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传统的价值观理论存在着很多缺陷,使人与自然的 关系发生了异化。本文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关系,认识自然对人类的惩罚的主要原因,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探讨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与自然关系 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从上世纪70年代才广泛传播开来,传播和被人接受的速度是惊人的。那诱人的“生态平衡”被学者们研讨着,官员们宣传着,演员们呼喊着。生态平衡之所以诱人,那是因为人们企盼的生态系统稳定状态是美好的。尽管人们觉得它有点抽象莫测,可它又是亲切具体的。熟知生态平衡要先知生态系统。可生态系统从被西方学者提出至今,权威人士的定义有十余个,有的几百个字,有的几十个字,但无公认统一的文字表达。取其共同的实质,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与无机环境系统的特定结合。生命指植物、动物、微生物各生命类群,包括人类;无机环境指自然界的无生命成分;特定结合指不同地域创造出的多样的生物类群——即不同生态系统。陆地上各生物类群形成各自的生态系统,它们总称为陆地生态系统;同样海洋生物类群形成了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就构成了整个生命世界——生物圈。生物圈一般至陆地之上百米高空,水面之下百米深层,这就是人的家园。所以人早知崇拜天地,知道人以食为天,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人是依赖于自然,从属于自然的。
人在生物圈中处于什么位置呢?天地无机环境为谁效用呢?为草原、森林、庄稼——绿色世界。各类动物依赖谁而存活呢?直接间接都依赖于绿色植物。万尊的人靠什么活着呢?以吃来说,取之动物或植物,或二者兼取之;以喝来说,取之天上地下的水;生命必须的氧取之于大气。食、水、气缺一不可的生命要素都来自于天地无机界。生态学家把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又分为三类,且冠以公正的名称:(一)植物——生产者;(二)动物——消费者;(三)微生物——分解者。比较三类生命类群谁最有本领呢?无疑是生产者,因为它养活了自己和后二者。人在哪里呢?在动物之中了。按生态食物链排序:先是食草动物,后是一级食肉动物;二级食肉动物……人排在何位呢?人是食草(粮)又食肉的多食性“高级”(依赖性最大的)消费者。所以,生态学家早已结论:没有植物就没有动物,就没有人类。
中国是一个生态灾难多发的国家,中国感受最早最深的生态灾难是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气候变坏、洪水泛滥、库坝被淤等。近年来,我国水域污染增多:网眼小了,鱼虾少了。科学家们预言:“生态危机将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危机。”我们在经历这种种问题后不得不重新认真审视“人与自然”。
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马恩批驳了康德、黑格尔等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认识,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重新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如今, 当我们面对全球的生态危机, 寻找解决它的理论依据时, 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深深体会到她的博大精深和历史洞察力。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认为人既是社会动物, 也是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至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主体“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 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另一方面, 地理环境又被人类加以改造, 成为主体活动的对象。人在生产劳动中, 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交换活动, 促使“自在的自然界”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 在改变人类身外的自然的同时, 也改变了人类自身的自然。所以马克思说: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当他的活动作用于自然并改变了自然时, 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
人类所面对的环境也同样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种自然存在, 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作为自然存在, 它具有自然的外在性的一面, 遵循自然规律; 同时它是人劳动生产的对象, 成为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所以它又具有社会的属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活动主体的作用, 所以地理环境不仅作为自然存在物参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 而且它还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 在社会影响下运动变化。正因如此,在我们考察环境问题时, 就不能不看到这种双重作用。既要看到自然原因引起环境的变化, 又要看到社会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变化。
环境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因社会因素引起的变化, 日益令人关注, 这是人类随着高科技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如在农业生产中, 以往人类基本是依据自然条件: 阳光、空气、土壤、气候、水份; 而工业文明产生后, 农业生产的规模、水平都发生了变化, 人类使用的新的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肥料既可能增加产品的产量, 但又有削减土壤肥力、改变产品质量的可能。随之而来的, 就是对整个环境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 我们只注意了人类及其社会需要, 而对人类实践的结果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却缺少深入的考证。其实, 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要“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而在实际中, 这恰恰是没有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问题。目前, 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 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恩格斯论断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三、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是通过人化自然体现的
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 不断地同自然存在物打交道, 从自然存在物获取了直接的生活资料。但这并不能解决人自身的全部需求。人类用自己智慧的双手, 学会从大自然那里获取本不属于纯粹自然的存在物。对此, 恩格斯早在100 多年前就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 认为世界上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打上了人的活动的印迹。换言之, 人的生存环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 它显示了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当然, 建立在人的需求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使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 人类主体的这种能动性以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对自然界进行索取与改造, 甚至发展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对此, 恩格斯早就严厉地警告说, 在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战胜自然的同时也意味着将要遭受自然的惩罚, 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是通过人化自然体现的。
人化自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自然属性, 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作品和现实。它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满足人的需要, 达到人的目的。人类利用自己对某些客观规律一定程度的认识, 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造自然。但从整体功能角度来看, 人类创造的人化自然, 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的某些系统, 如若这种“改变”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和谐并带来严重后果, 就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如远古时期, 我国黄河流域植被茂盛、气候温湿, 后来由于大规模的毁林垦荒和战争破坏,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这都是不合理的人化自然过程引起的自然运行的变态。目前, 这种人化自然对整个自然系统的破坏已经演变为一种全方位、全球性的行为, 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比以往更加严重。科学家作过数量分析, 认为诸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80%应归咎于人类活动。对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 人对自然的关系决不能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决不能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
四、人与自然关系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思想学派不同, 他不是孤立地就人或自然来考虑,而是把它放在以劳动为中介的社会生活中来考察。众所周知, 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自然物, 而许多形而上学者则把自然看作是与人完全脱离的纯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 概括指出: 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 还是他人生命的生产, 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对于我们今天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人与人的关系相联系的, 那么, 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出现的尖锐的环境问题。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另一方面它又是以掠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而且,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还使人的劳动逐渐成为一种异化劳动, 它夺去了劳动者的劳动对象, 造成劳动者自身自然力的消减, 身心严重损伤。同时,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受利润法则驱动的, 因此是以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 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 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 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 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 但也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 土地和工人。这就说明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 是与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伴侣, 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 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 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 比以往农业社会严重得多, 并逐渐演化为全球性、灾难性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 正值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演变的阶段, 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 西方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掠夺, 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此条件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应有重视, 但却开启了现代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形成。
五、生态价值观的实现途径
要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从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加强政府调控等多角度进行,下面我们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
(一) 加强和发展环境教育,对民众实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引导加强和发展环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引导人类建立科学的环境观、发展观、消费观,指导人们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生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态度与责任感。目前,人类不合理的经实践动已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物种灭绝,冰川消融,自然资源枯竭等现状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体的生态平衡,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必须通过环境教育,培养生态道德素养和合理的实践行为。培养生态道德素养有助于人类建立起对自然的道德情感,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做有良好生态道德素养的生态人。培养人类进行合理的实践行为,用良好的生态道德素养去科学的改造世界。环境教育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是建立正确生态价值观的前提和保障,是引导人们建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的必要手段。
(二) 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制度及法律法规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由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障。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环境法制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体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促进现代环境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目前已有的环境法律保护制度是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它没有全面的体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宗旨。保护环境虽然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相关的法律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地方法规力量薄弱,不能有效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为此,首先要研究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有关环保护境与经济协调的立法体系,并在今后逐步实施,并在执行和监督这两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监督,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真正做到树立并发挥法律的权威,从而给生态文明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三) 倡导绿色科技,树立正确的生产消费观
生态价值观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促进人类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上进行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所以人类必须大力发展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绿色”科技,改变以往高消耗、低利用、高污染的线性发展模式,建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循环经济模式,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同时,人们应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为当代人的后续消费预留资源,也为后代人的消费预留资源,不能单纯以消费数量增长的指标作为衡社会进步和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唯一标准。
(四) 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除了从观念上进行引导,在实践中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循环经济就是其中之一。循环经济的实质是生态经济,以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为基本特征;它的出发点在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力求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的最优化,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它倡导“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主张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理为手段,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这实质上是在技术范式革命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总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如果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如果没有人类适宜的生态环境,和谐社会就缺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资源保障,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不能生存和发展。纵观历史,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一些璀璨文明古国的消失的事件屡见不鲜。古巴比伦王国的衰亡,楼兰古国的消亡,皆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赖的物质基础。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人类还是不能提着自己的脑袋离开地球、离开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21世纪将是世界由工业文明步入生态文明的新世纪,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赋予人类的全部活动和文化存在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如何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总体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进入新世纪,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提出政治文明并将其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基本价值指向,提出了“生态良好的文明”这一新概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人类新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维结构的提出,实现了文明形态结构、文明建设结构、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使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更清晰。尤其是把重建新型的天人和谐的生态文明作为统一的小康社会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人类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人与自然在社会历史基础上和解的文明理念。这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简单的时代回应,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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