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富

六下江南的奢华排场，足见这个辽阔帝国的富裕已非寻常。乾隆皇帝在位的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财富最为丰裕的地区。
乾隆皇帝每次巡视江南都要临幸的江宁、苏州、杭州三城，皆为著名的丝绸制造业中心。三地的织机数量均以万计。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桑土饶沃，成就了杭州的丝织业。杭州的东北城区，数千万家之男女，皆以丝织为业。织机发出的轧轧之声，朝夕可闻，不绝于耳。西南城区的孩儿巷、贡院后、万安桥西一带，则云集了大量从外地拥来的机匠和染匠，日夜不停地为丝织业服务。广东、福建等地前来购买丝绸的客商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往来穿梭，热闹非凡。江宁织造，更是名动一时。
当年康熙皇帝到江南巡视，数次下榻于江宁织造府，让人们对它的财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机业之兴，百货萃焉”。庞大的织造业，为江宁城带来了盖世繁华。小说家吴敬梓在他的名著《儒林外史》中对江宁城作了这样的描述：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湊集，金粉楼台，……大街小巷合并起来，大小酒楼六七百家，茶社一千余处。
扬州盐业得垄断之利，十分发达。盐商们财富之巨，让人惊叹！与政府高层关系密切的扬州盐商向来膀阔腰粗，视金钱珠宝为泥沙。前文提到的一夜之间造起一座献给皇上的喇嘛白塔，就是扬州八大盐商之一江春的杰作。1786年，政府出兵镇压林爽文起义，盐商江广达，捐银两百万两以备犒赏。一直到后来，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还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
北京、山西、河北、山东等省采煤业兴旺。1762年，工部向皇帝奏报，北京西山和宛平、房山两县，共有旧煤窑750座，正在开采的273座。京师百万户，皆仗西山之煤供给，从未有匮乏之虞。山东峄(yì)县、北京门头沟等地出现了拥有巨额财富的煤矿主。
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育起来，至少从货物的流通量上来看，完全可以这样说。据估算，到1794年，各类货物的流通值在45亿两白银以上。流通量不断增大，支付手段的难题接踵而至。提着叮叮咣啷的白银，毕竟于交易不利。山西人发挥他们的高度智慧，开设了具有现代金融意义的票号。到乾隆末期，山西票号的总部虽然还在偏远的山西平遥，但帝国的各大城市已经有很多他们设立的分号。
类似的财富记录于史料不在少数。但此类记录充其量只不过是向后世人显示，欧洲工业革命以前，大清帝国的财富为西方世界所莫及。仅此而已！工商业市场所具有的自由本性与传统的管理思维严重相背。过于集中的皇权之下，财富仅仅是财富，财富找不到更为合理的出路。
1776年3月，严复翻译《原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路，使中国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写作了十年之久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在伦敦发表。这部后来被中国人翻译为《原富》或《国富论》的经济学巨著，刚一问世就大受褒扬。亚当·斯密也因此书而被后人奉为自由经济的鼻祖和资本主义的发言人。该书中，他将“政治经济之系统”一分为二：一为“农业系统”，一为“商业系统”，其中“商业系统”即为“现代之系统”。当国民财富达到“农业系统”所能包容的极限时，即陷于停滞。除非“农业系统”向“商业系统”转变，否则别无他途。
很显然，亚当·斯密认为，清帝国的财富之巨，已达它所具有的“农业系统”之极限。财富的多寡已成其次，如何使财富转移为投资而继续生利，则至关重要。如果仅仅滞留于“农业系统”，而无“商业系统”之形成，那么，即便出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济于事。
遗憾的是，中国人此时却与这本奇书无缘。一百多年以后，严复翻译的《原富》姗姗来迟，历史已无法扭转。就像行驶在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错过了一个出口，就只能等待下一个出口。
更何况，这个时候的皇帝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一条高速公路，帝国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从这个出口出去的筹划。“商人”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三年》和《墨子·贵仪》。
熟读史书的皇帝和帝国的主政官员们，对历史上由灾荒、饥馑带来的灾民变乱惊恐万状。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大致由此而来。在中国，“商人”一词，自诞生之日就充满了屈辱，在商周交替时期，被推翻了的商朝的遗老遗少们当然财富尽失，而且耕种土地的权力也被剥夺，于是，他们只能靠长途贩运货物，赚取一点微薄利润来生活。于是，这种把粮食与牲口倒来倒去，却并未为社会增加财富的人都是当时社会没人正眼瞧的商代遗民，时人称之“商人”。正因如此，日后数百上千年，中国人一直对“商人”之称是鄙视的。
帝王与官僚们自然也未能正眼看商人，对商业行为始终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江山社稷的稳定和秩序这样的头等大事，与黎民百姓的饥饱冷暖息息相关。因而，农桑为本，稻粱为丰，也就成了国家政策的基调。康、雍以来，就有各种政策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建设水利工程。农桑、河运、漕运为政府之要务。经济作物的种植则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矿物开采、手工业更是在被禁之列。视康熙为圣明的乾隆皇帝在主政期间，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国策。对于由工商业带来的丰裕财富、浮华虚荣，皇帝陛下和他的政府官员们只是乐于享受，而不思扶持。国家财政在农业水利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大，而在工商业方面则几近于无。与若干财富兴旺的景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帝国的制度和组织与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系统”，没有丝毫接近的迹象。
事实上，当时自西而来的工商业文明正在向这个古老的帝国频抛媚眼。英国人开办的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对扩大与大清帝国的商业贸易充满了渴望。1750年以后，就多次提出在江浙皖赣一带增开商埠。1755~1756年间，已有少量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浙江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乾隆皇帝在接到地方官员的奏报后，立即以海滨重地应防微杜渐为由，传旨闽浙总督严加防范。1757年初，浙江海关新税则出台。皇帝希望通过立法禁绝洋商在东部沿海的经商活动，故而新税则中仅正税一项较广东海关增加一倍还不止。关税大幅提高以后，洋人的商船依然不断地驶来。数月之后，乾隆皇帝突然下达了广州单口通商的谕旨，从今往后，洋商只能到广州这个唯一的对外口岸进行贸易，东部口岸的贸易嘎然而止。
海禁在明代已然成例，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赤贫，只向往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有可能他甚至会废除货币和一切商品交易。建南京城墙时，竟可笑到每一块砖都由全国各地农民烧好郑和（1371~1435）六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口。虽促进了中国和西非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但主观目的是宣扬明朝国力，与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不可同日而语。运到南京，根本就没想到在南京设厂更高效、更经济。即使为后人极力夸耀的郑和下西洋，实际上不过是规模浩大的政治游行。至于清代的海禁，虽然另有若干具体原因，然而，皇权、农业秩序、江山稳固等等，与自由放任的工商业势同水火，却是根本所在。乾隆皇帝和他的决策系统尽管也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不为所动。皇权的理性拒绝了这一切。
在此之后，帝国的经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力，人们依然能够看到前文所述的繁荣景况，而江浙地区尤甚。然而，僵硬的体制之下，这样的活力终究不过昙花一现。风头一过，即成死水一潭。
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系统”，于中国既难形成，大量的财富也就只能在“农业系统”中徘徊。而农业却长期裹足不前，令来到帝国的洋人也不免担忧。
清帝国徘徊在如此低效率、高成本的农业系统之内，财富没有了获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渐渐地失去了逐利的冲动。大量的财富经过长期消耗，至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