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权衡、主体信任与危机感知：“健康码”常态化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技术，“健康码”的常态化使用不仅关系到技术工具的生命周期，更从社会接受的角度检验了后疫情时代数据化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参考，构建了“健康码”常态化使用意愿模型。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在形成常态化使用意愿时伴有“利益-风险”计算的心理过程，而得失权衡会随着技术效能的波动、数据归属主体的介入以及危机情境的反复而发生变化。实证结果为后疫情时代“健康码”的推广和优化、数据化社会治理方式的社会嵌入路径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健康码”　常态化使用　社会治理　应急管理　数据治理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下新兴的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技术，“健康码”通过追踪、管理用户的位置信息（包括用户自填到访轨迹、大数据行程监控等）和健康信息（包括用户自填健康状况、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情况等），对用户接触新冠肺炎病毒的潜在风险进行评级，以此管理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并通过标准制定[1]和平台接入[2]，构建起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全国性防疫健康网络。“健康码”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已有9亿人申领了“健康码”[3]，已基本超过此类应用实现防疫效果的用户规模基准线60%[4]，并显著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5]。

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发展，“健康码”愈发深远地嵌入到现实生活的社会秩序和行为模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