理所当然地看待价格机制之运作时常常带有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心理。我相信，如果这种价格机制是人类刻意设计的产物，又如果受价格变化之引导的人们懂得他们的决策有着远远超出其即时性目的的重大意义，那么这种价格机制早就应当被赞誉为人之心智所达致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了。 然而颇为遗憾的是：一方面，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而另一方面，那些受价格机制指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事。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嚷嚷着主张 “刻意指导” 的人 —— 以及那些根本就不相信某种未经设计（甚至是在人们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便自发形成的东西能够解决我们经由一种刻意的方式都无力加以解决的问题的人 —— 应当牢记：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才能把我们运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个人心智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因此，这也是一个如何才能否弃刻意控制之必要性以及如何才能提供激励以使个人在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去做可欲之事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问题，而是与几乎所有真正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以及与我们的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有紧密关系的问题；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构成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正如艾尔费雷德・怀特海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时所指出的，“尽管所有的格言书和大人物在演说时都反复强调说，我们应当养成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思考的习惯，但这却是一个根深蒂固且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因为事实表明：文明的进步，乃是通过增加我们毋需考虑便能运作的重大活动的数量而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形在社会领域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我们会不断地使用一些我们并不理解其含义的公式符号和规则，而且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我们还能够得到我们作为个人并不拥有的那种知识的帮助。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然发展起了一些惯例和制度，然而我们这种成就所依凭的则是那些在其各自领域中被证明为成功的进而又成为我们文明之基石的习惯和制度。
的确，人类最初是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某些惯例和制度的，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它们，尽管人类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充分运用它们；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体系只是这些惯例和制度当中的一种而已。正是通过这种价格体系的作用，劳动分工（a division of labor） 和以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 **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了可能。那些喜欢嘲弄和讥讽任何上述主张的人，通常都是通过一种暗讽的说法来歪曲这种主张的。他们指出，这种主张竟然宣称说，这种最适合于现代文明的价格体系乃是通过某种奇迹而自发形成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主张实际上是极有道理的： 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我们的文明赖以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制度，实是因为人类碰巧发现了一种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不曾发现这种方法。那么他们仍可能会发展起某种完全不同的其他文明类型，就像某种白蚁 “国” 一样，或者某种完全无法想象的其他文明类型。对此我们只能够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性体系 —— 在这种替代性体系中，现行的价格体系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亦即对于那些最激烈抨击这种价格体系的人来说也是极为可贵的那些特征）仍能够得到维续：比如说，它已然达到的能够使个人选择自己的事业并因此而可以自由地使用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的程度。
七
在很大程度上讲，有关价格体系对于一个复杂社会中的任何理性计算来说是否是必不可少的争论，现在已经不再是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两大阵营之间的那种争论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件幸事。一如我们所知，早在 25 年以前，当冯・米塞斯最初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不可能维续一个以当下既存的极其广泛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这个命题的时候，他的这个命题便遭到了一阵阵嘲弄和讥讽。今天，一些人仍然觉得很难接受这个命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方面的困难已不再是政治上的问题了；当然，这种情形也营造出了一种更有助于人们进行理性讨论的氛围。当我们看到托洛斯基说 “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乃是不可想象的” 时候，当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教授允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大厅中为冯・米塞斯教授建一尊雕像的时候，又当阿巴・勒纳（Abba P. Lemer）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Adam Smith）并强调价格体系的基本作用乃在于激励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去做一些符合一般利益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就确实不能再被归于政治偏见了。显而易见，当下的分歧乃是因为纯粹知识上的分歧所致，尤其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分歧所致。
我记得，约瑟夫・熊彼特在其晚近发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它清楚地说明了这些方法论分歧当中的一种分歧。在那些根据实证主义某一分支观点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当中，熊彼特可以说是佼佼者。在他看来，经济现象似乎是客观给定的彼此直接影响的商品量，而且几乎是在不受人之心智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发生这种彼此影响的。唯有根据这个理论背景，我才能够对他给出的下述令我惊讶不已的论点做出说明。熊彼特教授认为，经济理论中有一项基本主张，即 “消费者在估价（需求）消费品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在对用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进行估价”。他在此基础上更是宣称，在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理论家仍有可能根据上述基本主张进行理性的计算。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熊彼特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因为消费者从来就不做这样的事情。熊彼特教授所说的 “事实上”，大概是指对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估价之中，或者是指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但是，即使如此，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一如我们所知，隐含关系乃是一种逻辑关系，而只有当所有相关的事情都同时为某个人所知道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意义地宣称这种逻辑关系。然而显见不争的是，生产要素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对消费品的估价，而且还要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只有当所有这些事实都同时为一个人所知道的时候，他才能够以逻辑的方式从他所知道的这些特定事实中得出相关的结论。但是，实践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恰恰就是因为：第一，这些事实绝不是同时为某个人所知道的；第二，在解决这种问题的过程当中，人们只能运用那种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
如果某个人知道所有的事实（正如我们假设所有的事实对于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给定的那样），那么他自己就可以确定某种解决方法。但是，即使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个问题仍未得到任何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证明，一项解决方法究竟是如何通过每个只掌握部分知识的人之间的互动而得以产生的。假设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这种知识 —— 正如假设所有这种知识对于作为解释者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给定的一般，无异于认定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无异于对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所有意义重大的事情的无视。
一个持有熊彼特教授之立场的经济学家，显然会因为 “数据” 或 “基据” 这个术语的含混不清而跌入它为冒失鬼所设定的陷阱之中；这种情况很难被解释成一种简单的失误。我认为，这种情况毋宁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那种习惯于无视我们必须直面的那些基本现象的认识进路确实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错误，因为第一，人的知识必定是不完全的；第二，人们因此需要有一种不断交流知识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据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以人的知识与特定情势中的客观事实相一致的假设作为实际出发点的认识进路，诸如许多采用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家所持的那种认识进路，都会把我们的主要任务所旨在解释的那种问题排斥在考虑之外。我绝不否认，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可以起到一种有益的作用。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这种均衡分析已然致使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家误以为它所描述的情形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相关性的时候，亦就是我们必须提请人们牢记这样两个道理的时候了：第一，均衡分析根本就不探讨社会过程的问题；第二，均衡分析只是我们着手研究主要问题之前的一种有助益的准备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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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知识的分散性
2020-02-18 00:29:31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知识的分散性
哈耶克发现，“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pp.86-87）这句话乍一看很晦涩，其实道理很简单。通俗地说，那种关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是分散在全社会中的，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中的。
在他看来，社会经济问题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确保个人所知道的知识得到最佳的使用。
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 认为知识有两种类型：技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前者可以通过学习技术手册的方式习得，后者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默会知识。很相似，哈耶克也认为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知识，另一种是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 （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后一种知识很接近古人所说的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可以想象，社会内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创造出新的情势，试图把这种特定情势的知识汇总起来，再传递给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便借助 “大数据” 技术，也没法办到。
“计划” 的本质：谁来制订计划？
如果计划指的是配置我们可用的资源，那么，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可以称为 “计划”。哈耶克说，“经济计划” 论争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是否应当制订计划，而毋宁在于应当由谁来制订计划：是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以集权的方式为整个经济系统制订计划，还是由许多个体以一种分散的方式制订计划？”（ p.88）也就是说，“计划经济” 和 “市场经济” 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理知识的问题。
如前所述，那种关于特定情势的知识，因其本性的缘故，是不可能进行统计的，因而无法传递给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真正有价值的计划，需要由那些熟悉特定情势的人做出，即决策权应该下放到直接的当事人。
顺便说一下，在近现代西方，限制权力的学说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性论，从麦迪逊到阿克顿都是如此，他们相信人性容易腐化，权力容易滥用，因此有必要限制权力；哈耶克则从知识的角度提出了分权的必要性，即处理特定情势的知识，只能借助非集权的决策方式。这种观念对美国总统里根产生过深远影响，“无数个体在市场里独立决策，它对资源的配置总是胜过集权政府的计划。”
价格体系：协调分散的知识
那么，如何协调分散在众人之中的知识？哈耶克认为这需要借助价格体系。在他看来，价格体系是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 p.95）
对于这种价格机制，哈耶克不吝赞美之词，称之为 “奇迹”。他认为，“价格机制并不是人之设计的产物；而另一方面，那些受价格机制指导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行事。”（ p.96）换句话说，某种未经人们设计便自发形成的秩序，能把我们运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个人心智所不能控制的范围。 而这一点，理性主义者是很难接受的。
在文末，哈耶克说，“人类最初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某些惯例和制度，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学会了如何运用它们，尽管人类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充分运用它们；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体系只是这些惯例和制度当中的一种而已。”（ p.97）
从这一角度看，文明很可能是一个 “发现” 的过程，而不是 “设计”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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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哈耶克：知识的分散性_网易订阅
从黑死病肆虐到现代医学的进步，再到宗教改革，为现代自由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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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氓狂欢与世界真相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群氓，是一股随波逐流的世界洪流。
他们跟风、盲从、焦虑、易怒、狂热、纵欲，拒绝思考及放纵暴力，缺乏独立意识与思辨能力，在追求 “集体灵魂” 中迷失，在追逐公共利益中窃取私利（《群氓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
要命的是，“深谙其道的演说家在面对群氓的演说中常常利用这些特征”。
他们常假以 “公共利益” 之名，借群氓非理性之势，行私人野心与目的之实。他们给群氓提供的思想配方往往是国家、领袖、意志、暴力和强权至上论，以及 “strength through unity”（法西斯最原始的口号）。
他们还假以自由之名，在广场上以极度夸张及渲染的表演方式摇旗呐喊、混淆视听，行浑水摸鱼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罗兰夫人也被送上断头台，在临行前她说出了那句震惊世人的话：“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梁启超译）。
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他们既 “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蹉的卖身勾当”。
百年之前，勒庞将欧洲近代狂热、无序、非理性的运动及人群概括为 “群氓”，并感叹：“群氓的行为更易受到骨髓的影响而非大脑的影响”。
此后，这股洪流愈演愈烈，最终酝酿了一场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以及弥漫半个地球的思想瘟疫。
历史上，广场上人的郁燥与广场背后人的窃喜，折射了人类最无知与阴暗的一面。
话说 “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然而，牛顿之后的高斯、爱因斯坦、斯密、洛克、哈耶克、勒庞、笛卡尔以及血淋淋的历史教训，都难以敲开群氓灵魂之门。群氓的行为与财富、学历、知识无关，只与理性训练、敬畏之心及教养修养有关。
如今，广场上的人化身为网络上的 “侠” 与 “精”，制造了自媒体时代的群氓狂欢，被用于 “多数人之暴政” 而不自知，扭曲了市场与人性，遮蔽了理性之光与世界真相。
本文从思想市场、私人契约与制度经济此经济社会三大基石，试图以探寻规律、剖析人性之方式正本清源：财富是如何创造的，经济是如何增长的，社会是如何进步的，人类大规模协作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全球化时代人类是如何共处的。
本文逻辑：
一、思想市场：社会正循环演进之根基
二、私人契约：人类大规模协作之根基
三、制度经济：经济全球化共生之根基
01 思想市场 社会正循环演进之根基
公元八、九、十世纪，众多虔诚的朝圣者，带着狂喜之心，经过长途跋涉，无惧路途之艰险，源源不断地涌入圣地耶路撒冷。
1009 年，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哈基姆获得了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他下令摧毁了圣墓教堂内的所有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同时，封堵了基督教徒朝圣的道路，向每个朝圣者收取一个金币。大量无力支付 “买路钱” 的朝圣者被滞留在城门之外。
当时，朝圣者人数正值高峰。所有朝圣者心中有一个寄托：十世纪，根据《启示录》中的千年走到了尽头，世界末日将降临，届时耶稣会在耶路撒冷现身，评判人类。
随着时间迫近，那些虔诚的朝圣者、盲目的或有罪之人，日益焦虑，陷入恐慌，他们抛下自己的家园、亲人与工作，蜂拥到圣城等待耶稣的降临。耶路撒冷城内城外人潮涌动、水泄不通。此时的圣城执政官土耳其人大为恼火，他们肆意盘剥、虐待、殴打朝圣者。
这时，一个叫彼得的政治投机分子出现了。他在意大利以极其浮夸的方式表达了朝圣者在圣城的遭遇。他的渲染、鼓噪成功激起了基督徒的愤怒与冲动。1095 年，彼得在皮亚琴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乘机向神职人员散布所谓的来自君士但丁堡密使的军事机密：土耳其人正准备征服整个欧洲。
接着，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圣战宣言：“愿为我牺牲生命的，定得到生命。” 信徒们群情激昂、摩拳擦掌，齐声高喊：“神之旨意！神之旨意！”
在之后的将近 200 年间，胸前和臂上都佩戴 “十” 字标记的 “耶稣基督的军队”，号称 “十字军” 疯狂发起东征。这场旷日持久的圣战，从最初的 “解放圣城” 演化成为一场被政治、利益及宗教裹挟的大劫掠。“十字军远征聚合了当时的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欧洲中世纪史》，本内特）。
当时，社会从上到下，都乐于加入或煽动这场战争：国王与教会透过政策，贵族凭借其内心的不安与征服的乐趣，平民依靠宗教热诚与两世纪以来不断被洗脑的虔诚。
19 世纪苏格兰著名法学家查尔斯・麦凯在其《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中指出：
“每个时代皆有其特殊的愚行，有些出于贪婪之心，或是由于追求刺激，亦或纯粹是模仿的本性，深植人性并鼓舞着大众。若不是，也总会出现政治或宗教方面的狂热。”
“十字军不过是一群无知且野蛮的乌合之众，受偏执妄念的鼓舞，杀出一片布满泪水与鲜血的悲剧。另一方面，浪漫的文学却以其闪耀且热切的语调，赞颂着十字军的虔诚与英雄主义，歌颂他们如何为自己赢得荣耀，彰显基督。”【1】
倘若欧洲一直处在宗教控制的中世纪时代，定然无法萌生自由市场。十字军东征这场漫长的浩劫，很大程度上反噬了教会势力。
下来的 14 世纪，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以另一种极度残暴的方式再度摧毁了欧洲。
历史学家估计，这次黑死病大约造成 2400 万人死亡，约占欧洲和西亚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是重灾区，他在其著名的《十日谈》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
这场黑死病极大地打击了天主教势力。很多人开始不再相信祈祷能够治愈，不在教会医院等死，而是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
1315 年左右，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逐渐接受了人体解剖作为医学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开展了第一例人体解剖的公开演示。人体解剖这刀下去，神学统治地位受到挑战。
当时的解剖学家维萨里发现男人与女人一样都是一侧 12 根肋骨，而不是天主教所说的男人比女人少一根（亚当的肋骨）。维萨里在其不朽著作《人体构造》中，准确地描述和绘制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系统及身体其它器官。其中一幅经典插图被称之为 “思考的骨架”。
到了 16 世纪，解剖学成为一种公共景观，意大利及其它国家的一些医学院纷纷建立起了解剖学 “演示厅”。公开解剖类似于今天歌手开巡回演唱会公开表演，门票不菲。
1628 年，英国内科医生威廉・哈维在其著名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指出，心脏是 “一切生命的基础，一切的起源”。
14 世纪 “黑死病” 肆虐后的 300 年间，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哈维的血液循环论、雷内克的听诊器等现代医学，极大地打击了天主教权威，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16 世纪，马丁・路德等人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这场改革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世俗政府势力开始崛起，打破了传统宗教枷锁，促进了自然科学以及医学的发展。
从黑死病肆虐到现代医学的进步，再到宗教改革，这 300 多年是欧洲从愚昧到觉醒的关键时期。正是思想解放、自由思想，为现代自由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了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价值。
韦伯在书中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 “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2】
事实上，今天欧美世界新教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天主教国家。韦伯在书中指出，在专门培养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的学校，以及主要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的学校毕业生中，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所占的比例也更少。而天主教徒热衷于文科学校。他们较少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活动，很少参与经济生活。
韦伯将这一差异归结为马丁・路德、加尔文推行的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新教思想，可能就很难出现现代科学与工业。
新教伦理出现的新的教义及思想，如现世禁欲精神、追求现实生活，与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务实进取高度契合。新教伦理诞生了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赋予了人们追求自我利益以合理的世俗目的，从而促使人们逐渐摆脱愚昧，为个人利益而努力。
新教徒选择的是 “吃的舒服”，追求今生之乐；天主教徒则宁愿 “睡得安稳”，苦修来世之福。
天主教认为，祈祷和圣歌是修道生活的最高境界。但是，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颠覆了这一教义。新教徒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把劳动当成人生的目的。”
新教徒奉行的是 “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还将劳动与祈祷在时间上分开。“上帝希望工作日时各司其职，以践行他的意志，沉思则放在礼拜日。”
韦伯最终将资本主义市场兴起的思想基础概括为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推动了现代科学、自由市场及民主制度的全面兴起。资本主义的兴起依靠的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亚当・斯密的自由思想也源自宗教改革。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斯多葛主义伦理学和他的老师哈奇森的基督教美德思想（新教）。
亚当・斯密推崇自然神学，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 “自然神学”，即斯多葛学派和哈奇森的基督教思想。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 “看不见的手” 也是自然神学的概念，即由神设计的市场自然秩序。
新教改革为现代科学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牛顿对斯密的影响很大，亚当・斯密对牛顿宇宙观推崇备至。在其临终前，斯密命人将其全部手稿烧毁，但唯独留下了一份关于他对牛顿天体理论的评价。
近代市场兴起，以及市场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自由市场的前提是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前提是思想自由。任何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群氓，都是自由市场的天敌。只有自由发达的思想市场，才能造就发达的市场与繁荣的经济体。
然而，几千年来，政治垄断势力及有组织的群氓，一直压制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在市场兴起之后，原有组织势力及信仰的崩盘，有组织的群氓立即演变为无组织的群氓，这种股庞大而无意识的群氓力量，也是自由市场的威胁。
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更源远流长，但又更盲目失控、无法预料。
1789 年 7 月 13 日的巴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恐慌的巴黎民众手持枪械，疯狂地涌向巴士底狱，试图抢夺火药。
路易十六头颅被砍后，法王 “希望法国不再流血” 的遗愿不但没有实现，相反的是，法国的断头台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 50 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 1376 人，平均每周 196 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 2700 个脑袋。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指出：如果你认为民众的暴戾之气一旦被点燃，会被严格限于 “人民的敌人”，那就太天真了。此时，“杀头” 是重要的爱国之举，至于杀谁的头则并不重要。【3】
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最后，砍头的 “荣耀” 逐渐落到了平民身上，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此后三年，被斩首的 “反革命分子”，达 7 万人之多，法国国内贵族被彻底剿灭。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屈辱与怜悯的对象。但是，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冷静地发现：“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要改革的时刻。”【4】
“旧时的信仰摇摇欲坠，最终消逝古老的社会支柱相继坍塌，群氓的势力则不受任何力量的威胁，并且其威望正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力量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3】
世界的主宰者、宗教的开创者、帝国的缔造者及政治投机分子，都是杰出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氓的灵魂有着深刻的把握。
不管是有组织的群氓，还是无组织的群氓，都是一股无意识、非理性的洪流。一旦身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人的才智和天分被削弱，人性因而被磨平。异质性在同质性中淹没，无意识的特征占据主导地位。
这股 “同质均一” 的集体洪流，天然对市场的自由思想、独立选择加以干涉，甚至以群体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自由及私产。
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古典主义者强调市场的均衡形态，对市场背后的关于人的思想及行为并未做太多探索。奥地利学派则从 “人的行为” 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自由思想在市场运行中的逻辑。其中，集大成者为米塞斯和哈耶克。有趣的是，奥地利学派认为其思想渊源为传统天主教思想。
哈耶克一生都在捍卫自由市场，尤其是自由思想。他在其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5】
自由思想的真正内涵不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更不是跟风、从众、焦虑、势利、非理性之群氓，而是独立思考、理性思辨。
所以，自由市场我们最终追溯到韦伯所概括的理性主义，或者叫思考、思辨。
群氓的致命弱点是拒绝思考，他们希望直接获得答案，不关注推理及思辨过程。他们喜欢全盘接受绝对真理，或一概拒绝绝对谬误。他们喜欢节省思考成本，习惯于逃避责任 “搭便车”，以追求 “集体灵魂”，以获取安全保障。
这个世界，物质遵循 “最小耗能” 原则运动，自然生物懂得 “趋利避害”，经济社会按照成本最低、利益最大化方式运行，但唯有思考，不能省力、偷懒。
因为若放弃思考，就意味被奴役。
02 私人契约 人类大规模协作之根基
在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大部分时间都处于 “群氓” 状态。
在与豺狼虎豹斗争的年代，个人无法独立生存，只能求诸于集体力量。为了实现集体协作，人类绞尽脑汁地玩起了 “政治”，发明了宗教、国家、城邦、部落、氏族、宗族等制度。
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从平均主义到天下大同，人类试图利用集体之智慧实现美好之夙愿。但是，哈耶克告诫世人：“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人们善良的意愿铺就的。” 因为 “那些放弃自由以期换取保障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会得到保障。”【5】
正如哈耶克所言，从远古部落到农耕社会，人类放弃自由、让渡私有权以换取生存保障，最终沦为被教义纲常、国家机器奴役的群氓。
直到近代市场兴起，人们才摸索到一种既能摆脱奴役又能实现大规模协作的制度 —— 市场制度。
为什么说市场制度能够摆脱奴役？
自由市场的前提是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独立决策，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自愿合作关系。弗里德曼说：“自由市场是人类发现的唯一能让多数人自愿合作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它对于维持个人自由至关重要”，自由市场是一组组私人契约的集合。自由市场中人的行为完全是私人行为，而不是集体行为，也不是群氓行为。
参与交易有代价，即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弗里德曼）；也有收益，即 “自由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事实是，除非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不会发生”（弗里德曼）。
市场是平等的、不被奴役的私人契约。哈耶克说:“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 因为 “只有金钱才会对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 这句话道出了市场制度，与传统的国家、城邦、部落等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
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国富论》中将市场行为界定为私人行为，即 “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着重强调这一点，经济学讨论的假设前提是个人选择，这个前提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应跳出这个前提。
市场制度与经济学都聚焦于私人契约而不是公共契约，但是成千上万个个体之间如何大规模协作？
市场制度是一种 “神奇” 的制度，所有人在 “看不见的手” 在指引之下，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结果居然整个社会福利都增加了。要知道，之前千百年来，人类都采用相反的逻辑，即使用仁爱、善良、同情心之精神疗法感化世人心中之恶念，但依然事与愿违。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人人利己、还能利他的制度。比亚当・斯密更早的政治经济学家曼德维尔曾经写过一本《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用蜂巢制度类比市场制度。他在书中描述，在抱怨的蜂巢中，蜜蜂利己，蜜蜂部落繁荣；蜜蜂变得善良和诚实，部落则衰落。【6】
曼德维尔得出一个很简单直观的结论：私恶即公利。私欲之 “恶花” 还能结出公共利益之 “善果”？当时，西方的道德家不能接受，称之为 “曼德维尔悖论”。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打破了千百年来人类 “善良意志论” 和 “理性设计论”。在曼德维尔看来，试图以 “公共精神” 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只是一种 “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自由市场及经济伦理的思想基础。自该书发表后，人类对构建大规模协作制度有了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路径。
当时，西方的道德家不能接受 “私恶即公利” 的思想，称之为 “曼德维尔悖论”。时至今日，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群氓，依然抵触这一思想，并将其意识形态化。
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写道：“群氓的推理能力属于低劣的范畴”，“群氓的逻辑有两个特征：一是将只有表面关联的不同事物联系起来，二是迅速概括归纳特殊情况。”【3】
因此，群氓对市场的认知容易浮于表象，想当然地从 “自利” 推导出 “恶果”，从而否定市场和交易。更要命的是，“深谙其道的演说家在面对群氓的演说中常常利用这些特征”，打着 “公共利益” 的旗号煽动群氓运动，从而满足演说家之个人野心。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曼德维尔以及后来的亚当・斯密都没有深刻洞悉市场按照 “自利原则” 运行的内在逻辑，如自由思想、私有产权及价格机制等。
后来，奥地利学派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补充。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米塞斯为了防止学术辩论落入意识形态的争议，选了一个巧妙的角度 —— 科学，来解释自由市场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
米塞斯想强调的是，自由市场存在的科学性，即符合客观规律及人性。比如经济学中的价格机制、供求定律、边际效用递减，不仅符合规律，还符合人性。又如，我们有正常说话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娶妻生子的自由、获得和放弃财产的自由，这些自由显然让我们更快乐，更有激励性。这是符合人性的。
米塞斯在其著名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强调：“我们唯一的主张是：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7】
米塞斯将市场落实到个人行为之上。米塞斯将经济学视为 “人的行为” 之科学（《人的行为》，米塞斯）。米塞斯非常重视私有制，他将私有产权视为一切自由主义的前提。
市场交易，其实是权益与风险的转移。私有产权是自由交易的前提，拥有产权意味着拥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只有具备这些权利才具备交易的条件。这是最基本的市场交易要素。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私有产权是一种激励制度。劳动所得属于个人，自然更能够激励自己创造。试问谁愿意纯为他人卖命赚钱？试问谁愿意与他人共享财产，共享伴侣呢？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
米塞斯苦口婆心地告知当时德国、俄国及欧洲大陆的群氓：“只有私有制和自由经营活动，才能确保人类劳动达到最高的效益。” 米塞斯还说，如果取消私有制能够创造更高的效益，他也会赞成消灭私有制。
不过，张五常从英国 999 年的使用权转让制度中获得启发，认为所有权不是最重要的，转让权才是合约的关键。999 年使用权利用了人类有限预期的缺点，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关注 999 年之后的事情。根本上说，使用权的解决方案其实是舍近求远之法。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制度的出现也是历史演变与自发秩序的结果。
反过来看，为什么群氓运动、理想主义、平均主义及大同社会最终都会走向失败？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制度及行为违背了经济规律与人性。
从人性的角度，每个人都为他人或集体而努力，结果却是人人都想搭便车、磨洋工、占他人便宜，生产力无比低下。这种打着道德高尚的旗号出发，其行为却极端自私和恶劣。这种制度具有 “劣币驱逐良币” 的功能，驱使人们拥挤，哄抢，占便宜，吃公家的狼吞虎咽，用自己的却极度小气自私。
在经济规律来看，米塞斯和哈耶克创建了一种理论叫知识分散理论。知识分工在哈耶克看来 “至少是与劳动分工同等重要” 的问题。哈耶克认为，知识都分散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任何个人、企业及政府都无法掌控所有的信息。
既然无法掌控所有信息，就无法实现统一的计划和经济计算。如此，群氓的集体干预行为其实是 “致命的自负”，这种集体经济诉求注定无法实现。反过来，尊重个人自由，实施私人契约，其实顺应了市场知识的分散性规律。
既然知识是分散的，那么市场如何将知识集中起来，并实现高效配置？
亚当・斯密没有揭开这一面纱，反而用 “看不见的手” 之隐喻将其神化了、黑箱化了。后来，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用价格理论把市场的逻辑说清楚了。与弗里德曼相比，哈耶克的解释更加的细腻：
“从根本上讲，在一个有关相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就像主观价值可以帮助个人协调他所指定的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
美国密歇根州一位名叫伦纳德・里德的实业家，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我，铅笔》。在这篇文章中，里德使用了第一人称来描述了以铅笔制造为核心的复杂而有序的社会分工、大规模协作及市场交易的过程：
“我，铅笔，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树，锌，铜，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大自然所显现的种种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非凡的奇迹：人的种种创造精神的聚合 —— 成百上千万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自然地、自发地整合到一起，从而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人来主宰！”
读了这篇文章后，哈耶克称赞伦纳德：“他还是一位深刻独到的思想家，不露痕迹地把他的深刻结论融入家常用语”。
弗里德曼曾经在其电视专题节目及同名书《自由选择》中引用过伦纳德这个故事。他赞叹这篇文章既阐明了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 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 —— 的含义，也阐明了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的含义。
通过 “铅笔的故事”，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加深入理解市场的逻辑：
一、市场是一个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制度，价格机制将无数分散的知识有机而高效地组合在一起；
二、这种大规模的协作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完全是自发的、自愿的，市场的结构是分布式的，市场的主体是个人；
三、市场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无数个）一元钱即可指挥成千上万的人为无数人生产铅笔。
弗里德曼说：“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
这句话概括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商品交易、迂回生产、分工协作以及自由行为市场所有的内涵。
市场最终归结为私人契约之上，契约内容包括私人产权、个人权利、行为及思想自由，其中私人产权是私人契约的核心。
公共契约，与市场的私人契约天然独立。群氓主张的任何公共契约、集体利益，都与市场相对立。在市场中，公共契约越扩张，群氓打着公共利益干预市场，都会扭曲市场价格，洗劫他人财富，制造竞争不公，导致市场效率及社会福利损失。
03 制度经济 经济全球化共生之根基
不过，凯恩斯则强调，政府应以 “公共利益” 之名对市场进行干预。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起源于凯恩斯在 1923 年发表《货币改革论》。此后，二人争论一世，亦敌亦友，成为 20 世纪经济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大论战，是政府干预主义与自由市场思想之间的巅峰对决。这场论战延续至今，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之间的较量依然激烈。
在有形之手这端，常以 “公共利益” 之名，借有组织群氓之势，行权力控制之实。假公济私侵犯了私人契约，扭曲了市场价格。
在无形之手这端，常以自由之名，借无组织群氓之势，行利益垄断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罗兰夫人也被送上断头台，在临行前她说出了那句震惊世人的话：“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梁启超译）。
哈耶克对放任自流、极端自由主义持否定态度。哈耶克被认为是 “自由主义斗士”，很多人误以为哈耶克坚持放任主义。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放任自流是对自由最大的误解。哈耶克在任何一本著作中都极力反对，亚当・斯密继承者所倡导的放任自流的自由思想。
哈耶克倡导的自由主义，是服从于法律的自由。哈耶克早年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与政治学博士，他对法律的推崇容易被人忽视。
哈耶克在美国期间写作了一本著名的《自由宪章》。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强调法律之于自由的作用。他将自由定义为 “服从于法律，而不是任何人，那就是自由”。他引用了约翰・洛克话说，“何处无法律，则亦无自由。”【8】
哈耶克还提醒世人追求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我们尤其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可怜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事事皆好，自由的确可能意味着忍饥挨饿、铸成大错或舍命冒险”。这恰恰是自由市场最公平之处，自由与风险、收益与代价并存。
在思想市场中，自由言论也是受法律限制的。谣言恶语、诽谤诋毁，是思想市场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具有负外部性 —— 个人效用大于社会效用。通过法治（而不是庇古税、政府之手）才能促使社会效用与个人效用均等，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福利经济学》，庇古）。
概括起来，哈耶克主张用法律约束自由市场、私人契约及私有权力，同时也认为，法律之约束亦适用于政府的公权力。
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
哈耶克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不但只要求政府对强制行为有垄断权，而且还要求政府的垄断权只限于强制行为，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应该在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的条件下行事。
比如，法院、警察、税务、行政等，哈耶克认为这些是民众授予政府具有强制性的垄断权。除此之外，政府应与私人一样无特权，价格管制和供给管制不能与自由市场同在。
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法治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区别。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者导致政府调控经济的随意性大大增加，从而忽略法律对经济管理的严肃性和长期性。政府宏观调控扩大化，对私人契约干预越多，法律的准绳越难得到伸张，市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
凯恩斯强调政府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及干预政策，而哈耶克主张 “国家的无目标性”，尽量用法律约束调控之手。
哈耶克认为，现代政府 “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什么意思呢？
哈耶克认为，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也不需要设立 GDP 之类的经济目标，只要建立公平的抽象规则，“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
在经济调控方面，政府之手仅限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被作为独立机构的央行掌控。行业性政策、公共性政策都被 “法律化”，不能作为逆周期调节经济的手段。
实际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后，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波斯纳的法与经济学，都是强调通过法律来共同约束公权力与私权力扩张，以保护自由市场。斯密发现了无形之手，凯恩斯发现了有形之手，哈耶克、布坎南等人发现了制度之手，共同制约有形与无形之手。
与这股思潮同时兴起的是，拉尔夫・纳德领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
弗里德曼当时在其电视专栏节目上说：“许多人希望政府出面保护消费者。然而，当务之急是，保护消费者免于政府的侵害。” 不过，弗里德曼依然从自由市场的角度解决消费者侵害问题。他说：“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
纳德及美国立法者则拿起立法之利器，推出一系列包括汽车召回、天然气管道安全、控制辐射、家禽卫生、食品与药品安全等法律。这些法律约束了市场私有权的扩张，也约束了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尤其是防止诸如环保政策等用于宏观经济调控。
但是，如何制定法律呢？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洞察到了社会的真谛：
“一个民族不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内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 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则的时候，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9】
有组织的群氓与不平等的社会规则，无组织的群氓与相对平等的社会规则，几乎是完美匹配的。前者通常看起来国泰民安，而后者经常因一些 “小事” 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社会规则的设定上，通常有两种主张，一种是精英主义，另一种是自发秩序。
群氓习惯于放弃思考或搭便车，依赖于精英设计制度（村长说了算），这相当于寄希望于放弃权利与自由以换取所谓的平等和保障，但结果通常都是以悲剧收场。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敏锐地洞察到：“一个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两者都得不到。一个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两者兼得。”【10】
自发秩序的主张或许更符合经济规律。哈耶克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指出，所有的社会秩序及制度，都是自发的，都是无数的个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模仿的习惯及理性的分析逐渐形成的，而不是某个伟人、先知设定的。
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哈耶克通过自发秩序理论将自由与秩序、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国家相结合在一起。他引用了亚当・弗格森的名言，“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是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
只有自发秩序，才能建立一种有可能把自由赋予所有人的制度，而不是要建立一种把自由仅仅赋予 “好人和聪明人” 的制度。如此，才可能避免国家政权被少数人垄断、独裁。
根据知识分散理论，市场是一组自发程序，市场制度理应是自发形成的秩序。信息、权利原本分散在每个人手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信息设计出 “最大公约数” 的制度。只有每个人分享出信息、出让一部分个人权利，然后集合成为公共秩序和公共权力，才能保障每个人都享有更多的自由。
不过，在市场中，有一种契约非常特殊，那就是货币契约。货币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公共契约，而不是私人契约。如何形成一套公共制度，约束货币公共契约，成为了当今世界的难题。
在市场中，所有契约都是私人，唯有货币是公共契约。货币，犹如经济世界的 “参照物”，它是市场价格的标尺、市场交换的媒介以及财富储存器。后者依赖于前者，人们之所以存储货币，是因为其具有最好的流动性可以用于交换；货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其价格稳定。价格稳定，可用于交换，即是货币的价值所在。
因此，货币这一公共契约，其天职且唯一的职责，便是维持价格的稳定，别无他求。但凡对货币职责的扩张，如增加就业、为股市兜底、刺激经济，都是以此公共契约杀伤私人契约。
弗里德曼说：“通胀是未经法律许可的税收”。就连凯恩斯的《货币论》，也是贯穿着货币价格稳定的思想。他认为，通缩和通胀都对经济不利，物价波动，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而另一些阶层受损。恪守铸币原则，才能避免铸币权被滥用于经济控制与假公济私。
货币这单一而严谨的天职，符合货币作为公共契约的本质，亦符合自发秩序之法律。根据美国《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 8 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并未成功地履行被宪法赋予的责任。
货币作为公共契约，更需要自发秩序来构建一种约束制度。以自发秩序之法律约束货币公共契约，避免铸币权被宏观调控扩大化，避免假以逆周期调节、公共利益之美名而滥用。
然而，正如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所说的：“制度和政体都是种族的产物”，“形成一种政体常常需要数百年，改变这一政体也需要数百年”。
在过去千万年，群氓以自发秩序的方式选择了集权制度，将铸币权上交给了统治者。当这旧势能抵达临界态时，群氓往往以极度暴力的方式砸碎了旧制度和旧世界。然后，砸碎旧制度容易，构建新世界难。
勒庞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制度中寻找深刻影响群氓的灵魂的方式。制度的确作用于群氓的灵魂，但是群氓灵魂的开窍才是自发秩序形成的根本。群氓运动的激荡往往是一些国家的历史宿命。
所以，哈耶克很矛盾，市场、民主与自发秩序都必须建立在自由思想之上，而不是群氓之上。但是自由思想又不是天然形成的，更何况千百年的群氓势能犹如基因遗传般顽固。正如庞勒所言，群氓式运动往往具有一定的英雄主义色彩，固化的社会需要这种冲击。
拿善于思辨的德意志来说。“德意志，这个强悍的民族，也是经过炼狱般的洗礼，最终明白了人类文明的真谛及灵魂的归宿。”
不过，哈耶克似乎找到了一条捷径。他将自发秩序扩大化到国家制度及国际规则上，国际开放性反过来敲开群氓灵魂之门。
他认为：“自由经济的政体是任何国际组织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 同时他也指出：“废弃民族国的主权而创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法治的秩序，是自由纲领的补足条件与逻辑结果。”【11】
国家制度，是个人权利对外让渡，演变为公权力及公共规则的结果。全球化，则是国家权力不断对外让渡，进而形成规则通行规则的过程。1952 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第一个对外让渡国家主权进而形成的国际组织。如今，这一组织已发展成为我们熟悉的欧盟。
欧盟内部成员国让渡了关税主权、铸币权（欧元）以及部分财政主权。
一些开放性的国际金融城市实行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政策，从而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其实是国家货币主权的对外让渡，却符合国际经济规律（三元悖论）。
这些开放性的国际金融城市，其治理结构及司法体系具有国际化特征。比如，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上市的公司，其董事不少由外籍人士担任。又如，一些金融城市的司法体系中也有一些外籍法官及官员。这种制度安排，其实是让国际社会及投资人对金融城市法治的可靠性、中立性更加有信心。
2009 年世界经济还处在危机之中，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经济学家马克・卡尼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这是英国央行 318 年历史上首位外籍行长。
外国人掌控本国的铸币大权，英国一些保守派对此还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挣扎。但是，伦敦金融城将这一任命评价为 “一阵清风和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英国政府 “对外来事物持开放态度”。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开放金融城市，全球化 “共治” 成为主流趋势。马克作为外籍行长，可以避免卷入英国内部的政治及经济势力纠葛，更好地坚持货币政策的中立，不会陷入要么强硬、要么温和的教条主义。国际投资者对这种开放性的态度及制度更加欢迎。
这就是全球化市场形成的国际自发秩序。这也是当今世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人，参与国际大规模协作的有序法则。
参考文献
【1】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查尔斯・麦凯，大牌出版；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三联书店；
【3】群氓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5】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商务印书馆；
【6】蜜蜂的预言，曼德维尔，商务印书馆；
【7】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米塞斯，商务印书馆；
【8】自由宪章，哈耶克，商务印书馆；
【9】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10】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
【11】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哈耶克，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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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氓狂欢与世界真相 原创 清和社长 智本社 2019 年 11 月 21 日 17:02
塞奇・莫斯科维奇 | 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
文 | 斯芬克士
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1925— 年）是罗马尼亚裔法国犹太人，当代欧洲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现定居巴黎。莫斯科维奇于 1925 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个谷物商人。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成为纳粹同盟，大约有 40 万犹太人遭到血腥屠杀。他被迫离开中学，接受劳动教养。
1948 年，随着冷战的出现，他逃到巴黎。在巴黎，他进了著名的索邦大学（La Sorbonne，巴黎大学前身）学习心理学，常常与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等幸存犹太知识分子在塞纳河畔聚会。
1961 年，莫斯科维奇获得索邦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60、70 年代先后在多数大学和研究所任教。
1976 年任欧洲社会心理学实验室（LEPS）主任。目前，他还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教。
2003 年，莫斯科维奇获得了全球著名的瑞士巴赞基金会（Balzan Foundation）社会心理学奖。
他至今已有十多部社会心理学著作问世。其代表作有《心理分析形象与公众对象》（1961 年）、《社会影响与变迁》（1976 年）、 《社会的构建 — 社会现象的心理学探索》（1993 年）、《社会表征 — 社会心理学探索》（2000 年）、《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诞生》（2006 年）等。
群氓的狂欢：活在迷乱和敬畏之中
文 / 塞奇・莫斯科维奇
我最初想到写一部群体心理学著作是在我无奈接受了某个事实之后 。无论好坏，这个事实让其余的事实黯然失色 。那就是，在 20 世纪初，我们都肯定民众将会取得胜利，而到了该世纪末，我们又发现自己都是领袖们的囚徒 。剧烈的社会动荡一场接着一场，震撼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使得一个个由魅力型领袖掌控的政权横空出世，而民众则以狂热的崇拜回应他们 。让我们收缩视野，去观察不再是国家层面的情况，而是放低到政党 、教会、宗派或者思想流派的层面，我们会看到，此类现象的模仿在社会机体中俯拾即是，而且似乎没有遇到任何抵制 。
革命取得了胜利，旧制度分崩离析，新旧政权频繁更迭，领袖们的崛起势不可挡 。他们在历史上无疑总是扮演一个角色，但从来都没有像那时那样重要，人们也从来没有那样狂热地需要他们 。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个问题 ：领袖的这种崛起与平等原则 （它是文明国家所有政府的基石 ）相协调吗 ？它与民众力量的增强 、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播相协调吗 ？人们认为这种崛起与现代社会是不协调的，那么它是现代社会中上述特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吗 ？当权力被多数人夺取以后，就暂时被转移到少数人手里，直到某个杰出人物把它从其他人手上夺走 。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法律，能够领导大众进行英勇的斗争，让他们从事巨大的建设工程 。他们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日常需要，甚至自己的生命 。领袖会命令他的一群群追随者去大肆破坏，犯下滔天罪行，而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服从 。行使这样一种权威难免会剥夺个人的责任和自 由，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忠诚 。我们对这些矛盾的结果已经太习以为常了，不再能感到它们日益沉重的压力 。尽管如此，在探寻了它们产生的各种原因以后，我们仍然感到十分惊讶，有时甚至是震撼 。
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 ：法律作为个人意志的事情已经是过眼烟云，只有在道听途说中才会知晓 。它已经注定成为人们的猎奇对象，就像古书中记载的英雄崇拜或者女巫追捕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我们在研究时却感到难以创新 。事实是，我们远远没有创新，反倒是把别的时代刚刚孕育的胚芽，连同它们的恺撒和暴君，美化到了极致 。我们把例外情况当成了范例，把经验性草案变成了完整的体系 。现在我们看到，通过文化 、社会和群体的多样性，一种看得见的权力已经产生 。它激励鼓舞周边的一切，重申它的人格力量，也就是领袖的权力 。但是，随着领袖而来的还有一种新的政治成分，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化特征 。这种特征存在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 。到历史上去寻找类似情况显然于事无补 。
上述这种新颖性还只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教导我们去发现隐藏在历史事件和人类行为后面的非个人原因 。他们向人们说明了经济技术的客观规律是怎样支配我们的 。他们还向人们展示了，在所谓伟人的机制后面，还有人民的劳作以及控制工业和金融的人们的创造性活动 。他们让我们警惕有关英雄的神话，即认为英雄是上帝派来的，其出现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但结果怎样呢 ？我们如果放下他们的著作，把目光投向历史舞台，就会看到这种神话至今还大有市场 。庆典 、游行和演讲等仔细排演的礼仪正在使英雄的神话死灰复燃 。人们在露天运动场，或者阴森的大型建筑物中参加规模巨大的集会，其场面要远远超过古罗马皇帝组织的庆典 。理智告诉我，这种壮丽辉煌是一种幻觉，即使在电影院或者电视荧屏上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场，也是如此 。但是，就像世人一样，我也相信眼见为实的道理 。这些引人注目的礼仪和壮观场面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就像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它们都满足了某种需要 。它们对于民众心理和社会生存都有重要意义 。在历史舞台上，发生的 每一件事都有个人的原因，都被归因于伟人的杰出才能和素质 。不管是成功的革命 、科学的进步 、史无前例的生产记录 、降雨或者疾病的治愈 、士兵的英雄行为，还是艺术灵感，都是如此 。天才的主观规律解释了社会现象和历史趋势 。人们都在叹息词语的贫乏，叹息如此多的最高级修辞方式仍然不足以表达天才们的无限伟大 。
在多数情况下 —— 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形也绝非罕见 —— 领袖们都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他们被认为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将把人民带往上帝允诺的乐土 。尽管有一两个头脑清醒的人士的警告，民众依然通过那些所谓的领袖来理解自己 、发现自己 、认清自己的本质。他们敬仰并崇拜那些人，好像那些人是全知全能的超人，能够通过人格的支配力量来利用人 。在迷乱和敬畏之中，他们把这些现代的琐罗亚斯德变成了半神人，认为他们的每个判断都正确无误，每种行为都公平合理，每句话都真实不虚 。这些半神人的力量最初在环境的压力下产生，然后在玩弄权术中增长 。这种力量后来又具备了一种制度的形式，自动地获得了普遍的应用 。结果，在整体社会中，一个有威望的指挥官 （或者是有魅力的领袖，如果你喜欢这个词的话 ）的社群就形成了 。它比那个更广阔的社会要小，但是却具有更大的动力和更强的意志 。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操纵世界，而这个世界对此甚至一无所知 。
这种现象，单就其规模而言，就已经足以让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和理论惊讶不已 。当它在欧洲产生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意大利和俄罗斯第一次产生时，思想家们都不能接受他们目睹的事实 。有些人认为这是人的思想的一种病态的失常，有些人则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转瞬即逝的身心失调 。但是，它更主要的还是被视为一种必需的权宜之计，对于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秩序，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催生新秩序，它都不可或缺 。它似乎是一种酵母，因为正如柏拉图所说，专制 D 裁被称为更容易产生急剧变化的政府形式 。当然，没有独 C 者就没有独裁统治，甚至连多数人的独 C 也不会有 ；D 而没有滥用权力和犯罪行为，就不会有独裁者 。很快就有人指出，这种事情是为实现某个目标而产生的偶然错误或者偶然事件，它们总体上还是促进了人类进步和民族解放，并将继续如此 。
只有一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专门研究领袖权力这个棘手课题的 。事实上，这门学科产生的目的就是要把对领袖权力的研究作为其唯一的课题 。这门学科就是大众心理学或者叫群体心理学 。远在人们想到此类事情之前，群体心理学就已经预见了它们的出现 。它有时候也不情愿地为领袖权力的增长提供了实践的以及知识性的工具 ；等到领袖的权力胜利之后，群体心理学就起而与它进行斗争 。在领袖权力的这种崛起及其表现中，群体心理学看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看到了人类新生活的一个预兆 。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今天，我们依然相信我们可以无视这些思想观点，将它们弃置一旁 。它们当然是有价值的，因为正是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描述和阐明其他学科甚至从未觉察到的现象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对此也就熟视无睹 。然而，综观全书，我们将看到它们的影响是非常可观的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群体心理学以及经济学是两门为人类历史的创造提供了观念思想的学科 。我的意思是说，它们以具体的方式在我们时代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印记 。而与此相比较，社会学 、人类学以及语言学不过是被历史所创立的科学 。
群体心理学认为，经济或者技术的因素无疑增强了领袖的权力 。但是有一个具有魔力的词，它本身就表明了权力的真正原因，那个词就是民众 （foule），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群体 （masse）。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它在流行的演讲中就一再出现 。但是一直要到 20 世纪，我们才能说出它的准确含义，并赋予其公认的科学性 。民众就是由平等的 、无名的以及类似的个人组成的变化中的集合体，其中每个个体的思想和情感都会同步地表达出来 。
一个群体或者一群民众就是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 。道德的禁忌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 。人们通常都在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 、情感，以及所有的英雄主义 、野蛮残暴 、稀奇古怪和自我牺牲 。一个骚动的 、情绪高昂的群体，就是人群的真正特点 。它也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克服任何障碍，甚至摧毁人类几个世纪所积累的成就 。
随着社会纽带的瓦解 、通讯交往的迅捷 、人口的不断混杂，以及城市生活不断加快的 、令人疲惫的节奏，人群的聚合体也在不断地形成和瓦解 。它们一般被分解还原到原子构成的层次，然后又被重新组成不稳定的，甚至更加庞大的群体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它在历史上绝对是新生的事物，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群体发生重要作用的文明中，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 。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机器上发挥一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而他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完全是机械的 、非人际的 。结果，每个人心中都产生了不确定性和没有目标的焦虑感，觉得自己成了未知的 、充满敌意的势力的玩物，由此还产生了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一个榜样的需要，以便帮助他获得自己渴望已久的完整性 。弗洛伊德所说的民众心理的悲惨景象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威望的，或者是有魅力的领袖在他们中间构建了强有力的联系 。他们的使命就是把人群聚集起来 。他们做出了一个榜样，提出了一种理想，并且回答了生活怎样才能有意义的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不再有整体的自然观，也不再有任何一个社会榜样或者那些正在消逝的宗教，有效地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活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这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
总之，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 。相反地，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社会和群体人的时代里 。每个必须指挥 、管理其伙伴的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素质，而领袖必须把这些素质与其他更有魔力的先知的素质结合起来，去唤起羡慕和热情 。民众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 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黏合起来 。领袖让每个人都感到他们与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使他具有人们已经认同的思想和世界观 。这样，他就有一种人为的与人同在 、团结一致的感觉，以及一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幻觉 。而要做到这些，只需要一两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图像，一两个动听的 、充满激情的信仰表白，或是让人想起某个伟大的集体信念 。这就是团结个人，支撑民众大厦的黏合剂 。壮观的庆典 、频繁的大会、力量和信念的显示 、一致通过的计划，等等，所有这些都组成这样一种机制，以确保所有力量都被集中起来，确保集体意志至高无上，并且创造了一种喜剧性的欢乐气氛 。
领袖就从这人海中涌现出来，接受他们的奉承和效忠 。他的形象让人疯狂，他的话语充满魅力，他唤起的敬畏感能感染每一个人 。在一个由孤独的 、原子化的个人重新组成的群体中，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领袖就是体现为个人的民众 。他使这个群体有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以及他的积极有为的意志 。
拿破仑就为法国革命军队中的士兵贡献了这种出色表演 。他为民众提供了榜样，并且确保民众对他无限忠诚 。把一个庞大的人群转变成为一个单一实体，这给了领袖一种可见而又不可理解的吸引力 。从那种结合中，出现了一个完整的 、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人格 。一旦领袖说话或行动，它就会屏息驻足 。但是，为取得这种效果而使用的技能首先是心灵，然后是信仰，最后还有希望 。理智只起着非常次要的作用 。在这个民众组成的社会中，只要仔细看看动员民众的艺术，我们就会明白，政治乃是被复兴的宗教 。
现在，我们要用群体心理学来考察，是什么东西把领袖与他的民众联结得就像一个人与其影子一样 。毫无疑问，那就是权力 。人民从掌权者手中夺取了权力，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 。领袖对权力的贪婪就像一个信徒对永生的贪婪一样 。事实上，他对权力的追求开始于一种奉献的精神 。他想消除历史上所有的不公正，重建国家的权威，获得一些手段来矫正低效 浪费的经济，为没有特权的人提供福利，以免他们陷于悲惨的境地 。等到一个充满危机 、战争或者革命的时期结束时，这样的规划将需要效率，以及对公共事务更加娴熟的管理技能 。
人们通常认为，哪里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哪里就会混乱一片 。在此，无政府的准确含义就是缺乏权威，无论是一个人的权威，还是一个政党的权威 。但是，这是一种对事物的错误观点，因为，无论哪一类领袖，都会利用无政府状态来增强自身的权力，并借此削弱他的竞争者 。他运用的手段就是把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重建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这方面的成功使他能够聚集民众，使他们把他的奋斗视为自己的奋斗，并且作出必要的牺牲 。
第一种牺牲就是放弃对权力的控制，放弃自由所带来的满足，以便帮助他自己 、他的亲信以及追随者，能够更好地发号施令，而民众则更加俯首帖耳 。这样做也是用了最简捷的方式达到目的 。领袖就是这样通过使用权宜之计以及一些非法手段来加快夺取权力的步伐 。而民众滥用信任，对监视 、怀疑以及压迫等非正常的程序予以授权和赞同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领域中 。最初，原则得到了尊重，但随后就被弃之一边 。开始看起来，这好像只是权宜之计，但最终领袖却永远地抛弃了职责 。就像历史已经见证的那样，拿破仑抛弃了立法大会 。
与所有这些阴谋诡计紧密相关的，就是以领袖为核心，刻意地宣传并贯彻那些把他带上权力顶峰的思想理论 。没有这些思想理论，所有的权力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 。每一场选举，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活动，如工作 、恋爱 、追寻真理 、阅读报刊，等等，都变成了投给领袖的无数信任票 。结果，领袖的权力，无论是来自民众的同意，还是得之于军事政变，似乎都依赖于普遍的选举权 。换句话说，就是都具有某种民主的形式 。我们应该记得，甚至希特勒成为政府首脑也是通过了适当的选举，但他们随后就诉之于政变 。总之，在此类情况下，社会无政府状态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和服从 。
东方人所谓的人格崇拜以及西方人所谓的权力人格化，尽管差异巨大，但都不过是同一种交易的极其不同的变种而已 。人们每天都在放弃他 们行使主权的职责，并在每一个民意测验和每一次选举中批准领袖们的行动 。而对于领袖而言，他们所争取的就是每天都可以行使其自以为拥有，但却从来没有被明确赋予的权力 。勒庞 （Le Bon）所谓的 “民众的领袖们 ” 都能娴熟地进行这种交易，并确保其条款被人们诚心诚意地接受 。民众的这种做法，结果是完全印证了政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民众治而不理 。
关于民众，还有一个难解之谜 。当代社会思想的谨慎压制了我们的好奇心，而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又使其得以存活 。我们能够心照不宣地忽视这种奥秘，可以使它变得软弱无力，甚至把它逐出我们的头脑，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消除这种奥秘，或者把它摧毁 。群体心理学的先驱们向每个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个学科也随之诞生了 。领袖们是如何对民众行使这样一种权力的呢 ？群体人是由不同于个体人的材料制成的吗 ？他真的需要一个领袖吗 ？群氓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的程度令人惊讶，甚至在今天我们都难以想象 。心理学的这个分支在政治 、哲学甚至文学中都非常有影响，并且还在继续取得进展 。当然，它也采纳那些已经为人所知的事实，以及已经被诗人 、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广为传播的思想 。但是，群体心理学却给它们以新的视野，揭示了人性中令人震撼的方面 。它所提供的分析逐渐地堆砌出一个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群体社会的轮廓 。或许今天也是它衰落的开始 。
勒庞 、塔尔德 （Tarde）以及弗洛伊德是这门学科的三个创建者 。为了解释民众现象这个谜团，他们做了范围极其广泛的分析研究 。对此我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无论怎样，在刚刚开始撰写这部著作时，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他们很无知 。我最初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就好像自己是个博学的古董收藏家，想要证实它们，重新确认它们的作者，并且为它们的写作环境确定日期 。尤其是对于勒庞和塔尔德的许多著作，我抖落了大量的灰尘 。也就是说，我弥补了我们知识中的某个空缺，或者说，是填补 了这个空缺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我意识到自己追随广为人知的观点是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很显然，我所研究的并不是一些会被时间淘汰的著作残片，或者是什么历史遗物，人们有理由选择更新近的著作来取代它，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以为新近的著作总是对人类知识做出了更重要的贡献 。
事实上，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所做的几乎都不过是重复或者解释他们三位的理论，只是语言少了些粗糙，多了些精致，因而也就相对地更加虚假 。当然，我们在这期间也开阔了视野，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仍然是在他们已经提出的纲要和框架之内 。对于群体心理学的问题及其答案的共同基础，以及他们三人的工作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我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我知道必须对他们三人都进行研究，而且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理解另外两人的起点 。一旦有了这种认识，我也就有了研究他们的方法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旅行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先是走街串巷地参观一栋栋房子和一条条街道，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看完了整整一个街区，并且在一刹那间看到了建设这个街区所依据的规划蓝图。
因此，我的计划是描绘出群体心理学的整个领域 。我必须说清楚，这并不是要解释每个作者的思想，而是要寻找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且追踪他们思想的渊源 。我首先反思了整个学科可能的传统框架，以及它已经规划的科学材料的可能价值 。然后，我就要有逻辑地重建每一种理论，表明其阐述者在回答前人未能回答的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我必须指出，这种进步象征着理论体系前后的逻辑一致性 。这种理论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是你不能简单地否认它的存在 。为了建立这样一种理论，我最后考察了群体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影响，以便让它具有当下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尽管只是一些表象，但是，群体心理学却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它们 。
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研究，因为勒庞 、塔尔德以及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领域的每一部著作都各不相同，都是零散 、重复和不完整的 。他们没有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全部计划。其中原因或者是由于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因为在完成工作之前就去世了 。通常我们首先遇到的不是严 谨的概念，而是闪光的构想 。有逻辑地进行理论重建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任务，我简化了一些基本的原则 。这意味着我把每个著作者的推理思路演绎到了逻辑的极限，并且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实际的更加和谐 。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不得不创造一些可以从他们思想中推演出来的概念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个理论就会显得有所欠缺 。我始终都试图使群体心理学成为一门分析学科 （从来还没有人作过这种尝试，缺乏有关资料也是进行这种尝试时会遇到的困难 ），就像人们曾经尝试把机械学或者经济学建设成完全的分析学科那样 。因此，与勒庞 、塔尔德和弗洛伊德共同创立的这门学科的构架相比，读者在这里发现的他们本人的思想会比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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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奇・莫斯科维奇 | 群氓的狂欢：活在迷乱与敬畏之中 斯芬克士 2021 年 04 月 02 日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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