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文化学研究（一）

阶层变动与礼仪变迁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读书笔记

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存在，就意味着至少存在两个人，也就存在了阶层（阶级这个词被赋予了太多宏大的意义，所以这里说“阶层”而不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阶层的地位变动，这种变动往往在社会风俗上表现出来，也就是所谓礼仪。

那么礼仪是如何产生的？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当然，不同于法律，它约束的往往是一些细枝末节。然而，它存在的目的与政治上的法律、制度等等在本质上相差无几。事实上，礼仪很有可能是某种制度所演化的产物。在欧洲社会中，法国最先实现君主的专制集权统治，最先实现了国王在国境内的绝对权威，故而法国的宫廷文化也最为丰富，法国的宫廷礼仪也最为繁琐。这种礼仪的繁琐，一方面是统治者权威的体现，即统治者的爱好（如手帕、高跟鞋、丝袜、“蓬巴杜”式发型）会被下级迅速模仿进而固化为礼仪，另一方面是统治者执行权威的方式。礼仪的统治作用在中国体现的最为明显，周公作周礼，本质上是制定了一套等级分明的政治制度。纵观全球，一个文明所具有的礼仪的复杂性往往与它集权专制的程度成正相关。

礼仪不仅仅代表上级对于下级的控制，它还是一种贵族之间的认可。在法国的封建时代，让一个农民去遵守宫廷礼仪，这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中国，我们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所以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法国的宫廷贵妇在她们的圈子当中小心翼翼，生怕举止“有失身份”，但同时却可以毫不避讳地在她们的男仆面前宽衣解带。这并不矛盾，因为礼仪相当于一种身份的认证，正如今天我们并不避讳在猪面前小便一样，贵族是没有必要在非贵族面前讲贵族那套礼仪的，因为那些仆人不配。

广义地说，礼仪是同一阶层间人们身份认同感的体现。农民不遵守贵族之间地礼仪，不代表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礼仪，虽然这种礼仪在贵族看来可能是“粗俗”的，但若一个农民完善地执行这套“粗俗”的礼仪，他在农民阶层中会很受欢迎，他会被农民视为“自己人”。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当代生活中脏话的使用。脏话当然是粗鄙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若是在私下的场合里与恰当的人使用得当，会拉近两人的距离，因为这种语言表明了一种认同感。

一个社会的主流礼仪，就是居统治地位的阶层的礼仪。如果阶层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礼仪的演变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少数非统治阶层的个体跃升到统治阶层，他们也会急于学习所谓“上流的”礼仪，并抛弃他们原来阶层的礼仪。实际上，在当代中国，一些富人（往往是富一代）在社会地位提升之后总是热衷于一些花费高昂的体育运动（比如高尔夫球），或是一些繁琐的礼节（比如王石夫人田女士所津津乐道的英国“贵族礼仪”）。同样是锻炼身体，举哑铃也可以；同样是吃饭喝茶，没有那么多餐具和管家也吃得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高尔夫和贵族礼节呢？那是“身份”的象征，那是他们对于自己原生阶层的不自信，那是虚荣。

当某一个阶级对于统治阶级产生叛逆的情绪时，一个有效的表达方式就是明确地不遵守“上流社会”的礼仪，或说“上流文化”。贝多芬曾经在公开场合穿散腿裤以表明对于穿紧身裤的宫廷贵族的蔑视。

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民族这种在文化上的叛逆尤为突出。这在历史上可以通过德意志兰地区政治上的分裂，封建主对于市民控制力相对较弱，以及由此导致的市民阶层的壮大来解释。同时，在思想上，得益于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圣经》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在民众当中普及，打破了教会对于宗教的垄断，为市民阶级提供了思想上反抗统治的武器。事实上，三十年战争的起源，正是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新教的迫害，最后愤怒的市民将皇帝的使者掷出窗外。而战争的性质，在最初是宗教战争，在中后期已经演变为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专制的反抗（虽然此时距法国大革命还有大约一百年）。

相比于在形式上不遵守“上流文化”，更加有效的反抗措施是解构这种“上流文化”。显然，在这一方面埃利亚斯与弗洛伊德一脉相承，也就是说，通过阐明所谓的“文化”不过是掩盖本我，掩盖兽性的遮羞布，揭示出贵族繁文缛节的荒诞，最后表明了一种平等的观念：我们每个人的“本我”，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是一样的“不文明”。

如果说，书中用孟子的“君子远庖厨”佐证了“上流文化”，那么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似乎与解构主义有共同之处。《道德经》言“大道废，有仁义”，从某种角度来看，老子所强调的大道就是人的本性，而老子所抨击的“仁义”，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礼仪”。

当然，反对这种“文化”并不是反对人类的真正进步，埃利亚斯也的确提到某些礼仪有益于卫生（至少父母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不过他强调的是，这种礼仪的形成并非是出于卫生考虑，而是出于社交场合的需要——比如进餐的时候不要用手接触酱汁，这一礼仪的形成是考虑到手指沾了调味汁会使人难堪，而非是出于卫生的考虑。

那么该如何看待文化？实际上任何人类社会，无论是发展成熟的，还是所谓“欠发展”的，都有完整的文化体系。全盘否定这些文化是不现实的，因为正是这些文化将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至少是在表意识的层面上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德意志再一次拷问了世界。追根溯源，早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关于人类审美的讨论就已经暗示了人类文化所掩盖的与动物的共通性（当然，康德没有直接使用“兽性”这样的词），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他指出了人类潜意识的存在，使人正视自己原始的欲望。我个人以为他的《性学三论》在当时那个保守的社会是一部爆炸性的著作，他提出了很多前人没有思考的问题，在生理层面上将人打回了动物的原型。到了尼采，则从精神层面上将人打回了原型。埃利亚斯这部著作，是那个狂飙时代的余晖。

然而，认识到我们自身的欲望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释放自己的兽性，恰恰相反，它应当使人类变得谦和。这谦和有很多方面。一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谦和，即父母应当认识到，孩子从近于原始的动物成长为一个适应于人类社会的独立个体需要时间与引导。弗洛伊德的研究所带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佐证了这一点。第二，文化是不该被分高低的。西方殖民时代的绅士们对彼此彬彬有礼，对于被殖民的土著人则敲骨吸髓，原因在于他们任务土著人的文化是“低一等”的，甚至是没有文化的，因此他们将土著人视为动物。实际上，文化是遮羞布，而绸缎的遮羞布未必就优于粗布的（可惜现在都有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有的人穿着绸缎的遮羞布，依然谦和地对待穿粗布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的君子了。第三，即是人类对于客观自然的谦和，需要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诸多动物中的一员。

人是动物。这是多么浅显的常识，却又是如此深奥的真理！

package com.example.recyclerviewtest;

import androidx.appcompat.app.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
}//加一段代码方便过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