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k Szabo : 货币，区块链和社会可扩展性（上）

作者：NICK SZABO 尼克·萨博，智能合约与数字货币先驱 出处：巴比特

区块链相关技术文章投稿，请发送邮件至：jingqi@csdn.net

引言

区块链现在十分地流行。它们当中最古老，最大的区块链就是比特币了。在比特币八年的历史间，它的价值从10000比特币一个披萨（在比特币交易所能将比特币兑换成法定货币之前）到现在其价值已超过1000美元每比特币。截至本文发布时间，比特币的市值已超过160亿美元。比特币运行的八年间，在其区块链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经济损失，可以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和可靠的金融网络。

比特币成功的秘诀绝不是它的计算效率，或其在资源消耗方面的可扩展性。比特币的硬件是由一群高薪聘请来的专家们设计的，它只执行一个特定功能，重复解决一个非常具体且极其昂贵的计算谜题。这个谜题被称为工作量证明，这个计算的唯一输出只是证明这个电脑完成了一次昂贵的计算。比特币解密的硬件可能会总共消耗500兆瓦的电力。这不是比特币唯一一个特点会让那些关注着如何使资源消耗最小化的工程师和商人们，显得那么的不切实际。与其一味地减少协议消息，不如每个运行比特币的计算机使用冗余的大量“库存向量”（inventory vector）信息包来向互联网传播，以确保所有消息能准确地通知尽可能多的其他比特币计算机。因此，比特币区块链不能像传统的支付网络（如PayPal或Visa）一样能处理每秒很多笔的交易。也正因如此，比特币伤害了那些有资源保护意识以及性能测量最大化的工程师和商人们的感情。

相反，比特币成功的秘诀在于其众多的资源消耗和较差的计算可扩展性，正被用来换取更有价值的东西：社会扩展性。社会扩展性是指一个机构的能力——一种关系或者在共同的努力下，许多人反复参与其中，以限制或者鼓励参与者的行为的习惯、规则和其他特征——来克服人类思想中的缺点，和激励或约束所述机构中多少人能够成功地参与其中。社会可扩展性是指当这些机构的参与者的数量和类型增加之时，参与者们能够思考和对机构和同伴回应的方式和程度会随着关系的密切而增加。这是关于人类本身的极限，而不是科技的极限或者物理资源的极限。比如一些独立的工程类学科：计算机科学，用于评估技术本身的物理极限，包括利用技术处理更多用户或更高使用率所需的资源能力。

这篇文章的主题不是工程学的可扩展性，而是工程学可扩展性和社会可扩展性的对比。

社会可扩展性更多的是关于心理的认知极限和行为倾向，而不是关于机器的物理资源极限，就这一点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学会思考和探讨技术的社会拓展性对于促进一个制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度的技术的社会扩展性取决于这个技术在制度中是如何激励或者限制参与者的，也包括保护参与者和制度本身免遭不利的参与者的进攻。评估一个制度技术的社会可扩展性的方法，是看有多少人能够有益地参与在这个制度中。评估社会可拓展性的另外一个方法，是看这个制度赐予或者强加在参与者身上额外的利益和危害，在此之前，由于认知和行为上的原因，参与机构的预期成本和其危害的增长速度快于其利益。能够有所收益的参与在这个机构制服中的文化和所属地的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互联网全球化的环境下。一个制度越多的依靠当地的法律、习俗或语言，其社会可拓展性就越低。

没有过去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够共同参与一项努力的人通常最多不超过150个人—也就是有名的“邓巴数字”。在互联网时代，新的发明创新持续地在扩大我们的社会能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会讨论区块链，尤其是公有链，是如何在计算效率和计算可扩展性大大降低的情况下，能实现加密货币，并增强社会可扩展性。

认知能力— 在这里，以一个物种的大脑皮层的相对大小形式，限制了灵长类动物的认知能力大小。维持动物或者人类群体的亲密关系，需要广泛的情感上的沟通以及感情上的投入。比如说给灵长类动物打扮，说闲话，和他们讲故事，进行其它的对话，唱歌，和他们一起玩游戏等等。克服人类对于有谁或者有多少人能够参与在制度中的认知极限 — 150个人，著名的“邓巴数字”— 需要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创新。

社会可扩展性的创新包括了技术和制度的改进，将功能从想法转移到纸上或者机器上，降低认知成本，增强心智之间流通的信息价值，减少脆弱，寻找和发现新的互利互惠的参与者。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我们总是会去重复所有书本中的东西或名人的话语，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误解，我们应该培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的习惯。事实应该恰恰相反。“社会文明通过延伸我们能做，却不需要多想的一系列重要执行操作而得以前进”。 Friedrich Hayek补充说道：“我们不断使用公式，符号，和规则，这些公式，符号，和规则我们通常不太理解，但是通过使用它们，我们在不是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的帮助下，受益不浅。我们自己建立的制度和实践，是建立在已被证明是成功的习惯和他人制度的基础之上，这些，都变成了我们现如今人类文明的基础。”

各式各样的创新减少了我们对参与者，中间人，和局外人的脆弱性，从而降低了我们对于缺乏认知能力的担心，担心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人可能会产生哪些不好的行为。另一类改进方法，促使在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中间，也能够精确收集和传输有价值的信息。同样的，这样也会使得更广泛或者更多种多样的互利互惠的参与者能够发现对方。所有这些创新都在人类史前史和历史的过程中改善了社会的可扩展性，使我们的现代文明在全球这么巨大的人口下，是可以继续保持的。现代信息技术（IT），特别是利用历史上最近发现的计算机科学，通常可以发现一些互利互惠的竞赛，可以改善信息质量，并可以减少在某些类型的机构交易中的信任需求，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和各式各样的人的出现，也因此能够用一些方式增强社会可拓展性。

心智之间的信息流动 – 我称之为主体间协议 – 包括口头和书面的词语，习惯（传统），法律内容（规则，习俗和案例先例）各种其他符号（例如在线信誉系统中的“星星”），以及市场价格，等等。

信任的最小化降低了参与者之间，参与者与外部人之间，参与者与中间人之间潜在伤害行为的脆弱性。大多数体制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演变，例如法律（降低了暴力，欺诈，和盗窃）和技术安全，像这样，我们需要去信任我们同胞的脆弱性对比在制度和技术进步之前，我们之间的脆弱性关系大大平衡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充分可信的制度（例如市场）取决于其参与者的信任，这也通常表明了另一个充分可信的制度（例如合同法）。这些受信任的制度在传统而言通常实施着各种会计、法务、安全和其他的控制角色，通过最小化他们对体制内参与者的脆弱性（例如会计 ，律师，监管机构和调查员）来促进客户机构的功能，使其更可信。创新只能部分地消除某些类型的脆弱性，即减少信任他人所需承担的风险。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完全无需信任的制度或者技术。

即使我们拥有最为强大的安全技术和加密方式，也不存在完全无需信任的制度。虽然一些加密协议能够确保某些特定数据具有极高概率对抗超高算力的对手，当所有参与者的行为都需要考虑的时候，它们也不能完全保证。例如，加密可以强力地保护电子邮件免受第三方的窃听，但是发送方依旧要信任接收方不会转发，否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泄露文件的内容给到第三方。再举一个例子，在我们最厉害的共识协议中，参与者或中间人的某些部分不足100％（通过算力，权益，个人化和计算来衡量）的有害行为，可能会危及参与人之间交易或信息流之间的完整性，从而伤害到参与者。计算机科学史上最近的一次历史突破可以非常显著地减少脆弱性，但它们远远没有消除遭遇潜在攻击者伤害行为的所有脆弱性。

互相匹配（Matchmaking）能够帮助互利的参与者们互相发现对方。匹配也可能是互联网最优秀的社会可扩展性代表。像Usenet News，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促进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走到一起（甚至未来的配偶）。在他们允许人们可以互相发现彼此之后，社交网络在个人投资等各层面起到了促进关系的作用，从偶然到频繁到上瘾。Christopher Allen等人做了一些有趣而详细的分析，是关于在线游戏和社交网络上的团队规模以及花在互动上的时间。

eBay，Uber，AirBnB和在线金融交易所通过商业配对大大提高了社会可扩展性：搜索，寻找，汇集，和促进互利的商业谈判。这些相关服务还会促进付款、运货等行为，以及确认陌生人在这些交易中履行自己应尽的其他义务，并且讨论这些服务的质量（如“星级评定”系统，Yelp的评论等）。

虽然说，互联网的社会可扩展性的好处是相互匹配，区块链最主要也最直接的社会可扩展性好处是信任问题的最小化。区块链可以通过锁定一些重要性能（例如货币的创建和支付）的完整性，以及一些重要的信息流来减少脆弱性，并且在将来，在重要的匹配功能的完整性上，可以减少脆弱性。对私有的秘密计算和任意可变活动的信任，可以由对一般不变的公共计算的行为的可验证置信来代替。本文将重点关注这种脆弱性的降低，和促进对各种潜在交易对手行业标准的制定，也就是说：信任问题最小化的货币。

货币与市场

货币和市场，通过市场匹配买方和互惠的卖方，在广泛接受和标准化的报价（货币）下进行交易，它们会让每个特定贸易的参与者受益。亚当·斯密说过：市场不是把买家和买家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特定地方或者服务（虽然它有时会涉及到这些），而是一组典型的交换配对，通过供应链使产品之间更加地协调。

货币和市场也激励创造更加准确的价格信号，来减少谈判成本和参与者在交易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货币和市场的有效结合，使得参与者能够协调其经济活动的数量，这些数量远远超过之前进行交易制度下进行经济活动的数量，之前的制度更像是双边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

市场和货币涉及配对（集合了买方和卖方），信任问题减少（信任自我利益而不是熟人或者陌生人之间的利他主义），可扩展的性能（通过金钱这一种被广泛接受还可以重复使用的性能介质），以及质量信息流（市场价格）。

关于货币和市场最大的早期思想家应该是亚当·史密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黎明，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提到，即使是最谦虚的产品，也会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人。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罢；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级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势须有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加之，这些劳动者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远，把材料由甲地运至乙地，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者啊！染工所用药料，常须购自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各种药料由各个不同地方收集起来，该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业，该需要雇用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啊！为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复杂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姑置不论，单就简单器械如牧羊者剪毛时所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为了生产这极简单的剪刀，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铁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等，必须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技艺联结起来。同样，要是我们考察一个劳动者的服装和家庭用具，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就寝用的床铺和床铺上各种装置，调制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出来而且也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其他用具，食桌上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锡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供他食喝的各种工人，那种透得热气和光线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和使世界北部成为极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只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等。总之，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到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

这是在1776年连续的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之前，劳动力的分工被精炼，细分以及扩大了很多次。比起信任来自陌生人的不确定的利他主义，市场和货币创造了很多互惠互利的匹配，从而促进了市场网络中不相识的人们之间的互利行为：

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做任何事都需要大量的合作和帮助，然而他们一生中在和别人建立友谊方面缺乏高效性。相比起其他动物，人们更经常遇到需要和别人互相帮助的情况，只期待别人的善举是苍白无力的。以物易物这种行为让我们获得遥远的但有需要的物品。不是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善举让我们获取了食物，而是这些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史密斯接着描述了劳动力的分工方式，即劳动生产力，是如何随着这类两两交换行为所涉及的关系网络的变化扩大而变化的：“因为这是一种能够给予分工以机遇的有关交换行为的力量，所以分工的扩张必须跟从这种力量的扩张而受到限制，换句话说，这种力量即是市场的扩张。“因为国家内和国际间的交换网络在发展，而这种网络之中必然涉及了一大批不同的生产者，所以它也促进了劳动力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

货币作为一种结算工具和媒介的存在，为这类交换提供更多的机遇，从而促进了社会拓展性的发展。此外，货币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和可循环使用的一种财富积累和转换的介质，减少了交换中的偶然性问题的出现（交换中买卖双方的需求偶合，以及单边转移中的需求和供给偶合），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更多人，更多商品，更多服务能出现在交换之中。

各种各样的媒体，从口头语言本身，粘土，纸，电报，无线电和计算机网络，都被用来进行交流沟通，接受，由此产生的交易和价格，以及性能监控和其他商业通信。在由市场和价格中产生的价格网络中最有见识的观察之一可以在Friedrich Hayek的论文“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中找到：

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象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下面，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以弄清楚价格体系的作用。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或用途。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需求上，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它还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还要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叠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一个掌握所有信息的单一管理者本来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事实得出解决办法，即任何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或更确切他说，各地的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其差别取决于运输费用等等。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全部信息，因为它们全分散在所有有关的人手里。

网络安全的社会可拓展性

很久以前，人类社会还只是处于陶器时代，之后进入了纸质时代，而至现在，随着电子的发展，各种程序和网络协议进入了我们的电脑，数据网络也在大多数的现代商业交易中被广泛使用。这类工具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优化了过去的匹配系统以及数据流，不过，因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有害行为的存在，这类工具的弱点也更加显著，所以导致了使用这类工具的成本的增加。

随着网络的发展，更多的缺少人际之间互相理解的人，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局限也都随之增加了。网络的发展，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缺少人际之间相互理解的人，也催生了更多的对于人们行为的局限。基于可信任访问控制的安全协议，是为了那些像贝尔实验室一样的，工作人员都是众所周知的以及整体的收入和支出都是被纸质条约而非计算机中记录的电子版的条约充分控制的那种组织机构而设计的。该类安全协议因为是以纸质文件为媒介，所以在组织机构变得更加庞大，组织边界更错综复杂，以及更有价值更集中的资源（比如说货币）通过计算机被投入使用的时候，逐步成为了一个高效有用的安全机制。当一个人收到更多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时，这个人就更有可能收到网络钓鱼攻击或者是恶意捆绑软件的攻击。传统的计算机安全并不具有很好的社会可拓展性。就像我在自己的书《可信任计算的黎明》中描述道的一样:

当我们正在使用一部连接着蜂巢网络或者因特网的智能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的时候，除本机之外另外的信息交互终端也会是其他的计算机（计算机系统），比如说网络服务器。实际上，这些所有的机器都具有类似的架构体系，它们被设计出是为了使这些机器能被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互相信任的同阶层人群控制。就远程网络或者是应用程序用户而言，这类的架构体系都是基于一个未知的根管理员/最高权限管理员的完全信任权限而构建的，根管理员能够控制所有在伺服器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能按照意愿读取，更改，删除或者屏蔽任何在计算机中的数据。即使数据在网络传输的时候是被加密的，但是传输到另一台电脑的时候也终会以整体的形式被解密。人们完全信任现在网络服务，但是因此它也是脆弱的。在当前的网络服务下，计算机会无条件的执行管理者（包括用户和黑客）的任何命令和付款等行为。如果有人在另一个终端企图忽略或者篡改你的网络指令，同时又没有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可以阻止他们，有的只是不可靠和昂贵的人类制度，而且这些制度往往被国界所影响。

很多服务器因为没有价值所以不会被内部或者外部的攻击者所攻击，但是越来越多的服务器因含有有利用价值的资源而被频繁攻击。中心化根信任安全机制不再有效。随着计算机内管理的资源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传统的根信任安全机制越来越像现实世界中的“呼叫警察”。幸运的是，有了区块链，我们可以在重要的计算上做得更好。

SDCC 2017·上海站将于2017年月17-19日登陆申城，三大技术峰会和24位嘉宾，汇聚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CTO、架构师、技术总监，畅谈运维、数据库和架构的热门话题和技术热点，遇见精益运维发起人&优维科技CEO王津银、MongoDB大中华区首席架构师唐建法和华为软件API开放平台架构师李林锋等大牛。截止3月5日前门票八折优惠中，5人以上团购立减400元，详情点击注册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