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筑的分析必定要依靠语言,依靠一步步的拆解;对于建筑的整合,尤其是最后的那一次飞跃,却不是线性逻辑所能够抵达的。而对于场地限制性的突破往往是那关键性的突破,可能需要给人一种片段式的瞬时的体悟。
对于建筑师而言,诗意,总意味着某种反向的力量,或者自我的克制。
你是斯卡帕,可以大把地做走廊,做细部,那也需要某种深刻的概念,需要某种目的性,比如,是把人领进一个展览馆,或是进入一个学院。这样,你才能像张承志般,有着许多形容词,却不讨人厌。
你是巴埃扎,做着极简的墙,那就更需要一两个缺口,一道阳光,一处风景,去激活建筑内的光彩。让这个所谓多余的细节,成为建筑诗意的核心与激发点。把一栋建筑,弄成海明威式的深邃。
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西扎的房子,那里,在除了静止的房间外,到处都有用来徜徉的回廊。在静与动的转变中,在翻来覆去的徘徊中,西扎的某些建筑就像一座小城市,或是古堡迷宫。把一唱三叠推向了极致。
如果掌握不了这种“度”,建筑到处都是口子和走廊,那就很可能会是一栋年轻人在写“啊,啊,啊”情诗时创作的建筑。虽然张永和看了会脸红,却也。。。没什么。写诗的人,都是从写“啊,啊,啊”过来的。啊。
去基地时,还有一些问题,设计师不用问,就有人会告诉你。比如,开发商会早早地告诉你,我就要高层,就像像某某楼盘那样,然后,规划局会告诉你,这里必须退多少米,必须下挖,必须设计个广场。
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他们能够告诉你在一块地上有什么层高、容积率、价格,无非源自他们自己的过往经验和乱拍脑袋的结果或者人性中的贪婪。(如今的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也多比建筑师“好学”,也有条件“好学”。比如,要开发一个高尔夫球场,人家已经去了美国、韩国,看了10家8家的高尔夫球场,把基础数据都掌握在手。他们见到设计人员时,心中就有了一些模糊的差不多的概念:“我就要那样的球场,对,就那个,就行了”
到了西班牙建筑师莫尼奥(R.Moneo)那里,被进一步地阐释成为设计策略,他在《基地的低语》中写到:
“在我对基地角色的理解中,关键的一点是我坚信,建筑属于基地,建筑应该与基地相适应,应该通过某些方式承认基地的那些属性。建筑师在开始思考一个建筑物时,第一步,就是要解读基地的这些属性,听听这些属性是怎样讲述它们自己的。要描述这一过程并不简单。我认为,学着去试图倾听一个基地的私语是建筑教育中一种最必要的体验。辨别该保留什么、原来存在的基地上的什么东西能够渗透到新的存在之中去并且在此后建造出来的物质的不可移动的物体身上浮现出来,这样一种能力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都事关重要。而能够理解基地的现有条件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忽略掉、可以被减出、被抹掉、被添加、被改变,等等,是建筑实践中根本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是‘地理地’去看待一处基地而是历史地去看待一处基地的话,如果我们记得每一处基地都是过去发生的过程留下的痕迹、都是将要在这里发生的一种迹象的话,那基地的深度或是‘竖向性’就很是明显。埃克伯观察到,土地的表面是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无论这种变化如何缓慢和难以察觉。这种土地上的变化最为迟缓和最难察觉的那种,通常也是最为有力的变化。每一处基地因此会讲述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联系改变的一种可以阅读到的痕迹,基地改变的媒介——例如,吹过基地的风或是地下的水流——同样,就像基地上之前和之后的刻画那样,难以察觉。对于景观建筑的制图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标明这些不可见却又颇为影响力的媒介。这些东西可不像地表特征那样那么容易被看到,因为这些媒介既不静态,也不是物体,也就是说,大气和地质条件乃是一个基地断面上关键性的要素,这些东西很难用图来表示,还不如现场的粗查来得直接,而且往往比我们能够讲述的要复杂。因此,埃克伯坚持认为,要用平整或是修建台地的方式对地平面进行改动的话,就必须照顾到这个粘稠而又不很稳定的地层断面,因为一个设计所需要的相对持久性,就全都依赖地层断面了。
建筑的限制指标-----场地的限制-----场地对设计的启发------深层次地对场地的挖掘(基地决定论的批判)-----场地的秉性(去伪存真,南宋御街街的本性)------场地的记录
所以往往,在场地中设计一个建筑时,挖掘出场地的秉性,记录着场地的变化,这么看来基地上的建筑就可以有着两种方式,一种是作为一个基地的阐释者,对基地去伪存真,参与性地设计建筑(如城市笔记人)。另一种是作为一种基地的记录者,如(桢文彦),他在后期逐渐走向了新城代谢派的对立面,不再追求建筑的永恒,而是顺应其短暂性,在一个瞬间时代里,记录的只是一个难忘的场景,一个感人的片段,记录一代人的生活,为一代人留下回忆。
建筑有着建筑的生命周期,在历史的角度看来就是“瞬时的”,而一切指标限制因素
曾经鱼龙混杂万物生灭的“黑暗之城”,如今是一座仿清初风格的园林,一座干净整洁的现代公园,不见丝毫城寨的旧迹。潘国灵在小说 《游园惊梦》中虚构了一对曾经生活在九龙城寨的父女,在城寨拆除后来游城寨公园时的心境,那种无从追寻的失落感溢于纸上。“写的时候,城寨已变了公园。一次到访,发觉公园只有出土文物、碑石、柱础之类,一幅昔日居民的照片也没有。换言之,‘人’在洁净化了的公园被消除了。历史没有记取小人物的声音。”他由此质疑“‘公园保留了城寨灵魂、记录了城寨历史’的那套官方论述”,进而质疑香港ZF对九龙城寨社区文化的忽视与否认,“香港ZF无视九龙城寨小区文化,在这个城市的管理和发展上,是毫无地位而且极端边缘化的,九龙城寨的肮脏、混乱、拥挤,用国际城市的价值来衡量,代表了令人羞耻的‘落后’。九龙城寨所凝聚的集体记忆与历史情感,是ZF极欲扫进‘落后’的垃圾里一并清除殆尽的(潘国灵 2007:103-104)。”
曾经的寨城已被现代化彻底覆灭、改造并遗忘。新的九龙寨城公园,四周有七八所学校(中小学),几间老人院、幼稚园,是一片宁静得略显冷清的街区,只有少数的游客及酒足饭饱后散步锻炼的老人短暂停留。公园不远处是ZF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廉租公屋,同样是密集高耸的建筑,现在,全港类似这样的公屋,居住着好几百万人,容纳了近1/3的香港人口。过去的城寨居民散落城外,重新融入这座城市密密麻麻的街头巷尾,不知他们下一个落脚处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