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国学经典之一——管仲《牧民》

作者介绍

管仲是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相齐四十年，推行全面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方略。他对内划分政区、分设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开征赋税、奖励农耕，统一铸造和管理钱币，颁布捕鱼和煮盐之法；对外“尊王攘夷”，即尊奉周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从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本文主旨

管仲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观点并付诸实践的政治家，“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牧民，即统治和管理民众。《牧民》围绕如何治理民众，系统论述了治国理政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原文

管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第一部分是“国颂”，为全篇的总论，指出治国理政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建立社会秩序，既要重视物质建设，又要重视精神引领。生产与伦理并重、生活与信仰同举，才能治理好国家。

《牧民》认为治国理政的职责是既要物质又要精神。“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一名言集中体现了管仲的政治智慧，也揭示了统治者管理国家的精髓。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第二部分是“四维”，维即总纲，《淮南子》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这一部分强调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根精神支柱，支柱立则国家兴，支柱废则国家亡。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第三部分是“四顺”，突出阐明了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顺民心，着力满足民众对于安逸、富贵、稳定和生存的愿望。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第四部分是“十一经”，从官吏选择到政令施行，提出了十一个方面的要求，具有微观性和操作性。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第五部分是“六亲五法”，揭示治国理政的规律，具有宏观性和指导性，其中君王行为对于治国安民所起的导向和表率作用，更有积极意义。

总结

现代学者研究认为，“《牧民》为开宗明义第一篇，系纲领性文献，其学说为《经言》的总脉络”。这对评价《牧民》在《管子》一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牧民》更重要的作用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和统治实践影响深远，其中最大的启示是提出并倡导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塑造着中国国民品格，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在推行礼义廉耻，苏东坡指出：“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一般认为，礼是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不能超越法律和道德规范；义是公正无私，不吹嘘和推荐自己；廉是纯正高洁，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耻是有羞愧之心，不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这些内容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政治意义和道德价值。参照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理解，其政治意义是礼、义，为治人之大法；道德价值是廉、耻，为立人之大节。立人是治人的基础，这就要求官员必须坚守礼义廉耻，尤其要注意廉耻两字，“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就会贪赃枉法，丧失道德伦理底线，既给个人也给社会造成危害。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廉耻”两字中耻尤为要，因为人之违背礼义和不廉洁，皆源于无耻，“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而且，官员的无耻是国家的耻辱，“故士大夫之无耻，也谓国耻”。因此，我们要继续在政治实践中倡导礼义廉耻，在个人修身中鼓励礼义廉耻，在选贤任能中督促官员践行礼义廉耻，让整个社会劲吹礼义廉耻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