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移民特色文化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宁夏卷》下编第二章：《移民文化》节选

第三节  移民特色文化(节选)

  对于宁夏的移民特色文化，大体上可归纳为四个特点，这就是：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人地和谐，冲突、融合与更新。

 

 五方错杂

历史上移民大潮屡屡席卷宁夏，使大量外籍移民迁入宁夏大地的各个角落,各地毫无例外地出现了“五方错杂”的情况。这在正史及宁夏现存的各类地方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例如，现存宁夏最早的《宣德宁夏志》，就记载说：“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并引宋熙宁间常山侯宋敏求撰写的《长安县志》的话说：“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亦犹是矣。”《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民国《朔方道志》等志书也都用“杂五方”来形容宁夏的移民社会。

这说明了两点：

 第一，就一般意义而言，见诸文献的“五方错杂”，主要是针对当地人口稠集、户口繁众、居民成分不一、风俗有别而言，也就是说，主要指的是风俗，而非移民。但对宁夏这个自古以来的移民地区来讲，土著人口稀少，大量的人口是从外省区迁入定居的。因此，宁夏的“五方错杂”，就不仅仅是指风俗了，它是由跨省际的大移民运动造成的。“五方错杂”，既是大移民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宁夏移民社会的表征。

 第二，宁夏的移民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地土著，这是宁夏移民社会的标志。

 目前，所见到的文献上关于宁夏人口资料的记述，大概有以下三种形式：

（1）不记境内的土著多少，只记迁入移民之多。例如：《史记》记述秦代“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2）只记移民的原籍有多少处，不记各种移民的数量及比例。如《民国固原县志》：“西南各区人民，由平、镇、宁、朔迁入者居多数，移民殖此者居较少数。”

（3）只记境内土著与移民成分的大约比例，不记具体数量。例如：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留下来的西夏原居民“百无一二”。

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正如宁夏方志所说，宁夏“土著老户，寥落无几……其他皆迁移户，或屯戍此地者，遂世居焉”29。——宁夏的移民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地土著——这正是使用“五方错杂”的最主要用意。

 

风俗不纯

由于“五方杂处”的形形色色，因此就必然出现“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的情况，随之而来的便是“风俗不纯”。

所谓“风俗”，是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时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

所谓“不纯”就是不单一，不只一种。换句话说，就是多元、复合。“不纯”一词在这里没有贬义，它是宁夏移民特色文化“多元、复合”特征的另一种表达。

关于宁夏旧时风俗，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我们仅举三种宁夏志书的记述为例。

《宣德宁夏志》“风俗”云：“其土居人，性勇，锐于战斗，善畜牧，然甚崇敬释氏，重巫觋。《金史·夏国赞》亦曰：‘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今之居此土，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是故风俗不纯，难以一而言也”。

《嘉靖宁夏新志》除重复《宣德宁夏志》的说法外，又加“笃信禨鬼，尚诅咒。（《宋史·夏国传》)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金史·夏国赞》）杂五方，尚诗书，攻词翰。（旧志）重耕牧，闲礼义（新志）。” 文后有注曰：“宁夏自正德迄今，服食以靡丽相竞，财用以浮费渐耗。然少食则馁，无食则毙。兹以五谷粜贩而为之害，有益作无益，实非边镇所宜。巡抚都御史杨守礼恶其漓薄而深忧远虑，故谕之以德言，禁之以宪法，人乐从于雅淡，君子伟之。”

《乾隆宁夏府志》除了重申前志所记“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和“杂五方，尚诗书词翰”，“重耕牧，闲礼义”的一些共同特征外，又将这些风俗具体到了灵州、后卫、中卫等地。

如说：“灵州尚耕牧，工骑射，信机鬼……富强日倍，礼义日新。”“后卫务耕牧，习射猎。”“中卫人性勇干，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居室惟公署、宦族覆瓦，民家皆板屋，覆以土，犹秦风之遗。中堂供先祖，或悬佛像。”“食主稻、稷，间以麦。贫者饭粟。中人之家，恒以一釜并炊稻、稷：稻奉尊老，稷食卑贱。”“衣布褐，冬羊裘。近世中家以上，多袭纨绮矣，女服尤竞鲜饰。”进而又道：“圣祖时以武节奋功名、秉旄钺者，一郡常数十人。甲第连甍，金貂累叶，往往以宫室车服相竞，习俗侈靡，有由然矣！”当时宁夏文人写道：“银川自昔以武竞，开国以来称绝盛。豹韬虎符各起家，烟阁云台多著姓。亦有彬彬文采儒，遥数落落晨星映。”30。说明清代中前期，宁夏地方文化进入到一个繁荣的时代。

这几种方志中所谓“土居人”，即本地人、土著人。而宁夏于明代初年“空其城”，居民已被“内迁”。虽于洪武九年(1376)复卫，已非原貌。因此，《宣德宁夏志》所谓“土居人”，实指西夏及元代遗民；其风俗，亦为夏、元遗民风俗。而夏、元遗风，还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嘉靖宁夏新志》、《乾隆宁夏府志》、《嘉庆灵州志迹》、《朔方道志》等志书中的“杂五方，尚诗书词翰”，则说的已是“今之居此土者，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的风俗与特征了。因此，《宣德宁夏志》所谓“土居人”，实指西夏及元代遗民；其风俗，亦为夏、元遗民风俗。

对于“五方错杂、风俗不纯”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可以看到宁夏地域文化有如下特点。

第一，宁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宁夏“多元、复合”风俗(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基础。比如，古代宁夏居民“性勇，锐于战斗，善畜牧”，“习射猎”，“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的生活习俗和勇敢善战、质朴豪爽的性格，就是由古代宁夏地“多林木”且与草原交错的地理环境，故人以狩猎求生，农商活动的缺乏等有关系；同时也与“地边胡，数被寇”（《汉书·地理志》）的区位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历代不断移民对宁夏“多元、复合”风俗（文化）的形成和改变也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风俗是人文的重要内容，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由于自古以来，宁夏地区就“地旷人稀”，形形色色的移民进进出出，其风俗（文化）也就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一般地说，移民对风俗（文化）的影响程度大体与移民人口数量呈正比关系。由于新人口有着与土著及其他移民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其经济水平也有差异；再加上他们本身也是来自其故乡不同的地方，价值观念各异，因此，宁夏原有较为单纯的风俗格局受到很大冲击，遂“习俗相化”，互相影响，并重组为“五方杂错，风俗不纯”新的复杂格局。如南北朝时，江淮移民进入宁夏后“习俗相化”，遂使宁夏成为“塞北江南”，以及元明以后，回族文化习俗的流行，就是新人口自身两大特点成为移风易俗动力的典型例证。

第三，宁夏当地“多元、复合”风俗习尚（文化）的形成和改变与各时代精神因素（包括情感、情趣、信仰在内）有着密切关系。以居住风俗为例，宁夏古代移民（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移民，如汉代的三水属国、唐代的六胡州等）多住于城堡之内，这既出于安全的需要，也缘于对宅门的许多信俗；清代中后期堡寨的普遍出现，是战乱后防卫心理增强的结果。此外，宴饮活动的盛行、男性和女性的修容方式及其变化、上层社会交通工具的转变、妇女改嫁得到广泛认同、沐浴禁忌、厚葬的流行、奢靡之风的流行等许多社会风尚，都可从心理层面上寻得合理解释。

第四，统治集团或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及事业上的成功者、德范楷模对风俗（文化）也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其一，自古以来，总有些个人或群体在有意识地改造风俗；其二，他们的这种意图和努力实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司马迁曾开列出整合风俗的五种方式：“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西汉盐铁会议上文学也提到用“导”治理风俗：“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盐铁论·本议》）

总之，作为文化现象的风俗自身是复杂的，风俗形成的背景和变化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传统、社会心理、人口和上层社会等一系列因素，从不同方面为宁夏地方风俗习尚的形成和改变提供了基础和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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