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系统工程师应用案例之如何协助管理者减轻公司山头的问题

写在前面：

公司的管理者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某些部门一家独大，侵蚀过多资源，而由于侵蚀过多资源，该部门权力越来越大，从而象前文所述的癌症一样，拖跨整个公司的研发预算体系，从而危急公司生存与发展。

虽然，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当你置身其中，才会了解困难与凶险：例如，一家公司的研发部经理，如果想要削弱一个已经占据研发部大半江山的部门的预算和权力，可以想象，多半他将以失败告终，很可能他会下台。聪明人会随波逐流。

以Nokia为例，拿到苹果iPhone的当晚，高管就知道公司要倒台了，因为他拿回家后，他不到5岁的小女儿在玩了一小会之后，请求爸爸允许她带着iPhone一起睡。

但如果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情况似乎不是那样，他们对外宣称，iPhone不值得一提。送交测试时，测试人员，在一米多高的位置将iPhone摔坏，然后说不能准入，真是明哲保身啊，因为不论他测的结果是iPhone更好，还是更糟，他都会被背锅。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社会，你不能把谁想成道德楷模。每个人都以孝忠于自己老婆孩子作为最大正义。

为什么Nokia不能改革？前面我可能有文章分析过，因为他们是典型的民主暴政洗礼之后的硬件公司：如果今天改革，明天他们就失去了权力（给了软件）；如果不改革，密而不宣，则是能螣一天是一天；对他们来说，等死比现在就死要好得多。甚至股票明天还可以变现。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文章的标题，我是想说，我想提出在开放系统工程的角度，建议管理者（政客，官僚）如何避免这种民主暴政，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官僚，多半是民主暴政的获益者。

这么一说，这又是屠龙术——大而无用。但既然我想到这，唉，我还是说说吧。如果是你自己开公司，还是有用的，亚里士多德说，君主制是最好的制度，大臣哪个不是来混饭吃的。但如果你要创业，还是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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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之前，我先列一些事情（以说明边界，尽管看起来有时系统工程师参也的政客的工作，但实际不是这样，他们是技术岗，边界很清晰，而且系统工程师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分工划清楚）。

1。 系统工程师，是一个技术岗，不是政客。尽管需要了解权力的运作体系，但只需要将相关的数据输入系统工程工具，得出结论，输入到管理平台，由管理平台，输出改进或改革报告。也就是说，试图以一个工具平台，横亘于研发管理部与研发各子部门经理之间。以法制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正面冲突，以规则作为平台的运行机制，以用户需量，量化后的可配置参数作为叶子，来统计各部门的开销。

2。 所谓民主暴政，或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是民主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将民主制列于六种制作中坏的里面最好的，所以排名第四。说得远点，修息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共和制战胜了民主制的案例，所以，引发了亚里士多德的师傅的师傅苏格拉底对主民的反思，以至于最后他被民主派判处死刑。他和他师傅柏拉图，都没能逃过客死他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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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似与公司管理无关的事情，实际是相当相关的。

我们系统工程师，前文一再说过，世界上没有这个行当，这只不过是生物学家的一个分支。

生物竞争中有许多不是因为竞争而灭绝，很多是因为自己在作死。

最著名的就是大角鹿。这种动物，由于雌性青睐雄性的大角，所以，雄性的角越来越大，最后灭绝了。

在开放系统界，有几个结论（我编的），例如，起点决定终点；没有回头路；以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

意思是说，大角鹿的角越来越大，结果只是灭绝，因为在开系统的世界，没有回头路。因为雌性手握权力。

公司也是如此，正常来说，就象木桶一样，每块板都不能少，但由于一人一票的简单民主，部门人多的，权力就大，更大的权力使得它进一步括充权力，更大的权力他就招更多的人，他们部门人的工资也更高，这种正向反馈，就象癌症的肿瘤一样，吞噬了公司的有限研发投入。使得系统向没有进化的方向走去，最后被市场淘汰（没有回头路，这是开放系统的特征）。就像癌症一样，前面可以苟延残喘许多年，但一旦在肿瘤内部建立了毛细血管——即财务和预算部门，也被其欺骗之后，公司将很快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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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曾与华为齐名，字母D开头的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服役14年。因为与烽火合并，前面看朋友圈看到大院的牌子也被摘掉了。14年，不论如何，也还是有感情在里面。

虽然离开了，我的青春，我学到的东西，我这一辈子，都有无法割舍的联系。

17年我参加5G时，那时候FPGA还火，17年，到今年上半年，一直火，这几个月不火了。

作为一线的5G开发人员，我所看到的许多情况，让我很担心。我是觉得，单从预算的角度，这件事情已好象失控了。

而且，已经没人知道这是谁的决策了。

5G的原理，是利用大数据运算，摸清基站所在位置的外部所有的可能的信道的模型，然后利用调整射频发射和各项参数的控制，从根源上消除干扰，而大数据运算是软的东西。FPGA只是能减少时延，不能解决这种柔性化的工程问题，因为无线信道是在不断改变的。唉，不想说这些我本行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只是说，一个团队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是不存在的。研发经理和总工也不知道这些决策是谁做的。

华为我觉得更严重，DT还有软件的力量，华为是纯硬的，一次次的清洗，早硬到底了。基站的操作维护工具，都没有。但华为有钱，可以在家里搭建与现网类似的网络，然后直接割接过去。

不说了。下面说说我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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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

再说一个问题：一人一票，然后有的部门有更多的票，然后他们在下一次扩张中得到更多人力，更多权力；这样正向反馈下去，压跨公司。或者导致公司，只能做某一件事。

第一个解决办法：学习共和制，在美国，不论大州，小州，都是相同的参议院票。

研发部门可以设立技术决策委员会，每个专业方向，同样的票数，与部门人数无关。

这样，是否能解决民主制的问题呢？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

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例如，如果我是硬件部门主管，我可以把我主管的几个硬件部门，进行拆分，从而得到更多的参议院票。

从而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我也可以将我的心腹，派到敌对部门去作参议员——只要我与部门经理关系好。

或者买通敌对部门的主管或参议员。一样可以在技术决策中，发布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法令。

有太多漏洞可钻——制度在某些人看来，就是要想办法找漏洞的。

所以，需要系统工程师上场。

首先，找到盟友。系统工程师，一方面，可以帮到希望公司发展的官僚，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力资源部。

可以说，高科技人员的管理，实际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是新出现的事物，之前的所有的管理，人力资源部是可以知道每名员工的具体情况的，但高科技行业，实际上人力资源部门是被架空的，她们不得不依赖于与她们不是一条心的研发部门的技术官僚们

第二，用本因代替动因。即用量化后的需求，代替直接核算人员作为成本计算的方向。成本核算，应录指向需求，而不是开发人员的数量。从而从根本上，抽掉那些拥兵自重的研发各子部门的军阀。

第三，然后就是落实了。系统工程师需要开发出工具（系统工程师最终需要编程），将需求层层分解，分解到成本一致的最小粒度，并且，将这些需求，进一步分解为可配置和管理的参数、人机、机机接口函数、性能探测点、故障管理点、等等可以被平台管理的量化需求，并且将接口代码生成工具，剥离出来，由系统工程部接管，如前面文章提到过的，每个部门，可以增减自己的叶子，但叶子的规范由系统工程部门管理。

结果是，将研发的权力，一方面，转换为以需求为单位，另一方面，将动因（即程序员）置于一个个在权力角度，相对孤立的位置。

最终的形态，就象是一棵树，每个需求是一个树叶，由具体的人负责，如果每名员工只能负责5片树叶（举个例子，实际经之复杂一些），每个方向，需要多少人，成本是多少，人力资源部可以清晰掌控。

然后研发部的军阀自然不存在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官僚只保留 team building的权力即可，其它的交由项目经理负责。

这样一来，在横向上，权力分散化；纵向上，版本的前进，后退，兼容，变得可控。产品才真正像生物个体一样，不断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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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我们有没有解决民主暴政呢？实际已解决了。

只是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为什么说已解决了呢？因为现在没有潜规则了，一切都在太阳下运行。

比如，

例1：我是硬件部门主管，你量化需求走你的，我走我的。

你量化表格上，显示，我只能有10个人，但我有100个，你管得着吗？

这样，人力资源部就不能放过他，对吧。人力资源部也不是吃干饭的。

再比如：

例2：我部门有10 个人，明天，我把我的量化需求增加10倍，这不违反规定吧？明年给我加人吧。

这就要技术决策委员会过审了，需求部门，还在另一个部门，层层过审，除非你理由很充分，对吧。

当然，如果我强词夺礼，不要脸的方式得到无敌，我还是可以过的。

还要过系统工程师这一关。

不对啊，你不是说，系统工程只提供平台，不参与权力运行吗？只是负责大家在打明扑克，不会帮任何一方。

是这样，不过，还没完呢。

第一，如果你的部门提出 100个参数，将付用户使用后，经过统计，99个参数，用户从来没有配置过，那么你就是在做假。

第二，（重点来了，这是本文最重要的内容）系统工程师，来源于生物学，生物在竞争中胜出，有两种策略，一种是优势地位生物，各方面相对平均，如人，各方面都不是很突出，这意味着各专业方面的预算应当差不多；第二种策略，似如鸟类，由于在竞争中，无法与哺乳动物竞争，它们发展出飞行的能力。那么飞行就是其核心竞争力。这类产品，往往是更新换代速率极慢的，似如，智能手机，是一种类似人类的优势存在，专业数码像机，则象鸟类一样，靠专业存在。普通的相机，已被淘汰。

那么，智能手机这种占人类未来的90%时间强势产品，动用系统工程是对的，一款手机，强调平衡，如果我是系统工程，发现当前这次量化需求的进化（相对于生物的基因或DNA），占据了过多的资源，导致系统失去平衡，我会上报这种风险。

相反，索尼和尼康的相机，则根本就不需要开发系统工程管理体系，只要无限加强拍照能力，就可以。另外，更新换代速率一定要慢。因为发烧友也不喜欢面对过多的类型的产品，更不希望刚买的产品就老旧了，更不希望你发布一个与智能手机一样价格的专业相机。

小结：如果我是系统工程师，你是智能手机某专业方向负责人，不论你理由多么充分，如果你占据了或多的量化需求项，系统一定会告警。也不会认可你这次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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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民主带来暴政对公司是极大的风险，特别是管理高知识分子的研发部。

第一步：将管理动因，改为管理本因。将权力从第二层下放到第一层去。对事不对人。

第二步：建立量化需求管理平台，作为系统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步：利用用户的使用过程的自动反馈，以及各子专业方向在系统中占比，每版本的变化量，等参数，进行监控。

就这么多吧。我写得很乱。确实工作太累了。这些东西，希望对您有用吧。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考虑的，请留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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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尼安德特人脑量为智人2.5倍，孔武有力，相对于2倍智力的力气，可谓是民主暴政失败的一个典型。

这种无限强化个体，不计能效比，是导其最后灭绝的重要原因。

相对比，智人因为弱化力量，减少脑量，增加食物的种类，特别是加强协作，利于更高层的力量，淘汰尼安德特人（尼人无法结成更庞大的同盟）。

所以，智人的各子系统的物因占比相对均衡。尼人（能人）过于强化个体这种情况，导致其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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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二：再次强调，系统工程体系，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将量化需求管理起来。生成被管理体系的定义了DNA的格式，生成接口相关的代码，像P53那样，注入代理。只是将权力切分，并且可以进行统计，但绝不参与业务。否则，系统工程本身将成为压垮公司的暴政主体。好比我们人，免疫系统不出问题很好，尽管它很少出问题，但如果它出了问题，那就不好办了。

所以，屠龙术，不仅无用，还往往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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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三：关于鸟类与哺乳类之间的竞争，基于一些事实与假设。事实是鸟类是恐龙的后裔。恐龙由于自身的种种不利因素，和环境的改变，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点上，我还是比较认可华为所说的狼性，所谓狼性，就是说真话，让竞争来说话，恐龙的灭绝根本原因是在竞争中失利，其它都是次要因素。最根本的问题是它们一开始不护蛋，科学家计算只要丢失5%的蛋，巨型恐龙就会灭绝。那时的哺乳动物体形小，温血，平时在洞里，每天起大早出来，这时冷血的恐龙行动不便，所以哺乳动物会吃掉恐龙的蛋。后来恐龙也进化为温血，并且也护蛋，并且夫妻二人共同轮流护蛋，但困难是它们体形太大，头太小，伴侣很难喂饱自己的同时，带吃的回来，而遍地都是小小哺乳动物，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后来的一些化石，在最后的阶段，一些巨型的，向鸟类方向进化的恐龙，活活饿死在自己看守的蛋上面，可能是配偶已饿死在觅食的途中。很常见。研究进化中的竞争是件很让人痛苦的过程。但历史的长河，可以减少许许我们有些人说的让时间来证明所带来的成本。这是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假设。但其实也是事实。我们假定这种鸟类和哺乳类之间的竞争，以双方拥有相同数量级的DNA base pair为前提。事实是，的确是这样。爬行类和哺乳类的可用DNA数量是基本接近的。

这也是基于另一个假说，是说脊椎动物来自共同祖先，这个祖先的DNA总量（信息量），叫单倍体，后来发生两次折叠，所以形成四倍体，就是我们。所以爬行类和哺乳类体形看起来很像。

所以，这个补充，是想解释，爬行类和哺乳类的竞争是在公平基础之上的。

也引出另一个假定，就DNA的数量，与该物种所需的外界能量成正比。所以虽然DNA本身是自私的，希望无限增长（chang），但环境决定DNA不能无限增长，所以不存在，在鸟类的基础上的哺乳动物，这也是我常说的，开放系统不能走回头路的原因之一。

回到公司，即一个部分门占用资源多，必然挤压其它部门的资源。没有侥幸。

那么一个结论是，鸟类永远退出与哺乳动物竞争的主战场。也就是说，鸟类无法再回到地而与哺乳竞争，因为需要飞行，飞行占用了大部分可用基因，没有办法把这些基因再转变为其它的方面。

这些写成个专题更好。这其实过于学术了。

我只是想说，如果你的公司想要成为主序星，而不是像鸟类这样的红矮星，那么就要防止某个研发专业，挤占过多的资源。

如果你有在量化的需求（本因）之上的开放系统体系，它会时刻在监视是否有这样的风险。

同样，尼安德人的DNA总量，似乎比现代智人更多。量级上并不差多少。所有的哺乳爬行类的基因长度接近。代表资源有限性。例如，对于智能手机厂家来说，地球的总人口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