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乐 | 广东音乐的“国乐”之称

 

一、广东音乐的来源

      “广东音乐”是从曲艺、民歌、戏曲中的伴奏、过门音乐，逐渐独立出来的纯器乐乐种。它在风格上、艺术形式上、音乐语言上受到中原古曲、江南民间小调、梆子、二黄、西皮、昆曲、八音班、锣鼓柜、南音、龙舟、粤讴等诸民间艺术品种的影响，与广东民间音乐、粤剧音乐和粤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广东音乐”中的许多因素，又直接影响着粤剧、粤曲等艺术品种，促进了粤剧过场音乐的发展，与民间艺术水乳交融。

二、广东音乐的特质和价值

      “广东音乐”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吮吸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养料，甚至包含西方音乐文化的某些因素，同时，又始终保持着一种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变革的精神。“广东音乐”产生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外来音乐文化在本土扎根，与当地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结合的历史,是几种音乐文化熔于一炉的共融体。它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的历史。

      “广东音乐”的形象富有生气、充满魅力，为此，史学家们认定“广东音乐”这个20世纪的新生儿，是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时代里的艺术，是最后一门产生且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

      同时，“广东音乐”远播芳馨,在海外被华人称为“乡音”，也被称作是“透明的音乐”、“东方民间音乐的一颗明珠”。海外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太阳永远照耀着粤人的社会”，凡有粤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它体现了人与乡土音乐的依存关系。

      在一个多世纪里，“广东音乐”凭借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亲和力,迅速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民间器乐乐种——民间丝竹乐。在“广东音乐”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并留给后代大量传世之作。这些作品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有标题、篇幅较短小，不土也不洋，具有典型的岭南潇洒逸脱、清新细腻、通俗包容之特质，那绮靡旖旎、玲珑剔透、淡雅亲切的独特魅力唤起人们对南国风光的无限向往。

三、作为“地方文化”的广东音乐

      从粤剧、粤乐和粤曲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地方特色”并非只是在本地历史的脉络中形成的。“现代的”粤剧,粤乐,粤曲都是20世纪上半叶才成型的,孕育它们的土壤固然离不开两广地区,但由于自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各通商口岸的开放,粤人将根植于岭南的粤剧、粤曲也带到了上海，开始以粤乐为载体传播岭南文化。许多粤乐名家汲取中西交融的灵感，创作、演奏、传播和推动广东音乐的发展。在此期间，广东音乐的“地方文化”也被重新拿捏与创造，焕发新的生机。

      20世纪20到30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一方面吸纳了其他剧种和音乐门类的特色，而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其本来不一定十分明显的地域标签﹐也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得到强化。当时粤乐的创作和实践活动,更是在一个探索何谓“国乐”的大语境中进行。广东音乐的“地方文化”在跨地域的上海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加深了广东音乐与“国乐”的联结。

四、广东音乐与“国乐”

      清末民初以来，“国学”、“国粹”、“国语”、“国乐”等以“国”为名的概念和事物被提出来，但始终争论颇多，这与当时的新文化语境是相关的。就“国乐”来说，20世纪初，上海精武会、中华音乐会的成员们在上海进行大量音乐创作和实践活动，1932年“大同乐会”在上海成立，致力于国乐的研究与改良，企求达至中西音乐之大同，推动了当时“中乐西化”和“西乐中化”的潮流。这些组织的活动中，吕文成、司徒梦岩、钱广仁、尹自重、何大傻等诸多粤乐名家付诸各种努力，推动了广东音乐跨越地域的发展，使得粤乐在“国乐”的大语境下能占一席之地。

      虽然“国乐”之说仍有争议，但我们仍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下梳理广东音乐与“国乐”的种种联系。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广东音乐扎根岭南，有众多改编的传统曲目与创作曲目流传古今，又在上海取得发展，吸纳西方的音乐养料并为我所用，怀有兼具纵横的眼光；在中观语境的民族关照下，广东音乐发源于粤剧粤曲而独立成器乐乐种，立足于岭南本土民族性格的“独特”与“传承”，象征着粤人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文人雅致的生活情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瑰宝；微观语境下，广东音乐之于“国家”也有一定政治意义，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之一，广东音乐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一些经典作品更是流传世界，是在别国的华人的“乡音”。在此基础上，广东音乐以其独特的魅力获得大众喜爱，一度被称为“国乐”也有迹可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