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眼中的社会变迁：普通人如何感知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注：对原文一处注解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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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扬 谢天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武汉 430072

摘要

常人视角的社会变迁研究关注普通大众对社会过去、现在、未来的感知和认识，三者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个体现实行动策略的影响。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历史表征理论和社会变迁知觉理论。历史表征是人们对社会历史感知所形成的看法和观念，具有共享性、多样性、动态性等特征，它受到冲突、认同定位等因素的影响，作用机制包括锚定、对象化等，能够影响个体的现实行动与态度。社会变迁知觉指常人对于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朴素认知，它受信念、特定社会事件、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并能够影响个体的现实行动与态度。未来研究可从常人视角出发，探究集体记忆对历史表征的影响、文化传统对社会变迁知觉的影响，联系社会现实研究历史表征与未来表征，从多角度测量常人的社会变迁知觉，结合其它领域研究建构常人视角的一般性理论。

关键词 社会变迁 历史表征 历史表征理论 社会变迁知觉理论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即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既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变化，也包括社会成员心理特征的变化。历史学关注社会变化过程中的历史事件，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宏观发展模式的总结，而心理学则关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个体心理状态，因而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对个体心理体验的探索正是心理学在社会变迁这一跨学科领域中的 “用武之地”。比如，在社会学领域，Tönnies (1955) 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变迁从礼俗社会过渡到法理社会，Durkheim (1964) 认为社会变迁从社会分工水平较低的机械团结过渡到社会分工水平较高的有机团结。在社会心理学领域，Fiske (1992) 提出的关系模式理论也体现了社会变迁对人们的影响。Fiske (1992) 认为，人类关系的基本形式有四种，即共同分享、权威排序、平等匹配、市场计价。这四种关系模式可以并存，随对象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互动模式，但它们的出现时间大致存在先后次序，即共同分享 (人们不分地位和权力，共享资源) 最早出现，市场计价 (不同的资源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或交换，且交易物品的价值用金钱来衡量) 最后出现，这种时间上的先后体现了社会的变迁，也影响着人们的人际互动。

然而，上述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变迁本身，并未考察身处其中的普通大众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和感知。这种普通人 (或常人) 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的过去 “是什么” 的认识，二是有关社会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 “如何变化” 的认识。由于对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能够影响人们当下采取何种现实行动 (Baumeister, Vohs, & Oettingen, 2016; Gilbert & Wilson, 2007; Suddendorf, 2006), 因此，恰是常人眼中的社会变迁，而非社会变迁的客观事实，才是指导人们实践的核心要素，也是最终影响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关键。本文将介绍常人视角社会变迁的相关理论和研究。具体而言，历史表征理论关注的是常人眼中社会的过去 (历史)“是什么”, 而社会变迁知觉理论侧重论述常人眼中社会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如何变化”。

2 历史表征理论

2.1 历史表征的概念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以及我们往何处去的信息，它对于群体认同、群际关系的塑造至关重要 (Liu & Hilton, 2005)。人们对社会历史感知所形成的看法和观念就是所谓的历史表征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历史表征与历史是不同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历史表征是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和认识，也就是人们 “心中的历史”, 是从常人视角出发的产物，勾勒的是社会的过去 (即社会历史) 在人脑中的组织形式。历史对于群体认同以及群体关系的塑造作用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历史表征而实现的。历史表征的相关研究为理解文化差异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即人们共同经验或表征的历史事件的不同塑造了不同的文化。

2.2 历史表征的属性

历史表征理论的基础是社会表征理论 (Moscovici, 1988), 因此历史表征可以看作是社会表征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社会表征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共享性，即它是一种共享现实 (shared reality, Echterhoff, Higgins, & Levine, 2009), 是个体对共同经验的感知，是集体成员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起源于日常生活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的过程 (管健，2014)。此外，由于历史表征是从社会表征中衍生出来的，还具有与社会表征类似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Jovchelovitch, 2012)。

2.2.1 共享性

历史表征是集体成员对社会过去发生过的事件的共享观念、意向和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表征等同于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Weedon & Jordan, 2012)。研究表明，人们对于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和人物的认识趋向一致，即使是在不同种族或是不同地区也是如此，研究者让被试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及与现实的关联度进行评分，结果发现，新西兰不同种族的民众都认为 “怀唐伊条约的签订” 1 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Liu, Wilson, McClure, & Higgins, 1999), 中国台湾地区不同民族的民众都认为 “二二八事件” 2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Huang, Liu, & Chang, 2004); 研究者调查了 12 个国家及地区 (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中国香港、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 人们的历史表征，发现很多共性，如历史表征多为对近代历史的表征而非古代，历史表征多为对政治、军事的表征而非经济、科学，希特勒被普遍认为是负面人物等 (Liu et al., 2005)。

1 怀唐伊条约是 1840 年时英国王室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毛利人之间签署的一项协议。该条约被公认为是新西兰的建国文献。
2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 1947 年 2 月 28 日，是我国台湾民众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

斐夷所非：

注解 1 置疑。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隔塔斯曼海相望，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约 1,500 公里。波里尼西亚移民约在公元 500 年至 1300 年间抵达，成为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1642 年，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发现了毛利人的长白云之乡（新西兰原名），并以荷兰一个地区的名字命名这块土地为 Nieuw Zeeland，推断签署行为人应为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

2.2.2 多样性

历史表征还具有多样性，即不同群体面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的表征也存在着差异。比如，上述 “怀唐伊条约”, 虽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新西兰人都有共享性的认识，但白人与毛利人的表征却不同。新西兰白人认为这个条约是公平的，毛利人则认为在签订这一条约的过程中他们遭受了欺骗 (Liu, Sibley, & Huang, 2014)。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多样性表征不仅会影响人们对过往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还会进一步指导人们未来对同类事件采取何种行动策略。比如，对于慕尼黑阴谋这一历史事件的表征 3, 同盟国和战败国有不同的历史表征。二战后，英法美等国家的民众吸取了 “绥靖” 带来的恶果，因而对于此类国际危机冲突事件更倾向于采取及早出兵干涉的行动策略；而德国人却认为慕尼黑阴谋的发生，是因为法西斯的宣传与蛊惑，以及法西斯采取的大肆干预别国内政甚至侵占别国的行动，因此德国民众与英法美等国民众对慕尼黑事件的表征不同，对处理国际危机事件的态度上，则更倾向于采取不出兵干涉、和平解决的策略 (Liu & Hilton, 2005)。

3 慕尼黑阴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法两国为避免战争爆发，签订《慕尼黑协定》, 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一项绥靖政策。慕尼黑阴谋间接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2.2.3 动态性

动态性指人们的历史表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化。以民众对历史上 (二战及二战后) 德国国家形象的表征为例，二战期间德国被视作邪恶的轴心国，二战后，德国通过一系列的举措 (如向受害国道歉、不参与对外军事行动等) 重新树立了和平的国际形象，民众关于德国国家形象的表征也随之发生了积极的改变 (Liu & Hilton, 2005)。此外，还有研究者重点关注了政体更迭对于历史表征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政治领域中，运用历史 (这里主要是对历史的诠释，即对历史表征的控制) 来维持政权合法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手段 (Conrad, 2003)。

2.3 历史表征的影响因素

历史表征受到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双重影响。环境因素包括教育环境、政治军事环境 (和平与冲突) 等，个体因素包括人格、自我认同、个体经历等，但现有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冲突与认同定位两方面，因而重点加以阐述，其它因素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2.3.1 冲突

研究者发现冲突 (conflict) 是形成历史表征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Liu 等人 (2009) 的调查发现，在要求被试提名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事件时，战争类、政治类的事件明显占优，占所有提名事件的 70%, 60% 的被试把战争视为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新近发生的冲突还会让民众对以往冲突表征更加显著，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冲突类事件并未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被人们遗忘。比如，Schuman 和 Rodgers (2004) 纵向对比了三个时期 (1985 年、2000 年、2001 年 “9・11” 恐怖袭击后), 美国人提名的重要历史事件，发现 1985 年美国人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比例为 30%,2000 年这个比例下降为 20%, 而 “9・11” 恐怖袭击后这个比例又回升至 28%。

2.3.2 认同定位

个体的历史表征与认同定位 (positioning) 密切相连，认同定位不同，个体的历史表征也就不同。Kus, Liu 和 Ward (2013) 调查了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爱沙尼亚人与俄罗斯人对爱沙尼亚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发现爱沙尼亚人对苏联时期的爱沙尼亚更多持负面的态度，希望淡化与苏联之间的联系，而对爱沙尼亚的现状更为满意；而俄罗斯人更加重视爱沙尼亚与苏联时期的连续性 (反对 “去苏联化”), 而对爱沙尼亚的现状感到不满。认同定位也与文化认同相关，Özer 和 Ergün (2013) 调查发现，当要求土耳其被试提名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事件时，土耳其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典型的西方国家提名了更多特异性的历史事件 (英、美、德、意等国提名的事件基本一致), 研究者认为这体现了土耳其人信奉的伊斯兰文化与其他各国信奉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

2.4 历史表征的作用机制与后果

2.4.1 作用机制

历史表征的作用机制涉及三个相关假设 (Liu et al., 2014; Moscovici, 2011)。第一个被称作锚定假设 (anchoring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在公众讨论中，有一些历史事件 (通常是影响巨大、众所周知的) 会成为锚定点，当人们接触新的信息时，自动与这些锚定点相联系，从而对新信息进行定位，达到使个体对新信息从 “不熟悉” 到 “熟悉” 的转化。Moscovici (1988) 将此过程称作 “习俗化”, 类似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的 “同化” 过程。Liu 等人 (2014) 的研究确证了 “锚定点” 的存在，他们发现被试在量表作答中对于 “锚定点” 事件 (如新西兰社会的 “怀唐伊条约的签订”、中国台湾社会的 “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 的历史意义及其与现实的关联度评分显著高于其它事件，并且被试对于 “锚定点” 的态度与其政治、文化方面的态度显著相关，并能通过回归分析加以预测。要了解当代新西兰人的文化观与中国台湾人的政治态度，就不得不了解这些 “锚定点” 事件，因为它们构成了人们思维与行为的相关背景。

第二，对象化假设 (objectification hypothesis)。对象化是指将对象由抽象、概括向具体转变的过程 (Moscovici, 2011)。“具体” 主要体现在表征的内容是具体的人物和形象，如关于 “地理大发现”, 人们的历史表征主要集中于哥伦布 (人物) 或船队 (形象)。又如世界各地的纪念碑也是历史表征对象化的产物。

第三，附加性假设 (additive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历史表征发挥作用的途径是独特的，历史表征对于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群际关系理论解释之外 (如社会认同理论、右翼独裁理论以及社会控制取向) 能提供附加的独特解释贡献。Liu 等人 (2014) 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上述三个群际关系理论解释后，关于 “怀唐伊条约的签订” 的历史表征能够独立提供新西兰群际问题的变异解释量为 15%, 关于 “二二八事件” 的历史表征能够独立提供中国台湾群际问题的变异解释量为 21%。

2.4.2 后果

个体的历史表征会对其现实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者 (Yang, Liu, Fang, & Hong, 2014) 在 2011 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与海啸后，通过网络问卷形式调查中国与美国民众对这一自然灾害的同情程度以及对这次自然灾害的归因 (归因为命运或是对二战侵略的报应)。结果发现，中国被试对日本灾害的同情程度显著低于美国 (但对于 2004 年印度洋海啸的同情两国并无差异), 在将灾害归因为二战侵略的报应方面，中国被试的归因倾向显著高于美国被试。研究者后续又直接测量被试的历史表征 (让被试自由联想，写出与日本有关的几条事项), 发现 56% 的中国被试将日本侵华列入清单的第一条 (美国被试仅为 2.28%), 显示出中美两国对日本表征的巨大不同，同时在对日本受灾的同情方面，中国被试依然同情程度低于美国，且这种差异受到中国被试对灾害的归因倾向 (归因为对二战侵略的报应)、对日本的联想 (联想到日本侵华) 的部分中介作用的影响，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日本侵华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的痛苦与悲愤，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本受灾的同情程度较低，体现了历史表征对现实的影响。

3 社会变迁知觉理论

3.1 社会变迁知觉的概念

历史表征理论从社会过去 (历史)“是什么” 的角度描绘了常人对社会历史事件感知的特点及功能。社会变迁知觉理论则从社会过去、现在到未来 “如何变化” 的角度关注常人对社会变迁本身的认识。社会变迁知觉属于社会知觉的一种，指的是常人对于社会发展和变化的朴素 (folk) 认知，既有认知层面的看法和态度，也伴随着切身感受及情绪情感体验 (Sani, Bowe, & Herrera, 2008)。另外，就内容而言，社会变迁知觉的内容不仅包含对社会当前发展的认识，还包含对发展规律的朴素理解以及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因此，社会变迁知觉的重要作用不仅对个体认识和理解当前的社会有重要作用，而且还影响个体在未来将会采取的行动。

就具体实证研究而言，社会变迁知觉理论包括植根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变迁朴素理论 (即 “社会变迁朴素理论”), 以及植根于历史、哲学论述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朴素认知 (即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朴素认知”) 这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部分 (Kashima et al., 2009; Bain, Kroonenberg, & Kashima, 2015)。

3.2 社会变迁朴素理论 (folk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FTSC)

Fiske, Cuddy, Glick 和 Xu (2002) 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指出，在群际认知中，能力 (competence) 与温情 (warmth) 是两个基本的维度。能力更多地与财富相联系，温情则更多地与人情有关。此外，这两个维度存在负相关。Judd, James-Hawkins, Yzerbyt 和 Kashima (2005) 设计了一项实验来加以检验。他们让被试阅读一份材料，其中虚构了两个从温情和能力上来描述的群体，阅读完毕后被试需要对这两个群体的温情、能力特质进行评分。结果发现，当研究者更多地强调某群体能力强时，即使在温情特质上的描述与另一群体没有任何差异，被试在评分时，仍然将能力强的群体在温情特质上的评分评得比另一群体更低。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认为群体能力的增强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对群体持有一种为 “富” (能力) 不 “仁” (温情) 的刻板印象。在此基础上，研究者 (Kashima et al., 2009) 将时间因素 (社会变迁) 引入这一模型，提出了社会变迁朴素理论，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的力量越来越凸显，主动性 (agentic) 增强，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疏远。

Kashima 等人 (2009) 就社会变迁朴素认知的特点提出了三大假设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假设一，变化性，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于社会的认知是显著不一样的；假设二，普遍性，即随着社会发展，温情特质减少，能力特质增强的观点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假设三，自然性，即社会的演化是自然形成的，并且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关于社会的认知发生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为了验证假设一、二，研究者给被试提供关于传统或现代社会的宏观描述或具体的案例描述；提供关于某个区域社会变迁的纵向描述或是对不同区域 (区域间发展差距明显) 的横向比较，然后要求被试对不同的社会的能力与温情特质进行评分。结果发现，无论表述的形式怎样变化，被试对于现代社会能力特质的评分显著高于传统社会，对传统社会温情特质的评分显著高于现代社会，由此证明了变化性、普遍性假设。为了验证假设三，研究者给被试展示了三种情境 (1 = 以前人们生活在工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现在人们生活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2 = 以前人们生活在工业发达的现代社会，现在人们生活在工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了；3 = 以前人们生活在工业发达的现代社会，现在人们又回到了工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 被试需要对这三种情境变化路径的自然性评分，结果显示，情境 1 的自然性评分显著高于情境 2、3, 即证明了自然性假设。

3.3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朴素认知

3.3.1 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 (Utopianism/ Dystopianism)

乌托邦指人们认为社会会发展得却来越好，且这种发展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如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人际关系也会朝着良好的方面不断进步，代表的是一种受进化论思潮影响的乐观认知态度；反面乌托邦则正好相反，指人们认为社会会变得越来越糟，且这种恶化也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代表的是一种悲观的认知态度。

3.3.2 扩张与收缩 (Expansion/Contraction)

扩张指人们将社会变迁的的积极和消极方面都进行夸大，体现了两种极端并存的矛盾观点，如 “这是最好的时代，同时又是最坏的时代”, “欢乐与痛苦是密不可分的，有多少欢乐就有多少痛苦”; 收缩与之相反，指人们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和消极方面都不敏感，如 “社会就像一潭死水，丢块石头进去也泛不起半点涟漪”。

3.3.3 治乱循环说 (Endless Cycle)

治乱循环说指人们认为社会不会一直变好或变糟，即社会变迁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否极泰来” 便体现了这种观点，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东方的思维方式。

Bain 等 (2015) 通过三模式主成分分析 (Three- Mod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澳大利亚、中国以及日本被试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朴素认知，结果发现除治乱循环说外，几种论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社会变迁朴素理论能解释 27% 的变异量，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论述能解释 12% 的变异量，扩张与收缩论述能解释 7% 的变异量), 且发现中国、澳大利亚被试符合乌托邦论述、扩张论述，日本被试符合反面乌托邦论述、收缩论述。而治乱循环说未被证实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研究涉及被试联想的时间跨度较小 (200 年), 或是因为治乱循环可能更多体现在暴力犯罪率等社会的具体方面而非个体特质，因此，治乱循环说的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说明。

总之，研究者 (Bain et al.,2015) 发现，个体可能同时具有上述论述中的二个或多个，这时会产生叠加效应，使得个体对社会变迁的知觉变得更为复杂。

3.4 社会变迁知觉的影响因素与后果

3.4.1 影响因素

信念。研究者对美国、中国 (包括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 被试的全球化信念与个体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Yang et al., 2011), 他们要求被试列举一些与全球化有关的事物 (如出国留学、全球变暖、世界银行等等), 然后被试需评判这些事物对于其所在社群的能力特质和温情特质造成影响的程度，并进行评分，结果显示，这些事物对于能力特质的积极影响大于温情特质，即被试认为全球化更多地增强了社群的能力而非温情。还有研究者对新西兰被试的研究发现，当让被试想象 2050 年大多数人支持素食主义的信念时，被试会认为未来社会出现更少的恶性发展，未来社会个体在温情特质上的得分也会较现在出现明显的增长 (Judge & Wilson, 2015)。

特定社会事件。研究者于 2008 年 8 月 5 日到 8 月 25 日 (其中 8 月 8 日～8 月 21 日正值北京奥运会开幕) 连续对中国人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进行了研究 (每天调查不同的被试), 结果发现研究过程中的第一周 (8 月 5~11 日), 中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同时觉得过去的中国更充满温情与道德 (未来温情与道德会下滑), 显示出 “更好未来效应” (better tomorrow effect) 和 “怀旧效应” (good old days effect); 但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到研究开展的第三周 (8 月 19−25 日), 受访的被试表现出对经济发展和温情的相容性 (怀旧效应消失了), 认为中国未来经济、温情与道德都会更加美好 (Cheng et al., 2010), 这体现了北京奥运会这一特定事件对人们的社会知觉产生了影响。

经济状况。Kashima 等人 (2011) 对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被试的社会变迁知觉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对过去以及未来社会的能力特质的评分显著受到本国经济状况的影响，就被试对 100 年前社会能力特质的评分来看，中国人评分在三个国家中最低，而日本最高；而就被试对 100 年后的社会能力特质评分来看，中国人评分在三个国家中最高，而日本最低，这既与中国百年前的积贫积弱以及现在的经济腾飞密切相关，也与日本经济在百年前的飞速发展与现在的长期低迷相关。Chan 等人 (2011) 还发现被试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其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他们让不同经济条件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评定欧裔美国人社群的温情和能力得分，结果发现随着经济水平的升高，墨西哥裔美国人评定欧裔美国人社群的能力得分在不断下降，而对于温情特质方面没有影响 (持续处于较低的水平)。

3.4.2 后果

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研究来考察社会变迁知觉的后果 (Bain, Hornsey, Bongiorno, Kashima, & Crimston, 2013), 即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如何影响个体现在的行动和态度。他们首先让被试假想一个未来社会 (2050 年) 的情境 (如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气候变暖得到缓解等), 然后要求被试评定未来社会发展得分以及未来个体的特质与价值观得分，最后在态度或行为量表上表明自己现实的态度与行为 (参加环保组织的意愿、对环保事业的捐赠行为等)。其中未来社会发展包括良性发展和恶性发展 (dysfunction); 未来个体特质包括温情 (warmth)、能力 (competence) 和道德 (morality); 未来个体价值观包括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自我提升 (self-enhancement)、自我控制 (conservation) 与对变化的开放性 (openness to change)。研究结果显示，只有温情和道德特质在各个提供的情境中与现实的态度与行为保持持续的联系，温情、道德特质得分与个体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正相关，研究者把这两个特质合称为 “仁慈” (benevolence), 证明了 “仁慈” 对于人们行为的强大感召力。此外，Milfont, Bain, Souza, Gouveia 和 Kashima (2014) 运用相同的研究范式检验了个体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情境是 2050 年气候变暖得到缓解) 与个体现在的态度、行为 (主动的环保行为) 的关系，样本来自于巴西的大学生与普通民众。结果发现，当被试得知经过不懈的努力，巴西未来气候变暖得到有效控制时，未来社会的良性发展得分和未来个体的能力得分与个体现在的主动环保行为显著正相关。研究者认为这与巴西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其最为紧迫的方面有关。

总之，不同的研究都显示出个体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现实的行动是有预测作用的。

4 总结与展望

常人对社会变迁的感知涉及到常人如何感知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知过去 “是什么” 主要涉及历史表征理论，而感知过去、现在到未来 “如何变化” 主要涉及社会变迁知觉理论。历史表征具有共享性、多样性、动态性等特征，通过锚定、对象化等作用机制实现，受到冲突、认同定位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变迁知觉理论涉及常人对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朴素认识，包括社会变迁朴素理论以及乌托邦 / 反面乌托邦、扩张 / 收缩、治乱循环说等论述，社会变迁知觉会影响个体的现实行动与态度，并受信念、特定社会事件、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结合当前研究实际，未来本领域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深入。

4.1 借鉴集体记忆研究范式探索历史表征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历史表征与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Weedon & Jordan, 2012) 有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强调社会共享性 (集体成员共同拥有) 以及与社会认同的密切联系 (记忆或表征与集体身份认同相关) (Roediger & Abel, 2015)。有研究者发现，提取诱发遗忘也出现在社会性记忆之中，表现为社会性共同提取诱发遗忘 (SS-RIF,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即当听众回忆演讲内容时，相较于与演讲主题完全无关的内容，与演讲主题有关但实际并未出现的内容更容易引起听众记忆的困惑 (Cuc, koppel, & Hirst, 2007)。而这种 SS-RIF 现象正好促进了集体记忆的形成 (Hirst & Echterhoff, 2012)。这启发我们，某些琐碎的历史事件只要与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基调一致，大众就可能会产生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夸大表征；而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与人们对社会变迁知觉的认识基调不一致，则大众对其表征可能会减弱。此外，集体记忆也受到当今科技发展的影响。比如 Sparrow, Liu 和 Wegner (2011) 研究发现，Google 搜索引擎不仅影响了当今人们的记忆习惯，还影响了人们对特定内容的记忆和提取方式。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搜索引擎以及云存储等新的科技发展如何通过影响集体记忆而对历史表征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4.2 探究传统文化对社会变迁知觉的影响

社会变迁知觉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有赖于跨文化研究的不断推进，就社会变迁朴素理论而言，非西方国家呈现了不少反例，即能力的提高并不一定非得以温情的下降作为代价。例如日本被公认为是现代化的国家，但在日本的现代化的企业中，共同分享模式仍然大量保留下来，日本企业的员工对于企业有着强烈的归属感，甚至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温情特质似乎并未下降 (Ishida & Furukawa, 2013)。除此之外，Kashima 等人 (2011) 对中国被试的调查也发现中国并不符合典型的社会变迁朴素理论，中国被试在未来的温情特质上并未显示出下降，而且在未来的道德特质上还出现了上升。就中国而言，第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可能会对常人的社会变迁知觉产生影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对 “家” 的观念非常看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 “家的文化” (李亦园，2006)。Xu 和 Hamamura (2014) 也发现在中国人的朴素信念中，关于家庭、亲情、春节 (回家过年) 的信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降低。Peng (2013) 的文化分域理论认为，文化可以分为核心层面和非核心层面。在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非核心层面很容易受到影响，核心层面则很难变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可以归为温情特质的 “家文化” 能够保存下来。不过，有趣的是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文化核心观念会成为参照标准，让人们感知到现在的社会，并预期到未来社会对 “家文化” 的重视会衰退。未来研究可以探索这些文化核心观念对社会变迁知觉可能产生的这两个方向的影响。第二，类似典籍、俗语中有关社会变迁知觉的观点和看法，可以为研究者开展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典籍和语录中的论述，比如管子的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用语的一部分。相应地，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这类语句所代表的对社会变迁规律的认识 (如 “道德水平会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进步”) 在民众知觉社会变迁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4.3 联系社会现实，开展历史表征与未来表征的研究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相互碰撞，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变化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宏大的 “实验场” (俞国良，谢天，2015)。研究者可以借鉴历史表征理论的已有研究，以国人为研究对象，识别出国人的核心历史表征 (即 “锚定点”), 了解这些核心历史表征反映了哪些历史事件的影响，分析这些核心历史表征与现实的关联度，总结其现实意义。此外，除了研究人们对宏观的社会大历史的认识，未来研究还可以采取微观视角，研究与个体经历直接相关的口述历史，通过访谈等方法了解人们对于切身感受的过去社会的认识，探索不同个体对过去社会感知的共性，针对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历史表征的区别与联系，加深对历史表征的认识。

相比社会的过去 (历史), 未来在指导人们当下活动中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Baumeister et al., 2016; Gilbert & Wilson, 2007; Suddendorf, 2006)。如果历史表征代表了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和认识，那么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和认识就可以被相应地称为 “未来表征”。比如，“中国梦” 实际上就可以看成人们对未来的表征，后续研究可以借鉴社会变迁知觉的测量框架，从物质层面 (如科技水平、收入水平)、精神层面 (如个体特质、价值观、邻里关系、公益参与程度等) 测量民众对未来的认识与憧憬，与中国国情和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掌握舆情动态，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数据和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还可以了解民众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普遍心理诉求，以实证研究来丰富 “中国梦” 的已有研究。心理学研究者可以在这一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展开合作，提升心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4.4 通过分析常人的日常决策和选择，间接测量常人眼中的社会变迁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自陈报告的方法，未来研究可以引入其它研究方法，间接测量常人眼中的社会变迁。比如，为孩子起名是普通人的一个重要决策，对名字选择的变化则可以从侧面反映普通人价值观的变迁。有研究者测量了不同时代中常见名字数量在所有名字中的百分比，发现随着时代更迭，年轻一代的父母更少给孩子取常见的名字，从而间接显现出重视独特性这一个体主义价值观在社会变迁中的兴起 (Twenge, Abebe, & Campbell, 2010; 苏红，任孝鹏，陆柯雯，张慧，2016)。

又如，公共话语空间中出现的词语是个体产生这些话语时，对相应词汇选择和决策的结果，而不同时代的公共话语词频的变化则可以用来测量不同时代的特点。海量文本信息的可得性以及专业分析技术的出现为上述思路提供了可能。比如，Greenfield (2013) 利用 Google Books Ngram 分析了从 1800 年到 2000 年的上百万篇数字化出版物中词频的变化，发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导致适应于乡村环境的思想观念 (如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感、奉献的观念、社会归属感、宗教感、等级感、实体活动参与感) 逐渐减少，适应于城市环境的思想观念 (如个体主义与物质主义价值观、私人财产意识、独特自我的观念) 逐渐增多。采用相同方法分析中国近 40 年 (1970−2008 年) 出版物相关词频分布的变化 (Zeng & Greenfield, 2015), 以及人称代词词频的变化 (Hamamura & Xu, 2015) 发现了中国社会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上升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下降。然而，上述研究涉及的出版物并未区分出版物的性质，是从较为笼统的角度初步考察出版物用词体现的人们价值观的变迁，不能算作对社会变迁知觉的考察。但是研究者可以借鉴这一研究方法，对出版物的性质、种类进行划分，比如 “回忆录” 反映的是对过去的认识，而 “科幻小说” 反映的则是对未来的认识，分析某一种类出版物的词频，就能反映出人们社会变迁知觉的某一方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版物可能更多地反映了 “精英”, 而非 “常人” 的用语选择 (每个时代中能著书立说的人，大多数都是掌握这个时代话语权的精英，而非普通大众)。然而，随着大众传播方式的变革，常人用语也能够在公共话语空间中记录并保存，这为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用语提供了可能。比如，研究者可以获取常人在一段时间内 QQ 空间、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站上的日常用语，并利用相关软件 (如 LIWC) 对这些语言进行分析 (如，谢天，邱林，卢嘉辉，杨杉杉，2015)。同样，为了考察常人的社会变迁知觉，未来研究对常人电子文本的词频分析也可以凸显针对性，例如，对微博特定热门话题讨论的词频分析，如对 “筑梦路上” 话题的讨论就涉及大众对于社会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展望，通过分析此类话题讨论的词频，可以侧面反映常人的社会变迁知觉。

另外，研究者还可以通过操控社会变迁客观背景的方法，考察常人对社会现实的反应。比如，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技术以其严格的环境控制、仿真的刺激呈现等优势在心理学诸多领域 (视觉认知、临床治疗等) 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Wilson & Soranzo, 2015), 未来研究可以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创设过去或未来的场景，在具有高生态效度条件下的实验室考察民众的社会变迁知觉，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

“筑梦路上” 是央视综合频道一部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周年历史的文献纪录片，自播出后反响热烈，成为微博热门讨论话题。

4.5 结合其它领域的常人视角研究，建构常人视角的一般性理论

常人视角的社会变迁研究是对社会变迁这一宏观议题的微观化、具体化、实证化，它将其它学科关注的研究重点 —— 社会变迁本身，转向至普通大众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和感知。如本文探讨的历史表征理论和社会变迁知觉理论，分别从社会的过去以及社会变迁的过程出发，刻画了常人对于社会的过去 “是什么” 以及社会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如何变化” 的感知。基于此，一个有趣的未来研究方向是结合社会变迁以及其它领域的常人视角研究，建构常人视角的一般性理论。

常人视角的心理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海德和凯利，并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取向 (Hong, Levy, & Chiu, 2001)。近年来，常人视角在学科交叉背景下，开始发挥出独特且重要的作用。例如，“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 是哲学领域的一个经典命题。但 Baumeister (2008) 将常人视角引入这一领域，考察人们的自由意志信念，实证研究发现自由意志信念对目标设定、共情、助人行为等有重要的影响 (Vonasch & Baumeister, 2013)。又如，正义本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议题，但从常人视角出发，公正世界信念就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Hafer 和 Sutton (2016) 综述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人们是否拥有公正世界信念并不受他们自己对正义、公正认同的直接影响，而是与他们自己经历到的公正或不公正的体验有关。

上述研究启发我们，对某些学科来说非常经典和重要的问题，可以通过常人视角的研究为其增味添色。未来研究可以在这些不同领域的常人视角研究的基础上，积累研究结果，归纳常人视角的共通性，抽象出更具一般意义的常人视角理论，为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提供新的思路。

致谢：感谢中科院心理所任孝鹏副教授对本文初稿给予的中肯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与编辑在编审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管健. (2014). 身体意象的心理学表达与社会表征意蕴。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40–151.
李亦园. (2006). 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见 文崇一，萧新煌 (编). 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pp. 85–98).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红，任孝鹏，陆柯雯，张慧. (2016). 人名演变与时代变迁。青年研究，(3), 31–38.
谢天，邱林，卢嘉辉，杨杉杉. (2015). 微博词语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3), 98–104.
俞国良，谢天. (2015). 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实验靶场”. 河北学刊，35 (2), 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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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6-06-30

全国教育科学 “十二五” 规划 2013 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基金 (EBA130367) 支持。

通讯作者：谢天，E-mail: thanksky52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