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堪称一流的哲学大师，他们的学说不仅令同时代人耳目一新，还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哲学的发展。时至今日，现象学研究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依然十分活跃，充满了生机。这两位卓越人物的抱负似乎截然相反，胡塞尔毕生致力于把哲学变成一门真正严密的科学，而维特根斯坦则试图表明，哲学绝不是什么科学，恰恰相反，它的任务乃是澄清语言的用法，划清科学命题与非科学语句的界限，并且最终把自己置于非科学一边。尽管如此，在这两位思想家及其学说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相似之点。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是犹太人，这个民族向以产生深刻的思想家著称于世。居住于德国的胡塞尔在希特勒当政时期曾因其犹太血统而被禁止在大学授课，而由奥地利移居英国的维特根斯坦则免遭此难。尽管维特根斯坦的祖父已由犹太教改宗新教，其母信奉罗马天主教，他本人亦在天主教堂受洗，以后还差一点进修道院做修士，但维氏的犹太人意识依然十分强烈。他曾把犹太人的思维特征概括为：“犹太人的头脑没有创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们仅从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将生长的花和草拔出来，移植于综合图案中。”〔1〕这可以说是夫子自道， 因为他曾如此表白：“我相信，我的原动力（如果这是适当的词）是一种属于土壤的而不是种子的原动力（也许我没有自己的种子）。在我的土壤上撒下一粒种子，它的成长将与它可能在其它土壤上的成长不同。”〔2〕

　　从治学道路上看，他们走的也都是由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数学，由数学而逻辑，由逻辑而哲学的路子。胡塞尔早年攻读物理学和天文学，后由天文学改学数学，再从数学转向逻辑学，最后才决定献身于哲学。维特根斯坦从小就对工程技术感兴趣，少年时代曾因制造出一架缝纫机而备受赞扬。中学毕业后，他本想从波尔茨曼攻读物理学，后因波氏去世进入一所德国工业大学学习工程学，此后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系注册为研究生，从事航空学研究。由于他所人事的推进器的设计主要需要的是高深的数学，于是他的研究重心便由工程技术转移到纯数学。此后，他的兴趣又由数学进而转向了数学基础和逻辑学，最后则在哲学那里找到了归宿。他们的治学道路的惊人类似性反映的乃是治学态度上的共同之点，即对于任何学问都不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是要契而不舍地追究其理论根据。

　　他们的另一个共同之点是唯真理是从，勇于接受批评修正自己的观点，甚至不惜彻底推翻自己以前苦心经营的体系。胡塞尔早年受其老师布伦塔诺影响，试图用心理学解释数学，后接受弗雷格批评彻底清算了心理主义方走上了现象学研究道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一书中就此写道：“关于我对心理主义的逻辑和认识论的公正批评，我只不过回忆起歌德的一句格言：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一个人对待他已经放弃的错误更加严厉的了。”〔3〕维特根斯坦也出现过同样情况。在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之后，他本以为哲学问题至此已获彻底解决，决心就此结束自己的哲学生涯。是布留维尔关于数学基础的一次演讲使他感到哲学并非无事可做，于是便重返剑桥。此后，他的学生雷姆塞和剑桥大学同事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对《逻辑哲学论》的深刻批判又进而促使他抛弃了已为自己奠定了重要学术地位的前期哲学，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的体系。

　　与此相关的是，他们也都勇于自我批判，有时甚至到了怀疑自己的研究能力的地步。胡塞尔在发表了名著《逻辑研究》之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哥廷根大学反对教育部的提议，拒绝任命他为大学教授。比这种外在的挫折更为可怕的是，他陷入了自我怀疑的绝望之中，竟到了不能肯定自己能否作为一个哲学家生存的地步。他曾在笔记中如此写道：“如果我能够称自己为哲学家，那么我首先提到的是必须为自己解决这个一般的任务。我指的是理性批判，是逻辑理性和实践理性、普遍价值理性的批判。如果我不在大致的轮廓中弄清理性批判的意义、本质、方法、主要观点，如果我还没有设想、计划、确定和阐述它的一般纲领，我就不能真正而又真实地生活。我已经受尽了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的折磨。……我知道，伟大的天才们曾在这里失败过，如果我想和他们去比较的话，那么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绝望……”〔4 〕维特根斯坦也曾怀疑过自己究竟有没有从事哲学研究的能力。他在剑桥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哲学之后，竟要他的老师罗素告诉他，自己究竟是不是个十足的白痴，如果的确如此，就不如放弃哲学回到航空学。罗素要他写一篇哲学论文试试看，结果只读了第一行就要求他必须留下来继续研究哲学。〔5〕

　　以上的比较还只是从外在的方面进行的，就哲学学说而言，两者也不乏共同之处，维特根斯坦哲学有前期后期之分，这里的比较是就其前期哲学而言的。

　　首先，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实际上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他们之前的哲学，而重新规定了“真正的”哲学应为何物。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应当是一门象数学和逻辑学那样的以本质而不是事实为对象的严密科学，其目标在于揭示一切可能的认识以及与此相应的一切可能世界的先验本质，它们因此而带有必然性而不是象事实科学的规律那样只不过是或然的。胡塞尔断言：“哲学就其历史目的来说，是一切科学中最伟大、最严密的科学。”〔6〕他指出， 尽管建立这种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实际上乃是“整个近代哲学秘而不宣的期待”〔7〕， 但是“在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里，还没有一个时期达到了预期的成为严密科学的这一要求。”〔8〕在胡塞尔看来， 只有他创立的现象学才达到了严密科学哲学的标准，是唯一真正的终极的哲学形态，而今后的任务只不过是进一步填充细节，予以完善罢了。“这是真正科学的轨道，是无限的轨道。因此，现象学要求现象学家们自己放弃建立一个哲学体系的理想，作为一个谦逊的研究者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地为一门永恒的哲学（PhilosophiaPerenis）而生活。”〔9〕胡塞尔把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解为科学，并且是最伟大、最严密的科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非但不是科学，甚至也不是理论，而只是一种“使命题清晰”的活动。在他看来，全部哲学只不过就是语言批判而已，其主要作用之一是“划清可思考的从而也划清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线”。因此，以前的哲学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谬无稽。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而来的。”这样我们看到，在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以前的哲学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是由他们确立的。不同的是，胡塞尔意识到摆在现象学面前的是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到了晚年尤其如此，而前期维特根斯坦则以为哲学问题在他那里已获彻底解决，没有什么要做的了，就连他本人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也可以作为用过的梯子抛弃了。这是因为，“真正说来哲学的正确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事情；于是当某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总是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某些记号以意义。”“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对“真正的”哲学的不同理解具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那就是弗雷格哲学力倡的反心理主义。他们都反对把哲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而力图从逻辑学那里寻求启示。如果说胡塞尔从逻辑学那里找到的是哲学的范式，那么维特根斯坦从中找到的则是哲学的分析工具。如前所述，胡塞尔早年曾犯过为数学寻找心理学基础的错误，是弗雷格使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在《逻辑研究》一书中他彻底清算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为应该重新建立的逻辑学”提供了“一个绪论”，“一种可能的——但从未能实现的——逻辑体系的设想。”〔10〕尽管建立这种体系的构想并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弗雷格实现的，但理想中的逻辑学的范式已足以为他进而思考哲学的范式——认识论以及本体论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样板。如此说来，他把现象学和逻辑学、数学都列入与事实科学相区别的本质科学也就不足为怪了。维特根斯坦虽然未象胡塞尔那样对心理主义详加批驳，但同样持有强烈的否定看法。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如此写道：“心理学并不比任何其它自然科学较为接近哲学。”“我对于符号语言的研究，不是与哲学家认为对于逻辑哲学如此重要的思想过程的研究相当吗？只是他们大部分纠缠在非本质的心理研究上，这对于我的研究方法也有一种类似的危险。”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在建立《逻辑哲学论》的过程中是自觉地拒斥心理主义的。与胡塞尔不同，维特根斯坦从弗雷格和罗素那里学到了数理逻辑并为之作出了理论贡献，所以数理逻辑便成了他得心应手的语言批判工具。

　　由于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基于反心理主义的立场而规定了哲学的任务，这就使得在他们那里，认识的主体或者说“我”都不再是现实的主体——心理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主体。具体地说，在胡塞尔那里是“一般认识”的主体或“先验的自我”，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语言的抽象使用者。胡塞尔指出，“如果根据心理学，无论是经验心理学还是本质现象学心理学来回答先验问题，这都是一种先验的循环。因而，先验的问题所依据的那种主体性和意识……确实不可能是心理学所涉及的那种主体性和意识。”〔11〕“心理学家是在把对他说自然有效的世界之内将出现的主体性还原为纯粹心灵的主体性——世界之中的主体性，而先验现象学家则通过他的绝对普遍的悬搁把心理学纯粹的主体性还原为先验纯粹的主体性，还原为这样一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进行世界统觉并且在其中进行对动物实体的心灵的客观化统觉，并且它使这些统觉在他自身中有效”。〔12〕他强调说：“根本问题必然在于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在已被还原的意义上，根据这意义，这里谈的不是人的认识，而是一般认识，不附带任何存在的设定关系，无论它是与经验的自我的关系，还是与实体的世界的关系。”〔13〕维特根斯坦则指出，“真正有一种在哲学上可以非心理地来谈论的‘自我’的意义”，“哲学上的自我不是人、人体或心理学上所说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是界限——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恰如眼睛可以看见视野中的一切而其本身却不能进入视野，这种形而上学的主体——语言的抽象使用者可以用语言来表示世界中的一切而其本身却不能进入世界。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还表现出这样一种共同倾向，那就是试图从认识论抽引出本体论的结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是关于“所有可想象的先验现象”亦即所有可能的意识和认识形态的本质的科学，非但如此，“现象学作为这样一门科学同时实际上也是关于所有可想象的存在之物的先天科学”。正如他补充说明的，“但这不是指关于在自然实证观点中的所有客观之物的科学，而是指关于所有那些完全具体的存在之物，即所有那些在相关的意向构造中汲取其存在意义和其有效性的存在之物的科学。”〔14〕这便是他所谓的“作为本体论的先验现象学”。胡塞尔认为，莱布尼兹的普遍本体论的观念正是在作为本体论的先验现象学那里得到了实现，不仅如此，这种本体论还由于现象学的方法而克服了“独断论”。前期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象胡塞尔那样明言及此，但实际做法是一样的。例如，维特根斯坦从原子命题不能推演出任何东西得出了不存在因果联系的本体论结论。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如此写道：“从一个基本命题不能推出任何其他的基本命题。”“从存在一种情况决不能推论出存在另一种与前者完全不同的情况。”“没有证明这种推论为正确的因果联系。”“不能从现在的那些事件，推论出将来的事件。”“相信因果联系就是迷信。”罗素敏锐地看出了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做法的实质，他在为该书撰写的导论中曾指出，“从原子命题不能推演出任何东西这个事实，比如在因果性上有有趣的应用。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中，不可能有任何象因果联结这样的东西。”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不仅作为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而保有其自身的价值，还启迪了重要的哲学流派。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的旗帜下开创了存在主义，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则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的建立。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些流派都偏离了他们的思想。

参考文献：

〔1〕〔2〕L.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华中咨询公司，1984年，第28页、第53页。

〔3〕E.胡塞尔：《逻辑研究》第1卷，1970年英文版，第43页。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4〕〔13〕E.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第64页。

〔5〕艾伦·伍德：《罗素——热烈的怀疑者》，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6〕〔7〕〔8〕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第143页、第144页。

〔9〕〔11〕〔12〕〔14〕E.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第179页、第180—181页、第184页。

〔10〕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7—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