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分享】基于多源大数据的高密度城市健康资源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

评估城市健康设施的可达性和公平性对于有效配置城市健康资源至关重要。本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篇SCI论文的全文翻译。该论文从新的视角定义和分类城市中的健康相关设施，考虑居民的主动和被动健康寻求行为，构建一个综合性框架来评估健康设施的邻近性、互补性、可达性和公平性，为高密度人口城市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论文题目】

Evaluating the accessibility and equity of urban health resources based on multi-source big data in high-density city

【题目翻译】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高密度城市健康资源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

【期刊信息】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Volume 100, January 2024, 105049

【作者信息】

flygirlxlj@163.com，湖北大学区域发展与环境响应重点实验室，flygirlxlj@163.com；

Quan Chen，湖北大学区域发展与环境响应重点实验室，chenq114228@163.com；

Yaolin Liu，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yaolin610@163.com；

Huagui He，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勘察研究院，gzhehuagui@163.com；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scs.2023.105049   

【关键词】

主动健康与被动健康需求、邻近性与互补性、可达性、空间公平、城市健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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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单一类型设施的可达性和公平性，缺乏对多类型设施的综合评估，并忽视了城市系统的复杂性。本研究首次明确定义并分类城市健康资源，考虑了主动和被动健康需求，并建立了概念框架。构建了一个综合性框架，包括全球协作位置商（global collaborative location quotient ，GCLQ）、高斯2SFCA方法和基尼系数，用于评估广州市多层次健康资源的邻近性、互补性、可达性和公平性。此外，通过局部相关模型探讨了与社会经济特征相关的可达性，并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进一步解释。结果显示，不同健康资源的空间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多样化的资源类型可以增强健康资源的互补性，促进全面公平，但经济水平较低的群体享有的健康资源可达性较差。本研究从主动和被动需求的角度，借助先进的地理空间建模方法，为国际文献中关于健康寻求行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通过精准识别健康的空间障碍，研究结果为高密度人口城市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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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使得疾病控制和预防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的健康 (Wang et al., 2022)。自1986年健康城市运动实施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 (Hancock, 1993)。大量学术研究也从最初的疾病和身体层面扩展到了健康、良好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环境层面 (Kearns & Moon, 2002)。更健康的空间和环境可以弥补缺乏健康食品选择的居住区域 (Sharp & Kimbro, 2021)。在全球COVID-19疫情爆发后，多项研究表明，疫情的传播与城市建筑环境密切相关 (Li et al., 2021)。此外，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增至约70% (WHO, 2020)。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健康资源的竞争必然导致资源匹配的不平衡。因此，高密度城市居民是否能平等享有健康活动空间，成为衡量城市健康资源（UHR）建设的重要指标。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单一类型设施，因此目前尚未形成对UHR的特殊和统一定义。与健康空间有关的最早的UHR之一是获得医疗设施(Doi et al., 2015; Siegel et al., 2016)。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设施的可达性被视为影响居民健康寻求行为的重要因素 (Shen & Tao, 2022; Li et al., 2023)。一般来说，人口密集城市在面对大规模传染病（如2019年的COVID-19疫情）时，医疗设施（如医院和药店）往往供不应求 (Noszczyk et al., 2022)。这表明，居民的健康行为不仅仅是被动寻求医疗，还需要主动的健康行为来改善身心健康。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通过一些公共或商业设施改善身心健康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Wang et al., 2022)。具体而言，城市居民的健康活动空间日益多样化，包括城市公园 (You, 2016; Xiao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2a)、体育设施 (Halonen et al., 2015)、健身房 (Sharp & Kimbro, 2021)、急救康复中心 (Xiong et al., 2022) 和药店(Gangal et al., 2015)。然而，居民的日常健康通常表现为多样化的综合行为需求，单一类型的健康设施空间配置研究似乎无法满足当前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如何评估和优化多样化UHR的空间配置，已成为现代城市健康生活的重要课题。

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新的视角定义和分类城市中的健康相关设施，考虑居民的主动和被动健康寻求行为，为UHR空间配置的综合评估提供重要依据。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回顾城市中的健康相关公共设施，并对公平性的衡量进行文献讨论，随后总结研究空白并明确研究目的和贡献。第二部分介绍UHR的概念框架和定义。第三部分详细阐述我们的数据和方法。第四部分揭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讨论政策含义及研究的局限性，第六部分总结我们的结论。

1.1 城市生活中的健康相关设施

1.1.1 医院和医疗设施

医疗设施是直接与健康相关的公共设施，可以治疗和康复患有身体疾病的城市居民。目前关于医疗设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可达性 (Zhao et al., 2020)、公平性 (Rong et al., 2020) 和城乡差异(Jin et al., 2019) 上。一些研究表明，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的多个维度与健康寻求相关，包括不仅是与医疗资源的邻近性，还包括医疗级别和质量以及多样的交通方式 (Porter et al., 2017)。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健康设施利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因素 (Arcury et al., 2005)，以及公众对健康设施的偏好 (Chiwire et al., 2022)。最近的研究采用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方法，通过大型健康调查数据探讨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与社会机构和个人健康行为之间的关系 (Shen & Tao, 2022)。结果表明，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显著影响健康寻求行为，这是澄清空间与个人行为之间互动的有意义尝试。

1.1.2 城市公园和绿地

城市绿地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包括公园、运动空间、树木、天然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 (WHO, 2020)。多项研究发现，与城市绿地保持紧密接触的个体，个人健康水平有积极改善 (Carpenter, 2013)。例如，增加绿地接触可以降低心血管死亡率和二型糖尿病风险 (Ayala-Azcárraga et al., 2019)、神经系统疾病和癌症及呼吸系统死亡率 (Twohig-Bennett & Jones, 2018)。城市绿地被认为是城市的“肺”，对老年人有显著健康益处 (Ali et al., 2022)。因此，因此，城市居民是否能够平等地使用绿地，仅仅是为了其效益，就成为了主要问题。早期学者对可达性和公平性的衡量进行了多次探索，主要关注绿地的大小和数量 (Lee & Hong, 2013)。识别可达性较弱和不公平的区域具有重要价值，因为这可以更好地指导绿地规划。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绿地质量的重要性，认为忽视质量可能会高估可达性 (Xing et al., 2020; Wu et al., 2022)。此外，多项研究证实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显著差异。高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居民享有更高的公园质量且更频繁地使用公园 (Leslie et al., 2010; Liu et al., 2022)，而低收入和贫困社区的绿地可达性较低 (Jones et al., 2009; Astell-Burt et al., 2014)。

1.1.3 体育活动设施

多项研究表明，缺乏体育锻炼是肥胖、高血糖等疾病的主要原因。例如，当与体育设施的距离增加或体育设施的数量减少时，居民的体育活动会减少 (Halonen et al., 2015)。一些研究通过评估各种类型体育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识别服务不足的区域 (Billaudeau et al., 2011)。其他研究分析了不同社会经济水平下体育设施可达性的差异，发现低SES社区获取免费体育资源的机会较少 (Estabrooks et al., 2003)。不同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群体都将家庭视为单位，使用居住区作为需求点计算可达性可能因个体需求差异而不适用 (Millward et al., 2013)。

1.1.4 福利、援助和其他设施

老年福利设施（如福利院和养老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可达性，以识别薄弱区域并提出改善空间不平等的建议。Gibson等人(2002)比较了不同空间尺度（如农村、郊区、大都市和首都城市）护理院的公平性。一些研究还发现城乡地区存在空间不平等，远离城市地区的老年人难以使用福利设施 (Arcury et al., 2005; Cho et al., 2021)。提供和出售健康食品的其他设施如超市或种植基地也可作为健康设施， (Li & Kim, 2020)。然而，由于缺乏标准定义和健康食品数据，现有研究几乎没有探索此类设施 (Losada-Rojas et al., 2021)。

1.2 多种设施的综合公平性测量

不同的空间可达性方法已被用于测量单一类型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这些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最初常用的方法包括容器方法 (Vaughan et al., 2013)、缓冲区分析 (Nicholls, 2001)、核密度估计(Moore et al., 2008)、网络约束服务区方法 (Miyake et al., 2010) 和泰森多边形法 (Boone et al., 2009; Sister et al., 2010)。然而，由于边界和距离衰减上的争议，这些方法在实践中并不理想。基于引力的模型后来克服了假设最近公共设施的缺点 (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