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轮秋冬春夏——我来上海的这一年(5月)

忐忑不安，整个 5 月给我的感觉就是忐忑不安。仿佛是一种诅咒式的预言，人们总是很难得到他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无论那个东西是否重要，价值如何。只要你盼望，它可能就会远离你。[@more@]

忐忑不安，整个5月给我的感觉就是忐忑不安。仿佛是一种诅咒式的预言，人们总是很难得到他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无论那个东西是否重要，价值如何。只要你盼望，它可能就会远离你。

进入这家公司已经9个月了。我的职位，已经从进入公司初期的产品经理，转换成为项目管理。曾经让我踌躇满志的那个Marketing的职位，我甚至从来没有进入到那个角色，只是有过那样一个Title而已。公司管理团队某个人的一相情愿和我的一相情愿并没有产生交集。项目管理的岗位，是公司和我共同妥协的一个结果，这次雇佣与被雇佣，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合作经历。

是的，我没有因为失去心仪的职位而离开公司。因为，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职业生涯的发展。我还有另外一个愿望——上海户口，这个可以让我摆脱漂泊，从心底得到安定和归属感的东西。它值得让我牺牲那么一、两年的职业发展机会，以获得今后长期的、稳定的发展。

对于这座城市，上海，我们越来越熟悉。然而，即便我能用本地方言与人交谈，但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访客，并非已经被这个城市所接受，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这种认识有点偏执，完全是传统的地缘意识在作祟。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严重的自卑心理，甚至还很自负。虽然我明白，但我真的无法说服自己——尤其是在办理各种需要出示身份证明，然后按照本地人与外地人两种不同政策行事的业务时。最典型的是使用通信类产品：如果是本地户口，可以享受后付费的服务；而如果是外地户口，则只能预付费了。这好象已经为大众所接受了，是外地人的信用比本地人信用差的明证。

2004年的5月，我和老婆还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用预付费的固定电话，经常考虑将来的孩子可能无法平等的享受本地的教育资源。和别人聊天时，却有意无意的提起自己买的那套房子。虽然那房子还是一片工地，但那种对房子的期许，已经俨然成为我们在上海落脚的根。有的周末会忍不住，坐上1个多小时的地铁，去看那个工地。在楼下眺望还被脚手架包裹的“我们家的阳台”。到5月末的时候，已经可以进到楼里面，我和老婆带着安全帽第一次进到“自己的家”，心里难以按奈的激动。虽然，满目还是乱七八糟的水泥等建筑材料，但脑海中温馨的家的氛围还是几乎触手可即。从1995年上大学离开父母，离开那个熟悉的家，漂在外面已经9年了。现在，又一个“家”就在我们面前，即便它还是一个工地，但那也是我们的港湾和精神家园。

我认定：把房子拿到，再把户口迁进来，结婚，生孩子，这些就是我在30岁以前对生活的基本要求了。好了，“家”已经在这里了。只要每月交按揭给银行，这个“家”终究会交到我们手里的。每月把自己的血汗钱存进银行帐户，保住一个归宿的希望。这是花钱可以买到的希望，可是户口，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户口对我的心理作用可能要大于其实际作用，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思想顽固的人：如果我想要得到一样有可能得到的东西，我就必须得到。实现梦想，甚于梦想本身。

2004年时，上海市对人才引进的条件似乎大致是这样：本科及以上学历、符合上海需求的专业、单位规模及背景、个人年龄以及如果有配偶，配偶的条件等。是的，没有问题，一切要求的条件我都符合，否则我就不痴心妄想了。具体的日期不记得了，大约是5月上旬，我把准备好的材料交给公司人力资源部，而后，开始充满希望的等待。我有理由乐观：去我的档案所在地申请迁出时，当地的办事人员告诉我，我所在那个某内地的国家级高新开发区，仅2003年迁出到上海的就有几十人之多，据说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自负，正如一个早我两年办完人才引进的“前辈”说的“我们要是不算人才，还有谁算人才”。尽管我也知道，上海人才济济，这无疑增加了我的隐忧。

我性格中的患得患失，在材料递交上去以后，开始反复的冲击我对人才引进审批的希望。因为慢慢的，我也开始知道人才引进每年是有一定名额的。而申请的人也很多，我想，大部分申请的人都是满足条件的。古希腊神话中，有许多诅咒式的预言，我开始担心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这种担心随着等待时间的增加而扩大。

5月，从希望到焦虑，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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