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比特币价格的不断攀升,整个区块链行业似乎也在逐步解冻,特别是年初开始的IEO以及前段时间热议的Staking经济,给币市带来了一波上涨浪潮,加上明年比特币产量减半的利好消息,大家对于牛市的预期越来越明朗。
然而,裹挟着滚滚洪流的,还有阵阵沉渣,最近CNNS通过IEO上线后破发狂跌,直接导致了维权事件;Staking经济带来的隐患,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提及……湖面之下,暗流汹涌。
这不禁让人疑惑,区块链领域的疯狂,究竟是局部市场的个体趋势,还是全球的同步现象?是现阶段的短暂喧嚣,还是历来如此的长久混乱?放眼全球和历史,我们也许能从空间和时间中找到答案。
外部环境提供发展空间
“区块链行业自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是全球化的竞争。”比莱资本创始人兼CEO曾林钏在今年四月份赴美创业时这样说道,而他也坦言,“出走”的原因也包括了环境和政策的双重压力。
不得不说,一个新生事物的生长一方面需要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它所植根的土地。
区块链就是这样一个新物种,它最先诞生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发达的美国,随后如涟漪般向外扩散,但受制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政策法规宽严程度,其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差别较大。
差别在哪儿?
我们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状况。
排在第一梯队的当属美国、中国、欧洲等互联网技术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但它们在政策上差异明显。
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对于区块链的合规性要求较高,法律执行起来也会比较严格,在美国做区块链项目,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遵纪守法。
“目前在美国从事区块链创业的典型情况是,绝大部分想要认真做事情的合规的公司,都会去寻找律师或法律事务所的帮助,采用自我合规的方法寻找合法做事又能创新的框架。”ArcBlock创始人兼CEO冒志鸿(老冒)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当然,就算是美国这样发达和开放的国家,其区块链的政策和发展情况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美国区块链项目Penta 的CEO David Ritter就在采访中说到,美国政府政策并不明确,特别是数字货币的金融政策,“美国政府在区块链技术方面的投入,也比不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相对而言,中国的区块链发展则处于无监管的状态,政府鼓励区块链技术,但对数字货币却是严格禁止的。因此,中国的区块链的发展则呈现两极化,在区块链技术上,专利是最多的,政府也是最为支持和鼓励的,但在通证经济上多是注册在国外的公司,政府也坚决反对违反金融规定的相关行为。
欧洲与美国和中国区别就更为明显。由于生活压力较小,所以欧洲人勤奋程度或者说工作效率并不算高。
“有时候一个政策要讨论半年。”TopChain创始人焦光明说,习惯了高速发展和勤奋创业的中国人很难适应欧洲的慢节奏,但欧洲人对技术探索的精神值得敬佩,“中国人可能在商业模式上更甚一筹。”
位于第二梯队的东南亚国家以及澳洲等国,在技术上不如第一梯队,但政策开放程度却可圈可点。
“澳大利亚在政策上非常支持区块链。澳洲银行在税法上认为BTC是一种商品,以大宗商品计价;通证属于个人数字资产,按资产应用和保护。”BitRabbit交易所COO李立鸿在一次直播中介绍道。
台湾地区更多的是持谨慎开放态度。“最新的STO法案可能意味着STO的在台湾地区的合规可能性,以及合规投资人的投资限额;但对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政策有许多隐性成本,币安、火币都被挡在门外。”李立鸿说。
深耕东南亚市场的焦光明也提到,新加坡更像是一个公司,服务能力很强,办事推进速度非常快;而泰国、菲律宾均支持交易所牌照,银行对数字货币接纳程度也较高。
“韩国区块链项目技术能力一般,且区块链从业者很少。但区块链投资渗透率很高。”Chainers创始人郑周溶谈及对韩国的印象时这样回答。
“日本只是把区块链当成是比特币或者是一种数字支付手段,这就导致日本的任何一个项目都需要接受日本金融厅的监管,上交易所的过程也非常繁复。虽然市场看起来很大,购买力很强,真介入其中,会发现这是假象。”The Blockchainer创始人朱高峰曾这样评价日本的区块链发展。
处于第三梯队的中东、南美、非洲及其他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但政策相对宽松,对区块链积极拥抱。
中东的伊朗、中亚的塔吉克斯坦等地因超低的电价吸引不少国际矿工前往挖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区块链挖矿的竞争中来。
公益组织“小马计划”发起人Rene Cao,就曾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他们通过数字货币对叙利亚难民进行援助的故事,“转账变成了点对点,快的话个把小时就能到账……以往都需要1-2个月的周期”,数字货币及区块链正以公益的形式渗透到第三梯队的国家中。
不难看出,技术优势或发展水平正在成为区块链快速发展的根基,而政策的引导,则提供了发展的方向。根基牢固,向上生长的动力强劲,其发展才会更繁盛。
团队理念影响发展路径
“要了解一个项目的价值,最简单的方法是想办法去了解项目发起人世界观和价值观。”2010年进入币圈的骨灰级布道者、莱特币团队早期成员PZ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对于具体项目而言,投资者更看重的是项目创始人和团队的“初心”。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区块链团队太浮躁,创始人和团队更多是出于利益驱动进入区块链行业,其出发点就存在问题,所以给投资人的印象并不好。而国外的项目,会相对“踏实”。
“国外的区块链公司创始团队有很大一部分是技术背景的高校教授、大公司技术负责人等等,所以更偏技术导向一些。”原硅谷区块链安全公司 AnChain.ai 中国区 PR 总监Alfred Lin就表示,美国项目是因为相信区块链技术的潜力从而开始创业。
“发展路径方面,我认为他们(硅谷的区块链创业者)想的比国内要清楚些。更倾向于拿顶级投资机构/人的钱,不该拿的钱不拿,一开始可能是 MVP 产品,融资之后再扩大技术优势。”Alfred Lin说。
李立鸿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对于台湾地区的区块链项目发展,他的体会是,他们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的技术有一天会被大众接受,会改变世界,而不是着眼于短期的“利益”去发行TOKEN。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觉得“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
“类似于传销、骗子的项目,各个地方都有。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的问题。”David Ritter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遇到一些美国投资人,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如果项目里面没有中国人就都不能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勤奋,如果一个创业公司里面没有中国团队,你首先要担心这帮人工作够不够卖力。”冒志鸿称这种现象为“这山望着那山高”。
同时,冒志鸿给出了相当客观的建议:我觉得大家如果再看一个区块链项目,其实完全不必迷信项目是中国项目还是外国项目,也不需要去迷信团队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真正的去看清楚项目的愿景,它选择的方向,以及他做事的方式是不是合理,是不是靠谱,我觉得这些才是最基础的,和项目是不是来自于中国,有没有中国人参与实际上没有关系。
老冒的观点与PZ的观点不谋而合,一个项目最终能否有价值,核心还是在创始人及其团队的价值观、愿景上。
区块链3.0的代表ETM公链也许是对这一观点最好的诠释。
依托于ETM科学院而诞生的En-Tan-Mo,有着学院派的技术背景。它基于纳什均衡和价值传递理论,汲取了两位诺奖顾问(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教授和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格拉肖教授)的研究成果之精华,同时融入了来自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国庞加莱研究所等著名高校的各领域专家学者们的创新思想和理念,成为首个实现SHD完备性的新一代区块链项目。
可以说,团队的背景、实力以及愿景都与区块链诞生的“初衷”有着天然的契合性——致力于打造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平台,实现“源于大众服务于大众”的社区自治理念。
也许在众多区块链项目中,它不是最耀眼的一个,但一定是有所作为的一个。
时间维度释放项目潜力
“区块链现在还处于受精卵时期。”在2018年的数博会上,贵阳市领导这样阐述对区块链发展阶段的看法。
“受精卵”是一个连样子都没有形成还在孕育和酝酿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谈区块链落地以及能够迸发的价值,的确为时过早。
但有价值的东西,总会在不经意间露出端倪。时间大概是洞见这些端倪最好的度量仪。
据咨询公司德勤2017年底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1月,GitHub上有8.6万个区块链开源项目,而仅2016年就增加了2.7万个,以这样的速度推测,截至2019年,GitHub上开源的区块链项目应该超过10万个。
而这10万个区块链项目里,正常维护的项目不到10%,也就是不到1万个。
如此快速繁衍,又急速消亡的发展进程中,能够坚持下来的,大概率能够从“受精卵”过渡到成型阶段,并有可能成长为“独角兽”。
比特币最初诞生的时候,一万个比特币才兑换两个披萨,如今,十年过去了,当初的一个比特币最高时值两万美金,可以买大概两万个披萨了。时间给了大家答案。
同样的故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上演。这次的主角,可能会是ETM。
早在2017年,ETM的团队就开始了对区块链的探索。作为中本聪精神的虔诚追随者,作为去中心化理念的忠实践行者,ETM团队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潜心钻研。从理念的提出,到制度的设计,再到双重交叉验证,接着到代码的撰写,直到主网公测,每一步都异常艰辛却硕果累累。
超前的UPoS共识机制设计,完全独立的代码撰写,安全而过硬的技术指标……当揭开ETM的面纱时,圈内人无不感慨,看过了太多抄袭代码、代写白皮书、制度设计粗糙的项目,ETM仿佛是一份无需包装就已足够优秀的作品,让人移不开眼。
穿过黎明前的黑暗,才能迎接晨曦的曙光。尽管,现阶段的ETM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落地应用场景,但这并不影响它将来会形成的模样。因为专注、原创、执着这些精神早已写进了它的基因,只需比特币一样,在时间的维度里逐步释放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