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宗教与科学

  

东西方的宗教与科学

                                                  Leizhige

 

在西方 , 作为古希腊社会的两种宗教精神 , 日神与酒神是相互对立的（日神与酒神都产生于父系氏族后期，但是酒神可能更早一些，它所表现出的宗教仪式明显带有对逝去不久的母系氏族的追忆与留恋。对于酒神而言，推崇的是一种感性的肉体的沉醉，一种纵欲的对感性生活、肉体存在的忘乎所以的肯定。它认为：理性的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这就在思想方面、情感方面与行为方面引向一种反动）。阿波罗代表日神，而狄俄尼索斯代表着酒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的对立是文明与异化的对立，酒神崇拜作为异化现实的一种反叛形式，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破坏性。那种粗野的、狂放的、毫无节制的感性行为，在文明的社会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于是，作为酒神精神的对立面，日神崇拜产生了。

与狂放不羁的酒神不同，日神：端庄宁静的阿波罗浑身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精神的沉醉，表现为一种禁欲的对精神世界、宇宙本原的不顾一切的追求。

日神与酒神的对立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彻底分裂的产物。这种分裂使得西方人在“民族心里结构”中呈现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格局；在“民族文化结构”中呈现为体育与科学的对立格局；在“民族社会结构”中呈现为自由与法律的对立格局。

由于感性与理性冲动发展得比较充分，使得西方世界狭隘的“民族文化结构”以相互对立的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方面是体育，在理性方面是科学。从表面上看，东西方都有着类似的体育活动，然而细加分析，你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体育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国争光，而是对于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挖和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表现人的感性能力的各个方面，无论危险多大、代价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因此，他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可以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与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比赛”……，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那样的荒唐可笑，然而，西方人却进行得有些神圣。这简直是一种宗教，这就是一种宗教，是由酒神精神所演变而来得奥林匹克精神。事实上，从公元前 8 世纪开始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来就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你所看到的足球杯与 NBA ，你所看到的巴蒂、齐达内，乔丹、姚明，这些不仅仅是一种比赛，更是一种精神。

在西方，不仅充满感性活动的体育活动与宗教有关，而且体现理性追求的科学活动也与宗教有关，只是这里所说的宗教不是酒神了，而是日神阿波罗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当然包括现代科技。而证明式的演绎推论基础上的数学，则是有毕达哥拉斯等人创立的。我们知道，几何学上的“勾股定理”一直被人们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然而在历史上，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更是一个宗教团体。加入这一组织的信徒，不仅要掌握有关数学、天文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要恪守一些禁忌。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 6 世纪的毕达哥拉斯等人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点、线、面、体进行研究呢？答案是：日神精神。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日神的儿子。除此之外，历史上许多典籍都有毕达哥拉斯与阿波罗的记载。

毕达哥拉斯有句名言：“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说到底，数学研究在他那里是探索“宇宙的本原”这一超感观对象的有效途径。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起初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更接近探索神明与宇宙。

由于有超越性的动机，使得西方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很自然地将对宗教的殉道精神逐渐转化为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从而造就了无数的阿基米德、哥白尼、布鲁诺式的科学家。而他们所留下的故事，不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

 

在中国 ，由于感性与理性分裂的不够彻底，使得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结构”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我们中国，体育和科学都不发达，突出的却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艺术与工艺。既我们的体育讲究艺术欣赏，比如体操、跳水、技巧之类。

如果说，西方体育事业的发达与酒神肉体的沉醉有着内在的关系，那么中国体育精神的薄弱则不得不归咎于老子、庄子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虽道家也主张摆脱文明的束缚，恢复原始的人性，但却丝毫没有反理性、反本能的酒神的冲动；它顶多“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而不会有什么犯上作乱，纵欲妄为的行为。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主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以至于：“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种拒绝冒险、回避竞争德态度显然与竞技性很强的体育精神是互相排斥的。道家也不是一无是处，它所强调的反对趋炎附势，强调人格独立的内容，长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欣赏与推崇。但是从总体上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家是一种弱者的哲学。

与酒神与日神相比，儒家缺少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我们知道，儒家也去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寄托，然而这种精神寄托却无需上升到抽象的思辩领域和神秘的符号世界中去寻求。儒家不作抽象的形而上的玄思，对于生活现象之外的东西，儒家善于采取一种与其说是聪明毋宁说是机智的态度——存而不论。

在具有毕达哥拉斯传统的西方人眼里，科学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一种超越自我、求得永恒的寄托。而在孔夫子的后代们看来，真正伟大的事业只有一个，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只面向社会而不去面向自然的理性追求，必然导致整个民族对于科学事业的忽视。直到今天，一名研究员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也未必比得上一位处级行政干部。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而读书并不是为了穷尽自然的奥秘，而是为了做官当老爷。知道今天，对于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讲，毕业后从政求仕不失为一种最为理想的选择。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要使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科学的落伍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的民族科学较之其他民族则是遥遥领先的，然而这种流行的说法却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古代的西方人眼里，东方的汉、唐帝国是繁荣的和强盛的，但是这种繁荣和强盛主要的是由于军事和文化，而并非由于科学。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理论科学，有的只是工艺技术。仔细分析你会发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都带有工艺的色彩，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又都带有谋略的痕迹。这与西方的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差异。

的确如此，仔细看看：指南针不是电磁学，造纸术不是物理学，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也没有电子科学的参与……，中国人丝毫不比其他民族愚笨，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使用的铅砣，就不会高飞云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