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讲坛：美洲作物与人口关系辨——兼论历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

卓越讲坛：美洲作物与人口关系辨——兼论历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

学习过程

大国的发展与人口的数量息息相关，而巨大的人口数量需要足够的粮食作为支撑。在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清朝中期，中国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了四亿，这是中国历史上巨大的人口变化。多数学者一直认为人口的增加是新的农作物，尤其是美洲的农作物（玉米、土豆）等大规模推广种植的结果。而李昕升教授则指出，美洲作物的推广是由人口增长所决定，不能倒因为果，并从内史的角度对美洲作物的推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自己对于这一现象的新解释。

李教授一开始先是谈及了自己跨学科应用时的心得和体会：

1.李教授认为单体的作物史研究，会比较缺少学术对话，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要放宽视野，连接到更高的层次、更大的问题，才能取得更高的价值， 而这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经济史、社会史；

2.我国是农业大国，所以研究历史必然会涉及农业，而作物史研究又具有无穷的张力，因此研究者很多；

3.李教授的研究理念：以研究作物的传播、演进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旨趣，突破“成就描述”的研究范式，探究物种在世界历史上的传播和影响，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科学和文明发展的认识，揭示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4.关注整个作物群和农业制度，以作物史为核心，三位一体，打通农业史、经济史和历史地理；

5.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导致研究过程会有差别：经济学史是横切面的CT分析，而历史学是纵向的前因后果，社会学则介于两者之间。

李教授接着谈到美洲作物史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主要集中在美洲作物是否原产自中国、传入中国的时间和传入中国的路径三大基本问题。

第二阶段：

在继续讨论上一阶段议题的基础上延展性地探究美洲作物在华的推广、时空演进及重大影响。

第三阶段：

近二十年来研究热点发生了新的转向，更多地以在各省的引种、推广、分布及变迁等问题为出发点，开展实证研究，以长时段大范围立论，揭示其具体影响，比如量化其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经济学）。

与此同时，李教授还提到了研究美洲作物的主要原因和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主要原因：

1.美洲作物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才流布于旧世界的，美洲作物引进大陆的时间并不长，有足够的史料去研究；

2.美洲作物在旧大陆的流布与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主义的全球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相结合，也是西方海洋帝国崛起和我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时期，研究美洲作物便于全球史的理论构建 ；

3.美洲作物是比较强的集合性概念，具有代表性。

局限性：

1.多倾向于作物在省内的引种、推广的线性研究，仅有定性描述，且多是“引种——影响”的单调分析范式；

2.今年由于全球史的盛行，物质文化史研究倒是开始了食物史的转向（食物只是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多是消费、文化倾向，完全没有很好的关照到生产史；

3.研究基本都是以西敏司的模型为基础，关注物质和物质对文化以及帝国权利产生的影响。类似研究均是将食物与跨文化交流、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结合的书写方式，并没有体现科技史，也不是真正的做到以物为中心，所以依然没有超出新文化史的研究范畴。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内史化和量化研究是必然趋势。其中所谓的新经济史，试图通过计量手段的应用跳出以往的成式窠臼，在科学史料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研究过去的、还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有人提出了美洲作物决定论：

玉米番薯马铃薯颇受计量史学家青睐，他们利用经济学模型对数以千计的方志物产史料做回归性分析，来证明它们变迁导致的这样那样的社会经济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的问题，一般认为，清代并无明显而广泛的技术革新（农业革命），唯一的新因素就是美洲作物的推广。

而李教授则对这种结论提出了质疑：

1.仅仅定性描述无法实测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随着计算史学的介入，问题随之涌现，我们无法保证“经济学已经反复证明的函数关系”适用于传统非市场经济社会或二元经济体；

2.先入为主的思想：

一方面，美洲作物充分融入日常生活，根植于记忆中，容易形成二十世纪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玉米在2010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很容易导致以今推古，用今天社会现实来影射历史现实，以为历史时期的美洲作物也如此重要；

3.应该用更严谨的方法去检验：

很多研究将一地方志记载的最早引种时间作为种植强度的代理变量，但其实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对此，李教授还进一步地做出了数据统计和分析：

1.综合已有的微观研究，会发现玉米和番薯虽然传入的时间比较早，但作为主要粮食得到推广比较迟；

2.19世纪中期，是定居人口峰值，但仅靠玉米和番薯只能养活2473~2798万人，就全国而言，美洲作物发挥更大作用的时间在近代以来，已经错过了人口激增的阶段，依然是传统粮食作物在中国人口增长的问题上居功至伟。在美洲作物的问题上，计量史学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

3.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人口压力决定食物生产而不是食物决定人口容量，人口增长才是农业发展和食物供给的主要因素。

最后，李教授提出了“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这一新理论：

1.由于技术、口味和文化等因素，国人对于外来作物的接受和调试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在这种稳定的饮食结构下，外来作物的优势最初都被忽视了，它们影响的发挥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缓冲。

2.基于中国农耕文化的特质，由于中国传统农业高度发达，传统作物更有助于农业生产，更契合农业体质，更能引起文化上的共鸣，最重要的就是种植制度和饮食文化的嵌入。

3.新中国成立后，外来作物取得的显著成就与食品消费升级和种植结构的转变、现代农业与全球贸易下的食物供给息息相关。

个人体会

对生活中的经验推广到研究中时一定要要保持警惕，同时可以通过综合性的综述来了解领域的学术前沿，但阅读时要格外注意逻辑性，看似简单的结论背后其实需要付出大量的定量研究。同时应该敢于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时刻保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并在学习过程中将各学科的学习融合，打破思维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