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阅读——寺庙进村 闽西四保的寺庙、宗族与村落

寺庙进村

——闽西四保的寺庙、宗族与村落 刘永华

提要

本文旨在揭示寺庙和神明对于不同时期四保社会的意义，探讨神明祭祀与地狱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
明中叶以来，明清王朝推行乡村统治制度、礼下庶人、乡村经济商业化、地方权力角逐等多因素的交相影响下，私包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宗族组织的兴起、神坛的分化、村庙的普及、跨村落联盟的兴起、神明会社的涌现。
随着当地寺庙数量剧增，寺庙与村落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部分寺庙与村落逐渐结合，成为界定村落边界、建构和强化村落认同的宗教象征。
从而出现本文的“寺庙进村”的历史进程，现代意义上的祭祀圈开始普遍出现。前言-祭祀圈
祭祀圈的提出，将寺庙及其仪式看做地域社会界定边界、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
本文将寺庙与斯堡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探讨的主题。
（1）宗族兴起对寺庙和乡村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
（2）明初建立的里舍坛、乡坛祭祀体系的崩溃与村落、宗族自主修建设坛的过程
（3）明朝后期寺庙进入村落与村落认同结合的曲折过程，尤其是村庙的普及过程
（4）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以寺庙为纽带的跨村落联盟的发展过程
（5）清代中叶开始申明社会大量涌现的现象

一、明中叶以前的仪式——社会框架

1.四保：位于闽西汀州府长汀、清流、连城、宁化四县交界地带的一个村落群
明清以来当地民众拥有相对独特的方言（客家方言），民俗与认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跨县域社区。
2.15世纪宗族组织兴起之前，主导四保社会与一是生活的主要是一系列寺院、神庙及神坛
明代前四保社会影响范围最广的信阳中心是平原山广福院
伏虎禅师-多次显灵-多次敕封-伏虎最重要的信仰中心是平原山
伏虎的影响范围主要是西部而非东部-四保盆地的核心地带-扩张、延伸。伏虎在汀州城的香火很旺，但在四保多数乡村，其影响受到其他地方神的竞争与排挤。
3.四保盆地中心姬朔以马屋大佛庵的历史最为久远，主神是弥勒。
土地改革前夕，乡公无疑是四保地区最有影响的神明，四保绝大多数村落都会参与该神明的祭祀活动。
明总也以前还有一类神明，四保人一般筑坛奉祀，即设坛和厉坛。
唐宋时期社不仅是官方祀典的基本组成还是民间供奉的神明，用来祈求、感谢神明赐予丰收，还会宴请乐班奏乐。
元代汀州官方的社神祭祀也从厉坛变为屋，供奉的帝乡从木主变为神像。
明王朝建立后，下令天下每里建里社坛、乡厉坛各一所。
4.明中叶四保的仪式生活-社会生活主要是围绕若干佛寺、神庙和神坛进行，尚未成为某村或某姓的独占物。

二、宗族建构与社会关系的重组

亲属关系
十八世纪建祠修谱，出现了寺院、祠堂并重的格局。亲疏关系主要透过寺庙仪式而非祠堂祭祖仪式来进行组织的。
1.明代中叶以前，作为一个偏远地区，四保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大夫，因此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不大。
2.四保最早展开宗教建构实践的士大夫是马屋马氏人马河图，制定了对于祭祀礼仪、宗亲关系、宗族运作一系列规定。
3.之后马氏另一支-马驯也开始宗族建构的实践。此人身居高位、有政声，刘鑫乡邦，在家乡修建祠堂族谱，对四保地方文化有重要影响。
但后代由于没有士大夫推行有意识的收族活动，族人的凝聚力不高，对先祖的祭祀也付之阙如。
后来祠堂中除了供奉直系祖先，还供奉曾祖的三位兄弟，还引用了树木的隐喻，提示收族的重要性。
4.四保最后一波宗族建构浪潮出现于18世纪末，主体是聚居于斯堡盆地或大族夹缝之间、规模较小的父系亲属群体。
长达数个世纪的宗族建构浪潮，在社会关系层面形成了以复习继嗣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以地缘结合为基础的社会网络，逐渐演变成为乡村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亲属关系在仪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到强化，逐渐陈薇动员社会资源、重组社会关系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类别之一。
5.明中叶开始出现的宗族组织，在以下方面显示出比以前的亲属群体更高的组织化程度：
（1）组织对于个人与家庭的干预
（2）经济基础
（3）宗族作为社会实体对地方事务的参与

三、村庙的兴起与普及

随着宗族的兴起，寺庙和神坛背后的社会关系不再是地缘结合，而是以亲属关系为主题，表现为跨村落宗教象征的分割和村落/宗教独占坛庙的出现，即成为一族或一房的独占物。
1.清末修建厉坛与设坛一样，成为四保乡村常见的做法，有两种通行做法：（1）基于一村或一角落，或一组或一房（2）相关信众可结成自愿会社
因此，宗族的兴起不仅改变祖先祭祀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神明祭祀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充足。
多数神坛是以“乡”而非“族”的名义修建的，从这个角度，设坛、厉坛分化的背后是神坛与村落关系的变动。
2.寺庙进村之前寺庙与村落的关系
寺庙与村落关系不强，且多非排他性关系
随后，神像重建由不同村落或宗族及其分支捐赠，神明祭祀和伸向维护的责任自然就落到捐献者头上。
寺庙进村直到明晚期关帝信仰进入四保后，村庙才获得比较清晰的表达。
3.关帝
明清时期最为流行的神明之一
桥：不仅是交通要道，也意味着村落的边界。关帝庙修建的目的在于防止村财外流，坝、桥、庙共同标识了村界。
修建关帝庙，很多是处于风水上的考虑，修补风水缺陷，村民选择的原因可能是关帝不仅是忠义的象征，而且象征着勇武，这正是一个村落保护神所需具备的神明性格。
4.村庙的出现还有其他方面的动力。
如天后宫进村-牵涉到神明与商人群体、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
也揭示了进村的过程中商人群体和商业活动扮演者相当重要的角色

四、跨村落联盟的登场与神明会社的勃兴

1.明末清初是跨村落联盟出现的一个关键时期。
保甲制为跨村落联盟的出现提供了基本动力。
保甲制： 保甲制度是宋朝时期开始带有军事管理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各保就该管区域内原有乡镇界址编定，或并合数乡镇为一保，但不得分割本乡镇一部编入他乡镇之保。
2.八将约：职位分别承包诶特定的自然村，八将约实际就是个跨村落的联盟组织。主要职责：（1）协助官府（2）负责约内公事及开销（3）主持春秋酬神活动
上报约主要角色：（1）每年举行例行活动（2）维护水利工程（3）组织神明祭祀
（4）在大通桥地方开设墟场
八将约和上保约形成均与明晚期政府推行的乡约保甲制有关。
3.跨村落联盟除了政府的因素，还与防止匪患和大族侵扰有关。
还有其他两种结为联盟的方式，一是由大族主导的跨村落联盟，二是同姓或同宗族形成的跨村落联盟
但这种联盟的组织较为松散，具体体现在
（1）三村分别在不同时间举行祭祀
（2）三村知识利用相同仪式空间进行祭祀
4.明末清初兴起的扩村落联盟区别于元代至明前期存在于寺庙、神坛的那种跨村落的仪式-社会网络，并非是后者的延续。因为这些联盟是制度化程度较高乃至实体化的社会群体，这种联盟的社会基础通常是村落，尤其是宗族聚居的单姓村落，而不是制度化程度较低甚至尚未制度化的跨村落人际网络。
同时，与莆田平原和台湾北部乡村比，明清以来四保的跨村落联盟较为松散，缺乏较为明显的系统性和层级特征。
5.清代、民国 可以发现很多的自愿会社，相当部分与仪式有关，比如围绕天后祭祀形成的自愿会社。
无是会-无祀会，是厉坛祭祀会社
立夏会-仪厉坛祭祀为主要目的形成的结社
立夏庆神社-马屋另一种厉坛祭祀会社
上述会社的兴起-通常是在宗族内部以神明祭祀为契机形成的功能性会社，但还是一个吃酒的由头，即酬神的同时获取口腹之乐，是成立会社的重要动因之一。
同时，虽然进入会社的门槛不敢逃，但并非具有相应经济能力的村民就能参与会社。而是加入某一会社的民众多半具有类似的社会背景和阅历。
因此建构、再生产人际关系很可能也是参与会社的一个重要动机。
与明清会社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会社的主要职能不再是积累财富，而是提供娱乐与人际网络的建构和在生产你。

五、结论

族谱和食堂-思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从寺庙仪式和神明信仰角度观察地域社会的演进和寺庙仪式扮演的角色-寺庙进村的过程。
1.在跨区域和地方因素的交相影响下，寺庙与村落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部分寺庙与村落逐渐结合，在相关村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祭祀圈。
2.四保区域-宗族的兴起没有完全将寺庙降格为第二等的宗教-社会力量，而是寺庙借助不同途径介入社会生活，成为四保乡村社会难以割舍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
3.村庙并不是理所当然自古有之，主要发生爱明中叶以来的历史现象。村落选择某些寺庙服务于本社区的目的使得寺庙逐渐成为该祭祀圈的主庙。
因此祭祀圈并非是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历史线性。
4.寺庙不仅与村落结合，还在村落/宗族组织的两肋寻找自身生存和发展空间，大都表达了超越村落/宗族的利益和诉求。跨村落联盟和神明会社构成了‘后宗族时时代’的两个相当重要的社会进展。
5.村庙的出现和普及，动力来自（1）村落边界的界定和村落认同的建构（2）明后期推行的保甲制，使得村落作为一个基本地域和社会单元的重要性
（3）还可能与商人群体、商业活动有关
总是讨论四保乡村与寺庙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到宗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寺庙与低于社会的关系，寺庙从不同层面与村落进行互动，数量非但没有下降还逐渐增长。可以说寺庙及其仪式已深入四保乡村生活的不同侧面，成为当地生活中不可或缺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