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系杨立华先生

可参考: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592239


杨立华老师是本科期间最喜欢也是最敬佩的老师之一了。除了楼上说的长得帅、讲课好之外,最喜欢的就是杨立华老师的气质了。

杨立华老师身上有一种气质,有一种看透本质的目光和洞见,有一些看似混沌地模棱两可的问题,他常常一下子道出本质和精髓。不是传统儒家的温文尔雅、温润如玉的气质,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充满活力的气质,充满着昂扬的斗志和高傲的灵魂。

杨老师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上课的时候常常引用一些小说还有现代诗歌的例子,杨老师还喜欢引用一些现实生活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总能感觉到他的博学和深度,上课的时候常常有顿悟的感觉。

有一次讲到颜渊季路侍一章,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杨老师讲到这里,说道“子路追求的是这个,他的志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愿意永远和朋友在一起。但是你愿意,命不愿意,人人都希望永远和朋友在一起,但是一生要经历多少次永远的告别,北岛“一生重逢总是比告别少,至少一次。”有时是愿意相信轮回的,但是理智与情感有很大的差异,有时候以儒家为信念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是寂灭无余的,如果有轮回的话,也许在某一个瞬间,当我们的所有的记忆都已经在轮回的过程中都消失了,但是在彼此相见的一瞬间,瞬间有了一个感觉。”杨老师说,有的朋友离散了,甚至是永别了,然后总之一句话,你想与朋友在一起,这是有偶然性的,子路还在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确定性没有必然性的东西,子路的志向还是外在的志向不是内在的有必然性的志向,我想追求只要能努力就必然能够达到和实现的志向。感觉到杨老师的动情的一面。

然后讲到孔子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老年人以我为安,老年人最缺的是安,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理解的世界是不同的,不同的年龄看到世界史有区别的,在激进变化的时代,慢慢老去是挺悲哀的,因为年轻熟悉的一切,在某一天全都消失了,没有熟悉的一瞬间了,连买东西都不会了。再过30年,不知道自己再来面对世界,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花钱。所以老者最需要的是安全感。老者想到我就能想到内心的安全感,能够在我这里找打支撑。朋友信之,朋友同辈人,能够全身心的相信我。少者怀之怀:追慕,以之为榜样,少年人以我为榜样。因为年轻人的支点在未来,年轻人20几岁可以没有现在,但是要有未来,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最苦闷的在于,不知道明天的路怎么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老者,比我年辈高的人,朋友,和我同辈的人,少者,比我年辈低的人,所有的人身边的所有的人,不用远方的人,都能够在我这里得到支撑,得到人生中最稀罕的东西,就是确定性。

人生充满了无常和不测,虽然积极的看,将其看做是天地生生不息的过程,永恒不息的创造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有无常和不测,所以人生需要去珍惜,有很多的幸福身在其中没有任何感觉,直到失去,而这种失去就是瞬间没有。只有想象轮回的时候,才能够与她见面,但是这种不测随时可能发生,短暂的经历中都能够看到,人生最缺乏的是确定性,在充满的变化和不测的世界,用自己善良的意志去构筑一个有确定性的世界。这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也是孔子的目标,实际上人生的目标不必要那么高远,由朴朴实实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样朴素温暖,力所能及的目标一点点扩展开去,由近及远,逐次扩大世界变得至少比现在或者以前好一些。对于这段的解释是我一生受用的。

杨老师还讲过好多段子,比如工科出身的他曾经博士住宿舍的时候做饭煤油着火,然后他认为煤油不能用水灭火,所以竟然在着火的时候沉思,这个时候旁边邻居过来一盆水把火灭了。还有以前在北大的时候,在畅春园在三楼,吴增定老师在一楼,杨老师说自己最爱喝可乐。因为家里来人,住不开不方便,到吴增定老师那里打间,还一起看了午夜凶铃的故事。总之这些故事我们又看到一个很丰富的人。

杨老师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听课也听和杨老师接触多的同学讲起杨老师的一些事情。有一位社团的师兄,也曾经是杨老师的学生,去年很不幸因为意外去世了,自那之后,杨老师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为他倒一杯酒,点一根烟立在那儿,看着烟慢慢烧完,烟灰却直挺挺地立在那儿,每次都会。

虽然没有和老师交流太多,但是杨立华老师是我一生敬佩的老师,一位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老师,也是一个完整的人。

(仅个人意见)


他还抽烟。他抽烟的话,就站在教室外面抽,站在非常靠近墙的角落里。厅外的风有些穿堂而入,他穿一件黑夹克,夹克裹住他的上身,更使得他的身形叠了一层暗影,但他却长身玉立,落在他人眼中仿佛此间只余他一人,唯似"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就站在那里,目光清明,缓慢而认真地抽着烟。此时此刻,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抽完这根烟。

这是有一次在教室外看到杨立华老师的景象,随手一记。杨老师衬衫T恤西服毛衣卫衣什么都穿(废话!),但我觉得他最拿手的经典造型还是夹克。他非常瘦,因为他讲“儒者不多食”,当然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有次上课他讲到自己“两片饼干一杯牛奶就能上一上午的课”(这样怎么可能不瘦,真是太自律了)。穿上夹克之后就显得更加神采熠熠,个人觉得甚至比西装还要帅,因为夹克有休闲意味但又不会太放松,他穿上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我还要不要脸了)

简单来说我觉得杨立华老师,是一个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儒者。
他学儒家、讲儒家,行事作风也也按儒家的精神标准来要求自己。杨老师的思想和上课讲的内容都是非常正能量的东西,努力给大家展示世界上积极的光明的道理。杨老师读书很多,讲课也基本不用讲稿(偶尔看下),那些哲学经典张口就来,句句有思想有感悟,而且讲课时话语用词非常妙。
他讲课的时候也经常秀恩爱啊,夫人儿子时不时提一下,看得出来超爱家庭,兼具很强的责任感。
杨老师也说过,最近变得“冷心肠”。其实这个“冷心肠”应该是用更加客观理性的方式看待和思考世界吧,从各种杂乱的情绪中跳脱出来可能才更接近一些本质的东西。我认为从老师说话讲课个方面其实反倒能体味出来老师是一个内在有坚定力量又对这个真实生存的世界抱有积极看法的人。这种积极入世又追求理性的特点正是儒家的精神特点之一啊。
杨老师身上为人处事有原则、心中有力量、知识渊博、有责任感、才华横溢等等的性格特点完全展现了儒家精神的人格典范啊。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次他重感冒,约莫还发烧,但是仍然脊背挺直地坚持给我们上了一整天的课,因为不能耽误我们的学习。下课的时候发现他的衬衫背后都被汗水打湿,他一句抱怨也没有,依旧慷慨激昂地说着他的孟子。

杨子非常的自律,据说为了控制体重早上只吃两片饼干。

是个非常儒家的人,也非常的自恋。但这没有什么不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他活得自律又自在,就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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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看到楊子一篇舊文,在此分享給各位。看完不知為何泣涕零如雨,大概我也是老了。

應該不會侵,侵刪。謝謝。

《同門》

一、我的1992

对我而言,1992是格外特殊的年份。时间与事件交织成难解的隐喻,宿命般展开。

 

一月,杭州大雪。从一本漫画开始的浪漫想象,正穿越记忆中最漫长湿冷的冬天。那场雪下了整整一天。深夜跟三五个同学一道翻过灵峰,在雪夜的微光中,见识了腊梅的本色。折回的几枝,插在宿舍的空酒瓶里,竟开到了寒假结束。二月,考试。那一年入学考试安排在了年后,我去安徽我姐那里过的年。初六回杭州。夜里在上海转车。我只买到了第二天上午的慢车票,却在最后一刻意外地换到了当晚的特快。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心里常会响起罗大佑歌中的这一句。考试过后,我请假回家。在家的几天,父亲已有些轻微的咳嗽。走那天是半夜,有朋友送我,父亲第一次没去车站。很多年来我一直想记起父亲跟我说的最后那句话,到底是“路上注意点儿”还是“东西都带好了吧”,却始终记不起来。只记得客厅昏黄的灯光里,他留给我的最后的侧影。

 

三月,杭州阴雨。我在实验室里烘烤潮湿的煤粉。石棉手套、电炉、钢板和比面粉还细的煤粉,比起对未来的焦灼,重复机械的劳动真是幸福!五月,面试。当时哲学系还在老哲学楼一层。在昏暗的楼道里,认识了周晋和姜长苏。七月二日,赶回家中。父亲已于前一天病故。三月初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家里人没让我知道。看到父亲遗像的那一刻,我的人生残缺了。残缺比完整沉重太多,难以承载。

 

十年后的2002年岁末,我读到了北岛的《黑色地图》——“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用同样的残缺铸成的诗句催迫我赎罪般地用文字来消释。但消释过后,残缺碎裂为冰锋,刺入生活中那些不起眼儿的瞬间。

 

九月,入学。我拖着行李,推开了46楼1084的门。

 

二、姜子

同门间以“子”相称,好像是入学后两三周的事儿。只是觉得这样叫着别致,跟现在的孩子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意思差不多。

 

姜子名长苏。本科是人大念财经的。嗜书,入学的时候带进来七八箱,顺道也带来了人大的蟑螂。他那时已有了些同辈中人的交往,对旧书的行市极其熟稔。我第一回跟他去书市,简直吓了一跳。平时那么迟缓个人,在旧书堆中却动如脱兔。姜子有自己的藏书目录。最大的乐趣是买书归来,往本子上一笔笔地记录:何时何地购入,原价若干,实付若干。有一段时间,我们常拿他的本子考他,说出的价钱可以精确到分。他没去搞财会,真是财会界的损失,当然也是财会界同仁的幸运。姜子有一枚藏书印,上刻“格竹”二字,那是他的号,取自王阳明少时格竹的故事。让我艳羡了很久。姜子气弱,善头痛。每头疼时必对学术抱悲观态度。我们开始的时候,还认真劝慰,后来习以为常,干脆听之任之。

 

我刚入门的时候,完全懵懂。学问门径基本上全凭姜子指点。

 

硕士毕业那年,他突然决定赴美留学。当年未能成行,在北京市委党校呆了两年。1997年入亚利桑那大学,师从田浩教授。2001年秋我在伯克利访学,姜子来看我。那时他已萌生了离开学术的念头。我们彻夜长谈,啤酒罐扔了一地。我发现只有在谈学问的时候,才能看到他忘怀地笑。2002年中,他离开了亚利桑那,转去读计算机方面的博士。现在洛杉矶工作。

记忆中的姜子,还像从前那样仰着头,跟坐在上铺的我聊天。“我常想,要是哪天我的书烧了,我怎么活下去呢?”他对我说。那一刻,我从他眼中看到了类似绝望的东西。

 

三、裴子

裴子做完早课,我还在高卧。那时候我失眠,起得晚,基本不吃早饭。裴子住我下铺。跟楼先生学佛教,笃信佛法。每天必清早起来焚香念佛,农历逢一逢五,皆过午不食。我们戏称其“月省六顿”。裴子常以佛法化导我辈,无奈我和姜子冥顽,儒佛之争在寝室里被日常化。常常是裴子义正辞严,我们英雄气短。一日看《青蛇》归来,裴子又庄严说法,我们用许仙的台词给出响亮的回答——“我迷恋红尘,我舒服!”裴子失望了。

 

周晋一直在家里住,他的床基本上就归了裴子的那些吉大的朋友——后来也大都成了我的朋友。裴子弹一手好吉他,当年是摇滚青年,直到1994年,还有乐队来邀他加盟。我对罗大佑的热爱,完全是裴子栽培的结果。

 

宗教的虔诚,难免催生神秘主义。有一天裴子宣布:“我将得到一把宝剑!”从神情看,这定是源自某种神秘启示。我肃然起敬,静候神迹降临。没几天,裴子居然真地拿回把剑来。我们惊问:“剑从何来?”答曰:“琉璃厂买的。”

 

裴子佛学造诣深,硕士论文极得许抗生先生赞许。毕业后进国家宗教局工作至今。两年前姜子回来,老友小聚,裴子的鬓发竟也有些苍然了。

 

四、周晋

见周晋最后一面,是1997年9月,刚开学几天。那时我博士论文已基本完成。两年的道教研究,已使我极度厌烦。一边调整阅读方向,一边迷上了围棋。我当时住48楼2067。周晋来的时候,我正在“摆谱”。周晋棋下得好,我见过他下棋的样子,那是真帅。周晋坐在对面的床上,悠然地抽着烟。我记得那段时间他抽“都宝”。周晋抽烟时,下颏微仰,烟吐得很直。我1993年开始戒烟,直到1998年秋。没机会跟周晋分享,遗憾。

 

一周后,周晋去世。

 

整个硕士阶段,周晋不在学校住,所以交往不多。1995年以后,我们博士同班,他每月的助学金都由我代领,见面就多起来。那时他常到我宿舍闲聊。博士论文选题时,陈来老师想让他写王安石,他拒绝了。理由是:王安石身边小人太多。他选择研究北宋心性学的起源。有一段他常在未名湖边翻《全宋文》,我则在图书馆埋头于《道藏》。偶尔见面,各谈心得。一次我读书有得,深夜在电话亭里给他打电话。电话那端的淡定,让我听出我的兴奋有点过头儿。

 

周晋的硕士论文是《二程与佛教》。文章是极老到的“学案体”。我现在上课时还引用他的结论。答辩的时候,我少不更事,与老师争辩了几句。出来后心情沮丧。他笑言:“学生答辩其实不过是老师间过招儿。”我知道他是想安慰我。

周晋长了张娃娃脸。他常以此自嘲。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哲学楼一层。破旧灰暗的楼道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透亮的光芒。这透亮的光,与周晋的形象一道,在我心中永恒。

 

五、陈寅恪·罗大佑·酒

陈寅恪在1992年那会儿的北大,是一种氛围。《吴宓与陈寅恪》几乎成了国学的入门书。有一段时间,我们临睡前常背诵他的《挽王静安先生》:“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一人一句,很有些悲壮慷慨的意思。现在想来,陈寅恪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意味着喧嚣中的固守。那股狷介之气至今仍残留在我身上,不时放出自己都意外的冷箭来。

对面宿舍的老梁有台破录音机,音量极大。晚饭的时候,常放罗大佑、崔健、黑豹和唐朝。裴子以姜子的后背作鼓,击打出变化丰富的节奏。我们嘶声怒嚎,仿佛是对这世界绝望的宣言。

 

1992年年末,班里聚餐。那时候“燕春园”还没拆,就在今天农园餐厅的位置。应该是班费的原因,当天只备了二锅头。我那时不习惯白酒,几杯下去,基本找不着北。不知什么时候,周晋开始跟人斗酒。满茶杯二锅头,一口干下。后面的事儿记不太清,只记得我背着周晋,跌撞着前行。记忆中那天格外寒冷。惨白的路灯照着摇晃的路面,耳边是杂乱急促的脚步声,我在哲学系最初的岁月,就在这样的记忆里定格。

那是怎样一段岁月啊!忿狷的青春。踉跄的青春。沉醉的青春。


想起以前楊子給我們上課時候,說過他跟宿舍幾位其他“子”的故事。大家互相鞭策,比拼早起唸書,而且都是大聲朗誦。各人之間以子相稱,更是互相鼓勵要在學術上出人頭地。現在的我們,又在做什麼呢?看著他們的故事,為什麼我們還不努力。

順面說一句,最近因為北大校長事件,有幸看了北大歷屆校長的書法。近幾年的吧,除了陳寅恪先生的,其他的實在一言難盡。當然,我也不是書法大師,無權評價什麼,權當門外漢的一笑了之吧。


哲学家总有其无法超越的时代性。通过揭示哲学家的时代关切与其思想的关联,从而赋予哲学思想以历史的具体性,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如果因此忽视了哲学思考的普遍意义和价值,历史的具体性就成了完全意义上的过去的遗存。历史的遗物最多只是当代的镜鉴——一种有益的提醒,而不能成为塑造今天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力量。哲学史的工作如何才能更具当代性,如何让伟大的先哲们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本小书只是对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阐释,而不是通史意义上的哲学史写作。在代表性的选择上,明显有个人趣味的痕迹。揭示每一位哲学家的根本问题,呈显其思想展开的脉络和结构,明确其概念内涵以及具体的问题指涉,是本书各章的着力所在。问题的根源性、解决问题的路径的典型性以及具体展开中思理的普遍性,使得这些已经“过去了”的思想能保有恒久的生机。思想的具体性同时就意味着普遍性。从时代的历史细节中曲折地生长出来的普遍之思,总能克服“客观”历史的外在性,获得更为鲜活的当代品格。而只有通过经典文本的深细解读,才有可能在思的道路上与曾经的伟大心灵相遇。

本书是我多年来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阶段性总结。以历年的讲稿、课堂录音的整理稿为基础,统一了行文风格和论述结构,并对关键问题做了更为深入和明确的阐发。将每一概念、命题的内涵清晰地表述出来,克服不同程度的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既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也是写作中始终贯彻的自觉。

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佟欣然同学对近几年课堂录音的整理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特致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凯风公益基金会”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对我而言,“凯风学者”既是鼓励,也是鞭策。

2000年春季学期,我为北大哲学系98级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那时候文人气重,常失眠,黑夜中会有些诗样的文字在眼前纷乱。结课的当晚,照例睡不着,次陆象山《鹅湖诗》韵,撰七言近体一首:

道崇自然德崇钦,

竹林伊洛两关心;

每寻嵇阮狷狂迹,

更慕程朱德业岑;

无意埃尘纷起落,

有心名相任浮沉;

惟期暗夜承薪火,

不因微薄忘古今。

诗本身无足观。但多年过去,当时的志趣竟还在那里。二十年的岁月,并没有改变什么。于是,我心底里多了份坚实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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