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京声人去远——纪念刘大中校友100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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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京声人去远 伤心欲碎伯牙琴 ——纪念刘大中校友100周年诞辰 文／孺子牛 　　刘大中，191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武进。其父刘成志曾任政府交通部育才科科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等职。刘大中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好学。1932年，他考入唐山交大（时称“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193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获得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之后，他改学经济，1940年获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刘大中在大学学习期间，涉猎广泛，尤其是受家庭的影响，痴迷于京剧艺术。我校1935届校友袁作震曾回忆：刘大中在京剧领域的成就之高，在唐院（唐山工程学院简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能唱、能拉、武功也拿得起来，老生、小生、武生、青衣都能演，在学校时曾演过《乌龙院》（饰老生）、《群英会》（饰小生）、《林冲夜奔》（饰武生）、《坐宫》（饰青衣），可谓文武行当，样样精通。他的好友顾翊群对此也有一段追忆：刘君在唐山交大上学时，曾请假回北平演义务剧，在票友中已声誉鹊起，有人甚至担心他因热衷京剧而荒废学业。毕业来美在康奈尔研究院攻读时，与同学戢亚昭女士结婚，戢女士也喜爱京剧，夫唱妇随，情好甚笃。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还和程砚秋合演过《奇双会》等名剧，在美国、台湾都参加过义演，曾有票界第一人之誉。 　　刘大中的胞姐刘咸思也清楚地记得：“（当年）唐山交大的功课紧，两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他都能应付过去，还经常在学校里演京剧。有一年暑假，交大校长黎照寰先生见到我父亲，第一句话就说，令郎的戏唱得真好！父亲告诉我时，笑嘻嘻地说：‘黎先生是他的校长，不说令郎的功课真好，倒说令郎的戏唱得真好，你看气人不气人！’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其实，刘大中不仅仅是戏唱得好，他在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令世人刮目相看。迄今已有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经济评论》是美国经济学会主编的学报，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学期刊，一般学者若是能在上面发表一篇论文，那么各个名牌大学的聘书就会纷至沓来。截至今日，在上面发表论文的中国人依然屈指可数，可1941年，年仅27岁的刘大中就在这本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中国的外汇问题”。他是第一个在这本学报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1936年，刘大中出国时，中国刚刚放弃了银本位，采取复本位制并与美元挂钩。可是没过多久，中国经济就因为抗日战争陷入了大混乱，货币政策几乎无人过问。可是人民总要生活，总要交易，即使在无政府的地方，市场也会自发地生成。上海是当时金融中心，又是沦陷区，政府能力所不及，外汇黑市就在上海蓬勃发展起来。 　　刘大中虽然身在海外，但最拿手的研究就是统计分析现实经济状况，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民性深刻地了解，所以准确地把黑市上的供需关系分解成十二种类型，分析它们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影响。战时的经济是特殊的经济，几乎完全不能用教科书上主流的均衡分析方法来讨论，刘大中的手法让人耳目一新。他提出，现实目标就决不能仅仅是稳定货币，而必须做出更大的全盘考虑。刘大中这篇文章在世界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从一开始，刘大中的学术命运就已注定，是要在一片混乱乃至废墟上绘制新的经济蓝图。 　　1940年，刘大中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刘大中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主要教授经济学和统计学，他利用自己的专长，除了教学之外，开始广泛收集中国各种经济状况的数据。试图为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混乱出谋划策，或者为战时经济提供一个大致稳定可靠的替代方案。 　　1948年10月，刘大中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胡适，曾当面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推荐过刘大中和蒋硕杰帮助政府调整经济政策，以挽救频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没有被政府采纳。1948年，他再度赴美担任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专家，康奈尔大学教授。刘大中在美国专注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在理论上颇有创新，构建了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他指导的学生罗伯特?恩格尔（Rober.F.Engle）博士，日后更是在这个领域有极大突破，2003年，恩格尔成为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大学聘请刘大中为教授。1954年刘大中与蒋硕杰一起提出台湾外汇贸易改革建议，推动单一汇率。在1958年至1970年期间，他担任了台湾赋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创设了“财税资料处理及考核中心”；修改了《所得税法》；修订了“奖励投资条例”。他协助台湾经济合作委员会建立总体经济模型及产业关联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中，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作用。 196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他为院士，多次请他回来帮助台湾制订经济政策。于是，他在台湾培养了很多学生，指导编制台湾的统计年鉴，台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成为所谓“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中，刘大中功不可没。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说：“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二十年前）都说‘六院士 ’，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等六人建言有功。” 　　为此，台湾当局曾授予刘大中二级景星勋章，为其建立了铜像，还设立了奖学基金，以表其功。 　　解放后，中国大陆处于封锁状态，统计信息又非常匮乏，这恰好给了刘大中展现身手的机会。1965年，他和叶孔嘉博士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合著了《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一书，在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顿时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这本书成为了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经典。弗里德曼等大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总以这本书作为主要依据。直到今天，对于中国那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很多重要数据还没有披露，但刘大中这本书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撼动。刘大中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 　　1975年，他检查出了身患肠癌，于是携妻返回美国，回到他心中的学术圣地康奈尔大学，于1975年8月14日饮药自尽，其夫人戢亚昭亦服药身殉于侧，终年61岁。所有闻之消息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他们夫妻之真情而感动和惋惜，他的同学袁作震为之献上的挽联曰：“四载同游，缅怀英才数翘楚。一朝溘逝，痛惜绝唱成广陵。”其姐夫冯绍光悼诗云：“灯前忍听旧时音，垂老客怀百感生，一曲京声人去远，伤心欲碎伯牙琴。”他国内的亲友和同学对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知之甚少，留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刘大中在学校明诚堂舞台上刻画的宋江、周瑜、武松、铁镜公主的形象，认为他是楚材晋用了，所以才发出他的离世，使我们再也无法在京剧界找到知音的感叹。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位多才多艺的校友过早的离世，使他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才是我们学校最大的遗憾和损失。 　　 　　景星勋章（注：景星勋章为中华民国政府于1942年2月12日设立，属于文职勋章，共分九级。颁授对国家有勋劳之公务人员及对国家社会贡献卓著之非公务人员或外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