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却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是怯懦的。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我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
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的是有道理而新奇。
假如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我常听人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对现实世界有这种评价、这种感慨,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做点什么。这句感慨是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然后在此分手。有些人去开创有趣的事业,有些人去开创无趣的事业。前者以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们才要做有趣的事。后者经过这一番感慨,就自以为知道了天命,然后板起脸来对别人进行说教。
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认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
我上大学时,有一次我的数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到: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宁可做一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来个样子来,这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
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劝年轻人从事学术时总要说: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个熬法嘛。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这话虽不错,但也有偏差。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做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咱们这些人见到满大街都是漂亮的异性,就会感到振奋。作为一个男人,我很希望到处都是美丽的姑娘,让我一饱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他希望到处都是漂亮的小伙子。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疴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
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恨,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味道。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内,所以对它们,我倒有一种平常心。
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