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第八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第一节 总督的“养廉银”与“陋规”

曾国藩人生最后十二年，一直在做总督。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五两，大约是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在雍正时期，雍正为总督特批一笔银子，而这笔银子就叫做“养廉银”，拿了这笔银子之后就不要再贪污了。而这一笔养廉银是一万八千两，折合人民币三百多万元。
即便如此，曾国藩的日子却变得越来越差了。第一个人和家庭开支；第二曾国藩要为身边工作人员开支（在督府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官员，而总督周围的办公班子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都是由督抚自行解决）；第三总督办理公务也是自己承担费用（与皇帝之间递送奏折的通讯费等）以上费用大致一年六万两左右，而“养廉银”才有一万八千两，其余四万多两的差额就是从“陋规”上换来的。

“陋规”的产生根本原因是因为上级员工办公经费不够，不得不向下级收陋规。而“陋规”具体有“规”和“礼”。

“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乱收费”，比如:征收税款（也叫做“钱粮平头银”）、关规（海关和税关所送）、漕规（粮道衙门）、盐规（盐道衙门），还有“香规”，也就是所谓的香火钱。

“礼”也就是过年过节送给上级的礼，至少有五种礼：一是“见面礼”，二是“节礼”（端午、中秋、春节），三是“贺礼”，四是“谢礼”，五是与“上任礼”相对应的“离任礼”。而这些规和礼加起来就是所谓的“陋规”。

在当时，“陋规”其实是维持地方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固定收入。

第二节 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

曾国藩认为只有从治理贪污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清朝的问题。

曾国藩成了总督之后，采取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不到一个月，要从大本营前往祁门，此次出行也是官场上的“亮相”之举，途中会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各码头，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会大摆宴席，所以在出发之前，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不要搞迎送仪式，但这第一封信却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随即再次写信给两位将领，这才使得下属确信此封信不是官样文章，便不折不扣的执行了。

曾国藩成为地方大吏之后，树立官场新风有两点：第一处理见面礼，第二管好身边人。

首先面对官场上例行的“见面礼”，曾国藩也不是从始至终片礼不沾，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如若一点不收，就会显得“不近人情”，不仅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情感联系。一般的情况下，曾国藩会拒收礼物，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挑选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
如何选用和管理身边人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曾国藩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第一条要求身边门子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第二条不许给亲友安排工作。

门子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

中国式权利的运用之妙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充分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

一个精明的门子可以拥有这些权利：
一、可以决定来访客人能不能见官员。（门包）
二、门子掌握官府内部的许多情报。
三、有人给官员送礼，必须经过门子一关。（门礼）
所以选用和管理好身边人，对地方官来讲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

当然曾国藩也有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
第一项吃喝应酬；
第二项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给京官）；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也需要大笔银子：报销时的“部费”（户部的态度是关键）问题。

曾国藩有个“小金库”，而小金库的金钱来源有盐运司的“缉私经费”，还有各个海关送的“公费”，其用途主要是各种官场应酬支出；而曾国藩的养廉银则是用于自己家庭开支。

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与私，分的很清楚。

第三节 曾国藩的遗产

清代总督每年平均会收十八万两陋规，如果曾国藩真的收了这么多，除去官场的应酬，他每年节余十五万两，而曾国藩在总督位置做了十二年，那么就是说曾国藩身后遗产可能会达到一百八十万两白银，但实际上的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多钱。
曾国藩曾在家书上说到当时所有的积蓄一共一万八千两，这笔钱是留着给自己养老的。
这原本一百八十万两，实际上只有一万八千两，差了一百倍，曾国藩的这些钱都去哪里了？

第一，他不收下属官员送他的礼；
第二，各衙门的陋规，他大部分拒绝了。一年只收三万两；
第三，节余的陋规收入不会纳入私囊。

曾国藩对于节余的陋规，会想办法不留名的捐掉。
曾国藩的想法是：你名声太大，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和指摘，不利于自己踏踏实实做大事。

曾国藩用尽一生换来的“同治中兴”，但是晚年的曾国藩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晚年生命的主色调。有一次曾国藩进京见皇帝，发现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是不好的征兆，而朝廷没有正人君子，用人行政一片混乱，曾国藩不愿活着看到王朝灭亡，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突发脑出血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曾国藩生前就留下遗嘱，嘱咐后代办丧事时不可收礼。曾国藩留下的养老钱一万八千两并不充裕，丧事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两银子，可以说曾国藩生平积蓄基本上都花在了丧事上，所以他并没有留下遗产。这也正符合了曾国藩的初心：不靠做官发财。

曾国藩一生就留下两项财产，一项是被命名为“富厚堂”的宅第（藏书楼）；另一项是书籍。

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养老，所以命曾纪泽在湖南老家修理一处老房子，不料房子修好后大约花了五千两白银，而曾国藩本意是花几百两银子就够了。曾国藩得知消息，远超他的计划，大为恼火。曾国潢便给出合理解释：房子花钱如此之多，主要是花在藏书阁楼上了，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这才使得曾国藩消气。可见曾国藩对书的程度很是重视。
这以上就是曾国藩的遗产情况。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清官；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种极端化情节。

曾国藩应该是属于“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也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干大事。

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蓄包容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