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C规则

KYC规则

 

KYC规则是指了解客户(know-your-customer, KYC)规则 [1]  。金融机构如不能清晰识别客户身份，便更不愿贷款给客户，阻碍金融普惠，是国际社会努力实现金融诚信和金融普惠不可或缺的。

除金融稳定、金融诚信和消费者保护之外，金融普惠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已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旨在推动法律、规章和操作准则的有效实施，提高金融诚信度，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有效实现金融诚信的关键在于金融机构需要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客户匿名的金融体系容易遭到滥用，滋生腐败，也更易带来任人唯亲的风险和相关金融动荡。此外，金融机构如不能清晰识别客户身份，便更不愿贷款给客户，阻碍金融普惠。制定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的了解客户(know-your-customer, KYC)规则，是国际社会努力实现金融诚信和金融普惠不可或缺的 [1]  。

此类规则所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规则符合金融普惠的目标。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制定正确了解客户的政策制定者对此已达成共识。FATF (2012)的建议书尤其体现了此种共识，该建议书明确要求按比例原则采用以风险为基础的方法。正如G20创新性的金融普惠原则中所言:“为了实现适当平衡，应认真分析现行制度，确定对服务提供者提出的要求是否与风险相称。”具体如何实施以风险为基础的方法尚不明朗。各类风险的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小客户来说，这些问题也许更为突出。如果KYC规则不区分大小客户，将会削弱金融普惠目标的基础。若对小微账户持有人施用严格规则，金融服务提供者便会因规模不经济而排斥小客户。一般而言，KYC规则需要符合现实情况，并反映那些想要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所带来的风险。

RBA概述及其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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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领域均应用以风险为基础的方法来制定政策，从基础设施标准、健康医疗，再到生物筛选。尽管细节有所不同，但所有此类方法都具有一些核心要素。第一，对于任何既定制度来说，有必要理解不同风险的权衡界线，选择最优平衡;第二，认识到造成用户成本更高或不便的各种制度如何转移风险的界线，选择最优制度;第三，调整激励和惩罚，鼓励制度执行者实现最优风险平衡;第四，清晰确定风险发生时的负责人。

生物筛选为RBA提供了一个例证。某项技术(包含扫描仪和配套软件的指纹系统)会在两类错误之间生成一个权衡曲线:类型1是错误接受无效的身份识别请求(可能存在欺诈)，以及类型2是错误拒绝有效的身份识别请求(无理拒绝服务)。此外，也有一部分人员因为指纹质量不高而无法使用系统(捕捉失败)。配备高质量身份识别系统可以提高系统的准确度，同时减少类型1和类型2错误。这一选择会引发另一套权衡措施，即系统性能、成本和用户便利性之间的权衡，更加复杂的系统可通过增减选项来提高便利性。

依据类型1错误相对于类型2错误的严重程度，最优选择会有所不同。比方说有两套系统，第一套系统控制核设施的进人权限，第二套系统管理贫困人口健康保险计划的进人权限。第一种情况涉及技术方面的高昂投资，并设置系统参数使非法进人的数量最小化，即便造成用户不便。第二种情况下，目的是检测未经许可的使用，但成本在合理范围内，并不会拒绝服务合法受益人;如果拒绝次数太多，用户们便不再使用该项目。在金融领域，RBA如何践行上述模式?RBA于2003年成为一种可选方法，以及G20承认金融普惠是一项附加目标之后，FATF于2012年2月修正了《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国际标准》，建议采用RBA (FATF, 2015)。该标准要求金融机构和指定非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以RBA方法识别、评估和理解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目标是使各国以及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监管机构关注高风险领域，更有效地运用资源。

认可金融普惠成为一项监管目标，令欠发达国家在KYC规则上遇到了特别挑战。金融普惠引人了新客户，并可能需要新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但其中一些之前从来没有在金融领域或正式经济中有过记录。一些客户可能未受过教育，或者没有发达国家认为应有的法定身份证明。同时，相对于从小客户获得的利润，了解客户所付出的成本较高。过度严格的规则令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潜在客户却步，增加了转向现金或其他更不透明机制的风险。

基于此认识，可对照RBA，确立金融普惠背景下的了解客户基准。首先，应当明确适用于小客户的KYC规则的实践意义。一般而言，KYC规则会关注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金融机构应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充分了解客户的活动，确保其合规合法。对于许多涉及金融普惠的小账户来说，这种等级的尽职调查不太经济。可以做到的是准确知晓客户身份(客户身份识别和认证)，以及记录和分析资金来源和认证账户之间的转账目的地，并随时进行追踪。

2014年，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明确了客户身份识别的四个主要步骤:信息收集(取得身份证明文件)、认证(比对身份证明文件与客户，以及验证身份证明文件本身)、对照政府清单审核客户、登记记录。身份证明文件可以防止一名个人使用不同身份开设多个账户。机构应对照中央登记库去鉴定身份证明文件，确保其真实性。然而，不是所有具有身份证明系统的国家均具备上述能力。

法定强制识别的不足，可能要求金融机构自行引昂贵的系统来打击欺诈，进一步阻碍了向小客户提供服务。强大的身份证明系统可使金融普惠在其他方面获益。例如，肯尼亚对所有金融账户持有人实行统一身份识别，证明了正负信用信息的共享价值，并有助于新客户积累信用记录。以下具体分析KYC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挑战。

第一，了解客户只侧重于金融领域，而没有关注多种选择间的权衡。当然，任何洗钱或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原则上均不可赦免。但是，实际上客户有可能借助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不透明渠道。KYC规则的指南或法规尚未清楚说明金融领域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以及不透明渠道现金流增加的风险之间的权衡。追求正式金融体系中洗钱、恐怖主义融资活动的风险为零并非最佳监管方案。

第二，缺乏清晰的、与社会风险相应的尽职调查分级指导方针。这对小客户尤为重要，无差别要求可能将小客户排斥在金融领域之外，因为小客户无法满足信息要求，或因为尽职调查使金融机构为小客户服务不太经济。大量研究表明了解客户的成本巨大且仍在增长。

第三，违反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规则的最大罚款数额适用于情形恶劣的故意违规，然而金融监管需要清晰规定惩罚和违反KYC规则严重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与风险大小对应的惩罚标准尚未有明确指南。

以风险为基础的方法需要责任分配明确。FATF的建议是指导性的，各国如何实施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国家层面的规则框架肯定会将了解客户的最终责任交给金融机构。上述风险分配符合下列原则，即风险应分配给能了解其客户及相关风险的最佳岗位。但是，在缺乏清晰规则且惩罚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往往导致国家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都选择规避风险。这将会进一步降低对服务规模小、利润低客户的激励，那么金融中介机构可能会承担全部监管风险。

总而言之，RBA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仍任重道远。虽然现在各方已经认识到了依据风险水平制定差异化KYC规则和比例原则的重要性，但这些步骤并非总能转化所必要的特定政策和指引，以考虑金融中介机构为小客户服务的激励和正式金融体系潜在客户的便利性。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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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诚信和金融普惠均是有价值的目标，不应顾此失彼，而应加强监管的质量与一致性，以更好地平衡两者。打击利用金融体系进行洗钱和恐怖主义资助活动不应阻断合法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 [1]  。

一些国家在国内银行业和移动支付采用了务实、循序渐进的以风险为基础的方法，以降低金融普惠的壁垒。该方法还向金融机构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监管机构认可金融普惠的重要性，并努力将金融服务扩展至低收人客户。国际层面的情况更为复杂，可吸取国内金融市场的应用经验，并利用新技术提升透明度。

考虑全局，包括排斥意义。过度繁琐和昂贵的资金流监管以及事后对违规进行的制裁将导致资金流转向更不透明的渠道。哪怕要求金融机构将KYC审查达到风险为零的程度，金融诚信的目标也不能全部实现。一般而言，银行并不会获得鼓励其为小客户提供服务的补贴或其他激励，因此当前的激励或反激励政策是片面的。

改善对所涉权衡的了解。需要对国内和国际层面的违法交易的性质和范围进行更多定量研究，不论违法交易通过金融体系或还是其他渠道进行。此外，也应对规则和惩罚的不同类型和水平之间的权衡，以及金融机构和其他渠道之间如何转移交易进行调研。

KYC规则与客户体量相适应。遵循RBA , KYC规则要求确认小客户带来的最低风险，并采用分级的尽职调查。对于银行和移动支付供应商，受限账户应适用更为简便的KYC规则，限制其账户余额和转账数额，这对低收人人群尤其有用。KYC也应支持将银行和移动支付提供者置于统一的规则体系下。

明确惩罚并分级。遵循比例原则，监管机构须清楚说明在对了解客户规则的违反中，哪些较为严重，哪些不太严重，并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惩罚制度。惩罚应当可预测，并明确可行。

小型账户和转账限额应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应当依据有责任遵守KYC规则的金融机构是否遵守规则来设定惩罚，而非将违规涉及数额为惩罚的基础。第二，惩罚应逐级设定，并有合理上限。对于小型账户来说，随着违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来加重惩罚。对于涉及高额转账的账户，违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规定的惩罚应按比例增加。

关于惩罚基础和违规严重性，国际交易需要明确类似指导性指南。遵循国内交易的规则，涉及小型交易的惩罚需要分级，与不遵守强制性尽职审查程序的严重程度保持一致。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制定的认定交易规模指南有效，各国限额可以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