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志] 第130节 司马著史记

        司马著史记


        通过《举贤良对策》中的一些语句，可以看出人类游戏的本质，即使从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上来观看，也没有太多变化。董仲舒写夏商周三代，『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然后写汉武帝当时的社会世情，『今汉继秦之后，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董仲舒大为感叹汉武帝之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同时提出“为官者不得同时为商”的思想。他写道，『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的司马迁，眼里看到的大汉帝国就是董仲舒笔下所写的那样，于是他从公元前108年担任“太史令”起，就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编著着《史记》一书，并在公元前91年完成全书130篇，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由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时期的通平侯“杨恽”进献给汉宣帝，得以流通传播。


        在《十二本纪》中，记载了黄帝战蚩尤统一山东、华北，颛顼、帝喾、帝尧施行教化，帝舜、大禹整顿吏治、治理洪水，其后“姒”姓的夏代，“子”姓的商代，“姬”姓的周代，“赢”姓的秦代，“刘”姓的汉代相互更迭。着重记录了任贤的秦穆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刚强的秦始皇，霸气的项羽，宽厚的刘邦，心重的吕雉，仁善的汉文帝、薄太后，机巧的汉景帝、窦太后，心雄的汉武帝。


        汉武帝首度提出了“年号”的概念，他从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开始，至公元前87年后元二年结束，执政53年内共使用了12个年号。司马迁在《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着重写了他“求仙访道”的诸多事迹，又在《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着重写了他圈钱使用的众多手段。


        “平准”是指“贵贱相权输，归于京都”，其中写汉初时“为秦钱重难用”，一枚秦钱重7.9g，嫌它重，于是“更令民铸钱”，铸造新的铜钱，又定下“一黄金一斤”的标准，“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一“秦镒”相当于316克，一“秦斤”相当于250克，这样汉代的“一金”就只相当于秦代“一金”的八成。即便如此，黄金的“一金”也相当于现在的5万元，由于当时物资匮乏，“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60千克大米就要卖到一万个铜钱，而一匹马要价相当于500万元。其后七十年间的“无为之治”，至汉武帝即位之初，『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民间余财泛滥，极尽奢侈。其后汉武帝扩张至福建、两广一带，令“司马相如”在巴蜀凿山通道，与匈奴断绝和亲，北境兵戈迭起，钱财使用如流水一般，国库很快见底，汉武帝就让“桑弘羊、孔仅”等人使用巧计圈钱，这些巧计中包括了“卖官鬻爵”，『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也包括“花钱免罪”及“盐铁国有”等等，最终导致了汉武帝末期“赤地千里、民穷财尽”的局面。


        尽管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施政颇有微词，也只敢点到为止，然后移笔它处。在随后的《三十世家》中，他写吴太伯、季札的“君子风范”，阖闾的“老谋深算”，夫差的“刚愎自用”；姜太公的“计谋百出”，齐桓公的“用人不疑”，齐景公的“为人随和”；鲁、燕、管、蔡等国的一地鸡毛，“田齐”八世得国的“收买民心”，卫、宋等国的兴衰荣辱，晋国的宗族纷争、大权旁落，楚国的外强中干，大而无主；勾践的“隐忍图强”，郑庄公的“深藏不露”；赵世家的“谦和坚忍”，魏世家的“短见狂恣”，韩世家的“卑微求全”；孔子世家的“高山仰止”，陈胜、吴广的“霎那芳华”；薄、窦、王、卫历代汉皇的皇后及她们的家族势力，刘邦兄、侄等同姓王的家事；萧何的“能干睿智”，曹参的“武勇有识”，张良的“多谋无争”，陈平的“甘为小人”，周勃的“朴实本分”，周亚夫的“刚毅严谨”，汉景帝的兄弟、十三子、汉武帝的三子的家事等等。


        在《七十列传》中，司马迁写伯夷叔齐的“推位让国”，管仲的“经济纵横”，晏婴的“安贫养德”，老子的“道祖仙风”，庄子的“虚无嬉游”，申不害的“融刑于道”，韩非的“帝王心法”，司马穰苴的“号令如山”，孙武的“深不可识”，孙膑的“知已知彼”，吴起的“法度严谨”，伍子胥的“刚毅果决”，商鞅的“投机逢迎”，苏秦、张仪的“捭阖善言”， 樗里子的“滑稽多智”，甘茂的“干练多才”，甘罗的“年少聪颖”，穰侯的“才具风光”，白起的“精于用兵”，王翦的“步步为营”，孟子的“心系天下”，荀况的“好学上进”，孟尝君的“喜好交游”，平原君的“招贤纳士”，虞卿的“遵循道义”，信陵君的“急公近义”，春申君的“多才贤能”，范雎的“恩怨分明”，蔡泽的“知所进退”，乐毅的“善于谋身”，廉颇的“老成持重”，蔺相如的“机智忠贞”，田单的“成局在胸”，鲁仲连的“侠义为先”，邹阳的“辩辞机巧”，屈原的“辞赋华采”，贾谊的“多愁善感”，吕不韦的“商业头脑”，曹刿的“勇猛有谋”，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的“豪迈重诺”，李斯的“渴求权势”，蒙恬的“办事可靠”，张耳、陈馀的“志向远大”，魏豹的“反复无谋”，彭越的“勇略过人”，英布的“独当一面”，韩信的“兵圣之资”，卢绾、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人的“过人之处”，张苍的“精于会计”，周昌的“口吃耿直”，申屠嘉的“廉正刚直”，郦食其的“雄辩而亡”，陆贾的“机辩能谋”。

        其后又写到了傅靳、蒯成、刘敬、叔孙通、季布、栾布、袁盎、晁错、张释之、冯唐、万石君、张欧、窦婴、灌夫、韩安国、李广、卫青、霍去病、公孙泓、主父偃、司马相如、汲黯、郑庄、郅都、张汤等人，他们都各有特色，但在各个时代，各个时期都不会罕见，不再赘述。

本节到此结束，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