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养天鹅不养猪”的幼儿园，照出了什么真相

特约作者| 熊志

“我们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们不会去养猪。杜城村的村主任找我，要把村子里那些娃都送到这儿来，我不同意，因为这些孩子素质太低”，“我不是瞧不起城中村，比如说打工的子弟、卖菜的，我沟通不了”……

日前，网上一段西安某幼儿园负责人的讲话视频引发极大争议。因为发表不当言论，现在她已经被公司解聘。作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公然讲出如此赤裸裸的歧视言论，到底折射出什么问题？

出格的歧视言论， 更像是为了给高收费找借口

视频显示，该幼儿园负责人没有任何掩饰，她不仅把农村孩子比作猪，认为他们“素质太低”，还强调“卖菜的、卖鱼的”子女进幼儿园，会“鱼龙混杂”，导致其他孩子被传染而“说陕西方言”。

报道还提到，这番优越感爆棚的歧视性言论，在此之前，她就曾向当地教育部门说过，以至于“教育局的人气得鼻子都冒烟了”。

此次，再次向家长重申，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论证幼儿园高收费的合理性——当地教育部门要求它按照每月1200元的普惠幼儿园标准收取保育费，但实际的收费相当混乱，有的批次是1980元，有的是1800元，都要高于政策定价。

为了最大限度赚钱，将生源分为三六九等，排斥并公然歧视农村孩子，涉事幼儿园的吃相暴露殆尽。

值得一提的是，该幼儿园其实一直都没有办学资质，最多只能算是看护点。据该负责人所言，由于处在过渡期，该幼儿园甚至连消防系统都还没有开始建设。
这样一座管理及不规范的幼儿园，负责人却号称养天鹅，并且敢于公然违抗教育部门的收费标准，堪称讽刺之极。
目前该负责人已经为自己的惊人言论付出了代价。

但在不少网友看来，这种赤裸裸的歧视言论，一方面值得批评，但另一方面，却说出了部分真相——当事人的言论，无非是为了迎合家长，而不收农村娃的逻辑背后，有着社会心理层面更普遍的教育鄙视链。

所以连当事人事后接受采访时都强调，“讲的是幼儿教育界不敢讲又想讲的实话”。
的确，相对于说出口的歧视，那些隐性的区隔无处不在。

比如此前一篇很火的文章提到，“不让娃和没有英文名的孩子同读幼儿园”，它成为有关中产焦虑的经典段子。
不管承不承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每天都在不同阶层上演，只是多数时候它都是隐秘地进行，没有被公然说出来。

鄙视链无处不在，分门别类未必都是歧视

教育被视为阶层上升的通道，因而成为家长们最重要的投资。
为了给子女创造一流的受教育环境，他们自然会使用尽浑身解数，去争取最好的师资。
最典型的是学区房，其功能一方面在于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孩子创造更优质的社交圈层。

几乎所有的教育环节，鄙视链都会不同程度存在。
比如有人总结了育儿阶段五大鄙视链，包括动画片鄙视链、旅游地鄙视链、兴趣班鄙视链、幼儿园鄙视链以及早教机构鄙视链。

比如动画片鄙视链，观看喜洋洋等国产动画，就位于最底层；幼儿园鄙视链中，有外教且学费数万的成熟国际幼儿园，就雄踞鄙视链的顶端。

这里要指出的是，鄙视链未必都是源于歧视，它同样隐含了一种阶层晋升的希望，或者说至少是保住阶层地位不至于下滑的焦虑。

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如果承认环境对孩子的眼界和格局会造成影响，那么就得承认教育环节的鄙视链是正常现象，将孩子分门别类未必都是歧视。

有教无类的前提是因材施教，尊重不同群体的差别，一刀切地跨阶层混合式教学反而可能带来一定问题。
就像在《爸默妈泪，幼儿园里的歧视链与名利场》一文中提到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孩子聚在一起，一场生日会所显示的巨大贫富分化，可能会让那些熊孩子自尊受损。

对家长来说，学费就是分类的门槛，为了给孩子争取更好的资源和圈层，他们将孩子送进昂贵的国际幼儿园，其内心未必会按照养天鹅和养猪来进行赤裸裸的区分，但会下意识地远离更下一级的阶层。

为了迎合家长，学校同样会看人下菜。让孩子填写家长的官职信息，填写家里的住房情况，或者让孩子和家里的车拍照等新闻屡见不鲜，正是鄙视链的另一种呈现。
当然，如此次风波所显示的，这种鄙视链通常是过度商业化的逻辑结果，它没有正当性可言。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隐性的政策歧视

站在教育公平的角度看，源自家长的鄙视链的存在尽管的批评，但只要不涉及到歧视，涉及到对底层边缘群体赤裸裸的污名化，就没必要彻底否定。
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社会心里层面之外的一些政策、制度性区隔和歧视。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户籍壁垒的存在，农村娃往往无法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尤其是公立学校的学位。

像此次风波中就有个细节——该负责人提到，“杜城村的村主任找我，要把村子里那些娃都送到这儿来”。
农村娃受经济条件和环境限制，在某些素质上可能确实不如城里孩子，但这更说明需要给他们优质的教育，而不是倒果为因。
不妨想想，一群上学无门的孩子，被以素质低为由拒绝接受，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局面？

城乡二元分割造成的区隔还不止于此，另一个典型问题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
由于财政压力问题，大城市为了避免教育资源紧张，往往会在供应时偏向户籍人口。
所以哪怕公立学校没有一个嫌恶底层的负责人，随迁子女依旧很难和本地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内。

这种户籍分割其实也是种需要改变“歧视”。
以广州为例，去年只有22%左右的借读生可以进入公办高中，只有26%左右的符合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条件的考生，可以被公办高中录取。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提到“非政策性户籍歧视”。
具体体现为，公立学校招生时，存在故意刁难或“吃拿卡要”行为，它同样成为阻碍外地学生入学的重要因素。

更棘手的是，哪怕随迁子女能够机会均等地入学，进入学校的他们，照样逃不掉被分为三六九等的残酷现实。

关于这点，《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内部公平研究》一文作者曾对上海市公办初中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在平等对待、差异对待、班级管理、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五个维度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平得分都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学生。

家长们为孩子投资，提升在鄙视链上的位阶，花再多的钱也是一种是人选择。
但公共教育层面却完全不同，作为教育资源分配的依据，底层外来群体的所遭遇的区隔，最终会带来更加阶层的板结和社会群体的隔膜，它比那些直白的歧视性言论更值得警惕。

好在目前很多城市正在逐渐开放落户，户籍门槛的消失，意味着一个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均等化的局面到来。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有更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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