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36讲

战国争雄

历史上有件大事，叫三家分晋。韩、赵、魏本身是大夫，分晋后成为诸侯，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403年，这三家大夫的诸侯地位也被当时周天子认可，就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强雄林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从这一年写起。

司马光为什么从这一年写起呢？其实他在责备当时周天子——周威烈王。因为你作为最高领袖，自己打乱了祖宗家法，明明他们是大夫，这个时候升格为诸侯，天子自乱章程，那还了得？

战国时期历史出现了明显的趋势。首先第一个大趋势，就是礼坏乐崩。

顾炎武《日知录》有一则《周末风俗》，春秋战国是一个风水岭。春秋尊天子，战国不尊天子；春秋讲礼与信，战国不讲这一套；春秋宴会赋诗，战国不讲这一套；春秋赴告策书，战国不讲这一套。所以当时顾炎武下一结论：社会到战国产生巨变。变化发生在一百三十三年之间，这一百多年顾炎武用八个字来形容，叫“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历史发展到这个时间段，原先旧的贵族逐渐没落，而上升到历史舞台上的人，以前咱们称之为新兴地主阶级，当然这个话也未必概括得准确。总之这些人掌握着军功，要么给江山社稷立有大功，要么有能力，要么有知识。所以这个时期士大夫群体越来越大，他们学得文武艺，要货卖帝王家，邀君主之宠，列国也在富国强兵。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就曾经指出过，战国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趋势：权贵的没落和贤的上升。原先的权贵逐渐被拍死在沙滩上，而贤走上历史舞台。这个贤，就包括有知识、有军功，还有能力，其中知识越来越重要，而能力、军功也不可小觑，当时有诸子百家，也有纵横之士，比如说苏秦、张仪。

钱穆《国史大纲》曾说，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里，到战国时期国力还十分强盛的，就只剩下秦楚两国。值得关注的是，秦是地处蛮夷，一度为礼乐封国的中原大国所看不起，对他们很藐视。可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些文明程度更低的国家，在后来的年代里异军突起，而原先那些大国则是逐渐土崩瓦解。

秦并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一统天下的工作。短短十年中国大洗牌，在整个中国发展历史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贾谊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因为统一工作的基础是在秦始皇之前多少代就已经进行了，比如说从秦始皇祖上的秦孝公这里就开始了一场重要的运动——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分两次，公元前356年一次，公元前350年一次。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彻底的一场运动，虽然商鞅身死，但秦法未败，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很独特。

秦国就是虎狼之国。商鞅变法最重要一条，就是用军功来激励起将士杀敌的积极性。有学者推测说秦国的将士在战场上，左手拿的是人头，右手拿的是刀矛剑戟，为什么这样？是因为秦国尚首功，按敌军的人头来计功。可是敌军也不示弱，这个时候列国都在进行变法，但秦人的变法最彻底，而且秦国有穷兵黩武之风。这样的话秦始皇能够在列国争强之中异军突起。

秦晋之际

为什么秦坐不稳天下，十五年就灭亡，楚汉相争四年，最后公元前202年刘邦一统天下？原因大家都知道，秦末农民战争，陈胜、吴广起义。这个话说得不错，但是不全面。今天学者大部分认为，陈胜、吴广的确是农民，刘邦、项羽可不是，所以说阶级矛盾使得秦灭亡好像有夸大之嫌。今天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与其说秦灭亡在农民战争手中，还不如说秦灭亡在反秦势力手中，这是复杂的社会矛盾使然，其实道理也很明显。

第一，秦政权建设犯了一个大忌，即操之过急。方向是对的，但是超乎了人们的承受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秦对百姓的治理靠的是大棒加蜜糖，最终百姓只能孤注一掷。而且在秦的建设之中，郡县制是有力的，但是不是对老百姓有利，而是对秦朝统治者有利，君王的命令能上传下达，可以实现财政政令的统一，但是老百姓不行，这个政策忽视了老百姓还有一个饱和度的问题。

刘邦掌握政权的时候，他的确知道郡县制说是个好东西，但没有操之过急，他搞了一套他的分封。郡县并行虽然有很多弊病，但是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团结群众，尤其是团结反秦势力。

此外，秦团结人心的工作并没有做到位，当时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咒语。事实上，楚国强大的不只是它的军事力量，还包括它的文化力量。例如汉初，基本是一派楚风，包括楚服、楚歌乃至楚国的道家思想。

有学者之处，汉家天下基本上是布衣形象。刘邦是亭长出身，韩信是乞丐，樊哙是贩夫走卒，萧何的郡县小吏。布衣卿相是有好处的，一方面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战国以来的趋势就是贵的没落和贤的上升。另外，这些人来自民间，懂得社会疾苦，具有辨别力（等到第四代武帝才有大肆盘剥的行为，而后宣帝亦出身民间）。

汉初气象

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一个分支，他们将道家思想应用到了政治领域，讲究的是无为而无不为，通过顺应自然的态度，最终实现的是无不为。无为只是他的手段。这种做法今天会被称为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说，统治者没有力量治理，治理多了也不好，于是发动群众自己管理，尊重社会自有的规律。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黄老思想来自齐国，可以追溯到《管子》，这是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宫所处。他们提出的策略被称为”道法家"，他们把法家的政治学说和道家对的自然哲学糅合在一起，这个道是为治国理政服务的，无为而治。这样的学说是百科全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

后来的《吕氏春秋》，吕不韦团结了来自各个诸侯国的精英，他们为未来的秦王朝出谋划策，这部书的主导思想也是道家。不过秦王嬴政并没有采纳。

郭沫若《十批判书》有一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他认为，吕不韦和秦王政不仅有利益纠葛，而且还有价值观、世界观的分歧。多以最后吕不韦的这个理想破灭了，但破灭不代表这个理论没有合理性，有时候恰恰是合理性太强了，但由于其前瞻性，为时人所不取。

汉承秦制，只是对一些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老百姓意见大的进行减损，保留了稳定社会秩序的那些制度。所以汉初并没有太多自己的政治建设，它采用的就是黄老，“萧规曹随”就是一个例子。从汉惠帝到吕后，以及文帝、景帝，这种思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萧规曹随”

汉初的政治是尽量避免矛盾的。《史记·儒林列传》记录了一则事迹，两个儒生，黄生和辕固生，前者认为商汤、周武王，是以臣犯君，而后者认为他们是吊民伐罪。辕固生居然说，按照黄生的逻辑，太祖高皇帝诛暴秦，是不应该的吗？讨论到这里，就已经涉及汉家天下合法性的问题。这时，景帝打圆场说“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 ，不为愚”，他是用一系列手段化解矛盾。

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 ，不为愚

但是黄老之治只是避免矛盾，但不能化解矛盾，是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汉初贾谊就曾经给文帝上过一封奏疏《治安策》，言说了许多背理尚德的社会问题。到武帝的时候，于是发生了七国之乱。

汉武帝主要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内忧和外患。他不再用黄老，二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大有为政策只能在儒家语境里发生。这时候的儒学不再是先秦的纯儒，夹杂了很多政治管理的因素：选贤举能、因任命人、赏罚分明。这些因素在先秦很大程度上是法家的因素，不过这时儒家成为一个包容的体系，甚至要歌颂君权。

在这个思路指引下，汉武帝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 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让诸侯国自行分散，解决王国问题。
• 出现十三州，设立监察单位刺史
• 统一财政，任用桑弘羊
• 起用一系列出身低微的将帅人次，例如卫青霍去病

武帝要选拔一批没有任何牵绊，只效忠自己的青年将领。例如攻打匈奴，原先的将领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但是武帝自己提拔的青年将领不应该有这种顾虑。
如果说李广、程不识这些人是守成型的将领，那么卫青、霍去病就是攻击型的将领。

第一场大仗是河套战役，拿下河套，设立朔方郡。当时丞相公孙弘曾经提出，皇帝如果迁徙豪民去朔方，劳民伤财。但是会有所谓“纯臣”为武帝说话，即朱买臣，驳斥公孙弘十条，公孙弘一条也不能反驳，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皇帝，朱买臣是皇帝的心腹。

第二场则是河西战役，战后设立了河西四郡。

第三场战役漠北战役，封狼居胥，“漠南无王庭”，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汉武帝稳定了社会秩序，取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成果，但是代价也非常之大，即举全国之力打这场仗。老百姓已经捉襟见肘，许多地区闹出了民变，后来武帝以《轮台罪己诏》，给自己一生的政策画了一个句号。

值得关注的是，南匈奴后来汉化，迁徙到内地，融入中华民族，很多北方人都带有匈奴的血统。因此，中国民族根本不是血缘认同，而是文化认同：认同礼乐诗书，认同孔孟之道，认同汉字汉语，认同中华的价值观。

煌煌盛世

有亡秦之失，无亡秦之祸。 --《资治通鉴》

汉昭帝登基之后，对朝政改弦更张，许多政策随之收敛，尤其是当时招致百姓贫弱的盐铁官营。当时官家的铁器十分劣质，盐官营设计诸多利益，老百姓吃不起盐，后来桓宽还整理了一部书叫做《盐铁论》

昭帝、宣帝时期，与匈奴的关系得以缓和，这时的匈奴已经不如从前了。

西汉穷途

孝宣皇帝，在臣僚眼中，是很不错的皇帝，但是汉元帝刘奭就不行。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元帝时，国力比较羸弱，昭君出塞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成帝时期，汉成帝的母家干政，这时候的太后王政君，有一个侄子，叫做王莽。到了王莽取代孺子婴临朝称制的时候，西汉气数已尽。

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财政匮乏，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口碑好的人未必真有水平。天下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人，能够安抚汉室，可这是装出来的。

王莽的错误在于食古不化，他按照周礼和古文尚书的内容去做。

刘秀治理天下采取的是柔道，学习汉初的做法。

两汉之交

光武中兴也为后世埋下很多定时炸弹，刘秀和世家大族达成了妥协，刘秀本身就是大地主，一度想要丈量土地，他要“度田”，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东汉风云

所谓光武，即是他要光耀汉武帝的辉煌，政治意义是很明显的，刘秀推行的是柔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但东汉也有很多社会问题。

一个表现是对西域的经营和管控上。两汉之交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匈奴分裂。

汉章帝时，外戚窦家势大，巧取豪夺，甚至侵占了沁水公主的天地。和帝时，又刺杀齐殇王子刘畅。

而匈奴分裂后，南北对立，南匈奴联合汉廷攻打北匈奴，于是北匈奴开始了几个世纪的西迁运动。

汉末乱世

赵翼《廿二史札记》里提到，汉朝有个非常罕见的现象，东汉时候皇帝的寿数都不长。年幼的皇帝登基只能靠着皇帝的母家，也就是外戚，强大的外戚对皇权形成干涉，所以皇帝等亲政之后就要依靠宦官的势力打压外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十常侍专政。汉朝的皇帝还不至于诛杀皇帝，不同于唐朝。宦官、外戚，这两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事实上还是皇权的牌，但都制约了皇权。

宦官迫害党人，不是死，就是把他终身监禁，直到黄巾起义爆发。黄巾起义和道教爆发有关系，这时候道教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可是很快黄巾军就被平息。可是平息之后，东汉奄奄一息，宦官还在作祟，于是有了董卓进京。

鼎足三分

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探讨汉末以后的局势，他认为，曹魏政权和东汉政权，乃至以后的司马氏政权不一样，曹魏政权其实是一个法家政权，他不读儒家经典。《十一家注孙子》里收录了曹操注，他提出许多方针是针对庶族地主阶级的，比如“唯才是举”，而汉的做法是“举茂才”“举孝廉”，非常重视德行，尤其是以孝治天下。

举孝廉，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而汉家政权和司马氏政权，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是儒家政权，儒家政权都的是经书，以纲常礼义为执政工具，袁绍也是儒家政权。袁家累世公卿，是士族，属于士大夫阶层，垄断学术资源，这个"学“主要是儒家。

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统治集团，曹魏是法家政权，袁绍是儒家集团，刘备是儒家集团，孙策、孙权、孙坚是儒家集团。世家大族和政权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庶族地主和世家大族一定程度上能够抗衡，但是没有胜过世家大族。等到什么时候庶族地主才能出头?大概要到刘宋之后，甚至是隋唐科举制之后。

相比于儒家大族，曹操更具军事才能，因此官渡之战能够打败袁绍统一北方，他唯才是举，能够统一群众，能发展生气产，实行屯田。

但是，当时统一的条件尚不具备，自两汉之交以来，豪强地主膨胀的局面愈演愈烈。到东汉末期豪强地主势力相当之大，世家大族累世公卿，掌握着财富和兵力，乃至学术资源。所以这样的局面没有解决，统一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统一。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能够从南方起事打到北方统一中国的，如果有的话，朱元璋可以算是一次，可是这也是建立在蒙古贵族的腐败上的。如果说还有一次，大概就是蒋介石北伐，但是北伐之后也是内部派系林立。所以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从南方统一北方的。南方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它没有地理优势，打到北方的话，补给是很大的问题，有没有贯通的交通干线，而北方到南方就更为容易，因为有地理优势。

政归司马

曹魏的旗帜十分鲜明，但是身边也有世家大族，就是司马氏，由于曹操势力很大，司马氏这一族暂时就服从曹操。可是曹操的后代不如曹操的时候，司马氏就反抗了起来。

司马氏采用的是很不光彩的手段，一方面他要斩杀异己，一方面还要把自己打扮得醇厚严谨。

将无同

当时有人和王戎谈论，圣教和老庄有什么异同，有人说，将无同，王戎很高兴。”将无同“就意味着许多谈玄的人，已经把玄学的内容和统治阶层意志结合在一起，所以为司马氏忘，存在的东西就有合理性。清谈之风在嵇康、阮籍那个时代都是试探，通过老庄思想表现与儒家大族司马氏的格格不入。但是后来的实谈逐渐流于清谈，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司马氏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取得政权，有很多不光彩的地方，也隐含了许多矛盾。

八王之乱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无国可爱，无君可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第一个问题在于，司马氏政权的治国方略有问题。它拿儒家思想粉饰门面，但实际上实行的是阳谋，这种做法跟”外儒内法“类似，但如果全部用的是阴谋术，就难以得民心。儒家从法理上论证了民意和天意是温和的，这对于皇帝就有很大的制衡力量。所以司马氏政权的立国方略就很有问题。

另外一点，它的国家结构有问题，国家结构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司马炎统一，采用的方式是分封亲戚。秦始皇认识到，分封制度可能是取乱之举。采用郡县制度，”国“就成为一个装点了，郡县制度中央集权，保障了政令的上传下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司马氏错误地吸收了曹魏败亡的教训，他们一方面认为儒家典籍是合理的，应当进行分封，另外一方面，他们主张曹魏政权败亡的教训是没有庞大的亲戚子侄集团吗，所以他把自己的亲戚子侄分封成诸侯。事实上，曹魏时期的诸侯，曹彪、曹植这些人，名为诸侯，实际上如同囚虏。

兵败淝水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般左边为门，右边为阀，世家大族具有的排场，一般人不具备。田余庆认为，形成门阀政治应当说只是东晋一朝。东晋一朝很特殊，是门阀地主干预制约皇权，但是皇权和诸多门阀并生，门阀不敢轻易取代皇权，形成了种种制衡，虽然有皇权和门阀之间的矛盾，但门阀之间也有诸多矛盾。

王与马，共天下

史书的记载很有意思，国家正史讲究正统，比如《三国志》里，蜀汉和孙权就不是正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华夏文化的香火才能传下来。

中国五千年文明，至今没有断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公权力在支撑，在建造公权力的同时也建造了一整套制度文化。古代政治有自身的制约因素，比如帝王有一套谏官，有儒家思想，有天道鬼神和祖宗之法。这一套东西都在制约帝王的权力。所以古代中国像汉唐时代能够防范许多不良的社会倾向，使得社会相当程度上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