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信息节食 | 信息茧房】相关文章合集。
你需要 “信息节食” 吗？
原创 左手作文法
《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世界上大部分信息都是垃圾，所以我们要进行‘信息节食’。”
① 这句话是站在什么立场说的？
② 这里的 “我们” 是指谁？
③ “世界上大部分信息都是垃圾”，真的吗？
④ 为什么要 “信息节食”？
⑤ 怎么 “信息节食”？
⑥ 怎么判断被 “节食” 的信息是 “垃圾”？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还搞得如此精致？
其实不管在那个时代，不管在哪个方面，过犹不及，都需要 “节食”。吃饭就一日三餐，睡觉就一张床铺，人活着，简单生活，要不了那么多。
到了信息时代，信息确实变多了，指数级增长，但那又如何？
古人早讲了：守少则固，力专则强。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
《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世界上大部分信息都是垃圾，所以我们要进行‘信息节食’。”
这是某短视频贴在封面上的话。
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一个信息，我们要消化它。
第一，把信息比作食物，这是很常见的比喻了。比喻是我们习惯的方式。
比如，刘向说的 “书犹药也”。药食同源，也是食物。
比如，林海音说的 “你是吃饭长大，也是读书长大的”。
再比如，“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不知是普希金说的，还是高尔基说的。
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已经有了惯性，知道的人一定很多，所以，这条信息就与更多的人有关。
第二，“世界上大部分信息都是垃圾”，真的吗？
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个说法。把这个方式借过来，能不能说 “世界上大部分食物都是垃圾”？“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垃圾”？—— 很显然，这感觉不太对劲了。也许可能是事实。但这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看。比如，这些年环保工作做得是很普及的。在我们小区里，就有一只 “大熊猫”，是个回收旧衣服的箱子。上面写着一句话，“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的 “垃圾”，可能正是别人的 “资源”。家里头不爱穿或穿不了的衣服裤子鞋子，尤其是小孩子的，他们个头长得快，很快就穿不下了，但东西是很新的，放在家里不仅没用，还占着很贵的空间，那么捐出去，给需要的人，就是很好的资源了。
所以，我们先得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意识。就像 “蝗虫” 是害虫，不过是我们人类给它下的定义，它侵害了我们的利益。但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蝗虫，就像世界上没有了沙漠，可能都是糟糕的事情。
第三，既然 “垃圾” 也是 “资源”，那么，我们就要把刘向的后半句话拿出来了，“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关键是 “善读之” 。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过载和冗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暂不考虑我们是指谁？有多大的一个群体）每天都被海量的数据和信息所包围，其中很多内容可能是无用的、重复的，甚至是有害的。
这就像我们走进了一个原始森林，迷路了，如何走出来呢？要有目标，要有技能，要有信心，要有不被迷惑的心……
因为迷路了，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身边的这些花草树木都是 “垃圾”，因为在某个程度上它们制造了麻烦。如果没有它们的遮挡，我们就不会迷路了。
但其实，那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态。一个各取所需的生态。各种信息不也是一个生态吗？不同的人可以各取所需。
第四，当赫拉利表达 “世界上大部分信息都是垃圾，所以我们要进行‘信息节食’” 这一观点的时候（记住，他讲的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有一种暗示或者说是期望，希望人类过得有品质，远离垃圾。
就像，我们谈到小孩子阅读的时候，要读有营养的书，有品质的书，如果读《米小圈》之类的书，就有人会说，那是垃圾。
我想起一个吃泡面的小伙子。有人说，天天吃泡面不健康啊，垃圾食品。小伙子说，我连泡面都快吃不起了，你还管我健不健康？
同理，我连信息都不够，我连饭都吃不饱，你来跟我讲 “节食”？
就像余华讲的，他从不跟盗版做抗争。因为有那么一个群体存在，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书。
买盗版书，也能读到营养；看《米小圈》，也能看到营养。关键还是 “善读之”。而且，被海量信息包围并不是所有人。
第五，各种信息构建成了一个森林，一个游乐场、温柔乡，我们确实很容易沉迷于此，乐不思蜀；哪怕我们有清晰的目标，可能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去寻找有效信息，去找到有效路径。
信息再多，其实都是不可怕的。不饮任他酒价高。
可怕的是，信息茧房的产生。
可怕的是，变成了吃信息的怪兽。
我们在消化这句话的时候，要辩证地看。这句话说得对吗？
我们不要简单地去怪信息很多，不要觉得 “大部分信息都是垃圾”，我们需要的是处理信息的能力。
第六，人性是很复杂的。当我们讲 “信息节食” 的时候，是一种理性；就像一个胖胖的人说要减肥，其实是很难减下来的。因为吃是一种本能，贪吃也是本能。
信息当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能力有限，容量有限。
过犹不及的道理，难道不明白？就像吃饭，不吃，饿死；吃多了，撑死。这个道理迁移到信息上，就不明白了？
现在有了 AI，它处理的信息，是不是比我们多多了？
信息有冗余，但想要创造，总要有一点的信息基数，否则何来选择、重组、创造。
追求真理，是对的。
信息多了，就不容易找到真理，也是可能的。
但此时此刻，如果所有人都坚信地球是要爆炸的。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人爱幻想，爱听故事，那是也一种本能。
哪怕故事是虚构的。相信故事，就是相信未来。否则，活着干什么呢？就那么清醒，那么理性，那么悲观地活着？
或许，对信息来讲，它就想壮大呢。
就像水稻小麦，你以为是人类征服了它们？难道不是它们征服了人类吗？
或许信息也是这么想的呢？
信息确实越来越多了，不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吗？
刷小视频都停不下来了。不要去怪小视频，控制自己，量力而行。
1，信息是一个生态。
2，信息没有垃圾不垃圾的说法。你以为的垃圾，对别人可能是资源。即使大家都认为是垃圾，垃圾自己也这么觉得吗？（这么无底线的讨论，没答案了，看来还得站队 “人类中心主义”）
3，你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但 AI 比你强，胃口比你好。
4，垃圾信息阻隔了人与真理的距离。没有免费的午餐，花点钱呗，知识付费。
5，屏蔽信息，过滤信息。各取所需，过犹不及，控制自己。
6，既然结果是确定的。那就关注过程。既然信息那么多，那就提出自己的问题。
7，小心信息茧房。
彭兰教授关带你解读“信息茧房”
彭兰教授 新传土拨鼠 2021 年05月02日 09:56
01 信息茧房：并非新问题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这个概念来自美国学者桑斯坦，他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指出，信息茧房是指个体倾向于主动接触和选择那些符合自身偏好和愉悦感的信息，从而形成自我封闭的信息环境。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数字时代个性化信息服务日益普及的背景。
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将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称为“我们的时代最顶尖的、涉猎领域最广的、被引用最多的、影响力最大的法学家”。桑斯坦曾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和马萨诸塞州法院。他所涉猎的领域包括政策管理、宪法、环境法、经济法、行为经济学等等，他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就都足以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的各项研究成果已成为包括美国中情局在内的各种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研究对象。桑斯坦曾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就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里预言了数字化时代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可能，并将之命名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注：更多的翻译未为“个人日报”）。虽然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概念时，“我的日报”尚未真正实现，但他已经对此产生了担忧，他指出，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而言，“我的日报”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也是风险，有时会给商业和民主带来不幸的结果。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茧房，就不可能兴隆，因为其自己的决定不会受到内部的充分的挑战。如果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茧房里，他们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以变成可怕的梦魇。尽管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是在协商民主的语境下，但是，信息茧房的影响未必只局限于这一领域。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是著名的MIT媒介实验室的创办人，也是30多家创新企业的投资者。其著作《数字化生存》在二十世纪末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影响巨大，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社会生活的转型，被西方媒体推崇为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师之一。坊间常将乔治·吉尔德与尼葛洛庞帝和米歇尔·麦克卢汉并称为“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
在桑斯坦看来，人们之所以会陷入信息茧房，是因为对信息进行了选择与“过滤”。在更早出版的《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桑斯坦也表达了对科技力量带来的消费者过滤所读所看所听的越来越强大力量的担忧与反思。而后来另一研究者提出的“过滤气泡”这一概念更是直接强调了信息过滤对用户的影响。
“过滤气泡” 概念最早由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Pariser）2011年在其著作《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中提出。他发现搜索引擎可以随时了解用户偏好，并过滤掉异质信息，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信息世界，但同时也会筑起信息和观念的“隔离墙”，令用户身处在一个“网络泡泡”的环境中，阻碍多元化观点的交流。帕里泽将此称为“过滤气泡”。
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当心网上“过滤气泡” | TED Talk：当网络公司努力为迎合个人喜好而调整其服务（包括新闻和搜索结果）时，会出现一种意外的危险结果：我们会深陷在“过滤泡沫”中，不能得到能挑战或拓展我们世界观的信息。伊莱·帕里泽认为，这种现象对我们、对民主最终都是有害的。
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两者有相似性，相对而言，国内研究者采用信息茧房这一提法更多。虽然今天研究者对信息茧房的定义并没达成共识，但基本上人们提到信息茧房时，都会涉及到信息偏食导致的视野局限，以及由此对观念、态度与决定等的影响。本文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来研究信息茧房现象。
在个性化内容推荐算法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算法与信息茧房的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研究者也存在一些争论。有些人将算法视作导致信息茧房的主要原因，也有些人认为信息茧房存在但与算法无关，有些人则认为信息茧房不存在。
如果从桑斯坦对信息茧房的最初定义来看，信息茧房实质上来源于人们的选择性心理。而“选择性心理”这一现象，在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有关194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中便已经被提出来（注：此处指的是伊里调查，调查成果1944年结集出版，即《人民的选择》），他们发现人们原本的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受众更倾向于接触那些与自己原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选择性接触的结果不是导致原有态度的改变，而有可能是强化原有态度。后来的传播学者，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分为选择性接触（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等几个层面，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也证明了选择性心理的存在。 因此，由选择性心理导致的信息茧房是客观存在的。桑斯坦主要的担忧是类似于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我的日报”这样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对信息茧房问题的强化。在个性化信息服务越来越盛行的今天，关注信息茧房问题及其影响，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信息茧房是否只是由个性化信息服务或者算法导致？个性化服务或算法是否必然带来信息茧房？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需要看到的，今天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多元的，因此，我们需要综合分析人们获得信息的多重途径及其过滤机制，来判断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从而判断导致信息茧房的各方面因素。
02 影响用户信息获取路径的相关因素
今天，人们在网络中获得的信息范围与路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很多因素可能会导致用户阅读路径的固化，但也会有一些因素可能促成对固化路径的突破。
（一）个体构建信息获取网络的主要逻辑
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只是信息的接收者，是传播渠道中的一个被动的端点，受众即使有选择性心理，但他们面对的选择相对有限。而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应用普及后，个体对自己的信息消费的主动控制能力得到加强，这主要体现为他们可以在多种渠道中以多种逻辑来构建自己的信息获取网络。
用户自主建构的个性化的信息获取网络，首先与其社交关系网络相关。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社会关系网是个体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时的基础，在SNS、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人们看到的信息流多来自于自己关联的他人，这意味着社会关系成为了他的信息源。通过社交圈来进行信息的筛选，可以减少个体获得信息的成本。这个关系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获取信息的范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与信息相关的态度、意见等形成影响。
当然，社会关系的强度未必与信息的契合度呈正相关。特别亲密的家人（如父母）分享的内容，未必一定是质量最好或者自己最需要的，相反，一些弱社会关系，有可能带来更符合人们需要的内容。但人们使用社交平台，总是会兼顾关系维系与信息获取两方面的需求，因此，基于社会关系建立的信息网络，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人们不想看到的信息。然而当人们不能忍受某些信息时，他们会将其信息源删除或屏蔽掉。这种选择的方便性，也可能会使人们视野里留下的更多是能够愉悦他们的内容。还有一些信息源，即使人们不便将其删除或屏蔽，也可能会选择性地无视他们发布的信息。
因此，当人们以社交关系构建起自己的信息网络时，也就是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一些信息阻挡在外面。这个关系网络中人们越是同质化，那么人们获得的内容在主题和立场等方面也可能更同质化。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也包含了人们所在的群体或圈子，而群体或圈子也会强化信息和意见的同质性，这也会带来另一个相关的现象，那就是 “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即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尽管也有研究者对网络是否增强了回声室效应持否定性判断，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认为，网络的确强化了这一效应，甚至可能带来“文化部落主义”。 有国外学者认为：“社交媒体非但没有拓宽我们交流的范围，没有加深我们的理解，反而强化了既成的社会等级和封闭的社会群体。”
回音室效应不完全等于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更多地强调群体或系统的封闭，这不仅仅源于信息视野的狭窄，也源于群体互动。但它和信息茧房有着相似的心理机制。
回声室效应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上，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令处于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就是事实的全部。 © deadspin.com
当然究竟是只能容忍同质化的圈子，还是可以接纳开放的、异质的圈子，也与个人的性格、使用社交媒体的需要及获得的满足等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信息茧房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人的选择性心理的结果，是人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而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结构有可能强化这种心理。
当然个体也不会总是圈定在自己的社会关系里，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某些内容，个体可以跳出社交关系网络，根据需要从不同信息源或渠道去发现、收集与组合信息。例如，一个电影爱好者，可能会在豆瓣、微博、知乎、贴吧等各种平台关注特定的对象或加入的群组，这些构成了他在电影兴趣方面特定的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的复杂度以及认知与解读的深度，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在这个信息网络的构建中，个体的偏好还是起主要作用，但其中也可能会有一些因素给个体带来意料之外的信息。
在个体的信息网络的构建中，搜索引擎也会起到一定作用。通过搜索关键词，人们就可以定向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某个方面的内容，由搜索引擎提供的搜索结果构成了关于这个特定关键词的一个信息集合。虽然这背后也有搜索引擎算法的影响，但所需内容的范围，仍是由用户自己设定的。
此外，一些用户也会对公共信息传播平台有稳定的使用习惯，如新闻资讯客户端等。虽然其中的很多内容最终也会通过社交渠道到达用户，但由于品牌影响力、信息获取效率以及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一些用户仍然会选择甚至依赖这些平台。这些平台里没有社会关系带来的视野局限问题，但平台本身的选择性、用户阅读时的选择性也是存在的。
总体来看，今天的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多种信息传播渠道，包括媒体渠道、媒体外的信息分发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对于个体来说，在多种渠道中选择哪些渠道获得信息，以哪个渠道为主、哪个为辅，以及不选择哪些渠道，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渠道组合的质量，会影响到用户获取信息的广度与质量。如果渠道多样，有较多的异质信息源，那么个体获得的信息也会多元。
（二）导致路径固化的相关因素
用户以不同逻辑自主构建了自己的信息获取网络，这种网络可能因一些因素的作用逐渐稳定甚至固化。
个体的性格，如是被动型还是主动型，是喜欢稳定还是喜欢变化等，会对他们的信息网络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被动、求稳的性格可能更容易导致信息网络的固化。
人们在信息网络中获得的满足感，也会影响到他们行为的稳定性，特别是对于作为信息获取渠道的社交网络而言，如果人们在其中得到了较多的社会支持和满足，那么社会关系网络会相对稳定，且对社交关系的依赖也会很大，将社交网络固化为主要信息渠道的可能性也更大。
有时平台也会以某些方式固化人们的信息获取范围或路径。平台的页面设计、内容安排模式等，会影响到用户的信息消费中的选择，甚至会将某些行为固化为人们的习惯。
目前各平台采用的算法同样具有一定的固化作用，个性化信息推荐算法大都是以个体以往的阅读偏好来进行个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推荐同类信息或根据相似人群的兴趣来进行推荐，算法为个体的信息消费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路径，甚至导致用户的路径依赖。这也是算法常常会与信息茧房联系起来的一个原因。
当然，平台或算法是否会导致人们信息获取路径的固化，与其设计思想相关。目前的平台和算法更多地在顺应用户的惯性，因此，更容易带来固化情况。
（三）导致路径偏离的相关因素
虽然一些因素会导致人们的信息获取路径的固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今天用户处于一个多元的信息环境中，影响他们信息获取的因素变得更为多样，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对固定路径的偏离或突破也会发生。
对固有路径的突破，一个可能原因是现有路径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的信息获取需求。即使它曾经满足了个体的需要，但个体需求的流动也会导致新需求的产生。（注：这个地方是不是指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呀，思考思考）在一些个性化内容分发平台，一些用户在早期使用时会获得比较大的满足，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阅读范围越来越窄时，也会有“突围”的愿望。
其次，人们在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如果受到太多限制或压力，或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他们也有可能会谋求突破既有的关系结构，关系结构的变动，也会带来信息获取路径的调整。
另外，人们在各种固有路径中偶遇的某些类别的信息，如果引发了他们的兴趣，也可能将他们带向陌生的信息源或信息渠道。
在一些特定目标的引导下，人们也会产生了解多方面信息的动力，从而主动寻找信息的新来源，形成对既有路径的脱离。
有研究者指出：“这种脱离了原有信息寻求导向和相关信息的选择过程，有些是互联网的特殊性使得受众被动地被‘输送’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信息渠道，不论这些渠道会提供确认还是挑战自己既有观点的信息。另一部分偏轨接触，则可能是受众为了获取更多或更全面议题解释或事实的主动选择，是更有效参与政治推动下的扩展搜寻行为。”
无论是政治参与的目的，还是个人的其他目的，或个人的性格因素作用，固有路径的突破都是可能发生的。当然，除了个人因素外，平台与技术也可以起到诱导用户偏离原有路径的作用，这同样取决于设计思想。
03 内容到达用户的多重过滤机制
信息茧房与信息过滤相关，理解信息茧房的发生机制，不仅需要理解人们信息获取路径是如何形成的，还需要理解在这些路径中哪些因素带来了哪些方面的信息过滤。
（一）平台中的过滤机制
无论是专门的资讯客户端，还是社交平台，或是其他的信息分发平台，平台本身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一定的信息过滤机制，例如，平台对哪些内容生产者开放，平台允许内容向哪些平台分享，或能接收哪些平台的分享，都对信息的过滤起着作用。
一些平台也仍然以人工编辑的形式在进行着信息的筛选，平台的界面也会给予不同的内容在呈现形式上不同的优先级别，一些平台也会用推送窗口、排行榜等方式来推荐重要或热门信息，这些手段在推荐某些信息的同时，也无形中使得其他一些信息被忽略。
（二）社会关系网中的过滤机制
要理解社会关系网的过滤机制，就要更好地理解人在分享内容时的心理动因。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也是一种信息的“导体”。对不同的内容，他们有不同的传导性，在这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人们作为单纯的阅读者、观看者选择信息的心理动因也有些差异。
作为单纯的信息消费者时，人们对内容的需求侧重于环境认知、社会归属、自我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但作为信息“导体”的人的需求，会更多地考虑“社交”情境。
在社交平台，人为什么要分享内容？它可能是因为自我存在感的需要、社会支持的需要（寻求与自己的价值观、立场、观点相一致的观点）、社交表演的需要、情感性互动的需要等。社交平台分享的内容，更多的具有表演的道具、关系的润滑剂、流通的社交货币、强化自己立场观点的论据等功用。内容是否具有社交谈资价值，是否有助于体现用户的存在感、提升人们的社交形象，或帮助他们维系、扩张自己的社交关系，或者融入自己希望加入的群体，都成为了它们是否能快速扩散的因素。
因此，社会关系这个过滤网，不仅会在内容的类型、主题等方面产生过滤，也会在内容特质上有所筛选。媒体平台的信息更强调新闻价值、公共价值，更注重客观性、准确性，而社交平台中个体分享的信息更强调社交价值，更多与情绪、态度、立场等相关。
网络中有些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持续的、较稳定的（如微博、微信），而有些平台上则是随机的（如新闻跟帖和其他论坛）。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内容的过滤也会呈现相对稳定的模式，而随机的关系则更有可能帮助人们发现被稳定关系网过滤掉的一些信息。
同时，在这种“人造”的过滤网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无论是在一些稳定的社交网络中，还是在人们随机相遇的平台中，都可能存在着一些意见领袖，他们对于信息、意见也起着过滤的作用。当然，选择的便利性，使得人们也会趋向于选择与自己兴趣、立场相似的意见领袖。
（三）算法的过滤机制
个性化推荐算法是为了解决从具有极强噪音的稀疏关联矩阵中挖掘有用的信息这一重要问题，包括那些用户靠自身无法发现的“暗信息”的发现。
换一个角度看，个性化推荐算法的主要作用，就是过滤掉它认为某个特定对象不需要的内容，以提高内容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降低用户获取有效信息的成本。
目前主要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基于知识的推荐、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混合推荐等。
基于内容的推荐是指根据用户选择的对象, 推荐其他类似属性的对象。在个性化信息服务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推荐方式。
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应用最成功的个性化推荐技术，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用户兴趣的相似性来推荐资源, 把和当前用户相似的其他用户的意见提供给当前用户，从而为用户发现新的感兴趣的资源。
基于知识的推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推理技术,它不是建立在用户需要和偏好基础上推荐的，而是针对特定领域制定规则来进行基于规则和实例的推理。
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算法则不考虑用户和产品的内容特征，而仅仅把它们看成抽象的节点, 所有算法利用的信息都藏在用户和产品的选择关系之中。
此外，在实践还存在着一些将以上几种推荐算法进行组合的混合推荐模式。
从目前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来看，基于内容的推荐和协同过滤推荐的算法更为普遍，这样的算法或者直接针对个体以往的行为偏好，或者基于同类人群的偏好，都在较大的程度上强调个体或群体的既有兴趣，这就可能形成对个体偏好的不断强化、放大，用户被同类信息包围的机率也会加大。而基于知识的推荐算法等，则可能有利于打破用户的偏好与已有习惯，帮助他们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有助于拓展他们视野的信息。
搜索引擎也是基于算法的推荐，早期搜索引擎的算法多是非个性化的，但后来搜索引擎也在越来越多地强调针对每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搜索结果，这也可能导致搜索结果的窄化，强化用户的个体偏好。
今天算法采用的过滤机制，的确有可能会在特定平台里局限用户的视野，形成在这个平台里的茧房，但如果用户还有其他信息获取渠道，特别是与算法平台异质的渠道，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算法带来的局限。如果用户在整体上被困于信息茧房，那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另外，如果算法推荐机制做出调整，也可能会有助于茧房的破解。
（四）个体自身的过滤
经过平台、社会关系、算法等重重因素过滤的信息，到达个体时，个体仍然还会有自己的过滤。
在这种过滤机制中，选择性心理起到了很大作用。选择性心理包括选择性接触（含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三个层面。
从传播学角度看，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 指个体倾向于接触那些与原有态度一致的传播，而避免接触
与自己的意愿不合的传播，在其中，个人还会倾向于注意消息中那些与其现有态度、信仰或行为非常一致的部分，这也就是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会受到信息特征（信息形式、信息情绪、信息渠道）、个人特征以及情境因素（提示线索、奖励线索）等的影响。
从信息特征上看，与不带情绪意义的刺激相比，具有情绪意义的刺激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倾向。
从个体角度看，认知需求高时，人们在信息处理中会付出更多认知努力。个体在进行信息选择与加工时，也会受到促进定向 (promotion-focused) 和预防定向 (prevention-focused) 两种动机系统的调节：当个体处于促进定向时，会关注于实现积极的行为后果；当个体处于预防定向时，则关注于避免消极的行为后果。当信息负荷较大时，消费者更易依赖调节定向来选择性加工信息。这也说明，人们的信息获取与其态度倾向相关。
从情境因素看，有效线索提示的目标和新异目标具有注意优先权。也就是说，个体的选择性注意，与提示线索相关。此外，在注意选择过程中, 与奖励联结的刺激能够吸引注意资源：当目标刺激与奖励联结时, 能够易化注意选择过程; 当分心刺激与奖励联结时, 能够阻碍注意选择过程。提示线索和奖励因素也与信息呈现的界面与方式相关。
选择性理解 (selective perception) 是指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容易受愿望、需要、态度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人们由过去的经验得出的假定、文化期待、动机（需要）、情绪与态度等都会对信息理解产生影响。
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retention） 则是指受愿望、需要、态度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回忆信息的倾向。心理学领域也有研究说明了自我概念对个人选择性记忆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假设主要有两种：一种假定是，个人努力忽略对与其积极自我概念不一致或冲突信息的加工, 以维持其自我概念的稳定性；另一种假定是,自我概念对选择性记忆的影响是由评价性信息与自我概念的关联程度决定的，在积极心境状态下, 人们倾向于用积极的情绪知觉、解释或回忆所发生的事件,而在消极心境状态下则表现出相反的倾向。虽然两者研究方向不同，但都说明人们的自我概念对记忆的影响。除了自我概念外，其他心理因素也会带来选择性记忆结果。
从各个不同层面看，人们在信息获取中的选择性心理都与人们已有的认知框架有关。“人们因为各种偶然机遇形成了各种初始信念，这些初始观念成为他们来判断接收到的信息的认知框架。换句话说，人们并不会仔细辨析他们遇到的大部分新信息，而只是将之与既有知识进行简单的比较后就决定选择、接受和听信哪些信息。”
选择性心理也是面对可能的认知失调采取的防御方式。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指出，人们在观点、态度、行为等之间具有一种一致或平衡的取向。即两个认知元素之间要达到一致的趋向。所谓认知元素，是指一个人对自身、对自己的行为及对环境所了解的事情。两个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无关、失调、协调。失调即指不一致、矛盾、不合适。当出现失调时，人们会努力减少失调，其方法是，改变行为认知元素（改变自己的行动）、改变环境认知元素（改变对环境的看法或改变环境）或增加新的认知元素（用新的认知元素来加以平衡）。同时人们还会主动地避免可能增加失调的情境和信息。这导致人对于信息的高度选择性。认知失调理论从深层解释了人们的选择性心理的来源。
可以说，人的选择性心理从来就存在，传统媒体时代它也会以各种形式存在，但也需要看到，社会化媒体、目前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与平台界面设计等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种心理。
04 多重路径下的“破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信息茧房的根源是个体的选择性心理，但今天的技术、平台及传播模式等，都有可能作用于个体的信息选择、过滤过程，信息茧房最终的形成，也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信息茧房的“破茧”也需要多重路径。
（一）算法的优化
对个性化算法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问题，我们的确应该有所警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如果运用得当，算法也可能成为刺破信息茧房的一种武器。
从面向个人的算法角度看，要尽可能减少信息茧房效应，就要在算法设计时深入理解与考虑用户行为与需求中那些摇摆着的矛盾，例如：
“凝固”与“流动”：用户在某个时段阅读偏好会有稳定性，但时间推移，兴趣也可能会发生转移，及时预测甚至促成用户需求的迁移或扩展，这是提高算法精准度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突破茧房的一种思路。
“套路”与“奇遇”：在迎合个体的阅读“套路”的同时，算法也需要提供一些惯性之外的信息，给个体带来更多“奇遇”，让个体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悦耳”与“刺耳”：算法总希望顺应用户的心理，为他们提供“悦耳”的声音，但某些时候，它也需要提供一些刺耳的声音，让用户了解真实世界的多面性。
除了在个性化内容推荐方面优化算法外，算法的开发者也需要更多地探索用算法来促进具有公共价值的内容的生产与推荐。在内容生产方面，可以通过算法分析洞察公众的共同心理，为媒体内容生产提供更多依据；在内容分发方面，可以通过算法推动具有公共价值的内容到达更广的人群。这些都可能帮助个体减少茧房的束缚。
（二）平台的优化
前文指出，人们的信息获取范围与社会关系有关，而背后，是这些关系所依存的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机制在起作用。尽管人们的关系选择是自由的、自主的，但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关系结构（如强关系或弱关系、同质关系还是异质关系）是由平台的产品设计决定的。有些平台更容易带来同质的、封闭的信息环境，有些则相反，如何帮助用户增加异质的信息源，也是平台需要考虑的。推动人们关系的流动而不是固化，也是平台在打破信息茧房方面需要做的努力。
而从信息筛选与呈现的角度看，平台的作用仍然是显著的，因此平台本身的信息源的丰富性，信息环境的均衡性，信息呈现方式的优化，也有助于帮助用户突破茧房。
前文提到，人们的选择性注意与引导线索及奖励等因素相关，因此，对于一些具有重大公共价值或有助于纠正用户“偏食”的信息，平台可以强化界面引导手段或相应奖励机制来刺激人们的注意。
（三）信息供给侧的改进
算法和平台对个体的信息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未来它们的改进也有可能促进封闭环境的打破，但对于社会的信息环境的全面、平衡起着更基础支持作用的，仍是媒体等专业内容生产者。
虽然每个个体、群体都有自己的信息消费偏好，但是，他们偏好之外的某些公共信息，对于他们完整了解社会环境是重要的，或许这些公共信息在获得即时报偿（如流量）方面并不理想，但媒体并不能因此而放弃这些内容的生产。
在社交网络中被人们分享得更多的信息，常常与情绪、态度、立场相关，但是，媒体仍然需要坚持对真相的追寻，坚守在新闻报道中的客观、冷静原则。
媒体仍需要保持有公共价值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多方面平衡的内容的供给，如果这些内容断供或稀缺，那么无论算法和平台如何优化，人们都无法获得对社会环境充分、全面的了解。
除了坚守专业的原则与方法外，面对新媒体时代公众的心理变化，媒体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内容生产与传播策略，使自己生产的内容到达更广泛的用户。
在多元甚至日益碎片化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信息茧房，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的断裂，面对这样一种风险，媒体的社会整合的职责将变得更为重要。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要的同时，要让那些关乎个体以及社会长远利益的公共信息仍能打破各种墙，畅通地到达每个个体。这不仅需要算法向这些具有公共价值的媒体内容倾斜，也需要媒体自身的努力。此外，平台同样也需要扶持媒体之外的具有专业生产水准的内容生产者，包括专业化的自媒体等，促进更多样、平衡的内容生态形成。
（四）个体媒介素养的提升
信息茧房归根结底还是由人的心理、认知与行为惯性决定的。虽然人的心理机制难以发生改变，但在某些方面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们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中的恶性循环。
信息茧房与人们的惰性相关。因为获取信息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极大过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作为具有“工具理性”的人，总是倾向于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报偿。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恩斯的模型认为，人们从头脑相似的人那里获得信息有助于减少信息成本。除了依赖他人外，依赖平台、算法，都可以使人们减少获得信息的代价。而这种依赖，是以个人的偏好为出发点，最终也会强化个人的偏好。媒介素养的培养，需要帮助人们认识信息偏食带来的影响，推动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信息获取的行为模式，尽力克服惰性，以更积极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要减少信息茧房的困扰，也需要提高人们在兼容异质人群和异质信息、意见等方面的素养，这种兼容与人的心理、本性有所冲突，因而更需要培养。这也是公共参与的一种基本素养，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介素养的培养，还需要帮助人们提高对算法风险的知觉意识与防范能力。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对算法新闻的态度上，有四个因素可能导致用户态度的差异，其中使用时长较长用户、城市用户、高学历用户、媒介素养相对高的用户对算法规则和风险的了解程度更高。虽然这样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这个研究也表明，研究者开始关注算法与媒介素养的关系。将对包括算法在内的新技术应用风险的知觉意识与防范能力作为媒介素养的一部分，也是必要的。
对公众而言，对信息茧房的警惕与自省意识，对信息茧房的破解能力，也应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这也是公众进行理性的社会参与的前提。
这样一个层面的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教育，也是具有极大的挑战的，它不能仅仅以业余教育的方式来完成，而是需要纳入整个教育体系中。
信息茧房虽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从其形成机制的分析看，在新技术、新传播模式的影响下，它会变得更为突出。当然，实际情况如何，它对个体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理解导致信息茧房的多种因素，并从不同的路径中寻求对信息茧房的突围可能。
➤作者简介 作者 彭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信息茧房时代：偏见、撕裂与群氓
原创 清和社长 智本社 2021年07月06日 22:03
自从算法推送机制兴起，我们开始关注一个词：「信息茧房」。
内容平台根据你的浏览过往，给你推送相关的内容；电商平台根据你的购物行为，不断地“猜你喜欢”……
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平台很懂你，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自己的认知越来越固化。甚至很多人意识不到，更可怕。
大多数人对「信息茧房」的认知，可能仅限于此。但事实上，「信息茧房」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为什么我建议你一定要警惕并且逃离「信息茧房」？看完这篇文章，相信你会对此有更深层的认知，推荐认真阅读。
“就在此时此刻，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背负着各自的历史积怨……
即使这无穷尽的对抗中，有一些似乎的确是基于现实的利益冲突，我们仍怀疑，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然而，虚构的恐惧能够造成真实的痛苦。【1】”
现代个性心理学创始人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教授，以这段话开启了他的著作《偏见的本质》。
这本书诞生于，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50年代。六七十年过去了，人们的偏见与对抗更少了吗？
互联网曾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信息海洋，但如今的算法却编织了一个个信息茧房。
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每个人看自己想看的，听自己想听的，宛如回音壁一样不断地重复那些悦耳的声音。
然而，这种舒适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偏见、撕裂与群氓。
本文探讨信息茧房、认知与自由市场的关系。
01 偏见与傲慢
昨天晚上，我与女儿“误入”了一家鞋店。店里正播放着音乐，女儿疑惑地问：“爸爸，这是什么歌曲，好奇怪哦？”
女儿的疑惑让我意识到，她似乎处于自己的音乐“茧房”之中。
女儿辅修了声乐，对音乐会敏感一些，但她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音乐。那首歌我也没有听过，但我知道，这类歌曲在一些商店、汽车里颇为流行。
2006年哈佛大学凯斯·桑斯坦，在他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
桑斯坦指出：
在信息传播中，公众所接触的信息是有限的，会选择自己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2】
其实，世界之大，信息无穷，考虑到处理信息的成本与风险，人们倾向于待在认知的舒适区。
这是一种自我编织的茧房。
这种茧房并不可怕，因为自由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人们走出舒适区，懒惰者、安逸者被惩罚、被淘汰。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他人编织的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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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每一个村落都是独立的信息孤岛。村落之间除了官道外没有通行的道路，临界区域遍布高山、密林及河流，野兽出没，山匪当道。
这是天然的信息茧房吗？
将古代村落沦为信息茧房的，并非野兽而是君王。
古代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计划经济，中国是小农计划，欧洲是城邦计划。计划经济特点是稳定输出与计划配给。
其前提是权力集中，统一指令，信息封闭，控制言行。古代君主不允许村民随意迁徙，打探信息，生在村里，死在村里，让本地的礼教、习俗构成的“权威信用体系”控制村民的言行。
随着文字、纸张、印刷、电报电视的问世，知识精英逐渐掌握了信息茧房的控制权。
世纪之交，互联网打破信息孤岛，“逆袭”知识精英。如今，技术精英借助算法悄无声息地夺权，给每一个人都量身订做了一个信息茧房。
美国反科技“狂人”希尔多·卡辛斯基，曾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发出警告：“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
在算法时代，你以为自己拥抱了知识的海洋，其实你看到的信息只是你想看到的，技术精英想给你看到的。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回音壁中，反复地收听那悦耳的音符。
然而，这种舒适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认知黑洞。
信息、方法论与智慧存在关联关系。
信息是方法论的原材料，方法论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
在信息茧房中，人们即便可以获得很多想要的信息，经过科学方法加工，也很难输出真正的智慧。
所谓真正的智慧，是指自然规律、人的行为规律以及思辨哲学。
掌握规律靠什么？
靠抽象逻辑。
如何获得抽象逻辑？
数学就是一种抽象逻辑。自然科学依靠数学论证建立，现代医学的可靠性建立在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之上。
双盲试验是一种更加严格的试验方法，通常适用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human subjects），旨在消除可能出现试验者和参与者意识当中的主观偏差（subjective bias）和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s）。在大多数情况下，双盲试验要求达到非常高的科学严格程度。
在双盲试验中，试验者和参与者都不知道哪些参与者属于对照组（control group）、哪些属于试验组（experimental group）。只有在所有数据被记录完毕之后（在有些情况下是分析完毕之后），试验者才能知道那些参与者是哪些组的。采用双盲试验是为了要减少偏见（prejudices）和无意识地暗示（unintentional physical cues）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对于被试者的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到对照组或者试验组的做法是双盲试验中至关重要的一部。确认哪些受试者属于那些组的信息交由第三方保管，并且在研究结束之前不能告知研究者。
在大数据时代，实证方法越来越流行，数据越多，研究越充分。这就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
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通过数学方法来建立抽象逻辑。
普通人只能使用经验归纳法来认识事物。
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法。比如，把家里养的动物归纳为家禽（家畜），野外跑的动物归纳为野兽。
但是，这也是一种极容易犯错的认识方法。比如，家养的狗跑到野外去了，是家禽还是野兽？
为什么经验归纳法容易犯错？
原因是经验归纳法容易建立形式逻辑，而不是抽象逻辑。
比如，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这是形式逻辑。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抽象逻辑。
古代人看到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也是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与信息茧房有什么关系？
形式逻辑是不是信息不充分导致的？信息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管是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都不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
形式逻辑的错误，更多源自信息源被控制，即信息茧房。
比如，你从小到大看到的天鹅是白天鹅，那么你容易将白天鹅等同于天鹅。这就是形式逻辑。如果你哪天看到了一只黑天鹅，那么你的思想可能要遭遇一场“黑天鹅”。
当黑白天鹅都看过了，你才不容易陷入“颜色”的形式逻辑，从更本质的角度认识天鹅。但是，很不幸的是，黑天鹅全被我宰了。
这就人为地制造了“幸存者偏差”。
在古代，每个国家、每个村落都是一个个信息茧房，人们在回音壁中不论怎样折腾都不可能建立抽象逻辑，不可能催生现代科学与制度。
古代中国一次次地打破信息茧房，又一次次地重建信息茧房，而且茧房越来越牢固，最终与现代化渐行渐远。
其实，只要信息是自然流动的，即使存在信息不对称，人也可以在经验基础上建立抽象逻辑。 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先验”认识论。
经济学家米塞斯用先验来解释奥派的方法论。先验，其实是在经验基础上的抽象逻辑。比如，在自由市场中，价格上升，需求减少。需求定律，可以通过数学论证，也可以通过从经验中抽离出来形成抽象逻辑。
科学家普遍反对定性、经验及“先验”，推崇数学实证。后者更具可靠性，但是实证的假设，就是依靠“先验”得来的。
如果假设上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实证研究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完全市场理论。
很多不具备“先验”能力的经济学家、科学家，能够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但结果可能是错的，或者毫无价值的。
当今世界，出色的数学家、统计学家很多，但是富有智慧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极少。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定性或定量，不是证伪主义或“先验”认识论，而是如何建立抽象逻辑。
无法建立抽象逻辑的关键，不是信息不充分，而是人为设置的信息茧房。
在信息茧房中，人即便可以获得特定的丰富的知识，也难以建立抽象逻辑。有些人纵然满腹经纶、博闻强识，也只是个愚不可及的老朽。
中国古代不乏翁同龢这样的“帝师”与大儒，但他们因为缺乏思辨哲学与智慧，无法将中国引入现代化。
在信息茧房中，形式逻辑占据统治地位，偏见盛行，盲目自信。
古代地球人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生活在自己的茧房中。玛雅人、印度人、罗马人、东亚人均以自己为地球的中心。他们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知识，比如所谓的国学、西方经济学、东方心理学。
真正的知识是抽象逻辑的知识，是没有国别、种族、民族之分的。不可能出现西方的质能方程式，亦或是东方的需求定律。
在瑞士伯尔尼的一次统计学会议上，当一个年轻人说到"经济学自然规律"时，德国学者施穆勒打断他说：“先生，并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学自然规律。”
年轻人反问：“先生，你知道伯尔尼哪里有吃饭不用付钱的餐馆吗？”
施穆勒很不高兴地说：“没有，倒是有便宜的。”
这位年轻人就是帕累托。
帕累托探索的是经济的一般规律，而德国施穆勒领导的历史学派，是典型的形式逻辑学说，它建立在德国特殊论之上，最终导向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运动。
信息茧房促使逻辑形式化，思维简单化，认知标签化，理论特殊化，导致人愈加封闭、自我、无知、偏执、傲慢、群氓。
这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
一个个舒适的信息茧房里，暗藏着一股股盲目的社会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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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撕裂与群氓
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统治者猪给动物们确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动物主义原则：“四条腿好，两条腿坏”。【3】
仅用腿的数量来判断好与坏，动物们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分辨敌我，将两条腿的（主要指人，庄园主）打入深渊。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羊都会在动物们的耳边念叨这个原则，动物们听到后立即就站在了猪这一边。
鸡鸭鹅不也是两条腿吗？没办法，鸡第一个被“歧视”，猪将鸡蛋拿去“出口”换农具。后来，“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拿破仑（领袖猪）摆平了政敌斯诺鲍后，动物庄园的口号变成了“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最后，六个庄园主和六头猪在屋里打牌。
“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瞅到人，又从人瞅到猪，再从猪瞅到人；不过他们已然区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在信息茧房中，形式逻辑战胜抽象逻辑，标签替代思考，偏执引起群氓。
腿的数量，就是一种形式逻辑。这种形式逻辑成为了好与坏的标准。两腿的就是坏蛋，这就是贴标签、扣帽子。
缺乏抽象逻辑的人容易服从于一种哲学。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揭示了这种哲学的逻辑问题。
它认为主观服从于客观，真理源自现实而非逻辑，进而推导出生产力决定论、劳动价值论、身份决定论、立场决定论、动机决定论、历史决定论。【4】
服从于这种哲学的人，谈历史，使用的是盖棺定论；谈现实，强调“存在即合理”；谈国家，但不思考何为国家。
他们不问是非，用折中主义掩盖错误；不知对错，用屁股决定脑袋。
在公正面前，将妥协视为艺术，将守正视为愚蠢，将标签视为标准，将立场视为正义。
总之，“大即原罪”，资本家等于罪犯，反对我的人一律是卖国贼、汉奸和资本家的狗腿子。
美国有一位黑人经济学家,叫沃尔特·威廉姆斯【5】，2020年12月1日去世，享年84岁。
他在博士论文《低收入市场》指出，最低工资法对低技术工人不利，尤其是美国黑人。该法律表面上看保护了低收入工人，实际却增加了他们的失业率。
如果市场的真实工资低于最低工资，那么企业主就会选择用机器替代，亦或以较高工资，雇佣一名更高效率的工人替代两名低收入工人。
威廉姆斯早在60年代就指出，民主党政府的福利政策，摧毁了美国黑人社会及家庭，使得黑人更加贫穷。
后来的事实正如威廉姆斯所料，福利政策导致黑人单亲家庭暴增，大量黑人没有受到好的家庭教育而穷困潦倒，黑人犯罪率激增。
但是，黑人根本不相信威廉姆斯，甚至大骂他为种族的“叛徒”。
与威廉姆斯遭遇同样对待的，是另外一名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
他支持威廉姆斯的观点：“黑人家庭挺过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数代人的种族隔离，但是，随着自由派（美国左派）所主张的福利国家的扩张，这些家庭已经瓦解。”
黑人经济学家不多，这两位都被美国黑人群体列入“黑奸”。
索维尔说过一句话：“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美国黑人遭遇了民主党政策祸害，难道他们不会觉醒吗？
在信息茧房中，思想市场的惩罚机制不一定有效。即便错误的认知酿成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意识到恶之根源。
信息茧房就像一个劫匪，里面的人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症。
人在茧房的时间越长，沉没成本就越大。 即便哪天三观受到“暴击”，也不愿意承认和醒来。因为醒来的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心理上接受不了。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这个道理。相反，他们会劝你好好配合劫匪才是唯一的生路。
美国黑人吃福利吃上了瘾，有些人知道福利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导致他们变得懒惰和无能。黑人进入了一个向下的螺旋。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头，“黑命贵”运动还会重演。
这种福利制度，其实利用和放纵了人性之恶。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民主党还要给反对者贴上标签、扣上帽子——种族歧视。
在信息茧房中，有些人不喜欢逻辑，只啃食爽文；不愿意思考，只跟随意见领袖；不是在阅读，只是在取悦和麻痹自己。
德国大众传媒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提出一种理论叫“沉默的螺旋理论”。
她指出：人们越沉默，特定的看法就会得到强化，越多的人屈于群体压力而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一股向下的洪流。
在信息茧房时代，这股股洪流可能引发一场场群氓运动。
他们跟风、盲从、焦虑、易怒、狂热、纵欲，拒绝思考及放纵暴力，缺乏独立意识与思辨能力，在追求“集体灵魂”中迷失，在追逐公共利益中窃取私利。
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指出：“深谙其道的演说家，在面对群氓的演说中常常利用这些特征。【6】”
桑斯坦警示：
“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的领导人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但是，重大的错误就是舒适的代价。
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能变成公众一种可怕的梦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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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逻辑与生意
如何消除这个可怕的梦魇？
奥尔波特教授在开篇时说，“大部分对抗是幻想中的恐惧的产物”，一切文明的问题都是主观的问题，解决文明问题的方法也在主观之中。
主观思想缔造了人类文明，主观价值开启了自由市场。
哈耶克说：“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主观主义的贯彻运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句话扩大来说就是，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主观思想的进步。这与物质、规律的客观性不矛盾。
为什么到十六七世纪人类才开启现代文明？为什么不是十三世纪？
历史决定论认为，那是历史的必然性。
何为历史的必然性？技术与生产力吗？技术与生产力又是人类主观创造的。
其实，人类在“马尔萨斯陷阱”中反复折腾，根本上还是因为思想市场被消灭，主观思想被抑制，东西方所谓的智者都只掌握了形式逻辑。
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解锁了思想市场。接着，牛顿、洛克、斯密等建立了抽象逻辑。
当然，思想市场经常失灵。
知识的延续性导致其产权不完全排他；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价格机制不灵敏；同时，思想市场的惩罚机制容易失效。
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如知识产权法，思想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被谎言、谣言、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淹没。
所以，第一步是用制度打破信息茧房。第二步是建立抽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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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中国的学校应该引入逻辑学。逻辑学至关重要，同时理工科、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的逻辑训练也同样重要。
当然，对于大众来说，自由竞争或许是解决信息茧房、削弱偏见与群氓的最有效方式。
奥尔波特教授，在《偏见的本质》中介绍了很多心理学实验，其中有一个拉皮耶设计的巧妙实验：
这位美国研究人员，与一对中国夫妇遍访美国各地。他们曾一同在66个旅馆过夜，在184个饭店就餐，总共只有一次被拒绝服务的经历。
之后，他给这些地方的经营者都邮寄了一份问卷，调查他们“是否会接待中国人”。结果93%的饭店与92%的旅馆，表示不愿意为中国人提供服务【1】。
实验的结论是：
‘纸面’的情境会比真实情境，更强烈地唤起被试的敌意。威胁要实施歧视行为的人，实际上可能并不会这样做”。
拉皮耶的实验，发生在美国种族歧视流行的50年代。
当时美国存有种族隔离制度，黑人、白人、印第安人、中国人生活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之中，信息茧房强化种族歧视。
但是，这些美国商家在歧视问题上显然言行不一，言语上激烈，但行为上却要温和得多。
这是为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正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他抓住这个热门话题，在1955年撰写了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
贝克尔是歧视经济学的开创者，他指出歧视是一种经济行为。贝克尔的研究表明，歧视需要付出代价，造成经济效率损失【7】。
美国商家对华人在行为上的歧视，要远远弱于言语上的歧视，根本上还是出于代价的考虑。
当今的网络，流行着各种地域歧视、学科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这些看似“穷凶极恶”的歧视者，在现实中要“怂”得多，甚至待人礼貌、温和、谦逊。
考虑到代价与风险，对同事、上下级、朋友、同学、客户、合作伙伴，即便存有偏见与歧视，也会尽量掩饰、避免冲突。
可见，在约束人的言行上，生意比道德教化更有效。
~
因为代价与利益，我们不得不包容对方，硬着头皮去了解、理解对方。这就打破了自己的信息茧房，增进信息交流与情感融合。
可见，市场分工增进了人类的道德与文明，自由交易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与和平。
对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一位大师，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如下表述：
“商业首次教育各个民族，满怀善意地看待彼此的富强与繁荣。
过去的爱国者，除去其中富有教养的、能够将世界视为自己国家的人之外，无不希望本国以外的一切国家，都贫弱而且管理不善。
现在，他们将其他国家的富裕和进步，视为本国富裕和进步的直接源泉。
正是商业贸易，通过巩固并增加与战争天然对立的个人的利益，使战争迅速遭到废弃。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作为世界和平基本安全屏障的国际贸易的全面开拓和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种族的思想、制度和素质不断进步的伟大的而且永久的保证。【8】”
有些人用一战、二战反驳穆勒的观点。这种反驳不符合历史演进，也不合乎抽象逻辑。
很多人不了解，在没有自由市场之前，国与国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可谓老死不相往来。
封闭的农耕计划经济体，千年不变的存量斗争，以及统治者为维护政权合法性而制造外敌，这些因素导致国家、部落、民族、种族之间一旦大规模接触便触发残酷的战争。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自由市场，20世纪初亦或是当今，人类如此密集的交流，将上演何种惨剧。
嫉妒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成分。在农耕时代，没有自由市场，财富没有流动，自然萌生对地主的嫉妒。
抑制嫉妒的办法就是道德教化——听天命、灭人欲，剩下的只有均平富了。这些办法都无助于道德与经济进步。
只有交易才能淡化人的嫉妒之心，财富流动改变认知。真正的市场交易者是希望他人有钱。公司有钱才能为自己发工资，他人有钱才能买自己的产品，富人有钱自己才好融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下降的。【9】”
今日人类如此大规模的陌生人之间的协作，不可能交给同情心来化解冲突，也不可能交给法律来约束行为，更不可能交给国王来调节。
只能交给自由市场，每个人评估自己的成本与收益而行动。
固步自封者、歧视者、不合作者逐渐被淘汰，而开放、自由、协作的精神得以保留与弘扬。
这并不是说为自己牟利的人、生意人的道德更高尚，而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呈现了这样一种结果。
反过来，如果被淘汰者、吃租者、垄断者以及货币经济之外的人，故意破坏自由市场，那将引发经济、道德与文明的严重退化。
当然，离开了公正的制度，自由竞争同样引发悲剧。
让每个人的言行，承担应有的代价。这个世界才能往更好方向走。
个人言行的“待价而沽”，促使人类彰显谨慎、谦逊、包容、进取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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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图来自电影《楚门的世界》。
来源 l 智本社（ID：zhibenshe0-1）
分享 l 粥左罗（ID：fangdushe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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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本质，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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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乌托邦，凯斯·桑斯坦，法律出版社；
-
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上海三联书店；
-
人的行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纪念沃尔特·威廉姆斯，谭镇年，人文学会；
-
群氓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歧视经济学，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商务印书馆；
-
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穆勒，商务印书馆；
9.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中央编译出版社。
END
发力“破茧”，抗拒“信息茧房”
原创 潘晔 半月谈 2023年10月19日 15:29 北京
半月谈评论员 潘晔
当日常生活逐渐被“数据化”，在算法推荐机制下，社交、购物平台可以帮人们轻易过滤掉不熟悉、不认同、不喜欢的内容，这种投其所好式的信息投喂，不断重复强化自我偏见和喜好。如此往复，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单一，就像蚕宝宝吐出来的丝一样，以“自我偏好”“自以为是”的丝网把自己包裹、封闭在茧房里。
“我们在聊什么，就会刷到与它相关的网页、视频、购买链接。”“我们看到的，似乎都是我们认同的那些观点。”“短视频‘推荐’的内容，总是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和重复度。”“过去公众号是按时间推送，现在是哪个号我们看得久，就优先推送哪个号。”……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在“裸泳”，也在被算法“投喂”。
被“投喂”的信息，不光是“同质化”的，还可以被“定制化”。“信息茧房”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压缩着我们的知识面，剥夺了我们独立思考以及自我纠偏的能力。
有人将其称之为大数据时代的“坐井观天”，这些大数据打造的“主题公园”里的“自嗨者”就是“井底之蛙”——他们每天只能看到“头上的一片天”，却以为看到的是“整个世界”，而自信心一天比一天膨胀。久而久之，他们越来越相信这口“井”就是“整个世界”，真实的世界再也看不到，甚至对真相滴水不进，宁愿相信由自己想象出来的假象。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由学者凯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而如今，“信息茧房”现象，不仅存在于网络世界，也广泛存在于现实世界，不仅对网络“原住民”会造成影响，也对社会中不同圈层的人群带来冲击。比如，科层组织理论认为，科层组织是现代社会管理最有效率的形式之一。然而，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身处“高位”的决策者，有时已经进入“信息茧房”而不自知。
由于远离业务、远离用户、远离基层员工，信息渠道逐渐变得单向度。他们听着助理、秘书的汇报，看着精心设计的PPT和工作报告，以及大量被团队筛选过的媒体报道、评论反馈……
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接触到的信息范围越变越小，听不到“真话”，也了解不到“实情”。在如此情形下作出的决策，由于脱离实际，要么会遭遇“落地难”，要么基层为了落实而落实，执行过程流于表面、疲于应付，容易出现变形走样、达不到效果，甚至违背初衷。
说到底，“信息茧房”形成的原因是“投其所好”，背后是“功利主义”在作祟。 但无论是谁，过度沉溺于自己的“舒适区”，仅凭“喜欢”却失了“理性”，往往是危险的。
无论从信息治理还是个人发展的角度，“破茧”都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个体的分辨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并不断强化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思维。作为信息的“投喂者”、内容产品的“生产商”，媒体、自媒体以及社交平台、电商平台，则更需要去反思。
那些让人们总是忍不住想去看一看的热搜、刷一刷的短视频，绝不只是个人抑制不住的“渴望”与“好奇”，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持、商业模式的闭环设计、各路资本的参与，有着很多聪明人在开发、拍摄、写脚本……
可以说，这是各类资源、各个利益方“合谋”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由我们自己喜好“定制”而成的“信息茧房”，实则是由商家“精心设计”出来的产品。 而只要“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这种诉求还在，信息茧房的轮回就不会结束。
当信息分拣与数据筛选正在成为一种刚需，“信息茧房”对于个体，某种程度上也在变成一种不可抗力。
在此过程中，商家们打响的是一场争夺“注意力”的战争，比拼的是谁家产品更能让人“上瘾”，“战利品”就是用户数量和使用时长。而一些媒体、自媒体和社交平台，为了追求时效或流量，不惜恶意渲染对立情绪，制造低质量、高悬念的短视频产品，甚至发布一些未加考证的内容，成为谣言发酵的“帮凶”。
更进一步思考，人不是一下子就被“信息茧房”包裹起来的，这个过程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好比蚕宝宝吐丝，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形成茧房，信息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长期的、持续性的，是慢慢累积、不断发酵、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造成生态变化。
与其过度谴责个体自控力薄弱、独立思考能力不强，不如去关注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传播机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去检视一下“信息的真实性”有没有得到必要的监管与约束。
商业的本质是洞悉人性，但伟大的产品不应该建立在对人性弱点和欲望的利用上。技术是中立的，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科技向善或科技向恶，说到底做选择的还是人。
一位学者剖析了现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各种思想困境，并深刻指出，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是伴随着科技的无限制扩张而出现的。他同时指出，个人自由被不断扩张的科技摧毁，并不意味着高科技必定压迫个人自由，而在于人的主体性自身的退缩。
好比“生病”与“治疗手段”之间的关系，任何高明的治疗手段都只是辅助性的，治愈疾病的关键最终还是人体自身的调节。而精神上面临的问题也一样，一旦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勇敢地去面对，真正地站起来，这个问题其实就解决大半了。
“信息茧房”如果是由人的选择心理导致的，那么，如何“破茧”，根本上还是自己说了算，而非算法说了算。
* * *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第10期
编辑：李建发
责编：褚孝鹏
校对：张子晴
莫让“信息茧房”变成“稻草人议题”
南方都市报 2024年06月06日 12:38 广东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归因无方，信息茧房”，俨然成为时髦的归纳总结法。
在部分人看来，是“信息茧房”将人们困在回音室里，让人们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自己想听到的，才导致人们越来越自以为是、极端偏执。
在“后真相时代”满天飞、“网络巴尔干化”遍地跑的今日，担心人们失去开放的意识和兼听的能力，很正常。
问题是，所谓的“信息茧房”，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赛博囚笼”，还是想象出来的稻草人议题？当批判“信息茧房”的终点是反技术进步时，这会不会是困在“认知茧房”里？
所谓的“信息茧房”，背后是“信息偏食”
“信息茧房”，是桑斯坦2006年在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互联网的确为公众提供了“资讯汪洋”，但人们接触信息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性吸收，这可能会将自身困于蚕茧般的“茧房”中。
桑斯坦确实将“信息茧房”跟互联网时代背景联系在了一起，但他认为“信息茧房”症结在于“信息偏食”。
信息偏食跟传播学中的“选择性接触”、心理学中的“确认偏误”有相通之处，本质是依托人脑“过滤罩”的自我保护机制。
信息爆炸跟脑容量有限的矛盾，是人们长期面临的难题，但数字社会的到来让它变得更为显著。
定位学大师杰克·特劳特在《与众不同》中就讲到：过去30年人类社会产生的信息比之前5000年产生的信息还多。人文学者梁永安也说过，现在的年轻人十几岁时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可能比一个古人在60岁时知道的还多。为了避免信息过载，脑部会基于人的喜同恶异、趋利避害本性自动开启信息筛选。
也因为是本性，信息偏食的情况在任何时候都存在。这类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筛选的信息接收模式，正面看，是将人带到认知舒适区里；负面看，是把人带入认知板结化状态。
这反映了信息偏食的两面性：一面是对信息负荷超标的抵御，能够帮脑部减压；另一面是对“异文化视野”的抑制，容易导致思维局限。结合信息过载的情况看，其正向作用其实要大于负面效应。
而现在网上流行的“信息茧房”，更多的是强调茧房是互联网信息供给模式和传递路径的产物，认为信息技术是因、信息偏食是果。将算法推荐跟信息茧房嵌入因果链中，就是常见的归因。
那，互联网到底会不会让人们的视野收窄？信息技术是不是会加剧人们的信息偏食习惯？目前看来，争议不小。就连“信息茧房”情况是否存在，学界都不乏争论。
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就认为，“信息茧房本身是否存在就是个问题，全球有许多学者以实证的方式质疑过它的实然性，但当前，社会上却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概念，望文生义、简单化地进行批判。”
只是基于理论推演而无科学佐证，预设用户只有单一接触信息渠道的前提很难成立，容易让人误以为所谓“信息茧房”是互联网出现后才出现的，是“信息茧房”假说被质疑的主要理由。
虽然在许多人对“大众传播-分众传播-窄众传播”的信息传播模式迭代感到不适，对网上“撕、怼、喷”风气感到不安的背景下，“信息茧房”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点，但互联网有没有造成“信息茧房”，得多维度而非单向度地考量：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多元与窄众传播等复杂结构在“造茧/破茧”上的对冲作用，使得互联网导致“信息茧房”的全称命题显得有些武断。
可在当下，网上有些惯于贩卖焦虑的营销号都开始将“信息茧房”跟“高认知”等鸡汤文话术、“毁掉一代人”等毁掉体句式一锅烩。打着警惕“信息茧房”名义制造和强化焦虑，很容易把人困在“认知茧房”里。
信息技术可以缓解而不是助长“信息偏食”
颇堪玩味的是，有的人对“信息茧房”的批评经常会通向对算法技术的猎巫。在有的人看来，算法是根据兴趣推荐，会过滤掉不感兴趣的异质内容，所以会成为制造“信息茧房”的推手。
但认为用户喜欢1算法就不会推2，是对算法的误解：算法模型会用多样化信息来覆盖人们多元、善变和阈值持续提升的兴趣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对哪些事物感兴趣，就算知道人的兴趣也可能因时因地而变。
用户怕接收的信息单一化，平台同样怕供给的信息单一化，那样无益于用户长期留存，所以平台会持续对算法加以优化——
谷歌浏览器推出了“逃离泡沫”的插件，可以根据用户的阅读习惯，反向推荐调性积极、易于接受的内容。
新闻类APP“跨越分歧的阅读”创立了包含20个新闻品牌的图谱，当用户阅读习惯偏向于一方时，程序会建议受众调整阅读内容。
抖音着力让知识库、内容池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凭着算法模型自动学习积累的数以几十亿的“向量特征”，探索算法测量指标的优化，综合运用内容消重、打散和对用户多元兴趣的主动探索等策略，避免信息呈现一元化……
说到底，信息偏食问题不是技术带来的，但能通过技术予以缓解：通过环境特征协同提取暗知识、暗变量，摆脱对信息需求的粗粒度归类，并通过跨学科指标融合去引导算法，塑造用户认知“广角”。
还有，算法推荐往往能跟其他分发形式“组合使用”：编辑分发带来的是“你应该知道的”，搜索带来“你想知道的”，推荐带来“你可能感兴趣的”，关注带来“你关心的人的动态”，平台会将这些信息获取途径整合，以解决信息偏食难题。根据“算法+热点+关注+搜索”推荐内容，已是内容平台常见做法。
在著作《必然》里，著名互联网学者凯文·凯利抛出了“理想的过滤器”一说。他认为，理想的过滤器应该推荐那些“我想知道我的朋友喜欢什么，而那又是我现在还不了解的”，以及“它将是一种会向我建议某些我现在不喜欢，但想尝试着喜欢的东西的信息流”。算法已将其变为现实。
著名传播学者喻国明就认为，智能算法推荐具有反信息茧房的本质，“采用多种算法的信息分发平台所具有的社会构造，从信息流动来说，总体上能够有效地避免‘茧房效应’的发生”，且从商业利益初衷看，算法在更新迭代中逐步挖掘出个体尚未被开掘的信息消费潜能是更优解。
毋庸讳言，算法是放大器，它的放大效应会在“人塑造环境”和“环境塑造人”的双向交互中倍数级还原出人的多面性来。
算法会在同频共振中放大向美向善的力量，之前烧烤、冰雪大世界、麻辣烫的热门短视频先后带火淄博、哈尔滨、天水的文旅，即为印证。
算法也会暴露许多人获取信息上路径依赖，沟通信息上社交衰退、消化信息上感情用事的弊端。这就需要人们善用算法，让算法成为善的倍增器。
立足根本、着眼长远看，信息偏食是单个技术和单一平台难以根治的问题，解决之法在于提供多元信息市场，引导大众提升信息素养，善用新技术工具和媒介手段，拓宽信息获取渠道。
别忘了，就连桑斯坦本人也在《信息乌托邦》中说：新的传播技术正在使事情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文 | 仲鸣（媒体人）
“信息茧房”，一个为焦虑而生的谬误
原创 梁湘 真故研究室 2024年06月21日 11:00 北京
撰文 | 梁 湘
编辑 | 马 路
当算法将互联网引入新的世界后，“信息茧房”也逐渐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词。这个本应出现高校传播学课堂上的概念，如此频繁的被挂在网友们的嘴边，以至于它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技术有害论或针对互联网的的批判中，“信息茧房”总会适时被提及。
在当下，似乎很难找到另外一个词可以像“信息茧房”一样，成为互联网信息焦虑的背锅侠。或许，人们担忧的不是困在信息的茧房之中，而是面对科技新技术的天然恐惧和人性固有的认知偏见。
01 人们害怕的“茧房”是什么
当人们在谈“信息茧房”的时候，人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去年，某社会调查中心曾对1502名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2.2%的受访者直言，“大数据+算法”的精准推送方式，使信息渠道越来越窄、信息越来越同质化，让自己陷入了“信息茧房”。
按照这个比例，一大半的中国人，也就是至少8亿网民认为自己活在大数据和算法构建的茧房中。
事实上，就像网络上对于“资本和技术的滥用”的指摘一样，信息茧房也承担了太多它这个年龄不该有的骂名。
例如，在上述问卷调查中，受访者是这样说的：
一位传媒职场员工说，“我有一个朋友，她就被‘20岁初抗老’这样的话题裹挟，每天为自己的皮肤焦虑。”一位00后发现自己在搜索“森林徒步”、“跳舞”相关视频，在之后一段时间里就会被此类信息包围。
另一位宝妈表示自己的闲暇时间全部被娱乐化的内容填满，“我喜欢看娱乐消息，如果刷视频时刷到一定会看完。很快，平台给我推送的几乎全都是这类视频。”
此外，她还表示，在算法推荐的情况下，接受到的信息是不全面的，自己有段时间被“儿童医院”爆满的短视频包围，一度十分焦虑，都不敢带孩子出门了。
不难看出，部分人将平台内容推荐规则总结为“信息茧房”的诱因，并将抗老、带孩子、沉迷娱乐信息的问题一致甩锅于陷入算法制造的围城之中。
事实上，产生这样观感的原因是十分多元的。容貌焦虑、流行趋势的变化、大众传播中产生的信息偏差等，都在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和理解。
其中，个人的选择的影响因子显然大于作为工具的算法，只要稍微理性思考，就可以打破这种桎梏。但大家更愿意将互联网上的焦虑，怪罪在“信息茧房”头上。
这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也开始被网络营销号所利用。
可以在网络上轻松找到一批打着“提升思维”、“人性智慧”、“自我提升”的大师们，利用人们对“信息茧房”的恐惧，做着所谓的知识干货分享。
假如你真的被这些内容所吸引，除了徒增焦虑外，并不会得到生活的答案。试图通过零碎的鸡汤知识改变生活方式，本就是一种一厢情愿。
诚然，在互联网上时常出现泾渭分明的舆论场，小到性别议题、金钱观念，大到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大众被分割成不同的意见阵地。一个即将步入婚姻的女孩子，可能会在网上刷到更多渣男故事，而一个中年人可能对华为、新能源车、芯片和国际局势更感兴趣。
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秀才事件”、“胖猫事件”、“农夫山泉事件”中，经常出现不同人群守着不同的“观点茧房”情况发生。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你选择了这些内容，还是平台给你推荐了这些内容？
换句话说，如果平台推荐与你意见相左的内容，你是否会耐心地观看下去、做到兼听则明呢？
估计大部分都很难做到。这时候应该意识到，我们需要打破的不是“信息茧房”，而是自己的“认知茧房”。
02 “信息茧房”真的存在吗？
有意思的是，“信息茧房”的研究也呈现中热西冷的局面。
截至2020年2月6日，中国学者已在CNKI文献库中发表584篇以“信息茧房”为主题的文章。并且，在相关的中文研究中，多数将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紧密关联起来。
而这个西方舶来的传播学概念似乎不怎么受原住地学者的关注 ，在同时段内，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的以“information cocoons”（“信息茧房”）为主题的文献只有 1 篇。
2006年，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代，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的假说。他表达了一份担忧：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者取悦自身的信息，从而减少对其他内容的获取接触，长久以来就会作茧自缚，困在自我编织的狭隘领域中，看不到世界的真实全貌。
桑斯坦不会想到，在互联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这一如科幻作品里的“缸中之脑”的预言式假说，在中文互联网引起如此多的讨论。
事实上，造成“信息茧房”中热西冷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茧房”只是一种担忧，并未被证实存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表示，桑斯坦的“信息茧房”其实是个比喻，并且是在西方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提出的。但是该问题却引起了政治学、传播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广泛关注。“信息茧房”直接被当成一个已然的负面存在，在这里正受到各方面的批判。
和陈昌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喻国明教授，他们都认为“信息茧房”已经被泛化到过多的领域，存在被误解和滥用的情况。
其实，“信息茧房”本身是否存在就是个问题。
从美国到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都有研究成果证明“信息茧房”目前并不存在。阿姆斯特丹大学 6 位法学和信息科学的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目前几乎没有经验证据可以证明对“信息茧房”的担忧。
在世纪之初，互联网的发展势如破竹，与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的互为补充。其势头之猛，已经让原本的传播理论和从业者应接不暇。如果从当时的环境看，桑斯坦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时至今日，几何增长的信息量和天翻地覆的技术变化，“信息茧房”似乎也变成了一种杞人忧天。
2018年，一篇发表于学术期刊《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的论文写到：总体而言，人们对于“信息茧房”的担忧被夸大了。
“信息茧房”最脱离实际的地方在于，它假设了一类实验室条件式的纯粹信息环境，但每个活生生的人其实存在于更多元、更复杂的信息环境中。
线上，新闻、视频、各大传媒平台的推荐各有不同；线下，工作生活与人际社交，会更具实感地迭新一个人的综合认识。现实十分复杂，人处于各种各样的需求，可以获取的内容远比想象中要多，茧房很难织就。
03 为偏见与焦虑背锅
正如学术研究中所热衷那样，人们对于“信息茧房”的担忧，更多的是来自“技术有害论”，也就是算法本身的原罪。虽然当下在内容、外卖、购物、地图等方面广泛应用，但基于以往的经验，人们无法应付这些神奇的造物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心态上就将其“巫术化”。
鉴于算法等技术是构成网络世界的根基，尽管社会因素、事件场景、舆论环境都会左右人的判断，但当网络上的戾气与“信息茧房”的讨论挂钩时，算法都会一并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背锅侠。
这种联想也不难理解，算法推荐，用户喜欢什么，算法就推荐什么内容，这不正是形成“信息茧房”的技术条件么？
然而，算法的逻辑显然没有这么智障。
事实上，为了避免“信息茧房”的出现，短视频平台都会专门设计“兴趣探索”机制。一方面每次推荐都会选择用户过去不常观看的内容类目进行一定比例的推荐。另一方面每次获取推荐内容的过程中会特别增加一些随机的内容来保障用户可见内容的多样性。
从某种程度来说，算法恰恰有助于打破“信息茧房”。
算法真正的意义并非个性化推荐，而是去中心化。它让每个人都成为内容的主体，同时在技术下实现高效地分发，大量不同的信息可以连接到不同的人，从而产生不同的反馈和社会响应。从这个角度看，在信息和意见的碰撞中，对内容创作者和观众的“茧房”都是一次打破。
过去二十年，人们从网络上接受信息的方式从“信息差阶段”变成了“主动选择阶段”，信息的主要来源是“门户网站”和“订阅号”。事实上，无论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门户网站，还是订阅符合自己兴趣的KOL，都呈现一种“信息偏食”的现象。人们自始至终不会为不喜欢的或意见相悖的内容耗费时间。
例如喜欢看张维为的人，也永远不会看张维迎一眼。这并非“信息茧房”或是算法的引导，而是认知使然。即便算法把张维迎的演讲推荐到一些人眼前，他们也很难被经济学上的真理打动，而是热衷于刻意构建的谎言。
从这个角度看，算法推荐的产品逻辑一定程度上在避免这样的“信息偏食”。
在推送用户喜欢的内容之外，算法还会适当地在此基础上扩展，帮助用户“尝鲜”。算法平台只有不断为用户带来他们自己都还不知道会感兴趣的新鲜内容，才能保证用户的长期使用。推送新内容、探索和扩展用户的兴趣边界、提高用户留存，一直都是推荐算法的重要目的。
清华大学社科院发布的《破茧还是筑茧？用户使用、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研究报告》就发现，从中长期看，个性化推荐算法不一定是导致“信息茧房”的决定性因素，反而可能为个体提供了更多元和理性的信息世界。
如今，才是真正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淄博、哈尔滨、天水、菏泽等原本沉寂的城市被人们所看到，焕发新文旅；成都三花民间川剧团、苏州评弹等传统戏曲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甲骨文、弦理论等小众知识获得簇拥……古人耗尽一生才能追随、知晓的事物，成了当代人的弹指一瞬。
之所以算法和“信息茧房”捆绑在一起，并成为众矢之的，真正的原因在于，甩锅给技术的时候，技术是不会还嘴的，而“信息茧房”刚好充当了大众吐槽的媒介。
或许算法所代表的技术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你身处其中时，看到的全部都是它的坏处。而当它没有出现时，它也没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从历史上看，这是每一项革命性技术的宿命。
- END-
算法一定制造“信息茧房”吗
原创 陈昌凤 半月谈 2024年06月30日 08:00 北京
半月谈评论员 陈昌凤
当前互联网媒介环境中，基于各种信息数据的“数字化生存”是人们生活的常态，“推荐算法”由此成为信息获取的重要工具，而人们习惯于将“算法”与“信息茧房”联系在一起。“推荐算法制造了‘信息茧房’”成为一个负面判断，并为大众所知。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清楚什么是算法和“信息茧房”。简单来说，算法是一组基于某种指定计算将输入数据转换为所需输出的编码过程，当前算法推荐机制主要有建立用户画像、构建内容模型、匹配内容资源等三大核心环节。“信息茧房”则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在2006年提出，经过大众化转译，指个人在信息获取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逐渐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信息环境中，从而减少对多样化信息的接触。
算法一定是“信息茧房”的制造者吗？结合近年国内外研究发现，至少可从以下三点理解这个问题：
**——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证明算法必然会导致“信息茧房”。**人们处于多元且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很难完全避免观点不一致的内容。西方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信息茧房”指向长期效果，而算法不是单一、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断优化中的，用户会主动互动、分享信息，接触各种各样的平台。
另有研究发现，情感是用户在线行为的影响因素。例如愤怒、焦虑和恐惧等情绪，是人们是否选择与志同道合的人、观点一致的内容进行互动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受众本身也带有自主认知能力，获取信息内容时受众具备“普遍的怀疑主义”。由此可见，所谓“信息茧房”效应，并不能由推荐算法所决定。
**——当前技术条件下，算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可以帮助消解茧房。**毋庸置疑，信息技术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数据增长是爆炸式的。“信息超载”的状况既可能使我们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中，又带来了传统信息处理范式的危机。有学者认为，算法推荐的根本动因是应对“超载”危机，其在用户和海量内容之间建立桥梁，快速筛选和过滤掉那些不相关、低价值的信息，减轻认知负担。
算法具有打破“信息茧房”的潜力。如协同过滤推荐方法可以通过聚类分析，将别人感兴趣，或者是时下流行但未被阅读过的信息推荐给用户。而在算法之外，强化学习、循环神经网络、迁移学习等深度学习技术也被用以解决具体问题。
**——作为推荐算法的主导方，平台不存在刻意用算法加剧“信息茧房效应”的动因。**成功的推荐往往需要让用户感到“有点新奇”，而如果平台总是推送重复内容，反而可能导致用户觉得“信息单调”，减少使用甚至抛弃这个平台。
当前，不少平台正努力让用户在内容选择上掌握主动权。如谷歌把新闻趋势性，内容的新颖性、多样性和透明性等指标纳入对推荐模型的评估。国内一些短视频平台精选优质内容、加强优质内容分发，并提供调节推荐内容丰富程度、内容偏好设置、双列推荐等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算法推荐机制从诞生开始，本身可能就存在着一定的传播偏向，它并不一定是中立的、个性化的。**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某些情况下，算法平台的个性化特质有限，其内容会维系“主流”信息秩序，有时表现出强化主流化偏向的特征。
**面对社会公众对“信息茧房”表达出的担忧，平台也应提高算法透明度，引导用户了解算法工作原理，通过用户教育，让用户主动搜索和接触多样信息。**此外，还可以通过用户反馈加强人机互动，使算法更好了解用户需求偏好，提供兼具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信息。
对推荐算法和“信息茧房”的讨论，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提高信息多样性和用户信息素养，共同构建一个健康、多元的信息生态系统。（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 *
来源：《半月谈》2024年第12期内容
编辑：孙文豪
责编：褚孝鹏
校对：张子晴
尤瓦尔・赫拉利：我们需要进行信息节食
原创 许嘉婧、曲枚 后浪研究所 2024 年 09 月 10 日 14:01 北京
如果你强迫一个有机体永远活跃，结局一定是崩溃而死。
—— 尤瓦尔・赫拉利
许嘉婧、曲枚 后浪研究所 2024 年 09 月 10 日 14:01 北京
人的一天只有 24 小时，一份合理的安排是 8 小时睡觉，8 小时工作，另外 8 小时自由娱乐。可我们却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或者是另一个极端 —— 不知不觉，时间就不见了。
互联网危机感始终笼罩着年轻人。在老一辈看来，Z 时代青年玩转网络、懂得很多，能做到许多他们做不到的事；但年轻人在互联网里泡得越久，越觉得自己好像永远 2G 网速，什么都不知道。
在这焦虑感的背后，无处不在的算法却永恒地奔跑者，新闻永不停歇，市场永不休市，社交网络永远运转。
**算法带来了强烈的社交媒体倦怠。**我们通过大数据系统打分选择衣食住行，通过电子屏幕待在算法为我们准备的信息茧房里，甚至通过虚拟的聊天软件建立和真实的人的连接 —— 却还时常有种搭不上时代列车的感觉。
十几年前，尤瓦尔・赫拉利撰写《人类简史》时就已经做出过这样的预言：几千年万年来，人类能够站在智人顶峰、发展进化出繁荣的文明就在于我们拥有讲故事的能力。我们能够创造并相信虚构的概念，诸如法律、宗教、公司和国家，它们有效地维持着人类社会的运行秩序。
然而，计算机的发展却可能超越人类在决策、数据处理和创造力方面的能力，逐渐取代人类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这个预言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从 2018 年他开始撰写新书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伴随着人工智能大爆发的背景，他更加关心这会对普通人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是有机动物，按照昼夜、夏冬的有机循环规律生活，有时活跃，有时放松。但现在，我们被迫生活在永不休息的计算机主导的环境中。它们也逼迫着我们保持永远活跃 —— 但如果你强迫一个有机体永远活跃，结局一定是崩溃而死。” 尤瓦尔・赫拉利对 36 氪 “后浪研究所” 说。
很多年轻人也意识到信息网络对自己的负面影响，他们开始主动训练算法、挑战 XX 天不用手机、戒断网络、不用社交媒体 —— 但人不可能逆势而为，永远隔绝算法。在信息时代，如何与不确定性和焦虑自处是每个人必修的课题。
在本篇采访中，《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聊到了中国年轻人时代情绪的变化，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算法在掌控我们的注意力。
我看过一个段子，说一个年轻人打开手机想帮受伤的朋友叫一辆救护车，结果被弹窗带到短视频平台点开就是刷，完全忘了朋友受伤的事。
现在很多人都在反省，自己已经失去了主动检索信息的能力，大部分都在被动地接收信息，如果从历史学的视角看，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逐渐遗失这项能力的？
赫拉利：
要理解我们对信息的消费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用食物做个比喻。100 年前食物很稀缺，所以人们吃他们能找到的一切食物，并且大家喜欢富含脂肪和糖的能量充足的食物。时至今日食物已经很充足了，如果人们还是什么都吃，过量摄入脂肪和糖的话就会生病。所以大家开始节食。
信息也是一样。在过去信息很稀缺，所以我接受能获得的任何信息。现在我们已经被大量信息淹没，尤其是那些无用信息 —— 这也会让我们生病。我们需要进行信息节食。
信息节食的第一步就是放弃 “更多信息总是对我们有益” 这样的想法。第二步则要有意识地筛查信息质量。就像我们必须对摄入的食物谨慎一般，我们也应该对放入大脑的精神食粮谨慎。特别要注意，避免用过量的仇恨、贪婪和垃圾信息填满大脑。
现在许多国家都会为垃圾食品标注成分表 ——“这含有 40% 的糖，20% 的脂肪”。也许我们也应该强迫信息提供者们做同样的事情，比如在观看某些视频前，列出该视频包含的内容 ——“这含有 40% 的贪婪，20% 的仇恨”。如果你想摄入一些这样的 “有害” 信息，至少要理解它的危害性。
最后，定期开展 “信息断食” 是有益的。我个人每年会进行为期几周的冥想闭关，期间完全断开与外界的联系。 我不看新闻，不读任何电子邮件，不写书，只冥想。我花时间来消化我的头脑已经摄入的信息，而不是填充更多。对大多数人来说几周是有点长了，但偶尔进行一两天的禁食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 “信息焦虑” 无处不在。
以前我们总觉得知道得越多越好，一天没浏览社交媒体就担心自己错过什么。但 现在我们开始难以区分究竟哪些是有效信息，而那些看似无效的信息又是不是真的不被需要。说到底，你认为哪些信息能称得上知识？
赫拉利：
是的，以前我们将所有信息等同于知识，觉得拥有的信息越多，拥有的知识也就越多。很明显这是错误的 —— 大多数信息都是垃圾，而知识是那一小部分稀有且昂贵的信息。
想编造一个引人入胜的 “假新闻” 是很容易的 —— 你只需随心所欲地写，无需花费一分钟进行研究。但相比之下，写一篇真实的报道则很困难，因为这背后需要做的研究费时费力。而且，你所写的真相收获的关注度可能远小于 “假新闻”，因为事实往往很复杂，而人们不喜欢复杂的故事。这也就导致错误的信息总是会比真相传播得更容易。
所以为了保护那些稀缺而珍贵的知识，我们需要自我修正机制 —— 主动去识别、承认并纠正错误。
“自我修正机制” 在大自然中无处不在，儿童学会走路就是依靠有效的自我修正机制：你迈出一步，摔倒了，再尝试稍微不同的方式，再次摔倒，再次纠正自己，直到做对 —— 科学也是这样运作的。我们提出一个模型，效果不佳，我们就承认错误、改变模型。在政治中亦然，好的政府会承认错误，并相应地调整政策，而暴君和宗教狂热者声称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声称自己什么都懂，从不犯任何错误。他们永远不去学习，也不值得被信任。
所以，如果有人拒绝承认错误，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如果有人承认错误，他们就是真正的知识源泉。
延续上一个问题，近几年 “知识无用论”，尤其是 “文科无用论” 甚嚣尘上。
当很多名校毕业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时还是会陷入迷茫 —— 早知道就学数理化了。如您所言，人类更擅长讲故事，但这种能力如今却成了利益最小的、效率最低的领域，被大家所摒弃。您怎样看待这种现状？
赫拉利：
现在人们觉得就业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迅速改变了就业市场，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未来还需要哪些技能。对理工科的认知也是一样，很多人觉得学编程、代码很重要，因为计算机是未来。但几年后，AI 编码可能比人类更好，那是不是我们也不需要人类程序员了？相反，也许到时候我们会更需要哲学家、心理学家，因为世界剧变会带来更多哲学和心理问题。
举个例子，要实现车辆智能无人驾驶，我们必须将道德规则也编码到驾驶程序中。那假如出现紧急情况，车辆必须为了救行人而危及车内乘客的安全呢？也许并不需要人类程序员解决此类问题，因为 AI 可以编写这段代码，但（我们）却需要人类哲学家来为 AI 制定道德规则。
同样，理工科专家也无法告诉你 AI 会如何影响人类心理健康、亲密关系和社会生活。为此你需要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艺术家。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 —— 计算机科学家发明了社交媒体算法，但他们不能预见算法对儿童的负面影响。你认为谁最适合帮助改善儿童处境 —— 研究计算机的人，还是研究人类的人？
算法也在影响我们的行为。
现在我们习惯于在吃穿用度上都听听算法是怎么评分的，甚至包括亲密关系的潜在对象也可以用软件量化。但反而我们感觉很多事都变难了 —— 高评分的餐馆也可能不好吃，软件匹配到的人也合不来。算法真的提升了效率吗？为什么我们觉得生活越来越无聊了？
赫拉利：
依赖算法来评价一切的做法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逐渐地，我们都被迫变成 “被动的消费者”，而不是 “主动的生产者”。
以亲密关系为例，我可以试着通过算法匹配来找到另一半。如果要这么做，前提一定是假设在世界某处真的存在这样一位真命天子 —— 我只需要找到他或她。这就像一个非常困难的寻宝游戏，地球上有 80 亿人，我要怎么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份工作外包给了算法。我自己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坐下来等待算法大显神通就行了。基于海量数据，算法会为我潜在的对象们打分，让我试试那些最高评分的人。如果我对这些 “产品” 不满意，我就直接把它丢回架子上，等着算法给我推更好的产品。反正我的灵魂伴侣仍然在世界某处，算法迟早会为我找到他的是不是？
这种态度很可怕，它刺激着我们不断因为微小的瑕疵而拒绝潜在候选人，转而去等待一个完美的人出现 —— 反之它不会鼓励我来改变自己，我只是被动地在接受 “伴侣” 这项产品。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另一种做法 —— 把人类看成亲密关系的创造者，而不是消费者。问题压根不是如何找到完美伴侣，“完美伴侣” 是不存在的。真正的问题是，无论算法为我找到谁，我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一段良好的关系。找到爱真正的困难之处不是找到那个难以捉摸的灵魂伴侣，而是每天努力去与身边真实存在的人建立关系，并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模式里的问题。这项工作，我不能指望任何算法来替我完成。
很多人都在担心 AI 取代我们的工作，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无须担心，至少 10 年内 AI 还无法理解人类的创造力和共情能力。
对此你怎么看？如果要为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做技能和知识储备，又或者说心理准备，你会给 Z 时代年轻人怎样的建议？
赫拉利：
诚然，AI 将会改变就业市场，但我们很难准确预测哪些工作会发生变化或消失。在这个问题上，直觉判断可能会带来误导。
例如，我们通常认为医生比护士更重要，至少从薪水和社会地位来看是的。但人工智能可能更容易取代医生而不是护士。 为什么？许多医生的工作主要是分析数据，他收到大量关于我的症状和病史的数据，他们分析数据、诊断疾病，并推荐治疗方案。这种数据分析恰恰是人工智能的优势，它们马上就能比人类做得更好。
但护士的工作就不仅是分析数据了，他们还需要良好的动手能力和社交技能来换绷带、给哭泣的孩子注射疫苗。这都是更难自动化的事情。因此，人工智能医生可能会出现得比机器人护士快。
因此，如果要给年轻人一些建议，最安全的做法是去更广泛地学习技能，而不是专注于某种垂类技能，比如编程。他们应该提升动手能力、发挥同理心，就像过去锻炼智力一样，运动技能和社交技能同样重要。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 能够在一生中不断学习和改变。要在 21 世纪蓬勃发展，你需要一个非常灵活的头脑。
那么如何培养一个灵活的头脑呢？你要先了解你的头脑是如何工作的。你的思维和感情来自哪里？为什么你喜欢某些事物而讨厌其他事物？是什么塑造了你的恐惧和欲望？有些人会通过冥想来探索这些问题，还有的通过心理治疗、艺术或运动解决。无论哪种方法适合你，你都要在上面投入时间和精力。了解自己的头脑是你能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
“人工智能不必发展出意识也能做决策，威胁到人类文明”，根据目前 AI 发展的态势，最先受到冲击的会是哪些行业领域？你觉得未来 5 年（以现在的发展速度来说 10 年都有点太久了），人类世界的秩序会迎来怎样重大的改变？
赫拉利：
人工智能对世界秩序的威胁很好理解，例如某个暴君用 AI 控制他国的核武器，或者恐怖分子指示 AI 制造新的流行病。再想象一下对金融界，对于 AI 来说，金融是它们理想的游乐场 —— 这是一个纯粹的信息和数学领域。人工智能仍然很难自主驾驶汽车，因为这需要在混乱的物理世界中移动交互。你很难在物理世界定义什么是 “成功”，但在数字世界里，数学是很容易界定 “成功的”，用 AI 处理贸易，更多的美元就等于任务完成。
假设一家投资基金会分配给 AI 一项任务，让其赚取尽可能多的美元，人工智能不仅能制定新的投资战略，甚至还可能开发出完全超越人类理解的全新金融工具。
或许几年来一切都很美好，AI 发明的新金融工具导致市场飙升，投资者赚取了数万亿美元，可再然后，如果出现了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更大的崩盘该怎么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的金融工具就是一个黑匣子，就算事实证明它存在危险的缺陷，人类也没有办法监管它，因为金融学家和政客都不懂它的运行原理。
社交媒体会重复放大那些人类社会的错误，更令人忧心的是我们很难察觉哪些判断是由算法决定的。
比如重男轻女思想和 “白幼瘦审美”，其实很多人在抵制，但这些抵制的声音不会传递到支持它的人们的手机中去。那么，想要自己保持开放的思想和自我修正机制，我们应该怎么做？
赫拉利：
正如前文所述，最重要的是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因为算法会利用我们自身的弱点来对付我们。操纵性算法不能无中生有地制造贪婪与仇恨，它们需要发现你内心已有的渴望和仇恨，才能按下你情绪的按钮，操控你完成他想做的事。
自古以来，智者们一再建议人们要先 “知己”。然而，在佛陀和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如果你不想了解自己，对于其他人来说，你依然是一个黑匣子，没人能猜透你。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 当你阅读这些文字时，各大公司和机构的算法都在努力解读你这个人。如果算法比你还要更了解你自己，他们就可以轻松地操纵你。所以，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去 “知己”。
《人类简史》中你提到人类文明 “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那么在人工智能登上历史舞台后，这个结论依然不变吗？
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在后疫情时代，人们似乎越来越无法理解他人的话语了？尤其是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
赫拉利：
确实很不幸，当下我们看到全球合作在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升级。这非常危险，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单凭自身来阻止生态环境崩溃、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规范人工智能。如果各国不能就这些问题找到合作方式，人类将会毁灭。
尽管如此，一些政客反对全球合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 “反爱国主义”。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爱国主义与全球主义并没有矛盾，爱国主义并不意味着仇视外国人。 爱国主义需要热爱你的同胞，但确保你同胞的安全和繁荣是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就像环境和人工智能的问题，善于全球合作就是一种爱国的行为。
坦白说，作为内容从业者我们也深深感觉越来越难做。阅读量高的文章和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往往是两回事，但往往是阅读量高的文章才会正向反馈在我们的工资上。作为信息的加工生产者，媒体又该怎样应对这场和算法的战争？
赫拉利：
首先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责任感。媒体生产和发布的信息就像播种在数百万人心中的种子，如果我们在数百万人心中播下贪婪、仇恨或无知，将会在极大范围内造成痛苦。其次，我们不应对算法机制感到绝望 —— 这并不是我们在对抗算法的尝试中失败了，而是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尝试过。
汽车行业是个很好的对比项。每个人都认同，当一个公司生产汽车时，他们必须投入大量预算和精力来保证安全，现在也有许多规定来限制汽车的行驶方式。但当公司开发算法时，他们几乎不投入任何资源来保证赛博世界的安全，也没有什么规定限制算法在世界的运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算法比汽车强大得多，它可以造成更多生理和心理上的损害。
因此，我们应该将对待汽车的原则也应用于算法上，人工智能公司应该至少将其预算的 20％ 投入安全研究，而人工智能也必须像汽车一样遵守人类世界的规则，媒体应当鼓励公众和政府支持这些政策。
（封面图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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