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2009-06-11 21:33:43)



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方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得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此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幽默发微,意趣兼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得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序,译后记
http://www.docin.com/p-47597727.html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回忆写成的。
许多在希尔伯特门下取得博士学位的先生和女士给了我非常友好的帮助,他们是:V.勒贝捷夫·米勒(Veva Lebedeff-Myller,1906),R.哥尼克(Robert Konig,1907),A.斯盘瑟(Andreas Speiser,1909),R.库朗(Richard Courant,1910),H.斯坦豪斯(Hugo Steinhaus,1911),P.丰克(Paul Funk,1911),L.夫泼尔(Ludwig Fuppl,1912),H.克内索(HeUmuth Kneser,1921),H.格里(Haskell Curry,1930),A.史密特(Arnold Schmidt,1932),K.舒特(Kurt Schutte,1934)。
另有一些已经去世的学生写的回忆录对我也是一种巨大的帮助。在这里,我特别感激0.布鲁门萨尔(Otto Bhumaenthal,1898),他曾为希尔伯特全集写了一篇纲要性的传记,还为纪念希尔伯特60寿辰而出版的《自然科学》(Naturalscience)专刊写过一篇小传;我也同样感激H.外尔(Hermann Weyl,1908),他曾给皇家学会写了讣告,他的文章《大卫·希尔伯特和他的数学工作》已收进本书。
也许,R.库朗和P.贝尔奈斯(Paul Bernays)对我的帮助最为有益,因为他们跟希尔伯特交往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密切。库朗自1919-1933年一直是希尔伯特的同事,在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库朗还担任数学研究所所长;贝尔奈斯在1917年到1934年间是希尔伯特研究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助手和合作者。
在希尔伯特过去的物理助手中间,A.兰德(AlfredLande),P.爱瓦尔德(PaulEwala),A.克拉采(Adolf Kratzer)和L.诺德海姆(LotharNordheim)慷慨地为本书献出了他们的时间和知识。我要特别感谢爱瓦尔德教授,他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对希尔伯特的生活进行文学论述的意见。我还访问了一些人,他们虽然不是希尔伯特的学生,但都在不同的时期跟哥廷根学派有过密切的联系,他们给了我许多有关希尔伯特的情况。这些人包括:H.勒威(Hans Lewy),A.奥斯特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wski),G.波利亚(George Polya),B.瑞利希(Brigitte Rellich),C.L.西格尔(Carl Ludwig Siegel),G.赛格(GaborSzego),O.陶斯基-托特(OlgaTaussky-Todd),J.范·德·戈毕脱(JanvailderCorput),B.L.范·德·瓦尔登(B.L.Van der Waerden),E.魏伊尔-巴(Ellen Weyl-Bar),K.里德迈斯特(Kurt Reidemeister)和E.里德迈斯特(Elizabeth Reidemeister)以及H.哈斯(Helmut Hasse)。他们的来信描述了希尔伯特晚年的生活。
除了贝尔奈斯教授之外,A.塔斯基(Alfred Tarski)和K.哥德尔(Kurt Godel)也回答了我提出的有关希尔伯特在逻辑和基础方面工作的问题。
我很感激路登堡夫人(Lily Rudenberg)和R.博施克(Ruth Buschke),他们欣然允许我引用他们的父亲H.闵可夫斯基(Hermann Mmkowski),写给希尔伯特的信。希尔伯特和闵可夫斯基有着多年亲密的友谊。希尔伯特的回信于1933年由闵可夫斯基夫人送回给了希尔伯特夫人,不幸的是,据我所知,这些信件已不复存在。本书中有几处引及希尔伯特给闵可夫斯基的书信,那是取自布鲁门萨尔为希尔伯特全集写的传记,由于要为希尔伯特写小传,他有幸读到过那些信。
希尔伯特堂兄弟的儿子霍斯特·希尔伯特(Horst Hilbert)提供了许多有关希尔伯特家族的详细材料。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创建的机密国家档案馆的J.K.冯·施罗德(J.K.von Schroeder)找出了生动的统计资料。本田欣哉(Kinya Honda)把他写的希尔伯特简传译成英文,供我使用。卡萨克森州国立大学图书馆馆长H.福格特(H.Vogt)从克莱因和赫维茨的文件中找到了希尔伯特写的一些信。数学研究所的现任所长M.克内泽尔(Martin Kneser)为我在研究所内准备了办公室,并让我参阅了希尔伯特的文件。研究所的秘书U.德鲁兹(Ursula Drews)也给我提供了种种帮助。I.纽曼(Irma Neumann),其母多年任希尔伯特家的管家,给我提供了希尔伯特家的相片。
我还要特别感谢下面几位:我的妹妹J.罗宾孙(Julia Robinson),她一直对我的工作关怀备至,给我忠告、帮助和勇气;V.施特拉森(Volker Strassen),他给我介绍了哥廷根和它的数学传统;H.劳伦茨(Hrsula Lawrenz),C.施特拉森(Cllrista Strassen)和E.弗里德(Edith Fried),他们给我增补了德国和德文的知识。
我非常高兴本书将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该社跟希尔伯特和哥廷根有过紧密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曾冒着风险从事出版事业,为复兴德国的科学作出了本质性的贡献。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蒙以下各位阅读了手稿:P.贝尔奈斯,R.库朗,P.爱瓦尔德,L.诺德海姆,J.罗宾孙,R.M.罗宾孙,V.施特拉森,G.赛格,J.爱迪生和M.玻恩。
尽管有如此大量的帮助,书中仍难免有不妥之处,都应由我自己负责。
康斯坦丝·瑞德
1969年8月3日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

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译后记
“大卫·希尔伯特是他那个时代真正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和他从事科学事业的那种感人品格,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数学科学的发展,今天依然如此。作为一个数学思想家,他眼力深邃、精力充沛、富于独创;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这一切使他成为许多数学领域的开拓者。他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深深地埋头于他的工作,把一切献给他的科学。他又是最好的教师和领头人:待人豁达开明,诲人不倦,有一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这段话引自《希尔伯特》初版时由理查德·库朗写的前言;新出的哥白尼版,没有收入这个前言,而代之以作者康斯坦丝·瑞德的“重读《希尔伯特》之遐想”。哥白尼版与原来版本的另一些不同之处是在第一章的末尾加了一段:“关于希尔伯特出生地的注”;第十章介绍23个数学问题的部分换了写法;其余正文的内容未作变动。
《希尔伯特》中文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
当时,我们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北京大学吴允曾教授的巨大帮助,这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我们两个译者每人分担一半章节,每译完一章,便到吴先生的住所读给他听。他一面听、一面对照原版书看,用这种方式帮我们修正和改进译文。这次重版中译本,出版社要求我们根据哥白尼版重新校订一遍,可惜吴允曾先生已于1987年过世,我们无法再次聆听他的教诲。
在中文版问世后,我们收到过出版社转来的读者对译文的评价,印象最深的是香港萧文强先生的来函,其中指出了译文中若干值得商榷之处。这次校订我们就采纳了他的一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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