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如何通过内感受性引导道德决策？

摘要

不伤害他人是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基于行为后果的伤害厌恶被称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而关注行为本身的伤害厌恶则与道义论(Deontology)相关。本研究探讨了内感受性加工如何影响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的神经处理过程。通过心跳诱发电位(HEP)来测量心脏内感受加工。二十七名参与者被要求在面对个人和非个人道德困境(每种困境18个)时做出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这些困境涉及直接与间接的伤害行为，同时记录他们的脑电图(EEG)和心电图(ECG)。研究结果发现，个人与非个人道德困境之间的HEPs未表现出显著差异。相比之下，无论困境类型如何，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决策之间的HEPs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情境阶段(Scenario Phase)，中央后部电极在R峰后110-172ms出现了显著差异；在决策阶段(Decision Phase)，右侧额颞区电极在R峰后314-404ms出现了显著差异。这些结果揭示了大脑如何利用内感受信息来引导道德决策。

引言

不伤害他人是人类道德最基本的原则，并且已有研究证实，伤害厌恶在道德决策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行为后果的伤害厌恶观点被称为功利主义，而基于行为本身的伤害厌恶则称为道义论。道德心理学利用假设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人们如何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做出权衡和决策。在经典的电车困境中，人们被问及是否愿意按下开关，将正在行驶的列车转向另一条轨道上，虽然这样会导致一名工人死亡，但可以拯救原轨道上的五名工人。持功利主义观点的人会支持按下开关，而持道义主义观点的人则不支持按下开关。

在面对道德困境时所做决策的模式，已通过道德判断的双重过程理论进行了解释，正如Greene等人(2004)、Greene等人(2001)和Shenhav与Greene(2014)研究中所探讨的那样。虽然结果引发的伤害厌恶(即功利主义道德决策)被认为是由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下顶叶等大脑区域的认知计算所调控的，但由行动引发的伤害厌恶(即道义主义道德决策)则来源于由杏仁核等大脑结构调节的情绪反应。例如，当参与者在做道德判断面临时间压力时，由于即时情绪的参与，他们会倾向于选择道义论选项，这种情绪反应往往无法通过认知控制(理性思考)来抑制。此外，效价框架效应(拯救生命或丧失生命)降低了道德判断中功利主义选择的比例。电生理学研究一致报告称，道德困境在决策的早期阶段会引发一种厌恶反应。这些结果表明，道德判断是通过直觉情感与认知操控这两种过程之间的平衡来决定的。

此外，有研究发现，伤害的类型(直接伤害或间接伤害)在道德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上面提到的电车困境是一个非个人道德困境的例子(间接伤害)，而人行桥困境则是一个个人道德困境的例子(直接伤害)，其中个体需要决定是否将一名大汉推下桥，以阻止电车碾压五名工人。研究发现，在个人道德困境中，默认模式网络(DMN)和杏仁核的活动增加，而在非个人道德困境中，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则更为活跃。这些结果表明，涉及抽象推理的大脑皮层加工促使个体在非个人道德困境中做出功利主义决策，而与心智化和情绪相关的大脑皮层加工则倾向于在个人道德困境中做出道义主义决策。先前的研究报道，对产生社会情绪至关重要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受损的患者在个人道德困境中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功利主义决策。同样，表现出精神病态特征的个体(其特征是共情能力低和情绪反应性减弱)也更倾向于在个人道德困境中做出功利主义决策。这些发现表明，情感功能在道德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面对个人层面的道德困境时。

考虑到身体反应的传入反馈在情绪和决策构建中的重要性(躯体标记假说的观点)，内感受加工可能也会影响道德决策，尤其是在个人道德困境中。内感受被定义为感知身体内部状态信息的能力。先前的研究表明，基于行动的伤害厌恶源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内脏反应，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伤害性行为引发的即时生理反应会导致人们认为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后果如何。此外，有研究发现岛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ACC)是进行内感受加工以及情绪加工整合的关键脑区，并且这些区域也参与了决策过程。

基于这些事实，情绪与内感受加工的相互作用与整合可能在道德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情绪加工单独起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之前一项研究的支持，该研究表明，当个体面临个人道德困境并做出功利主义决策时，其皮肤电反应(一种衡量交感神经活动的指标)会在做出选择之前增加。另一项研究显示，心率变异性(HRV)较低的个体倾向于做出功利主义决策，这表明神经系统和内脏系统的功能性整合可能会限制功利主义偏好。此外，述情障碍是一种难以识别、表达和描述自己情感，以及共情能力减弱的个人特质，由于共情能力下降，述情障碍患者往往会做出功利主义判断。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患者在个人道德困境中也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功利主义判断。后续研究发现，述情障碍特质的存在与功利主义偏好的增加密切相关。这些研究专注于内脏反应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它们探讨了在面对道德困境时，道德情绪是否会引发身体反应，进而影响道德决策，或者道德情绪是否直接影响皮层的内感受加工，从而导致功利主义或道义主义决策。然而，目前尚无研究直接探讨皮层内感受加工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为填补这一重要空白，本研究探讨了内感受加工如何在个人和非个人情境下影响道德决策。

既往研究表明，基于心率估计的内感受准确性个体差异并不会影响道德判断。因此，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大脑中客观的内感受加工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而非主观的内感受准确性。具体而言，本研究使用心跳诱发电位(HEP)作为心脏内感受加工的神经生理标志。HEP是一种通过将多个与心跳同步的信号进行平均得到的电生理成分。HEP通常在ECG R峰起始后的200-600ms内出现，并且主要位于躯体感觉皮层、岛叶、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后扣带皮层和顶叶小叶等区域。时频分解分析进一步显示，在4-10Hz范围内的试次间相干性(ITC)增加，而功率谱没有变化。这表明神经活动的相位重置有助于HEP的产生。因此，本研究设计了能够引发个人和非个人困境的情境，并指导参与者在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之间做出选择(图1A)。然后，本研究比较了在这两种情境和两种道德视角下，决策过程中记录到的HEPs。研究假设，在个人困境中的HEP振幅会大于非个人困境，并且在道义主义决策中的HEP振幅会大于功利主义决策，因为这些情境更可能引发负性情绪，从而增强内感受加工。

图1A.实验范式。

材料与方法

参与者

27名日本大阪大学的学生(15名女性；平均年龄=22.11±2.10岁)参与了本次实验。采用G*Power 3.1软件估算样本量。使用的Cohen's d效应大小为0.6，显著性水平设定为α=0.05，统计功效(1-β)为0.85。估算出的总样本量为27人。在被试招募阶段，根据《自闭症谱系障碍成人量表》(AQ10)得分排除了具有与社交障碍相关特征的个体。既往研究表明，共情能力降低的个体在面对道德困境时难以体验到情感，而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特征是共情能力受损。此前的一项研究证实了AQ10得分超过6分表示自闭症特征水平较高。因此，AQ10得分超过6分的个体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本实验方案获得了大阪大学伦理委员会(L028)的批准，所有程序均遵循《赫尔辛基宣言》。所有参与者均在实验前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报酬。

道德困境

本研究中使用的道德困境场景改编自Christensen等人(2014)的研究，该研究验证了一系列道德困境场景，包含多个维度。本研究根据其中的个人与非个人维度选择了18对道德困境场景。由于没有现成的日文版，本研究将所有场景翻译成日语。翻译版本的准确性通过四名评估者进行评估。个人困境条件下的平均字数为317个字，非个人困境条件下为325个字，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本研究中使用的所有场景详见补充材料。

程序

在获得书面知情同意后，要求参与者填写经过验证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0(TAS-20)，以评估其述情障碍特质。TAS-20是一个包含20个项目的量表，该量表被认为是目前评估抒情障碍的最佳工具。分数越高，述情障碍程度越高。

接下来，参与者被要求执行行为任务。实验通过PsychoPy设计和控制，并在一台23英寸的显示器(1920×1080像素，BenQ)上进行呈现。每个参与者完成了两个环节，每个环节有18个试次。在每个环节中，18对道德困境场景以伪随机顺序呈现，并且为了避免同一情境对中的两个情境同时出现，每次(个人情境和非个人情境)只会呈现其中一个情境。

每个试次都以屏幕中央1.5s的白色注视点开始(注视阶段)。随后，展示了一个道德困境场景描述和一个与场景描述相关的图像(场景阶段，图1A)。场景描述显示在屏幕底部1100×800像素的框内，而相应的图像则显示在上方，大小为400×225像素。要求参与者按照自己的节奏阅读场景，并点击按钮进入下一个屏幕。然后，要求参与者选择选项A或选项B。根据Guzman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个体通常会在冲突的价值观之间做出折衷，而不是采取极端立场，本研究要求参与者使用4点量表来做出选择：选择1表示选项A(功利主义极端)，选择4表示选项B(道义主义极端)，选择2和选择3则表示参与者在选项A和选项B之间的折衷选择(决策阶段)。在做出决定后，参与者休息3s(空屏阶段)。

生理记录与分析

使用64导主动电极EEG系统(ActiCAP; BrainProduct, Germany)以500Hz的采样率记录参与者在执行行为任务期间的EEG信号(图1A)。在记录过程中应用了0.1-70Hz的在线滤波。将参考电极放置在双耳耳垂上，取其平均值作为参考。通过将双极心电图电极分别放置在右肩顶部和左侧腹部底部来收集连续的ECG信号。使用EEGLAB工具箱和MATLAB2021b(MathWorks, USA)对EEG数据进行预处理。记录的连续EEG数据在离线处理时应用了1-30Hz的带通滤波。故障电极使用周围电极的平均值进行插值处理。使用独立成分分析(ICA)识别并去除眼动、眨眼伪迹以及心脏伪迹等独立成分(去除的独立成分：M=3.63，SD=1.04)。

HEPs(诱发电位)是基于与ECG数据中的R峰同步的EEG信号计算的。在此之前，对ECG数据进行离线处理时应用了一个0.1Hz的高通滤波。使用MATLAB的peakfinder函数识别R峰，并从道德情境呈现的时间(图1A中的情境阶段)到选项展示的时间，直到参与者做出决定(图1A中的决策阶段)之间的时间段提取EEG信号。然后，将EEG信号分成相对于每个R峰开始的−200到600ms的时间段(epoch)。在对R峰前−70到−40ms的时间段进行基线校正后，噪声较大的epoch(信号大于40μV或小于−40μV)将会被剔除。此外，对每个epoch进行视觉检查，以确保数据无伪迹。接下来，对于参与者以自定速度阅读情境的阶段(情境阶段)以及从选项呈现到按下按钮的决策阶段(决策阶段)中的epoch，分别对每种条件下的epoch进行平均。在情境阶段，个人困境和非个人困境条件下被剔除的epoch数量分别为29.12(SD=57.83)和30.12(SD=63.93)。对于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被剔除的epoch数量分别为38.96(SD=80.33)和20.28(SD=42.75)。在决策阶段，个人困境和非个人困境条件下被剔除的epoch数量分别为24.74(SD=52.48)和25.29(SD=51.75)。对于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被剔除的epoch数量分别为30.26(SD=62.90)和20.07(SD=45.37)。

经伪迹校正后，在情境阶段，个人困境条件下的平均epoch数量为568.08±139.085，非个人困境条件下为628.08±160.87，功利主义决策下为775.44±254.86，道义主义决策下为420.72±228.80。在决策阶段，个人困境条件下的平均epoch数量为281.36±129.33，非个人困境条件下为287±126.88，功利主义决策下为348.24±190.46，道义主义决策下为220.48±145.72。最后，对每个参与者在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中关于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的所有epoch进行分析，使用傅里叶变换对HEPs进行时频分析，频率范围为1-30Hz。

结果

行为结果

如图1B所示，非个人困境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决策比例显著高于个人困境条件下的比例(个人困境条件：M=0.59，SD=0.20；非个人困境条件：M=0.73，SD=0.16；配对t检验，t(26)=−5.77，p=0.0000045，Cohen's d=0.81)。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极端选择与折衷选择的比较中，参与者在个人困境条件下倾向于选择折衷选项而非极端选项(折衷选项M=0.62，SD=0.23)。另一方面，非个人困境条件下折衷选择的平均比例为0.54(SD=0.24)。在个人困境条件与非个人困境条件之间，折衷选择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配对t检验，t(26)=2.54，p=0.02，Cohen's d=0.49)。此外，TAS-20评分与功利主义决策比例之间无显著相关性(r=−0.20，p=0.35)。

图1B-F.行为结果。

在非个人困境条件下，关于道德困境场景的平均阅读时间显著长于个人困境条件(图1C，个人困境条件：M=27.40，SD=6.048；非个人困境条件：M=30.12，SD=6.74；配对t检验，t(26)=−3.86，p=0.00067，Cohen's d=0.42)。相反，功利主义决策与道义主义决策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图1D，功利主义：M=29.51，SD=6.42；道义主义：M=28.32，SD=6.48；配对t检验，t(26)=1.0081，p=0.32，Cohen's d=0.18)。如图1E所示，在决策阶段，个人困境条件与非个人困境条件下的反应时间没有显著差异(个人困境条件：M=14.54，SD=6.91；非个人困境条件：M=14.61，SD=6.40；配对t检验，t(26)=−0.21，p=0.84)。这些结果表明，个体在面对个人道德困境时倾向于做出道义主义决策而非功利主义决策，尽管两者的反应时间相似。然而，功利主义决策与道义主义决策之间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图1F；功利主义：M=14.08，SD=6.54；道义主义：M=16.08，SD=7.54；配对t检验，t(26)=−2.62，p=0.014，Cohen's d=0.28)，这表明，无论伤害类型如何，参与者在做出道义主义决策时花费的时间更长。

HEP结果

接下来，本研究分别比较了在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与ECG R峰同步的EEG信号平均后得到的HEP在不同条件和决策类型之间的差异。由于有两名参与者在36个试次中作出的道义主义决策少于两次，这一数量太小，无法可靠地分析EEG波形，因此将这两名参与者从所有后续的HEP分析中排除。剩余的参与者在36个试次中作出的道义主义决策数量在6到24次之间，确保了足够的数量范围以进行可靠的EEG分析。

本研究首先比较了在情境阶段个人困境条件和非个人困境条件下的HEP振幅，结果发现各电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相比之下，在R峰后110-172ms的时间窗内，在中心电极(FC1、C3、CP5、CP1、Pz、P3、P4、CP6、CP2、Cz、C4、FC3、C1、CP3、P1、POz、PO4、P2、CPz、CP4、C6、C2和FCz)上观察到了功利主义决策与道义主义决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图2A，B)。在决策阶段，个人困境条件与非个人困境条件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然而，在功利主义决策与道义主义决策之间，本研究在右侧额叶、中央和顶叶电极(F8、FC6、C6、CP6和TP8)上观察到了从R峰后314-404ms的显著差异(图2D，E)。此外，本研究分析了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期间HEP调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r=0.17，p=0.43)。

图2.在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选择对心跳的神经反应比较。

本研究还测试了在道德困境中观察到的差异性HEPs是否真正与心脏活动的时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在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中，实际的差异性HEPs显著超过了随机数据分布的2.5个标准差(p＜0.05)，并且这些显著的时间区间与通过聚类分析得到的真实HEPs重叠。这些结果表明，差异性HEPs反映了真正的心脏内感受加工。

接着，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决策在情境阶段的阅读时间差异和决策阶段的反应时间差异对感兴趣区域(ROI)中HEP差异的影响。在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没有观察到它们之间的显著相关性(情境阶段：r=−0.07，p=0.73；决策阶段：r=−0.17，p=0.42)。这表明，阅读时间和反应时间的差异不一定会影响HEP的调节。

此外，使用傅里叶变换对这些显著通道的HEPs进行时频分析，并比较了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中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决策之间的相对功率和相对相位同步性(ITC)。通过对时频表征进行基于聚类的置换t检验显示，在情境阶段和决策阶段，未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之间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的簇。

随后，本研究比较了在该时间窗内，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决策在两个阶段的极端选项和折衷选项下的平均值。如图2C所示，在情境阶段，道德观点(功利主义、道义主义)与权衡类型(极端、折衷)之间没有交互效应(p=0.88)。然而，道德观点的主效应显著(p=0.003)。相比之下，如图2F所示，在决策阶段，道德观点与权衡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p=0.82)，而且道德观点的主效应也不显著(p=0.078)(请注意，本研究仅对20名参与者进行了分析，因为其他5名参与者未完成所有选择任务)。

此外，两个阶段均有显著差异的通道平均HEP振幅差异(道义主义减去功利主义)与TAS-20得分之间(情境阶段：r=−0.19，p=0.36；决策阶段：r=−0.11，p=0.61)以及心率差异(道义主义减去功利主义)之间(情境阶段：r=0.33，p=0.11；决策阶段：r=−0.22，p=0.28)没有显著相关性。

心脏活动

为了排除心脏伪影对HEP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分析了两个阶段中，两种情境和两种决策下的心率和ECG波形是否存在差异。然而，结果显示，在情境阶段(个人道德困境：M=71.46，SD=11.11；非个人道德困境：M=71.99，SD=11.96；配对t检验，t(24)=-1.28，p=0.21；功利主义：M=72.036，SD=12.15；道义主义：M=71.35，SD=10.95；配对t检验，t(24)=1.43，p=0.17)和决策阶段(个人道德困境：M=71.91，SD=11.47；非个人道德困境：M=72.19，SD=11.41；配对t检验，t(24)=-1.73，p=0.097；功利主义：M=72.064，SD=11.31；道义主义：M=71.79，SD=11.65；配对t检验，t(24)=1.51，p=0.15)，个人道德困境和非个人道德困境之间的心率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在两个阶段中，亦未发现两种情境和两种决策下的平均ECG波形存在明显的聚类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之间的HEP差异并非由心脏伪影所致。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验证了情绪在道义主义决策中起重要作用的先前结论，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决策可能与大脑皮层内感受加工的增强相关。这表明，在道德决策过程中，个体会依赖身体内部的感觉信号，这一发现支持了躯体标记假说。此外，个体如何调节和处理这些内感受信号，也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道德判断和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是首个证明内感受信号在大脑中参与指导道德决策的研究。

参考文献：Cui, S. and Nakano, T. (2024), Interoceptive Brain Processing Influences Moral Decision Making. Hum Brain Mapp, 45: e70108. https://doi.org/10.1002/hbm.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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