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心仪脑”查看更多脑科学知识的分享。
关键词:科普散文
Nature’s 10名单探索了今年科学的关键发展以及在这些里程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人。这些人与他们的同事一起做出了惊人的发现,并引起了人们对关键问题的关注。
Nature’s 10
· Winnie Byanyima: 疫苗战士
· Friederike Otto: 气象侦探
· 张荣桥: 火星探险家
· Timnit Gebru: 人工智能伦理领导者
· Tulio de Oliveira: 变种追踪者
· John Jumper: 蛋白质预测家
· Victoria Tauli-Corpuz: 土著捍卫者
· Guillaume Cabanac: 假论文侦查者
· Meaghan Kall: COVID信息传达员
· Janet Woodcock: 药品监管
Winnie Byanyima: 疫苗战士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cdb306d30423f6e605a258d0e018ffc1.png)
这位联合国领导人知道,没有斗争就不会实现疫苗公平。
在COVID-19 疫苗问世之前,Winnie Byanyima 就知道公平分配它们将是一个挑战。2020 年初,她是少数提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能仅依靠捐款为其人民接种疫苗的人之一。她认为,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疫苗的唯一方法是帮助尽可能多的公司制造它们,并建立分销系统以将它们送到需要的地方。
但那并没有发生。Pfizer–BioNTech 和 Moderna 等开发冠状病毒疫苗的公司紧紧抓住知识产权 (IP),而富裕国家则抢购了大部分疫苗。现在有几个国家正在分发加强注射剂,而低收入国家中只有约 6% 的人接受过单次注射。Byanyima 预料到了这种差异,因为她曾有过艾滋病流行病的经历。在 2000 年代初期,存在挽救生命的药物,但在她的祖国乌干达基本上无法买到。
她发现某些药物和疫苗的盈利模式是很令人愤怒的。“像出售奢侈品一样出售一种拯救生命的健康技术的想法是不正常的”, Byanyima说。Byanyima共同创立了倡导团体“人民疫苗联盟”,以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它的战略是通过向有权势的领导人展示精心定制的论据,强调支持疫苗公平将如何促进他们自己的目标,从而争取他们的支持。“政府不是圣人,但他们会回应人们的要求。”
今年5月,Byanyima 和她的同事庆祝了一场意外的胜利,当时美国全力支持南非和印度提出的放弃围绕 COVID-19 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提议,以期增强制造能力。
然而一些国家和欧盟仍然反对这种豁免,拥有知识产权的公司拒绝了许可其疫苗技术和分享生产所需知识的请求。这些公司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豁免不会改变这种情况,而且会破坏创新。
Byanyima 不同意,她在这件事和其他不平等问题上的坦率声明赢得了她的许多崇拜者。“有些人会说不平等是不好的,但是当 Winnie 说起这件事时,你会觉得她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火。”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John Nkengasong说。
Byanyima 致力于确保科学成果改变生活。她说,“如果没有减少不平等的政治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
Friederike Otto:气象侦探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e0b44c5735a9f51d7ef6f2d256f47101.png)
随着热浪、洪水和干旱的加剧,这位研究人员评估了人类是否应该承担某些责任。
Friederike Otto过去七年一直在研究极端天气事件,但当7月异常的热浪袭击加拿大和美国太平洋西北部,打破了温度记录并造成数百人死亡时,就连她自己也感到震惊。
如今,每当极端天气来袭时,人们都会立即怀疑气候变化是否是罪魁祸首。这正是Otto和她所在世界天气归因 (WWA) 小组中的合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该团队仔细研究了气象数据以衡量热浪有多大,研究了该地区的气候记录,并建立模型以找出相对于没有气候变化的假设世界,这种热浪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结果是:如果没有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该地区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此规模的热浪。
Otto 是伦敦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气候研究员,她于2015年帮助建立了 WWA,目的是快速分析气候变化是否在极端高温、寒冷、倾盆大雨、干旱和野火活动中起作用。她是这个特设小组的主席,该小组包括大约十几个气候建模师和统计学家。
除了今年美国西北部的热浪之外,她与该小组还分析了气候变化在德国和比利时 7 月毁灭性洪水、法国 4 月“寒潮”以及马达加斯加持续干旱中的作用。
像许多研究人员一样,Otto真诚地担心气候变化的影响。直到几年前,科学家们还很难确定地回答气候变化是否应归咎于特定的极端事件,以及它们变得有多大(或更少)的可能性。当 WWA 首次尝试分析极端事件时,许多科学家对归因研究持批判态度——仅使用一两个气候模型,而没有评估这些模型是否能够可靠地模拟所讨论的极端事件。
但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Otto 和她的团队制定了一项策略,该策略使用来自多达 50 个模型的气候模拟。这种方法和产生的研究现在被广泛认为是高度可靠的。“在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方面,归因研究非常重要”,瑞典隆德大学研究气候适应和治理的社会科学家 Emily Boyd 说。“科学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它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气候与脆弱性之间的关系。”
Otto将与Boyd和法律学者一起研究弱势群体和国家如何能够利用归因研究。Boyd说,“科学具有推动政府行动和促进气候正义的一切潜力”。
张荣桥:火星探险家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3f221ad31899bc2a4ac32e60955c6c68.png)
这位工程师领导了中国首次成功的火星任务,该任务于今年抵达火星并在火星表面着陆。
5月 15 日,当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安全降落在火星赤褐色的沙质平原上时,作为总设计师的张荣桥擦了擦眼泪,说道:“我压力太大了”。
这次着陆标志着张荣桥和中国国家航天局充满危险的4.75亿公里旅程的结束,他们之前从未成功地向火星发送过任务。
张荣桥说,这次登陆让他领略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十年磨一剑。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火星上放置探测器的国家。
在如此陌生而复杂的环境中,中国团队面临着许多未知数。作为首席设计师,张荣桥负责协调一个由数万人组成的负责天问一号火星任务研发和运营的团队。天问一号由一个轨道器、一个着陆器和一个名为“祝融”的火星车组成。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天体生物学家David Flannery说:“巨大的责任压在他肩上”。
哥本哈根大学的行星科学家Lu Pan表示,在中国国家航天局决定将轨道飞行器、着陆器和火星车一次运送到火星的决定中,张荣桥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使中国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研究人员还表示,张荣桥考虑了他们在选择仪器和着陆地点方面的投入,这将有助于确保该任务产生尽可能多的研究。
天问一号于2020年7月23日发射升空,2月抵达火星,5月抛下着陆器和火星车。其着陆地是火星上一个名为Utopia Planitia的巨大撞击坑——它十分平坦,因此相对安全。着陆后,火星车向南行驶了1200多米,拍摄了全景图像以及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自拍。
9月中旬,由于太阳妨碍了火星和地球间的通信,祝融号进入休眠状态,但在10月下旬恢复工作。现在,它正朝着一个可能曾为古老海洋海岸线的区域行进,研究人员将在该区域寻找火星演化的线索。
目前,该任务产出的科学成果有限,但火星车和轨道飞行器收集的部分数据已与中国二十多个团队共享,结果也在陆续公布。
Pan表示,要在深空任务中取得重大科学飞跃,中国需重新聚焦科研推进,而非工程展示。在中国的月球任务中,这种转变已经显现。“但仍需要一定时间”。Flannery说,中国真正的科研财富,将在下一轮行星任务启动后到来。中国计划在2024年针对小行星Kamoʻoalewa发动样本返回任务,并在2030年前启动火星样本返回任务,木星是下一个目标。
研究团队表示,天问一号也推动了中国新兴行星科学领域的发展。
“这一任务正在塑造新一代科学家”,Flannery说。
Timnit Gebru:人工智能伦理领导者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5ea52e9e3a1a85ff5589123b297fa51d.png)
在谷歌失去工作后,一位人工智能先驱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所,提出有关技术伦理的问题。
研究人工智能 (AI) 伦理的研究员 Timnit Gebru 说,总而言之,她过去的一年糟糕透了。去年 12 月,在谷歌对她的工作进行审查后,她失去了在谷歌的工作。大肆宣传的罢免震惊了科学家,包括公司中的一些人,数千名研究人员团结起来支持她,加剧了她对人工智能中反黑人歧视以及该技术可能对社会边缘化群体造成危害的担忧。
现在,Gebru 已经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今年 12 月 2 日,也就是她与谷歌分道扬镳的 12 个月后,她成立了一家研究所,独立于大型科技公司研究人工智能。她说,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反映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工智能的错误不应该被视为技术问题:它们是技术开发环境存在缺陷的一种症状。
Gebru 于 2018 年加入 Google,在那里她与 Margaret Mitchell 共同领导了公司的伦理人工智能团队。该团队以为公司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研究人员创造支持性环境而闻名,其中 1.6% 的研究人员(现在为 1.8%)是黑人女性。他们的团队研究了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帮助谷歌产品团队思考其技术的社会风险,并支持员工多元化和包容性。
但在 2020 年末,一场关于 Gebru 与 Mitchell 和外部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的争议爆发了。它批评了大型语言模型的环境影响和潜在偏见——能够生成流畅话语并且在谷歌搜索引擎中使用的人工智能软件。Gebru 被告知,该公司的内部审稿人希望她撤回论文,或者删除与 Google 相关的作者;当她询问有关是谁提出这一建议,并给同事发电子邮件说谷歌正在压制边缘化的声音时,她发现自己没有了工作。谷歌表示接受了她的辞职,但Gebru 说她被解雇了。
Gebru 表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对她和她的作品的不尊重,这相当于厌女症,反黑人的性别歧视也是如此。“他们永远不会以对待我的方式对待其他人,谷歌对我谈论歧视有意见”,她说。
Gebru早就有关于创建自己的研究所的想法,以建立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工作应该如何完成的积极模型。她在申请赠款并从多家慈善组织获得 370 万美元的资金后,成立了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所,该研究所旨在发展AI模型以及不依赖于大型数据集和大型科技公司所持有的计算能力的应用软件。
“她的研究所不会回避现实,对于想要提出这些问题但又无处可做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着陆点。她以人们不喜欢的方式定义这个领域。这是非常惊人的。”曾与Gebru合作研究人工智能伦理的Deborah Raji说。
Tulio de Oliveira:变种追踪者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8dd42735793f9efeb95dd5791c7d7886.png)
南非的一位生物信息学家帮助鉴定了令人不安的冠状病毒 SARS-CoV-2的变种。
11月25日,Tulio de Oliveira 宣布发现了 SARS-CoV-2 的新变种。在博茨瓦纳、南非和香港的样本中检测到了一种新变异株—— Omicron,De Oliveira 和其他主要科学家担心这些突变可能使先前感染或疫苗接种获得的免疫力失效。
对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研究创新和测序平台 (KRISP) 的主管 De Oliveira 来说,前一年的回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时他的团队在南非样本中发现了另一种令人担忧的 SARS-CoV-2 变体——Beta。随着该变种的出名,导致外国政府在其发现数月后限制了南非的进出,并且这两种变体都是在已遭受 COVID-19 重创的地区感染率上升后发现的。
De Oliveira知道,报告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变体,将会使南非经济遭受重创。但他也知道这是正确的做法。“阻止病毒扩散的方法是迅速采取行动,观望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位出生于巴西的生物信息学家说。
KRISP 的工作方式是将尖端分子技术与一线医护人员相配合,实时通知政策。例如,他们绘制了 COVID-19 早期医院爆发的地图,从而制定了病房布局指南,以防止病毒在医院传播。“Tulio 在开创一种新的科学以应对流行病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分子生物学家 Christian Happi 说。
12 月,De Oliveira 永久移居南非开普敦郊外的斯泰林布什,自 7 月以来,他一直在那里建立流行病研究、应对和创新中心 (CERI)(他将继续在 KRISP 任职)。该中心将致力于控制非洲和全球南部的流行病,并将容纳非洲最大的测序设施。De Oliveira说,冠状病毒大流行推动了这些投入,但这种势头已经蔓延到对其他疾病的监测。“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的是,这些事情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完成。”
De Oliveira在宣布两个令人担忧的变体方面的作用使他因提供坏消息而闻名。当 因Omicron的出现而推出新的进出禁令时,包括政界人士在内的一些南非人质疑 De Oliveira 是否有权发表此类声明。有些人甚至将基因组监测社区视为敌人。但是,他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相反的”。
John Jumper: 蛋白质预测家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c0b0215d691c8256ae60cde49e9b7900.png)
由这位 AI 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发布了一种正在改变生物学的工具。
如果确定几乎所有蛋白质的结构——所有复杂的折叠、口袋和催化表面——都像进行网络搜索一样简单,这意味着什么?今年早些时候,来自DeepMind 的 John Jumper 和他的同事试图通过公开发布的 AlphaFold 来回答这个问题,AlphaFold 使用人工智能 (AI) 以惊人的准确度预测蛋白质结构。
AlphaFold 的发展是一个毁灭和重生的过程。2018 年,研究它的团队震惊了对蛋白质结构预测感兴趣的小型科学家社区。在名为 CASP(结构预测关键评估的缩写)的两年一度的竞赛中,AlphaFold 的早期版本在根据序列确定蛋白质形状方面的表现优于所有其他计算工具。
但是,尽管取得了胜利,AlphaFold 并没有生成足够详细的预测,当时是该团队的联合负责人的 Jumper 说。提高其性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所以研究人员决定从头开始。“你不得不扔掉所有东西”,谷歌旗下的 DeepMind 的科学人工智能负责人 Pushmeet Kohli 说。Kohli 说,Jumper 在重新开始的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坚持了下去,即使“AlphaFold2”的早期版本表现比其前身差得多。“他不害怕采取新的方向”。
AlphaFold 的第一次迭代基于预测目标蛋白质各部分之间距离的神经网络,其他团队也在采用这种方法。Jumper 希望 AlphaFold 能够提供科学家可以相信的预测,因此需要对底层神经网络进行彻底检查。
AlphaFold的第二个版本在 2020 年末再次主导了 CASP,这一次的优势更大。此外,其近三分之二的预测与实验确定的结构相当。然而,对于 Jumper 来说,AlphaFold 故事中最有价值的一章出现在7月。他和他的团队与位于英国休斯顿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一起发布了该网络的底层代码,以及人类和20种其他模式生物中几乎所有蛋白质的预测结构——总共 250,000个结构。他们计划明年发布所有已知蛋白质中近一半的结构——总计1.3亿个结构。
Jumper 的团队定期听取其他现在使用 AlphaFold 的研究人员的意见。最让他兴奋的项目之一是核孔复合体图,这是一个巨大的分子机器,是真核细胞基因组的看门人。这项工作将 AlphaFold 的结构和其他由实验结构组成的复合体的预测相结合,该复合体由1000多个单独的蛋白质链组成。
对于 Jumper 来说,这样的应用是最高的赞美。他说:“看到 AlphaFold 改变实验者工作的程度,真的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Victoria Tauli-Corpuz:土著捍卫者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f5bf392bb516f5c72977e0ec76e5dcbc.png)
一位前革命者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帮助土著人民获得了国际认可。
随着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拉开帷幕,几个富裕国家和十多个慈善组织加紧了前所未有的承诺。他们承诺提供 17 亿美元,帮助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保护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并通过将碳锁定在植物和土壤中来防止全球变暖。
这是原住民群体的分水岭,大部分功劳要归功于来自菲律宾的原住民领袖Victoria Tauli-Corpuz数十年的工作,她曾担任六年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
Tauli-Corpuz 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奔波,以说服政府、环保主义者和慈善基金会,土著人民是森林和其他生物多样性热点的最佳管理者——这一点在最近得到了科学文献的支持。
她意识到土著人民的命运与世界森林密不可分。在35年的时间里,她在联合国官僚机构中努力工作,Tauli-Corpuz 成为了她所谓的“堡垒保护”的有力批评者——一种假设只有与人类隔离才能保护自然的模型。“保护思维必须改变,”她说,因为拥有大部分地球生物多样性和碳的森林也是世界土著人口的家园。“人们生活在这些森林中,我们应该与他们合作。” 近年来,借助卫星图像,科学家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国家公园和其他保护区一样,与邻近土地相比,原住民领土不太容易遭到森林砍伐、采矿和水坝的破坏。
这一想法在今年受到了关注。土著权利在10月份虚拟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期间得到承认,并在9月份在法国马赛举行的世界保护大会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土著团体首次作为成员参加了后者,并成功推动了一项会议,呼吁政府到2025年保护80%的亚马逊地区。政府和捐助者首次在 COP26 上做出真正的资金承诺。
现在Tauli-Corpuz 继续与世界各地的土著社区合作,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并获得对他们传统土地的所有权。她还帮助原住民社区加强他们自己的治理体系,这对于他们寻求项目和获得新承诺的国际资金至关重要。
“这么做是为了帮助土著人民增强自己的能力”,她说。“希望我们能够加强他们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的能力。”
Guillaume Cabanac:假论文侦查者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c631012eac8c43b0d5071782ad12f2cd.png)
这位计算机科学家帮助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人造论文。
地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状态、胸部恶性肿瘤、太阳导向的力量。这些可能听起来像是小说作品中的表达,但它们实际上是从学术文献中提取的科学术语的奇怪翻译——分别是蚁群、乳腺癌和太阳能。法国图卢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Guillaume Cabanac每天都会在学术论文中发现这些奇怪的短语。
今年,Cabanac和他的同事在数千篇论文中发现了这些被他们称为“折磨”的短语。少数已被收回,出版商正在调查更多这种论文。Cabanac 建立了一个网站来追踪这种问题。“他们发现这个全新的马蜂窝般的文章似乎完全是假的”,加州科研诚信分析师Elisabeth Bik说。
Cabanac 在2015年开始寻找胡言乱语的论文,当时他开始与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 Cyril Labbé 合作。Labbé 开发了一个程序来发现使用 SCIgen 软件自动生成的计算机科学论文。Labbé 的工作导致期刊撤回了120多篇手稿。Cabanac 帮助更新 Labbé的程序,以查找仅部分由 SCIgen 撰写的论文,并使用学术文献搜索引擎 Dimensions 进行定位。今年,他们报告说发现了数百篇包含无意义文本的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在期刊和会议论文集以及作为预印本。
为了提高认识,Cabanac和他的同事给出版商发了电子邮件,并将他们的发现发布在社交媒体和出版后同行评审网站 PubPeer 上。Cabanac 还创建了Problematic Paper Screener,一个用于标记和报告有问题的手稿的网站。“他对假论文感到沮丧,” Labbé说。“他真的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到目前为止,Cabanac 和同事们——连同来自 PubPeer 社区的志愿者——已经在2000多篇论文中找出了近400个折磨人的短语,其中包括来自Elsevier和Springer Nature等知名出版商的期刊(Nature的新闻团队编辑独立于其出版商)。每个这样的短语首先必须被一个人发现,然后在Dimensions的索引上运行搜索算法以查找包含它的论文。Cabanac和许多助手手动扫描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以清除误报。最后,Cabanac想开发一个程序,可以自动识别折磨人的短语。
Cabanac 希望他的工作有助于净化科学文献。但他知道这并不容易。“我害怕新技术会帮助骗子发表包含不易检测到的错误的论文,”他说。“这是一个打地鼠游戏。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Meaghan Kall:COVID信息传达员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de61e31749c8e0b53c5e5f7695363587.png)
一位政府流行病学家违反规范在推特上发布对英国冠状病毒数据的解释。
1月 8 日下午,英国政府流行病学家Meaghan Kall帮助完成了一份关于在英格兰东南部传播的SARS-CoV-2变体的技术简报文件。然后,在报告发布大约半小时后,她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她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分解关键点的帖子。
Kall在网上看到人们对冠状病毒变种的不安和困惑越来越多,并希望公开解释政府数据所显示的内容。她没有征得她在英格兰公共卫生局 (PHE) 上司的许可——该机构负责应对健康威胁,现在由英国卫生安全局接替——对数据进行了一些解释。但她很快就吸引了观众,英国研究人员以及一位美国哲学家和一位阿根廷程序员均提出了相关问题。
这是Kall在该机构的数十场冠状病毒简报中提供的一系列易于理解的解释中的第一个,该机构为2021年有关COVID-19的紧迫问题提供了许多早期答案。
由于疫苗的早期推出、装备精良的基因组学实验室和统一的国家卫生服务 (NHS),英国迅速生成了关于冠状病毒的高质量数据,从新变种的传播到疫苗的有效性。 “PHE的数据绝对是无价的,全世界都在使用它来了解 COVID-19 的许多关键方面”,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传染病研究员Marm Kilpatrick说。
英国研究人员在传达这些数据方面做得比其他早期疫苗推出的国家更好。由于对此类数据的含义存在如此多的错误信息和混淆,公共卫生机构难以传达他们的信息。Kall介入了这个突破口。“Meaghan一直是新闻界热门信息的绝佳来源,并且在分解报告方面做得非常出色”,Kilpatrick说。
大流行期间,数十名科学家在推特上成为了传播明星,但Kall的立场不同寻常。“作为一名公务员,我说出真相的空间有限”,她在9月发推文说。在今年的6000多条推文中,她还分享了她的家人不得不在隔离时进行的快速冠状病毒测试的照片,并邀请担心COVID-19疫苗的人给她私信。她说,她的上司既没有禁止也没有鼓励她发推文,尽管一些同事个人表示支持。
Kall 认为她的公开交流有助于信任英国政府数据。“我最喜欢的回应是那些说,'我对PHE没有太大信心,我并不真正相信它,直到我开始关注你的推特提要'”,她说。
Janet Woodcock:药品监管
![](https://i-blog.csdnimg.cn/blog_migrate/0262b395008ef8b9c4a8e51975be1bdf.png)
这位职业经理人带领美国首屈一指的药物机构度过了充满挑战的一年。
就在乔.拜登今年1月成为美国总统后几天,他任命Janet Woodcock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代理专员。很快,信件如潮水般涌来。有些信件对她给予支持:一封由 82 个罕见病患者组成的权益组织签署的信件赞扬了她的领导能力,以及她将患者的声音纳入药物批准决策的重点。有一些则对她产生了质疑:“Woodcock博士主持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监管机构失败之一,”他们写道,并将该国肆虐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的部分责任放在她的脚下。
Woodcock曾是一名医生,她35年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FDA管理着药物评价和研究中心,该中心负责确保药物在获准进入美国市场之前是安全有效的。Woodcock帮助该中心的药物评估流程现代化,引入了先进的临床试验设计和药物批准途径,以及复杂的诊断测试。她还监督了患者及其倡导者在批准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发展。一月份,有人猜测拜登总统可能会提名她继续担任专员。
然而到了6月,在 FDA 决定批准药物aducanumab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后,这种前景变得暗淡。这种药物已被证明可以减少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大脑中缠结的淀粉样蛋白 β 蛋白。但它似乎并没有改善认知功能或症状。
FDA 的一个外部顾问小组投票反对该批准,但该机构做出了不寻常的决定,忽略了该建议。Woodcock 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但 FDA 发言人表示,她没有参与 aducanumab 的批准。即便如此,作为该机构的代理负责人,她还是承担了一些责任,同时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研究药物监管的医生Aaron Kesselheim说。Kesselheim曾在 FDA 顾问小组任职,并与其他两人一起辞职以抗议该决定。
该机构在夏季面临更多争议,当时白宫宣布该国将很快为COVID-19接种加强疫苗。FDA尚未发布关于加强针的决定,拜登的宣布不仅被视为为时过早,而且与他将科学和证据置于决策中心的承诺背道而驰。这一事件在 FDA 引起了骚动,两名关键的疫苗评估员辞职以示抗议。
尽管有批评,Kesselheim说,“我认为 FDA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并继续作为全球药品监管的黄金标准。” 他补充说道,“FDA拥有与时俱进的方式,Woodcock功不可没”。
全文完结,整理不易,看不完记得收藏,最后希望点赞支持一下!
了解更多,请关注“心仪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