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通，痛在哪里？(八)

 

铁通之痛，痛在哪里之第八篇 收入之痛 收入之痛 从2001年的37.4个亿到2007想要达到的169亿人民币，铁通公司的主营收入增加了4.52倍。 翻开报表，看看几年来铁通职工的收入增长了多少？那绝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比例。 有人这时候说，收入指标太不实际是铁通员工收入太低的祸害之源。但是接着就有人反驳，收入指标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是根据还贷，折旧，员工工资测算出来的，也就是铁通生存必须的收入底线。 又有人说，铁通的收入只是个数字，可大可小，可真可假，和员工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人反驳，收入决定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公司，每个区局，每个员工的绩效，怎么没关系？收入以计费数据为准，有财务审计把关，怎么假得了？ 不是“专业人士”，不太会理解收入的名目。比如，公网收入，铁业收入，报表收入，计费收入。再比如，毛收入，净收入 ，实收入，结算收入，财务收入……，林林总总。 事实上，林林总总的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对普通职工来说无外乎就是两种类型。一种，有水分的收入和没有水分的收入；另一种，领导的收入和员工的收入。前一个，关系到真假，后一个则关系到人心向背。前者，影响回款，后者影响人心和稳定，时髦的说法是影响“和谐”。 铁通之几年，大家都知道。在追求速度的时候，出成绩放卫星很简单，处于最低级，最容易操作的阶段。―――大量的投资，大规模的扩张，仿佛凡是有人的，能去的地界都得把铁通的旗帜插上去。网络没有，建；机房没有，买；员工没有，聘；干部没有，提；设备没有，购；关系没有，喝；人脉没有，吃……。关口局遍地开花了，投资迅速完成了。另一方面看，坑，就这样挖好了。 到了追求规模的年代，造假技术就稍微升级了，这个好理解，因为所谓发展，就是事物由低向高，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嘛。 通常的做法是，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宾馆的所有教室和房间按数量一网打尽，或者把签订的新建住宅小区合同一签，所有房屋卖没卖，住不住，装不装，统统按总数照单全收。至于说实装用户，至于使用率，至于ARUP值，简直是笑话，谁还管得了了那么多，装上就不错了，这个月的装机任务还没有完呢，还顾得上他装了以后用不用，怎么用。这就是人尽皆知的假合同，假装机。 再到以后，用上面的两种方法都不能“适应要求”了，造假技术再次升级。任务不能不完成，装机“规模”升级版随之出现，模块局一台或者几台交换机，甚至没有接上电源，DDF架空空如也，交换机容量就变成了报表上的实际装机量了。何乐不为呢？只要把厂家把交换机送到机房，装机就已经近似完成了，任务就完成了，奖金到手了。至于真实用户，管不了那么多了，先顾着眼前吧，以后慢慢会有用户的，大家都这样安慰自己和别人，毕竟，保住口袋里面的钱比什么都重要，报表上的数字能够就这样变成口袋里面的真金白银，好多事情都可以忘却了。 当铁通高层后知后觉的发现，速度和规模实际上甚至已经变成铁通的慢性毒药的时候。2005年开始，铁通逐步开始“拨乱反正”，向“收入”目标开始进军。收入的来源，一共就两块，一是专网，一是公网。专网收入要看铁道部。铁路局的脸色，而且就是把揖做到底，也换不来30％的增长。那么就只有一条路，还是向公众电信市场要收入，要增长。 但是，我们真正要来收入了吗？稍有良知和紧迫感的人知道，对铁通而言，没有水分的收入和可持续的收入，才是真正衡量铁通公司能否生存和是否健康的标准。但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的铁通领导是宁愿其假，不愿其真、原因很简单，还是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占据了上风。 实事求是说，强调收入对不对，对，非常对。和强调速度、强调份额一样，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因为它们都是铁通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的关键，不在速度，不在份额，也不在收入和利润。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的战略目标和战术目的不能脱离实际，不能忽视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举例，60年代，中国人豪情壮志――人定胜天，到了21世纪，我们还敢相信人定胜天吗，不能，因为我们终于知道，人和自然，只能也必须和谐相处。当收入指标这根鞭子脱离了实际，它就变得和前面的铁通需要的速度、规模如出一辙，在鞭子的驱赶之下，除了我们的需要，更多的副产品破茧而出。 第一， 冲卡。实际上是提高现金流，开发庞大的他网市场，预先实现收入的一种极佳方式。但是，当收入的重负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冲卡演变到一种疯狂程度的时候，代理商就不敢接招了，市场厌倦饱和了。怎么办，就只有靠价格，靠折扣来反复刺激市场，直到狂甩1折多的所谓“联名卡”来饮鸠止渴，直到把铁通自己逼得收入一堆利润为负，直到他网市场开发愈发艰难…… 第二， 做帐。“做”收入是最老套的一招，但是因为省时省力广受推广，每到月底和年底，“做”收入就是各个公司的要害工作。 先是不管多少折扣销售电话卡，全部按照电话卡的面值上报收入。随后，工程款、材料款、劳务费、青苗补偿，统统开始“做”成收入，收入当然超额完成了，但是，一年，两年以后，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当然就下来了。 计费系统中大量增加无档用户，月租费、滞纳金高歌猛进，收入增长迅猛。但是，一谈到欠费率、回款率，当然就无法应付了。 第三，计谋。实施计谋通常需要几个条件，一是胆量，二是智商，三是手段。通常，穿一身马甲，到外省租包月端口挣网间结算是常见的一种。一边用成本向A公司租若干出口，一边把成本变成B公司莫须有的话费再收回来，又是一种。调帐，坏帐，计费帐期调整，也都是收入计谋的一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更多的业务和手段当然是不能公诸于众的。但是，它们都有一个无一例外的相同点，这一点就是，透支铁通的将来。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铁通的市场收入之痛，有一个词最贴切，这个词就是：水分。当然，对7万多铁通员工来说，大家最关切，最痛心的也许并不是市场收入，原因不是它有水分，而是它始终只是一个五年来不断变幻的数字。绝大多数铁通人的钱包，并没有因为这个数字年复一年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饱满。当公务员增加工资，我们投去羡慕的眼光；当移动、网通的荷包与我们的干瘪越来越明显时，我们只能无奈地摇头。但是，当铁路职工增加工资的时候，我们心里更多的，可能就是疑问和愤懑了。 新浪博客上，我曾经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名为“向赵吉斌董事长提的几个问题”，未作任何修改（包括错别字），原文摘录如下： 向赵吉斌董事长提的几个问题 1问员工收入如何保障？ 铁通成立5来主营收入每年以30%递增，可员工收入未有任何的改善，有些地区铁通员工收入不及当地低保，铁通员工也是人，是人之父母、是人之儿女，要养家糊口。现在，房价涨了、油价涨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可铁通员工的 薪金不见任何的动静。 2问每年下达各省的任务是否有依据？ 铁通成立几年来，每年铁通总部给各省份的任务在不断加码，请问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有什么科学依据或者说是市场依据，还是你的那个造车团队为了迎合上极高官的胃口不顾员工的死活臆造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为了榨取员工的血汗，故意 编造出一些根本难以实现的目标，进而用来实行所谓的考核。 3问董事长的年薪是多少？ 赵吉斌现任中国铁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北方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拿上你都去做兼职，可见铁通的前途将会是省么样子？ 4问如何看待铁通内部山头林立的问题？ 铁通各个省份公司包括总部现在是山头林立，你赵董事长有什么办法改变目前的 现状？ 5问如何对待建设与投资的矛盾？ 谁都知道，没有投资就没有市场。而您老人家如何对待建设与投资的矛盾？用您老人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论来衡量，南方有市场，西部没有市场，所以投资南方市场，那么西部的铁通员工是不是要进行大移民，到南方铁通吃饭领饷，要不然，会致使穷得更穷、富得更富，这也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啊！ 6问如果你把铁通搞垮了，你到哪里做官？ 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假设，如果你把铁通搞垮了，你将会怎样？是到别处 做官，还是会和破产的铁通员工一起上街乞讨？ 7问你认为铁通在目前的经营指导思想下会有所突破吗？ 3G实验失败了，也就是说铁通与3G无缘，前期对于3G的投入谁来买单，该不会是你赵董事长自己掏腰包吧。今年您老人家又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把铁通逼上了一个“唯钱是图”得奸商角色，又有谁来保证百年铁通形象和信誉. 显然，这位员工过于情绪化，我敢肯定他没有和赵吉斌董事长接触过，甚至没有仔细研究过赵吉斌的讲话。实际上，他的绝大多数问题实际上既包括了情绪，又包含了他自认为正确的答案。而这些答案都来自于他位置、观念的局限性，大多数并不正确。 在觉得这些问题太过偏激和***性之外，我想到的问题是，我知道他提出这些看似无理问题的真正答案，或者说，他本身就没有打算寻求答案，他要发泄的是愤怒，或者是情绪。但是，铁通员工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排斥口号和说教的现状却是不容忽视的。 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生， 而不畏危….. 现在，相当数量有本事有朝气有想法的铁通员工，默默地离开了。而更多没有办法离开的，已经开始用这种近乎放肆无理的方式向自己的领路人挑战。那么，扪心自问，在指标之外，铁通决策层，铁通形形色色的干部是不是还有什么做得远远不够？ 在逐一见过彭朋、乔金洲、张永平、赵吉斌之后，我的印象是，彭朋更像一个激情澎湃的演说者，乔金洲则是一个内敛、沉稳的思想者，而张永平笑容和直率的背后，让人更觉得在铁通的日子，他是一位忍者，或是一位隐士。不到50岁入主铁通的赵吉斌，从经历我们可以读出端倪，从成都到长春，从呼和浩特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北京，这不是一条仅凭关系就能踩得平坦的道路，事实上，如果你接触过赵吉斌，甚至只要你仔细阅读过他的讲话，你会承认，赵吉斌具备相当的人格魅力和思想深度。坦率地说，我厌恶，甚至憎恨铁通少数所谓的领导或者干部，但是，赵吉斌工作作风、言谈举止闪烁出的风采，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只是这一切，对我来说，一是太远，二是太晚。 也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放弃了成为铁通对手的邀请，因为我有可能会轻易而举就能够抹煞许多铁通兄弟的努力。因为我相信，赵吉斌和我身边无数的铁通战友一样，也是铁通一个疲惫而辛劳的身影。 除了对未来的透支和收入的水分以外，我想广大铁通职工最有切肤之痛的，当然是干部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铁通员工的收入，就是个人钱包里面的钱，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生存生活的主要支柱，它是和谐社会的必然核心。 铁通收入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稍有常识的人知道，低，是相对的，相对于电信行业，相对于其他垄断行业。低，也有他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是铁通是一个铁路体制下的后勤单位，现实原因则是市场的低收入和少利润，决定了工资收入的低下。 但是，铁通最大的问题，或者说铁通员工心底最深之痛，不在工资低，而在收入在低层次上的严重不公平。收入之差，除了倍数差距之外，更重要是绝对值的差异。铁通员工低于600元的实际收入，即便与领导只有10倍的收入差距，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比其他电信企业职工月均4000元，与其领导年均100万的差距，更难以让人接受。 试问，现在铁通职工的平均工资多少？除掉三金，除了扣减，上千元的普通职工不多吧。但是，年薪制的干部们是多少？总部和省公司的干部是多少？年薪10多万的居绝大多数吧，你怎么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二次创业，怎么相信你的夸夸其谈？！怎么“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生， 而不畏危”？！ 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一定的收入基础而拉开收入差距，对工作不会是一种促进。一方面，铁通本身的发展和业务，缺乏这种大幅调节工资收入的基础；另一方面，集团的，省的，地市老总的，没有通过职代会通过就一股脑儿都“年薪“了，都”绩效“了。那么，一个月加班加点，就只有几百元糊口的普通员工怎么想，他们会想，是他们没有干，还是他们不能干？  可能，在一定的收入阈值上，减小收入条件杠杆，减小收入差距是得道之举。再说得自白朴素一点，假设，铁通普通员工工资收入在平均5000元以上，相信他不会真正在乎领导导年薪是十八万，还是八十万。而这个时候，绩效和考核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无论是经济或是心理，员工有承受能力。 2005年，一个亿的投资，要求三年回收期，年收益要做到33.33％，面对单一的业务，下滑的语音收入，有人说：投资是找死，不投是在等死，你说，投是不投？！这个时候，大家在铁通投资的问题上困惑。 2006年，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士气日渐低落。看着几家电信运营商的标志，有人说，电信是上吃下吃，网通是左吃右吃。铁通，抱个球来吃。这个时候，员工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大家在铁通生存的问题上感到愤懑和迷茫。 长征时期，爬雪山过草地，战士前赴后继，因为他们不仅有信念，有希望，更有榜样。看看现在，只需要看看铁通各级干部手中不断更新换代的手机，看看各级领导屁股底下愈来愈多，愈来愈好的座驾，看看背着职工发的这样那样的补贴、奖金。购物券。我们知道，不管铁通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创业候，铁通职工也许最缺的不是干劲，缺的也不是信心和努力。是收入的微薄，贫富的悬殊，分配的不合理，无限放大了他们的危机感，让他们缺了对管理的信任。 如果说，铁通的市场收入之痛，是水分之“痛”的话。那么，铁通职工的收入之痛，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信任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