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
兩次危機的共性
通過比較研究,關於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10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其警世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採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後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係。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佔有較多的社會財富。這次危機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5、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願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正如加爾佈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於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採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
大蕭條前,氾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迴圈。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
hong kong CPA 、
China Company Deregistration 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衝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後,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次危機發生後,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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