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2日_解读丹尼尔·卡尼曼

2024年3月27日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荣誉退休教授、

美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去世

享年90岁

---

卡尼曼作为一名心理学家

不仅在认知心理学和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方面有着举世成就

而且对经济学影响巨大

在卡尼曼之前

经济学理论几乎完全是以理性人假设作为出发点的

而卡尼曼引入了“非理性”，

成功创立了行为经济学

并且让它成为了如今经济学最具活力的学科

2002年

他因为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

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此之外，他在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提出的“人类思维的快慢两个系统”，

也深刻地影响了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ndrej Karpathy曾经在演讲中指出

卡尼曼的双系统理论

正是思维链背后的核心原理

今天我们就来缅怀一下这位巨匠的人生和思想

1934年3月5日

卡尼曼出生于特拉维夫

当时还属于巴勒斯坦

卡尼曼的父母都是从立陶宛移民到法国的犹太人

平时居住在巴黎

卡尼曼的童年也在这里度过

他的父亲以法莲·卡尼曼曾在欧莱雅公司（L'Oréal）担任研究主管

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

以法莲被纳粹关到了集中营

但是在雇主的斡旋下侥幸释放

之后

以法莲带着全家逃亡到了法国中部

1944年，以法莲因为糖尿病去世

几周之后，盟军发动了诺曼底登陆

收复了法国

1946年

卡尼曼和母亲又搬回了特拉维夫

但是两年后，随着以色列建国

他又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经历生死，直到十个月后战争结束

卡尼曼一直很难融入新的国家

虽然他很快学会了希伯来语

但是在家里却一直说法语

他也不太愿意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而是更愿意读书思考

兴趣也逐渐转移到了心理学上

开始想要弄明白人们是如何思考是非对错的

1951年，卡尼曼进入希伯来大学

专修心理学专业

当时心理学有两个主要流派

分别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

和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

但是卡尼曼对两个流派都很排斥

既不赞同弗洛伊德通过挖掘童年阴影来解释心理问题的思路

也反对斯金纳穿着白大褂、变着法儿折磨小白鼠的研究方式

在他看来

它们都忽略了对人类行为的关心

相比之下，他更痴迷于格式塔学派

他关心的是人脑是如何将碎片化的知识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图像

而社会因素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1954年

卡尼曼大学毕业后开始服兵役

随后凭借出色的专业知识

被调任以色列国防军心理部门

负责新兵面试和岗位分配

很快他发现

靠直觉的分配方式会受到“有效性幻觉”（illusion of validity）的干扰

于是他编制了一个新兵的面试量表

从多个维度来评估新兵的能力

没想到的是

这份量表被以色列军队沿用了几十年

1956年

卡尼曼从军队退役并在以色列自学了一年多

随后在1958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

在伯克利，卡尼曼最大的收获

来自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镇的奥斯汀·里格斯（Austen Riggs）诊所

在那里学习的几个月

让卡尼曼开始关注注意力的分配

以及思考“事后诸葛亮”（Hindsight Bias）的行为

1961年

卡尼曼从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后

回到希伯来大学任教

正式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

他的研究一开始集中在视觉感知和注意力方面

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视觉实验室

1965年

卡尼曼选择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他和研究生杰克逊·比蒂一起

发现人在催眠状态下

听到数字时瞳孔会稳定扩张

而在复述数字时瞳孔会稳定收缩

这表明在短期记忆任务中

瞳孔的收缩可以被用来作为考察人脑处理状态的指标

这个成果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并受到了很多关注

在结束博士后工作后

卡尼曼前往哈佛大学访学

结识了第二任妻子

英国心理学家安妮·特莱斯曼（Anne Treisman）

1967年秋

卡尼曼回到希伯来大学担任终身教授

1969年，在一次研讨班上

卡尼曼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报告了他在密歇根的导师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的一项实验

在实验中

研究人员把两个装满了红白两色筹码的袋子

放在被实验者面前

其中的一个袋子里红、白两色筹码分别占75%和25%，

另一只则正好相反

被实验者要求任选一个袋子并从中一个个往外拿筹码

每拿一个筹码

就要说出他认为袋子里究竟是红筹码多还是白筹码多

特沃斯基说的实验结果是

被实验者的猜测会根据抽出筹码的颜色而不断调整

行为模式大致符合贝叶斯统计的原理

但是卡尼曼则认为人脑在思考时会更多地依靠直觉

而不是数学公式

两人在课堂上争辩起来

没想到不打不相识

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此后两人在短短几年内

就提出了包括启发性偏见、前景理论、框架效应在内的一系列重磅理论

声名大噪之后

两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开始获得经济学界的注意

但是要说服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很难

于是两人开始着力培养那些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下一代经济学家们

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誉为行为经济学创始人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以及弗洛伊德的外曾孙乔治·洛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等等

在这些后起之秀的努力之下

关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终于进入了经济学界的主流

卡尼曼也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只可惜特沃斯基在这之前已经因为癌症去世

后来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扩展了卡尼曼的理论

比如后来担任奥巴马政府重要顾问的法学界巨头、卡斯·桑斯坦

他和塞勒一起

将行为经济学应用到政策制定

形成了著名的“助推”（nudge）理论

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卡尼曼一生的学术贡献非常广泛

发表的论文多达数百篇

因此我们这里

只能着重介绍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几个开创性贡献

第一个，启发性偏见

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人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

但是在卡尼曼看来

这个假设并不能充分刻画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所谓的“启发性偏见”（Heuristic Bias）理论

在1974年的论文中，二人指出

在面临不确定时

人们通常会依靠数量有限的启发式偏见

这些偏见将评估概率和预测值的复杂任务

简化为了更简单的判断操作

根据启发来源的不同

启发性偏见可以分为很多种

首先

第一类是代表性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在现实中

人们经常会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给予过高的重视

如果我们虚拟一段人物描述

即使这段描述中并没有包含任何关于职业的信息

大多数人都会更倾向于有代表性的描述

比如害羞、孤僻、注重细节

大多数人就会更倾向于认为

这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而非农民

另外

代表性启发偏见可能让人们无视额外的信息和统计规律

即使告诉人们这里住的有70%的人都是农民

也不会改变结果

第二类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

也就是人们在决策的时候

会更倾向于根据自己更容易获取的信息作为参考

比如人们会认为以K开头的单词

出现几率比第三个字母是K的单词更高

因为人们想起K开头的单词相对容易

而事实上后者是前者的两倍

第三类是调整型启发（Adjustment Heuristic）或者“锚定”效应（Anchoring）

指的是人们在进行估算和判断时

会更倾向于在一个“锚点”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整

即使这个锚点未必和问题有关

这种方法很多时候可以大幅减少人们的决策成本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也会造成很多问题

一类典型的问题是“过分自信”（Overconfident）

人们经常会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及某些片面的信息

认定某件事情很容易处理

但是这种草率可能会让他们陷于失败的境地

另一类典型的问题是“事后诸葛亮”（Hindsight Bias）

人们在事后总是会根据直觉或某些信息

倾向于认为自己在事前就已预测到了事件的结果

但是实际并没什么关系

这种“事后诸葛亮”效应很容易造成对事故的错误归因与归责

第二，前景理论

在行为经济学之前

经济学倾向于用期望效用理论

来分析人在不确定性下的决策

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决策时

会分别计算每一种可能状态下得到的效用值

然后与相应状态发生的概率相乘

得到加总的期望效用

但是在现实中

人们对于风险的倾向是不同的

如果一个人的期望效用大于实际效用

那么他就是风险偏好的；

反之，他就是风险回避的

它的问题在于人们会在不同的状态下

对风险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

比如“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就不能很好的用期望效用理论来解释

针对这个问题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根据前景理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

会关注某一个财富的参考点

相比于财富的总量

它们会更加重视财富相对于这个参考点的变化

当面临收益时

它们会更倾向于风险回避

而当面临损失时

他们会更倾向于风险爱好

因此，丢失100元的痛苦

将会远大于得到100元带来的快乐

此外

人们的风险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期决策结果的影响

因此

前期盈利可以使人的风险偏好增强

还可以平滑后期的损失；

而前期的损失

则会加剧以后亏损的痛苦

风险厌恶程度也会相应的提高

在和塞勒合作的一项研究中

他们又提出了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也就是当人们拥有某个物品时

他们会非常倾向于持有它

尽管禀赋效应看起来十分简单

但是它却可以解释很多用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比如在金融市场上

一些股民明知道自己的股票未来走势不会很好

但是却又不愿意将它们抛出

这其实就是禀赋效应的一种体现

第三，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

指的是人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

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中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就举了一个公共卫生的实验例子

结果发现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确定让200人获救

而非让600人的2/3死亡

但是又会倾向于选择让600的1/3获救

而非让400人确定死亡

前者更为关注收益中的风险厌恶

而后者唤起了人们对损失的风险偏好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后

有很多学者对框架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其中

塞勒和约翰逊（Eric Johnson）在框架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

并用它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一些反常现象

比方说，理论上

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应该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

对资产组合不断进行配置

及时抛出收益差的资产

将资金配置到更优质的资产上

但是在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

比如大批股民在经历了股票暴跌后

都不会愿意“割肉”并重新配置资产

而是更愿意坐等它重新回本

塞勒认为

这是因为投资者人为地为不同的资产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心理账户

将它们的盈亏独立地进行了核算

在这种状况下

他们就会过分关注某个个股的涨跌

而非整个资产组合的收益变化

在学术生涯的晚期

卡尼曼重新开始关注享乐心理学

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

人的认知偏差不仅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偏离最优

还会因为错误估计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幸福后果

让自己的行为难以达到最优的结果

在2000年的论文中

他指出人们倾向于使用“过渡规则”（TransitionRule）来思考问题

他们对于某个新情况的初始预测通常很准确

但是却会把这个初始预测

错误地用来预测长期的影响

因此

人们总是会低估适应所带来的效用

而夸大变化所导致的效用

在卡尼曼看来

幸福应该是经济学关注的最终对象

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应该以纠正人们对幸福感知的偏误

引导人们实现幸福的最大化为目标

于是他和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len Kruger）一起

建立了一套“国民幸福指数”。

这个指数包含四级指标体系

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

每一级指标体系中都含有其他若干个指标

在计算每一级的指数后

再通过加权平均得到最终指数

虽然这个指数还存在着缺陷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

它已经成为了GDP之外

用来评估国家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最后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卡尼曼在2011年出版的

《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and Slow）一书

虽然这本书的定位是一部通俗的读物

学术性并不强

但它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卡尼曼对自己学术成就的一个总结

在这本书中卡尼曼指出

人类的认知系统包含两个部分系统1和系统2

其中系统1反应快速依赖直觉

几乎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完成任务

而系统2则具有惰性

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

不过它也更为理性和精确

在卡尼曼看来

包括启发性偏见、前景效应、框架效应等等问题

都是由于人们在决策的时候太多的依赖系统1而导致的

因此为了克服他们的干扰

人们就需要在很多时候让思考慢下来

让系统2更好的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卡尼曼并不是只是告诉人们发生了哪些问题

他还提出了一些应对之道

比如说它提醒人们在决策的时候

应该要意识到启发性偏见的存在

主动地对这些偏差进行矫正

而对于事后诸葛亮的问题

他则建议引入一种事前剖析的思路

在可能的事故发生之前

就假设它已经发生了

并且以此为出发点来倒推项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此外他还告诉人们

这些认知偏差并不完全是有害的

如果善加利用这些思维捷径其实有助于实施更好的政策

在卡尼曼生命的最初十几年

他无疑是不幸的

童年丧父颠沛流离忍饥挨饿

但是这些磨难并没有打垮他

即使现实中战火纷飞

他却从书本和知识中找到了宁静

选择将作为积极的享乐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将探究幸福的秘密作为自己的追求

他珍惜与特沃斯基珍贵的友情

一起创造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

他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人生的关键是要去体验生活

而不是去评价判断或者打分

事实证明

人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与所爱之人和爱他们的人共度的时光

毫无疑问

丹尼尔卡尼曼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

我想孟子的那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疑是最为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