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用处

注：本文为 “哲学的用处” 相关文章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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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答案

哲思学意 2021 年 11 月 17 日 21:04

文丨赵林

哲学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我在上课时同学们最爱问的一个问题。

哲学无用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我常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哲学，我们很不幸，生活在这么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幸运，因为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崇高而是快乐。

无论大家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褒是贬，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学习任何东西，首先都要问：“它有什么用？” 比如上大学，父母为你们选择专业，都会考虑学习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以后又什么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哲学。如果有同学问我，哲学有什么用，我就会反问你，你所说的这个 “用” 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实际的用途、功利意义上的用处，也就是说，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那么我就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美国一个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哲学不能烤面包！” 他的意思是说，哲学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已经去世的老先生，是我国哲学学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苗力田先生，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苗先生说：我一辈子几十年学习西方哲学，后来又参悟中国哲学，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结论：我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恰恰相反，是 “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 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沉溺于纯粹思辨，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知识，而不在乎功用。

我非常同意、也非常推崇这个观点。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说一个人花了千金，学了三年，学会了屠龙，结果却一无所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龙给你屠。因此中国大凡学了没有用的东西，就被叫做 “屠龙之术”。

根据这个观点，哲学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对于同学们以及你们的家长来说，就是 “屠龙之术”。以至于我们这些教哲学的人在外面与别人聊天，别人问你是学什么的，我只能说自己是学哲学的，但是总要加上一句，不是搞政治的，是学西方哲学的，甚至还要说是学基督教哲学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一般人眼里，一个学哲学的人就好像是一个很古怪的怪物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屠龙之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们由于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长大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巨大惯性，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特点，所以哲学成为一门冷僻之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无用之用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你们不要指望哲学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哲学确实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同时也要说明一点，所谓 “用”，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实用或者功利意义上的 “用”，就是直接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 比如说，学习法律、学习经济管理，它们能给你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使你成为一个律师、一个总裁，从而干大事、赚大钱。那套知识你学会了以后，在日后的工作中在把他转卖给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从而可以换得钱财、地位、名誉等等，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从而改变你的生活环境。

因此，这种意义上的 “用”，说到底就是改变环境之用。 比如说，你是学会计学的，面对一套一套会计学理论，实际上你并不爱好它们，你只是把它们当做一种谋生工具。大学毕业以后去当一个会计师，把所学的这些理论运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运用得好，你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成为高级会计师，赚到很多的金钱。然后你用金钱来改善你的生活环境，住好房子，买名牌衣服，大家都很羡慕你。于是，你在精神上、心理上就会感到非常快乐、非常幸福，你就会说，学会计学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当你这样感受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是绕了一大圈才实现的？你首先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变成金钱和地位，然后再用它们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最后才能从自己的享受和别人的羡慕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要面对环境之外，同样也必须面对自身。我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自身可能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永远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之中，只能活在自身之中，环境必须通过自身才能被感受到。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因此改变你的眼光，你实际上就改变了世界。在同学们看来，这个观点可能有唯心主义之嫌。但是我们强调，哲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改变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改变了、提高了，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样，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刻的奥秘。

这就是 “用” 的第二种意义，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处。这种用处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一种高层建瓴的姿态，使你不用绕刚才那个大圈子就能够直接体验到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理上的快乐。 事实上，当我们赚了钱去买好吃的事物、好看的衣服等等，然后再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快乐感和幸福感；这与我们去欣赏一场美妙动听的音乐会、阅读一段优美感人的散文诗和进行一次启迪智慧的哲学思辨，从而直接从中体会到心理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愉悦，二者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这样看来，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快乐和幸福。 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恼时，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虽然你并没有改变环境本身，但是却把自身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离开了你的感觉、你的思维。

世界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固然不能像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那样认为 “存在就是被感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存在的意义是离不开我们的感受和思维的。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世界的存在只有在你的感受中、在你的思维中，才是有意义的。

我常常对一些问我哲学有什么用的同学说：“其实你想一想，这个世界说到底不过就是你眼中的世界，如果你的眼光改变了，你眼中的世界当然也就改变了。” 哲学就是帮助你调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学问，就是改变你自身、而不是改变你的环境的学问。这样一来，哲学的用处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反思，你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就会像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这时你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快乐和幸福感。只有当你达到了这种精神境界，你才知道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由此可见，哲学与其他实用性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学科的知识都被用来改变环境，哲学的智慧却被用来改变自身。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改变自身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这种观点或许会使同学们把我当做一个唯心主义者。其实我既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当然这是一种 “有教养的怀疑”，我老是处于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意识中，唯心主义也好，唯物主义也好，对我来说，都需要进行怀疑和批判。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注重自己的内在修养，主动提高自己的主观素质，比起改变自己的客观环境，可能更为重要。

崇高的悲剧

我平时喜欢讲悲剧，哲学就是一场崇高的悲剧。 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悲剧，悲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人要想一辈子不经历悲剧，那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生活过。只要你生活，你就会遇到悲剧，一种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惨的人生。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悲剧，而在于你如何对待悲剧。

如果仅仅把悲剧当做一件悲惨的事情，你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很悲惨的人了。但是你如果有一种哲学的素养，有一种超脱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你把悲剧看做是人生中的一些必然性插曲，这些插曲有时候还具有几份崇高的色彩，他们会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那么你就会对人生的悲剧采取一种一笑置之的态度。

这种态度，从贬义上来说，可以叫做阿 Q 精神；但是从褒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极高的哲学素养。这也就是所谓 “大智若愚”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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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无永恒，唯有思想永存

慧田哲学 2022 年 01 月 22 日 11:40

哲学有什么用？

相信不论接不接触哲学，多多少少身边都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几乎可以说，我们正生活在这么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但这也侧面说明，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崇高而是快乐。

但这并不能说明哲学无用，哲学是研究普遍的、基础问题的学科，包括存在、知识、价值、理智、心灵、语言等领域。它有独特的思考方式。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哲学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为大家推荐六位西方大师的哲学经典精粹，一同体味什么叫做 “万物皆无永恒，唯有思想永存。”

卢梭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18 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一生颠沛流离，曾当过学徒、仆役等，因发表《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而闻名，主要著作还有《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等。1778 年 7 月 2 日卢梭在巴黎逝世。

卢梭长年做临时工，默默无闻，到处谋生，漂泊四方。直到中年，38 岁的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赢得学区论文比赛首奖而一举成名。随后他又著述了许多其它著作，其中包括《论不平等的起源》（1755），《埃罗伊兹的故事》（1761），《爱弥儿》（1762），《社会契约论》（1762）和《忏悔录》（1782），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

描述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契约论》也许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其中开头写道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书于 1762 年出版，当时无人问津，但后来成为了反映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这也使他成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

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却受人膜拜。卢梭被安葬于巴黎先贤祠。1791 年 12 月 21 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树立雕像，以金字题词 ——“自由的奠基人”。

歌德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拜伦又称赞他：“他能把疯狂的性格描绘得美丽端庄，把不规的行为涂上灿烂的色彩，他的言语就像眩眼的日光，使人的眼睛流下同情的泪水”。

《卢梭：孤独是与生俱来的幸福》 算是卢梭很多著作的整合导读本，从这本书开始了解卢梭，感受卢梭反归自然、崇尚自我、张扬情感的思想下，浪漫主义的氛围，也能读懂他崇尚的自由平等到底如何展现。

亚瑟・叔本华

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学者，唯意志论的创始人。

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其思想对近代的学术界、文化界有深远影响，创作了《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作品。

叔本华是悲观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叔本华认为：“人生如同上好弦的钟，盲目地走一切只听命于生存意志的摆布，追求人生目的和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因为人有意志，所以就会有欲求和渴望。而欲望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如果人有欲望而得不到满足，这是痛苦的。要实现任何一种欲望的过程，都要遇到无数的麻烦和困难，这也是痛苦的。

就算欲望最后实现了满足，也只是暂时摆脱痛苦，随之而来的就是无聊和空虚。何况人并不只有一个或少数的几个欲望，满足了一些，其他的也满足不了。旧的欲望刚刚实现，新的欲望又产生了。因此叔本华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为抵抗死亡而斗争，而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

要说叔本华的经典语录已经一双手都数不过来了，他是少数维特根斯坦阅读并欣赏的哲学家之一。影响了尼采、萨特等诸多哲学家，开启了非理性主义哲学，中内外大家都深受他影响。而这本 《叔本华：活出人生的意义》 更是将叔本华思想的精粹整合其中，读一读 “鸡汤之王” 的人生理论，品一品他的非理性主义。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出生于吕岑洛肯，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思想家，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

尼采写作风格独特，对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主要著作有《权力意志》《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等。1889 年尼采精神崩溃，后一直活到 1900 年去世。

尼采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

在尼采看来，哲学思索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哲学思索。所以和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没有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撰写散文、格言、警句。总的来说他认为虽然物质财富的积累变多，但人类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道德说教压抑我们的个性，人类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这本 《尼采：我的心灵咒语》 中就记录了他的众多哲学语录。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出生于瑞士图尔高州凯斯威尔，毕业于巴赛尔大学，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

他曾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得出 “情结 “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之后又创立了荣格心理学学院，在 1961 年病逝于瑞士。

荣格在他的理论中拒绝了弗洛伊德以性本能解释行为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固然人的行为受到性驱力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把性的因素列为影响行为的首要因素，必然失之偏颇。荣格注意到弗洛伊德的错误倾向，就使他的理论更接近现实。

荣格的许多观点对他以后的心理学家都产生影响。荣格关于梦的见解的确获得了许多称赞，并且在临床应用中硕果累累。他确实为理解明显具有神话性质的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是精神分析学家们无法相比的。另外，他以一种弗洛伊德所没有的方式理解了一个符号和一种象征。这一成就对精神治疗具有突破性的推动作用。

荣格成功把潜意识和梦的想象力结合，创造出了新的解梦理论，《荣格：岸，是永不消失的希望》 不仅是一本心理学著作，还是探讨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著作！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的弗莱堡市，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其理论的框架和研究方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心理学发展。

1899 年出版《梦的解析》，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正式形成。1919 年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最终形成。1930 年被授予歌德奖。1939 年 9 月 23 日因口腔癌逝于伦敦。

作为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一个涉及人类心理结构和功能的学说。他的观点不仅在精神病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论点已被后人所修正、发展。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性欲所支配，社会 - 经济因素对人格的形成、教养对本性也都起着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学说一再受到抨击，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他卓绝的学说、治疗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由他所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弗洛伊德之所以出名，主要因为他革新了心理学，创立了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系统。在社会学中他却是一位异常人物。他写了五本主要的社会学著作：《图腾与禁忌》(1913 年)、《群体分析及自我之分析》(1921 年)、《幻觉的前景》(1928 年)、《文明及其不满》(1930 年)、《摩西和一神教》(1939 年)。

《弗洛伊德：灵魂与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就重点分析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梦的解析，自我心理等等，想要读懂心理学，就从读懂弗洛伊德开始吧！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心理学家及医学博士，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德勒最重要的著作是 1927 年出版的《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与《理解人性》。

1911 年因突出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公开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而两人关系破裂，阿德勒创立个体心理学，另建自由精神分析研究会。同年，他宣布《心理分析汇编》复刊）。

从 1912 年开始，阿德勒着手宣传他的学说，取名为个性心理学。阿德勒的学说以 “自卑感” 与 “创造性自我” 为中心，并强调 “社会意识”。 主要概念是创造性自我、生活风格、假想的目的论、追求优越、自卑感、补偿和社会兴趣。他创建了自己的科学协会，1912 年在维也纳学院内组织心理教育学咨询。

人们常说的 “自卑情结” 是阿德勒最出名的概念之一。自卑感起因于一个人感觉生活中任何方面都不完善、有缺陷。自卑感使人努力克服缺陷。阿德勒把这种努力叫做补偿。《阿德勒：这样和世界相处》 就主要突出了阿德勒所说的 “自卑情结” 概念，相信读过这本书，你也能走出内心的孤岛，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

卢梭，叔本华，弗洛伊德，阿德勒，尼采，荣格，这六位都是西方的哲学大师，他们的智慧即便跨越时空，跨越语言，也都能永远闪烁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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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哲学有什么用？

赵林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2022 年 12 月 02 日 16:07 江苏

本文内容节选自《西方哲学史讲演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一章第三节，作者为赵林教授。

▶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

▶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学哲学没有实用意义上的目的，它超越了实用目的，因为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

▶ 哲学关注的对象都是超越于实用目的之上的最高的东西，就是形而上学，或者 “道”。

▶ 学习哲学这门学问，只是为了陶冶性情，从中体验一种快乐，把握一种智慧，从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它让你体验到一种精神的快乐。学习哲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致用。

▶ 苗力田先生用两句话来概括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两种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恰恰相反，是 “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

▶ 中国哲学也讲大道，也讲一种内在超越，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注重人生的关怀和现世的伦常，所以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很多东西都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一门学问如果无利于道德教化，无利于建功立业，那么这门学问是没有用处的，就是所谓的屠龙之术。哲学就是屠龙之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 所谓 “用”，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实用或者功利意义上的 “用”，就是直接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这种意义上的 “用”，说到底就是改变环境之用。哲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改变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这就是 “用” 的第二种意义，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处。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快乐与幸福。

▶ 哲学就是帮助我们调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学问，就是改变自身、而不是改变环境的学问。哲学与其他实用性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学科的知识都被用来改变环境，哲学的智慧却被用来改变自身。

▶ 只要生活，就会遇到悲剧，一种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惨的人生。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悲剧，而在于如何对待悲剧。如果有一种哲学的素养，有一种超脱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把悲剧看作是人生中的一些必然性插曲，这些插曲有时候还具有几份崇高的色彩，它们会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会对人生的悲剧采取一种一笑置之的态度。这种态度，从贬义上来说，可以叫做阿 Q 精神；但是从褒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极高的哲学素养。这也就是所谓 “大智若愚” 的道理。

哲学有什么用？（节选）**

**赵林

哲学产生的原因

哲学有什么用？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我在上课时同学们最爱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我常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哲学，我们很不幸，生活在这么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幸运，因为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崇高而是快乐。无论大家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褒还是贬，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如果有同学要问我，哲学有什么用？我就要反问你，你所说的这个 “用” 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实际的用途、功利意义上的用处，也就是说，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那么我就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假如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对你们说，你们学好了哲学，将来就一定会经好商、当好官，会在实际工作方面高人一筹。我认为，这位老师如果不是在骗你们，就一定是在骗自己。美国有一个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哲学不能烤面包！” 他的意思是说，哲学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一点，其实早在哲学产生之初就已经被注定了。

那么哲学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就有人考虑了。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分析过哲学产生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

你要问学哲学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亚里士多德会告诉你，学哲学没有实用意义上的目的，它超越了实用目的，因为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既然产生于闲暇，当然也有惊奇，所以哲学从来就没有实用性的目的，它关注的对象都是超越于实用目的之上的最高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形而上学，或者 “道”，这才是哲学关注的东西。哲学应该关注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没有什么实用目的。

所以，在古希腊的哲学中，至少是主流哲学家中，就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说，学习哲学这门学问，只是为了陶冶性情，从中体验一种快乐，把握一种智慧，从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你问我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哲学、智慧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目的，目的本身还会有什么用？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当你真正进人哲学思维的境界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彻心透骨的豁达和愉悦；当你面对哲学家们所谈论的智慧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就是哲学之大用了，它让你体验到一种精神的快乐。所以，在西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哲学家们就已经表达一种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学以致知的态度 ——学习哲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致用。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学以致知” 与 “学以致用”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已经去世的老先生，是我国西方哲学学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苗力田先生，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在他 80 多岁高龄的时候，在西南师范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苗先生说：我一辈子几十年学习西方哲学，后来又参悟中国哲学，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结论，我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种哲学。我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恰恰相反，是 “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 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沉溺于纯粹思辨，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知识，而不在乎功用。

我非常同意、也非常推崇这个观点。中国哲学也讲大道，也讲一种内在超越，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注重人生的关怀和现世的伦常，所以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很多东西都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一门学问如果无利于道德教化，无利于建功立业，那么这门学问是没有用处的，就是所谓的屠龙之术。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说一个人花了千金，学了三年，学会了屠龙，结果却一无所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龙给你屠。因此在中国大凡学了没有用的东西，就被叫做 “屠龙之术”。根据这种观点，哲学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对于同学们以及你们的家长来说，就是 “屠龙之术”。

我们由于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长大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巨大惯性，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特点，所以哲学成为一门冷僻之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西方文化概论》

改变环境与改变自身

我同时也要说明一点，所谓 “用”，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实用或者功利意义上的 “用”，就是直接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 比如说，学习法律、学习经济管理，它们能给你带来实际的好处，使你成为一个律师、一个总裁，从而干大事、赚大钱。学习计算机、学习生物工程等专业，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可以给你带来实际的好处。那套知识你学会了以后，在日后的工作中再把它转卖给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从而可以换得钱财、地位、名誉等等，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从而改变你的生活环境。因此，这种意义上的 “用”，说到底就是改变环境之用。 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环境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切实用性的学问或知识，如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等等，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比如说，你是学会计学的，面对一套一套会计学理论，实际上你并不爱好它们，你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大学毕业以后去当一个会计师，把所学的这些理论运用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运用得好，你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成为高级会计师，赚到很多的金钱。然后你用金钱来改善你的生活环境，住好房子，买名牌衣服，大家都很羡慕你。于是，你在精神上、心理上就会感到非常快乐、非常幸福，你就会说，学会计学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当你这样感受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是绕了一大圈才实现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要面对环境之外，同样也必须面对自身。我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自身可能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永远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之中，只能活在自身之中，环境必须通过自身才能被感受到。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因此改变你的眼光，你实际上就改变了世界。哲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改变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改变了、提高了，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样，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刻的奥秘。这就是 “用” 的第二种意义，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处。

这样看来，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快乐与幸福。 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恼时，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虽然你并没有改变环境本身，但是你却把自身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的环境和世界。世界是什么？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无非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离开了你的感觉、你的思维，世界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又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就是帮助你调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学问，就是改变你自身、而不是改变你的环境的学问。 这样一来，哲学的用处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反思，你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就会像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 这时你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快乐与幸福感。只有当你达到了这种精神境界，你才知道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哲学使人学会换位思维，使人学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 “转向”，从而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这种心旷神怡的精神境界甚至能够延年益寿。

由此可见，哲学与其他实用性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学科的知识都被用来改变环境，哲学的智慧却被用来改变自身。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改变自身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这种观点或许会使同学们把我看作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其实我既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当然这是一种 “有教养的怀疑”，我老是处在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意识中。

我平时喜欢讲悲剧，哲学就是一场崇高的悲剧。只要你生活，你就会遇到悲剧，一种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惨的人生。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悲剧，而在于你如何对待悲剧。如果仅仅把悲剧当作一件悲惨的事情，你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很悲惨的人了。但是你如果有一种哲学的素养，有一种超脱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你把悲剧看作是人生中的一些必然性插曲，这些插曲有时候还具有几份崇高的色彩，它们会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那么你就会对人生的悲剧采取一种一笑置之的态度。这种态度，从贬义上来说，可以叫做阿 Q 精神；但是从褒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极高的哲学素养。这也就是所谓 “大智若愚” 的道理。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作者简介

赵林，1954 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著有《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文明形态论 —— 文明发生与形态嬗变》《西方宗教文化》《西方文化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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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不再享有思想的乐趣

慧田哲学 2022 年 12 月 23 日 07:00 山西

作者汪堂家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9 年第 8 期 第 59-63 页

一

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开始，我国恢复哲学教育已有 30 年了。在这 30 年里，我们见证了思想界从封闭到开放、从禁锢到解放的历程，也见证了本民族的思想传统从断裂到再续、从荒废到复兴的过程。在这 30 年里，我们的哲学和哲学教育历经从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到回归其常态的过程。只须将这 30 年间各个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表做一个前后对比就不难发现，我们的哲学课程越来越丰富，授课方式越来越灵活，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越来越重视，互动性教学越来越受欢迎，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本国的思想资源越来越激起人们的兴趣。

然而，我们越是深思，越是觉得，哲学教育的浮华掩盖不了其中的问题与危机。这种问题与危机也是哲学的问题与危机，因为哲学与哲学教育的关系是一体二面的关系。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教育的理想正日益被社会对哲学的功利性要求所破坏，以致哲学越来越变成了以 “搞” 和 “做” 为标志的职业，而无法变成以 “思” 与 “问” 为特征的、令人向往、令人痴迷的职业。其后果必然是，人们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不再享有思想的乐趣。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哲学被分为条条块块的知识部门，哲学教育变成了对这些知识部门的传授。哲学本应给科学以统一，给知识以统一，可它自身却无法把那些条条块块的东西统一在哲学的名下，以致 “中”、“西”、“马” 成了哲学这门曾经不断孕育一些新学科的学科的标准建制，这种建制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哲学教育，而且以制度化的方式妨碍着思想的交流。今天，我们依然看不到这种已有 50 年之久的建制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相反，它仍然牢牢地纠缠着我们，使我们自限于、自安于、自娱于所谓的专业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哲学本应具有的传道、授业和解惑的传统教育功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单一的授业功能，而哲学如果有 “业” 可授的话，其最大之 “业” 本是思想，本是传道和解惑。如今，随着哲学教育变成知识教育，学生们变得懒于思考或害怕思考，他们关心的是某门哲学课可以得到几个学分以及哪门课更容易通过。与此相应，哲学教师们 “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即便有回到内心的意愿，也无回到内心的闲暇。其表现是，大家要么忙于通过不断的开会来进行意见的展览，要么通过日复一日的申请、评比、填表、检查、汇报、公关等与思想无关的事务，来证明自身的职业性存在。其后果必然是，人越来越繁忙和烦忙，思想却越来越荒疏和苍白。

但是，随着以一人的思想为思想、以一人的意志为意志的时代的远去，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思想，更呼唤思想。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变成一个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但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文化大国，更没有成为思想大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并不可怕，因为中国没有思想。我们自然会说，没有思想的中国不可怕，有思想的中国更不可怕。重要的是，中国应当拥有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全人类的思想，拥有让人安心、让人热爱、让人痴迷、让人激动的思想。只有当中国学者向世界贡献了那种源于自己的时代、属于自己的时代并超越自己的时代的思想，中国才能成为一个不仅为中国人而存在，而且为整个人类和人类文明而存在的中国。客观地讲，中国要成为文化大国和思想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要在未来的 30 年中成为拥有思想并创造思想的国家还是有可能的。其前提是， 中国不仅能营造一个尊重创造、尊重思想并激励思想的人文环境，而且能培养为思想的繁荣所必不可少的一大批杰出学者。于是，催生一种能造就这类学者的哲学教育体系便成了我们不可回避的使命。

二

哲学和哲学教育是有着自身的法则的。揭示、遵循这种法则正是我们这些哲学教师的主要职守之所在。“在人们按惯例教授哲学时，哲学强化了过去的思想的历史并且引导职业哲学家去研究通过既有的体系得以表述的题材。” 人们常说 “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人们还一再重复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笔者甚至要说：“哲学是文化的灵魂。它不仅为自身而存在而且为时代精神而存在。哲学家不仅为同时代人而工作而且为子孙后代而工作。” 但是这并非对中国现有的哲学状况的现象描述，而是对过去的哲学的辉煌时代的真切怀念，以及对思想抱有极大热忱的人们对哲学提出的本质性要求，或毋宁说，是他们对哲学的 “应然状态” 的一种让人振奋的期待。因此，我们不应陶醉在历史上的哲学曾经为我们提供的种种希望与愿景里，而不自觉到现行哲学和哲学教育的困局与危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我们的先哲张载为今人提出的崇高要求，这也是今天哲学和哲学教育应当积极回应的要求。它既道出了 “天、地、人、圣” 的统一，也道出了他对绝学的忧思以及对绝学不绝的信念，更道出了以太平盛世为定向的历史愿景，以及由这份愿景所引领的人类生活的意义。当我们今天把张载的这种要求作为哲学和哲学教育的理念时，我们也许会觉得它太过崇高、太过远大。但自视为思想尊严的代言人的学者们应当自视能配得上这样的理念，通过对这种理念的具体化以及在这一具体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哲学的丰富内容、表现风格、语言策略和存在样式的开放性思考，把自己置于精神生活的享受中。黑格尔曾说，“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 就此而言，当前哲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把哲学课堂作为锻炼精神能力的场所，使学生们意识到，世上除了纷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丰富的思想世界可供我们开掘与享受。

然而，诚如歌德所言，一切实用的东西毋需鼓励亦会自行发展，而真正美的东西、高尚的东西却需要鼓励与扶持。真正的哲学虽然不一定是美的东西，但一定是高尚的东西，是能体现思想的尊严并坚守这种尊严的东西。当前哲学教育的急务是要破除对哲学的实用性的迷思，正是这种迷思将哲学降格为工具性知识。实用性的东西总是与物质性的要求相联系，而美的东西、高尚的东西总是与精神的力量相联系。人们常问 “哲学有什么用？” 当我们接受这种问法时，我们早已先行接受了这种 “问” 本身的合理性。我们极少反问 “这里所说的‘用’是什么样的‘用’？是‘小用’还是‘大用’？” 当人们以问 “杯子有什么用？”、“钢笔有什么用？” 的方式去问 “哲学有什么用？” 时，答案自然是 “哲学是无用的”，因为哲学之用显然不是谋生之用、谋财之用，不是器物之用，而是体道之用、悟道之用和明道之用，总之，是思想之用。这种 “无用之用” 堪为 “大用”，或者说，是 “无用之用” 所造就的 “大用”。

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说，“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拥有真正的威力。这种不承认日常生活中直接反响的东西，却能与民族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 当我们与学生们一道问 “什么样的追问值得追问” 时，当我们与学生们一道区分 “小用”、“大用” 与 “无用” 时，我们已经把自己带入了哲学的思考之中； 当我们与学生们一道追问 “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才配称为哲学” 时，我们已经在把自己从日常习见的实用性知识中抽离出来、超拔出来并把自己投入到哲学的思考之中。不断地追问这样的问题，恰恰能从哲学的根源处显示出哲学的生命。

哲学本是生气蓬勃的思想。哲学教育如果不能让学生为思想所振奋，就只能听任事务性要求和实用性知识把他们拉入与思想无关的杂务之中。但精神的不满足仍会不时地向那些偶有所悟的人袭来。所以，当今的哲学教育如果不能培养训练有素的头脑，至少应当能让学生们偶有所悟，偶有所思，偶有所疑。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也就算得上取得了最低限度的成功。

三

哲学教育应当实现什么目标呢？笔者以为，它首先要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我们不囿于成见，不固步自封，不为已有的经验、观点、知识和视域限制自己追求新知的热忱，以及防止外在的权威泯灭创造的勇气。盲从权威是创造的大敌。当我们致力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时，意识到这一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学术创新也只有在承认批判精神的正当性的学术氛围中才有可能。然而，我们所说的批判并非对已有的东西进行无根基、无根据的纯粹否定或对现实进行犬儒主义式的抵制。它首先是对对象的研究性介入，是基于这种介入和细究缘由的挑战性发问。因此，此处所说的批判绝不等于对已有的东西做无根由的拒绝，而是在揭弊中引入有价值的尺规，是在进行肯定之际不忘抱有怀疑精神的否定性姿态。它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视角的多样性，视野的开放性和思维方式的可转换性。

批判的本质在于意识到一个东西的有限性，以及我们对它的认识的有限性。万物存在的有条件性和对这种有条件性具有明确意识的人的局限，使批判不仅成为探求真知的条件，而且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能批判性地对待 “社会进步” 的观念本身就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因此，批判精神中合乎逻辑地包涵了以批判的方式去对待批判自身。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句名言道出了对批判本身进行批判的必要性。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在批判中产生的，也是在批判中自我完善的。当我们讨论批判的必要性、可能性，讨论批判对于哲学和精神生活的意义以及审查批判的手段的可靠性时，我们已经把自己带入了对批判的批判中。

批判的本质还在于意识到一个东西的不完满性和可超越性。尽管完满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真正说来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是完满的。完满性只存在于想象里，存在于我们的信念里，存在于我们的期盼里。哲学要求我们以想象的完满性的尺度去度量那些原本就不完满的事物，所以那些事物在哲学家挑剔的目光下就显得愈发不完满。这是哲学好发忧思的原因，也是一部分人害怕哲学的原因。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批判史，具体地说，乃是认识批判、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历史。哲学既在批判中产生，又在批判中自觉，更在批判中演进。这一点是由哲学的超越本性决定的。哲学往往关注的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或关于万事万物的 “大道理”，因此，它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哲学家无疑要关注自己的时代，但哲学家也总是与时代保持某种适度的距离，以便对自己的时代采取一种客观的立场和静观的态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说，“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为它属于那样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是不能也不可在当下现今得到直接反响。

哲学的批判本性决定了哲学传统是无法通过固守来保持的，只有变革才能给哲学本身注入活力。我们不能设想哲学只有一种表述方式。承认哲学文本的多样性，承认其存在形态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哲学变革自身的力量。为获得这样的承认，批判精神始终在哲学变革中发挥作用。德里达甚至说哲学不会有最终结论，但哲学是有前途的，哲学就是前途本身。哲学要考虑那些让它终结的东西，要考虑一系列有限的可能性。人们常感到，哲学话语已经穷尽了，哲学不可能有什么新花样，哲学只能以不同的组合来复制自身。谈论哲学的完结恰恰给哲学以机会，给思想以机会。“它丝毫不同于死亡或终结，而是机会。如果将这称为哲学，那么，我认为，哲学不仅有前途，而且只要存在前途，只要不可预料的事件会发生，哲学就意味着前途。” 然而，正如德里达曾经指出的那样，总有一些人害怕哲学。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些不愿变革的人害怕哲学，一些因循守旧的人害怕哲学，一些思想懒惰的人也害怕哲学，他们害怕自己苦心经营的摊子在哲学的挑剔目光下破绽百出。讲到底，他们害怕真正的哲学提倡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要求我们不要承认万古不易的教条，并且要勇于批判自身和超越自身。

同时，哲学家们多半是时代的观察者、诊断者和批判者，这些被称为牛虻的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爱对现行的东西说三道四，总爱捕捉哪怕一丝社会疾病的信息，他们有时与敏感的诗人为伍，充当时代危机的感应者和呻吟者。实质上，哲学让人警觉起来。不管是无病呻吟还是尖锐批评，哲学始终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重大危机和内在冲突的时代。“杞人忧天” 对哲学家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也是必不可少的事，甚至是最重大、最根本的事。人类的存亡绝续恰恰系于这种危机意识，因为正是这种出于本源处的忧虑既使我们常怀改进之心，常存进取之念，常思自满之弊，常想变革之难；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承诺、责任与决断，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成功的履行；更使我们不断意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僵化思维模式还隐含着许多尚未意识到的危机。危机的存在正是寻找出路的开始和动力。哲学未必能开救世良方，但它敦促我们不忘检查社会的机体，甚至要对检查手段的可靠性和检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当一些人还不习惯做这种检查的时候，逆耳的哲学便开始出现并不断地向他们发话和发问。但哲学决不是消极地对待现在的事物，每种哲学都是在现行的社会机制中展开的，即便是它的困惑和矛盾也是这种社会机制的一部分。

进行批判并接受批判是所有哲学的命运。“哲学不仅是一种没有历史界限、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的普遍计划，哲学还是一种长期由它自身的危机构成的计划。哲学始终是对它自身危机的经验，它也始终通过批判性的要求探询它自身的根源，它自身的可能性”。当哲学在确定自身的意义、自身的价值、自身的正当性时，哲学也在自我批判中不断重复和再造它自身的传统。

四

哲学教育要让学生们学会发问以及就 “问” 本身发问。亚里斯多德曾说哲学源于惊异。惊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在人们心灵中激起不同于旧印象、旧经验和旧观念的强烈反差感。这种反差感会让人疑，让人思，让人问，正所谓见疑启悟，见疑明性，见疑还思。但哲学之问不同于常人的随随便便的疑问。哲学之问是从生命本根处的问，用王玖兴先生的话说是 “通观全体的问”，是能问出新视野、新境界的问。哲学之问是在深思中颠覆庸人识见的问。我们常说，问得好不如问得巧。哲学之问的巧妙性在于它总让人觉得是 “问到在者之外去”。何谓 “问到在者之外去”？它不拘泥于个别性，不追逐外在的杂多性，而是让我们存心于、潜心于万类的根据中。简言之，哲学之问是问一切问题之问题，它问最古老、最原始的问题，也是问最广泛、最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被海德格尔表述为一切在者之在的问题，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它被表述为道的问题和其他本源性问题。其他问题都被这一类本源性问题所统摄。所以，海德格尔说，“进行哲学活动意味着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而这种询问则意味着，通过澄清所要询问的东西去冒险探究和穷尽在这一问题中不可穷尽的东西。哪里出现了这样的活动，哪里就有哲学。”

尽管哲学也像其他学科那样问一些特殊的问题，如，某某概念、某某方法、某某文本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总是服从于、服务于或至少勾联于那种总体性、根本性或本源性的问题，亦即生活世界的根源问题、生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即便一些哲学家遗忘了这类问题或以特殊的问题掩盖了这类问题，也并不表明这类问题就不存在或已得到了解决。提这类问题是提其他问题的总体背景，或毋宁说，这类问题隐含在其他问题中，至少它已先行地成了追问其他特殊问题的形而上的预设。它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先在性保证了问其他问题是可靠的，是有价值的，因而是值得不断追问的。因为它最终使我们回到了人的存在意义以及意义之根，问其他科学的特殊问题或多或少会让人回溯到哲学的本源性问题。因此，疑问最终会过渡到现象学所说的 “回问”、“反问” 或 “探问”（Rueckfrage）。用存在哲学的语言说，其他学科要问在者的问题并且将在者之在的问题悬置起来了，而哲学恰恰要问有关 “在” 本身的问题。用中国哲学的语言说，其他科学问的问题是有关 “器” 的，哲学的问题是有关 “道” 的问题。尽管 “在” 也是一种 “在者” 并且是特殊意义上的 “在者”，但追问 “在” 的问题是哲学的使命之一，因为不追问和解答 “在” 的问题，形形色色的 “在者” 问题都只能作为分散的问题而不能作为整体性问题呈现给我们，知识的统一性和科学的统一性问题也就不可能激起我们的兴趣，更不可能有解决的前景。其原因在于，“在” 的问题的解决为所有以 “在者” 为对象的科学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价值效准。同时，就 “在” 发问与就 “在者” 发问突显了哲学问题作为根基性问题的可能性与特殊性，也突显了哲学之问因关注在者整体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问其他问题的总体视域，从而防止其他科学之问停留于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式的探问。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通过哲学的追问，“在者整体才得以作为这样一个整体，以及向着其可能的根基展开并且在发问中保持其展开状态”。

然而，哲学之问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不仅要问到 “在者之外去”，不仅就 “在” 本身发问，就在者总体发问，而且要就 “问” 本身发问。就 “问” 本身发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问题本身的反问，意味着探讨问题的来由和根苗，意味着把所有特殊的问题放在一个超乎寻常的东西面前进行考问。考问什么呢？考问那些特殊的问法是否关乎世界的总体，是否为一个超乎寻常的总问题所统领。用海德格尔的话讲，就是 “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就问本身发问也意味着不仅要就世界总体、人的总体、生活总体和知识总体问一个 “为什么”，而且要问 “为什么要问‘为什么’”。问 “为什么” 是人的形而上的本性。但问 “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是揭示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的哲学所要昭示给人的东西。哲学通过问这样的问题塑造着它的反思性的品格，它也通过问这类问题维持着精神的深度和思想的庄重性。当哲学沦为纯粹的分析技巧时，这种深度就丧失了，或者说，哲学家就不再是哲学家，而成了与木匠和铜匠无异的常人。木匠和铜匠的工作自然是不可小视的，但他们的工作只有放在人的总体境域中才能显示其深层意义。哲学之问不仅要提供一个问题域，而且要把问题问得奇特，问得有深度，就不能不对问题的性质做一番考察。比如，它要反问某个问题是否问得恰当，是否问到了根底上；它也要反问，什么样的问题才值得一问，以及 “…… 是什么” 这样的问法是否能不加限制地运用到所有的领域。哲学不加限制的提问以及对提问方式的反思既体现了哲学之问的自由自在性，也体现了哲学之问的自反性。正是基于这一点以及对哲学史 “事实” 的考察，我们断定，哲学史既是流动的概念史和命题史，又是活跃的论辩史，也是丰富的方法史，更是无尽的问题史。

五

哲学教育要实现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统一。无思想的学术是丧失灵魂的学术，无学术的思想是浮泛无根的思想。许多人可能和笔者一样感到，一个人一辈子即便要说上两句新话也是极为困难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已经先于我们做了超越其时代的言说，只有了解那些言说、理解那些言说、阐释那些言说，那些言说才能作为有意义的言说呈现给我们。至少，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言说是否还有必要。正因为有根基的思想是为训练有素的头脑准备的，我们的哲学教育需要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学术训练。

学术训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培养学生对学术问题的敏感，对材料的鉴别能力，对新问题的发现能力，当然也意味着培养学生进行分析、比较、归纳、论证和驳难的能力。不过，哲学教育还要致力于培养人们的洞察力。洞察力并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培养和训练。如果说培养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那么，培养人们的洞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哲学的任务。一种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传统总有某种哲学在背后起作用，因为正是哲学主导着对其精神品格的塑造。

不过，为了进行哲学的学术训练，建立一些哲学交流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哲学交流机构来保证思想传统的继承，保证哲学诠释技巧的训练和传授，保证人们可以学习那些无法直接为普通人所把握的哲学论著。这些哲学论著是文化的源头活水，但它们要通过学习和阐释才能变成新时代的资源。就像 “四书五经” 和其他哲学论著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文化品格一样，没有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没有积极发扬这一哲学传统的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和文化是不可能形成的。中国古典哲学代表着一种精神传统，一种智慧资源，一种文化气质，但只有通过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的阐释才能生发对于新时代和新生活的意义。仅凭个人的兴趣和一时的意愿，人们无法使它具有一种连续性，也无法将不同兴趣集中于一个统一的精神空间里，并使它们成为一种彼此互补与合作的力量，或营造一种共享的精神氛围。哲学交流机构（如，“柏拉图学院”、“伊壁鸠鲁花园”、中国的书院，近代西方的大学和沙龙，等等）都对学术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从哲学的观点看哲学教育，我们不仅应把哲学教育看作基本的思想训练，而且要突出它如何传承某种精神传统，如何唤起人们对于思想的热忱。

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学术训练呢？笔者以为最好的方式仍然是研读经典。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是经过淘汰而留存下来并证明其恒久价值的东西。经典既是过去的人留下来的思想资源，又是有待我们进行创造性解释的范本。通过研读经典，可以让学生们对过去的哲学保持历史的敏感，使他们感到过去的哲学其实并没有 “过去”，因为过去的哲学所提的问题仍然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况且过去的哲学一直维系着我们的精神传统，这一传统首先是通过那些经典文本以及不同时期的人对那些经典的不断记忆、领悟和诠释而延续下来的。

今天，为使思想成为有学术的思想，我们的哲学教育还有一件紧迫的事情要做，这就是，哲学教育需要为绝学的继承、改造和发扬开辟道路。在这方面，尼采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许多人说尼采的哲学是虚无主义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尼采比谁都更重视希腊的古典哲学传统。他不仅是古典语言专家，而且是古典修辞学家。在他生活的时代，古典修辞学几成绝学，欧洲绝大部分的大学都取消了修辞学教席，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修辞学传统已奄奄一息。尼采却认为修辞学不应死亡，古典修辞学传统应当得到继承。为此，即使只有一个学生听他讲修辞学，他仍照讲不误。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认定一门学问几成绝学，我们也应像尼采那样即便只有一个学生听课也要讲授，哪怕对着墙壁也要讲授。

令人遗憾的是，逻辑与修辞在我国今天的哲学教育中几成绝学。除了少数哲学系还有部分人研究逻辑并教授逻辑之外，一些大学纷纷取消了本应面向所有学生的逻辑学教学，笔者尚未听说哪个大学哲学系专门开设修辞课。逻辑、语法与修辞在过去并称 “三科”，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早在 1945 年王玖兴先生就在 “论必然命题” 一文中说过，“我个人一向觉得逻辑的势力伸张于一切知识之内而为一切知识的骨干，逻辑不研究任何现实事物却不能逃其规范，既叹服其权威，又惊讶惶惑其权威所自来。” 现在，我们天天谈学术创新，不重逻辑训练，学术创新从何谈起呢？在这方面，我们学习一下杜威的做法肯定是大有帮助的，即，把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与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哲学和哲学教育以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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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一场崇高的悲剧

慧田哲学 2023 年 08 月 24 日 22:32 山西

哲学无用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我常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哲学，我们很不幸，生活在这么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幸运，因为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崇高而是快乐。

无论大家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褒是贬，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学习任何东西，首先都要问：“它有什么用？” 比如上大学，父母为你们选择专业，都会考虑学习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以后又什么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哲学。如果有同学问我，哲学有什么用，我就会反问你，你所说的这个 “用” 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实际的用途、功利意义上的用处，也就是说，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那么我就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美国一个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哲学不能烤面包！” 他的意思是说，哲学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已经去世的老先生，是我国哲学学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苗力田先生，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苗先生说：我一辈子几十年学习西方哲学，后来又参悟中国哲学，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结论：我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恰恰相反，是 “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 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沉溺于纯粹思辨，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知识，而不在乎功用。 我非常同意、也非常推崇这个观点。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说一个人花了千金，学了三年，学会了屠龙，结果却一无所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龙给你屠。因此中国大凡学了没有用的东西，就被叫做 “屠龙之术”。

根据这个观点，哲学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对于同学们以及你们的家长来说，就是 “屠龙之术”。以至于我们这些教哲学的人在外面与别人聊天，别人问你是学什么的，我只能说自己是学哲学的，但是总要加上一句，不是搞政治的，是学西方哲学的，甚至还要说是学基督教哲学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在一般人眼里，一个学哲学的人就好像是一个很古怪的怪物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屠龙之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们由于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长大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巨大惯性，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特点，所以哲学成为一门冷僻之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无用之用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你们不要指望哲学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哲学确实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同时也要说明一点，所谓 “用”，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实用或者功利意义上的 “用”，就是直接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 比如说，学习法律、学习经济管理，它们能给你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使你成为一个律师、一个总裁，从而干大事、赚大钱。那套知识你学会了以后，在日后的工作中在把他转卖给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从而可以换得钱财、地位、名誉等等，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从而改变你的生活环境。

因此，这种意义上的 “用”，说到底就是改变环境之用。比如说，你是学会计学的，面对一套一套会计学理论，实际上你并不爱好它们，你只是把它们当做一种谋生工具。大学毕业以后去当一个会计师，把所学的这些理论运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运用得好，你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成为高级会计师，赚到很多的金钱。然后你用金钱来改善你的生活环境，住好房子，买名牌衣服，大家都很羡慕你。于是，你在精神上、心理上就会感到非常快乐、非常幸福，你就会说，学会计学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当你这样感受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是绕了一大圈才实现的？你首先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变成金钱和地位，然后再用它们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最后才能从自己的享受和别人的羡慕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要面对环境之外，同样也必须面对自身。我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自身可能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 因为一个人永远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之中，只能活在自身之中，环境必须通过自身才能被感受到。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因此改变你的眼光，你实际上就改变了世界。在同学们看来，这个观点可能有唯心主义之嫌。但是我们强调，哲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改变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改变了、提高了，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样，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刻的奥秘。

这就是 “用” 的第二种意义，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处。这种用处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一种高层建瓴的姿态，使你不用绕刚才那个大圈子就能够直接体验到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理上的快乐。 事实上，当我们赚了钱去买好吃的事物、好看的衣服等等，然后再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快乐感和幸福感；这与我们去欣赏一场美妙动听的音乐会、阅读一段优美感人的散文诗和进行一次启迪智慧的哲学思辨，从而直接从中体会到心理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愉悦，二者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第一辑《为何要摆脱无知：苏格拉底》《世界是真实的吗：柏拉图》《好习惯为什么重要：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学习：培根》《只有怀疑不用怀疑吗：笛卡尔》《要不要变回源始人：卢梭》

第二辑《看不见的手是什么：亚当・斯密》《如何分辨善恶：康德》《历史是否会重演：黑格尔》《什么是生产方式：马克思》《我也可以是超人吗：尼采》《梦是否有意义：弗洛伊德》

这样看来，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快乐和幸福。 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恼时，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虽然你并没有改变环境本身，但是却把自身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离开了你的感觉、你的思维。世界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固然不能像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那样认为 “存在就是被感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存在的意义是离不开我们的感受和思维的。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世界的存在只有在你的感受中、在你的思维中，才是有意义的。我常常对一些问我哲学有什么用的同学说：“其实你想一想，这个世界说到底不过就是你眼中的世界，如果你的眼光改变了，你眼中的世界当然也就改变了。”哲学就是帮助你调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学问，就是改变你自身、而不是改变你的环境的学问。 这样一来，哲学的用处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反思，你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就会像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这时你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快乐和幸福感。只有当你达到了这种精神境界，你才知道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由此可见，哲学与其他实用性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学科的知识都被用来改变环境，哲学的智慧却被用来改变自身。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改变自身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这种观点或许会使同学们把我当做一个唯心主义者。其实我既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当然这是一种 “有教养的怀疑”，我老是处于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意识中，唯心主义也好，唯物主义也好，对我来说，都需要进行怀疑和批判。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注重自己的内在修养，主动提高自己的主观素质，比起改变自己的客观环境，可能更为重要。

崇高的悲剧

我平时喜欢讲悲剧，哲学就是一场崇高的悲剧。 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悲剧，悲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人要想一辈子不经历悲剧，那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生活过。只要你生活，你就会遇到悲剧，一种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惨的人生。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悲剧，而在于你如何对待悲剧。 如果仅仅把悲剧当做一件悲惨的事情，你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很悲惨的人了。但是你如果有一种哲学的素养，有一种超脱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你把悲剧看做是人生中的一些必然性插曲，这些插曲有时候还具有几份崇高的色彩，他们会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那么你就会对人生的悲剧采取一种一笑置之的态度。这种态度，从贬义上来说，可以叫做阿 Q 精神；但是从褒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极高的哲学素养。这也就是所谓 “大智若愚”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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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 | 哲学的社会功能

实践与文本 2024 年 09 月 14 日 10:24 江苏

哲学的社会功能 / 霍克海默

本文选自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 年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著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 的领军人物。1922 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1930 年，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等著作既深刻影响了阿多诺等同时代人，也对批判理论的继承者（哈贝马斯、霍耐特、福斯特、罗萨、耶基等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章节节选

当谈话中提及物理学、化学、医学或历史时，人们通常会在头脑中体验到某些十分确定的东西。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参考百科全书，或已得到公认的教科书，也可以请教该领域的杰出专家。任何一门科学的定义都可以直接从其存在的当代社会所处的地位得出。尽管这些科学在将来可能取得最伟大的发展，尽管人们甚至可以预先知道它们中的一些科学如物理学与化学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会交叉融合，但没有人对仅仅依据正在这样的方向下开展的科学活动来给这些科学的概念下定义真正感兴趣。

这与哲学不同。如果我们问一位哲学教授：哲学是什么？如果我们有幸碰上一位不嫌恶一般定义的专家，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哲学的定义。如果我们因而采纳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定义并不是普遍都能接受的定义。然后我们可能请教别的权威，认真研究现代和古代的教科书。但我们反而更加糊涂。很多把柏拉图和康德看作权威的思想家，把哲学看作是在自己的公理领域和主题方面的一门严密的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看法主要由已故的埃德蒙・胡塞尔提出。其他的思想家，如厄恩斯特・马赫，把哲学看作是把批判阐述和具体科学统一在集体中。伯特兰・罗素也认为，哲学的任务是 “逻辑分析后进行逻辑综合”。因此，他完全赞同工・T，霍布豪斯的观点：“哲学以对诸门科学进行综合为自己的目标。” 这个思想可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在他们看来，哲学一直是人类知识的整体体系。因此，哲学对一些人来说是独立的学科，对另一些人来说是辅助性的成补充性的学科。

罗素

如果大多数哲人都同意哲学具有科学特征，一些人（决非最劣的一些人）却公然否定这一点。对于德国诗人席勒，他的哲学论文或许比他的戏剧有更深远的意义。哲学的目的是把美的秩序想进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中。美是它的后果的评判标准。其他诗人，象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甚至纯哲学家如谢林的观点在系统表述方面也与之十分接近。至少亨利・伯格森坚持这一看法，哲学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它并不是一门科学。

席勒

仿佛这些关于哲学的一般特征的不同看法还不够，我们找到了关于它的内容与方法的截然不同的概念。还有几个思想家认为，哲学仅仅与人类的最高概念与法则有关。并且最终与上帝的认识有关。这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新托马斯学派的思想。后来也有人认为，哲学处理的是所谓先验问题，亚力山大把哲学描述为：“关于非经验主义的或先验的经验性的或经验主义的研究，这样的问题是从关于先验的经验主义的联系中提出的”。(空间、时间和神) 另外一些人，与英国的感觉主义者和德国的弗里斯和阿佩尔特学派不同，认为哲学是关于内心感受的科学。按照象卡尔纳普那样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观点，哲学本质上与科学语言有关。根据文德尔班德和李凯尔特学派的观点，哲学与真、善、美、神圣这些普遍价值有关。

最后，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大家一致同意的方法。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哲学程序必须包含概念分析和概念划归到认识的基本要素。伯格森和马克思・舍勒认为，直觉是决定性的哲学活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显然不同于马赫与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伯特兰・罗素和怀特海及其追随者的数理逻辑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公开的敌人。威廉・詹姆斯认为，一个人喜欢什么类型的哲理思维取决于他的性格和他的经验。

柏格森

罗列以上各种思想是为了说明哲学不同于其它理性研究，不管在那些领域可能有多少争论，但理性工作的总线索至少能被普遍认识到。那些著名的代表人物对法题和方法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的看法。然而，在哲学中，个学派对另一学派的驳斥常常导致对它的全盘否定，即把它的工作的实质内容作为根本上虚伪的东西予以否定。当然，并非所有的学派都采取这样的态度。例如，辩证哲学为了维持自己的原则，从不同的观点中提取相对真理，并将其吸收进自己的可理解的理论中。其它哲学学说，如现代的实证主义，几乎没有一点灵活的原则，他们把大量的哲理性文献，特别是过去的伟大思想体系，简单地排斥出知识的王国。总之，我们不能认为懂得 “哲学” 这一术语的任何人都有责任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模糊概念是理所当然的。

各门科学专门解决那些产生于当代社会生活过程中必须处理的问题。在上面的分析中，无论是各类问题还是它们在特定学科中的地位，最终都可以从在过去和现在的组织形式的人类需求中推导出来。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一种科学的科学研究都能满足某个迫切需要。很多科学研究热衷于制造那些与人类毫不相关的东西。科学也摆脱不了我们在每一文化生活层次上观察到的能量的滥用。不过，对目前只有一种可疑的实用价值的科学诸分支的发展，也表现在劳动的消耗上，而这正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也许记得，某些数学分支开始出现时只是玩耍的东西，只是后来才证明其卓越的实用性。因而，尽管有不能直接应用的科学活动，但它们在一定的社会现实中都有某种潜在的适用性，虽然这可能是遥近和模糊的。正由于这点，科学家的工作能够丰富目前结构中的生活。因此，他的活动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划定。为了发展新学科并不断使之分化与综合，试图变更几个科学领域之间的区分界标，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社会需要所引导。这个需要总是（虽然间接地）在大学的实验室和讲厅里起着作用，更不用说在大工业企业和医院里的化学实验室和统计部门里所起的作用了。

哲学没有这样的引导。当然，很多人的欲望对它施加作用。哲学力图解决那些科学没有涉及或者科学无意识涉及到的难题。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并不为哲学提供任何评判标准、哲学不能指望任何成功。个别哲学家在这方面偶而有所作为，并不是哲学本身的功劳。例如，我们知道，笛卡儿和菜布尼茨的成就在于他们的数学发现，休漠的影响在于他的心理学研究，马赫的成就则在于其物理学理论。如此等等。哲学的反对派也断言，如果说哲学有价值的话，这并非出于哲学而是出于实证科学。他们宣称，在哲学体系中的任何别的一切只是空谈，虽有一时的刺激，然却是时常令人烦恼并总是无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却对外部世界的裁决表现出某种固执的蔑视。自从苏格拉底审判以来，哲学家与现实之间明显地存在紧张的关系，尤其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之间。这种紧张关系有时采用了公开迫害的形式，而在其它时候，他们的语言又难以为人理解。哲学家必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深居简出。科学家也与他们时代的社会发生冲突。但是，这里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已经论及的哲学要素和科学要素之间的区别，因为社会迫害思想家的理由通常在他们的哲学，而并不在于他们的科学理论。残酷迫害伽利赂的耶稣教徒承认，如果伽利略把自己的理论放在适当的哲学和科学背景中，他就可以自由发表他的太阳中心学说。艾伯塔斯・马格努斯本人在他的《大全》一书中讨论了太阳中心学说，但他并不诋毁它。此外，至少在当代，科学家与社会的矛盾与基础理论无关，而只与个别的学说有关；这种争论虽然不被某个时期的某一个国家的这个或那个权威容忍，但却被在同时代或者不久后的另外某个国家容忍甚至歌颂。

《苏格拉底之死》

哲学与现实的对抗源于其原则。哲学认为，人的行动和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哲学反对盲目地抱守传统和在生存的关键性问题上的退缩。哲学已经担负起这样的不愉快任务：把意识的光芒普照到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之上，而这些东西己根深蒂固，似乎已成为自然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人们可能会答复说，科学、尤其是科学发明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把人类从习俗的车辙中拯救出来。当我们把现代的生活与 30 年、50 年或 100 年前的生活作比较时，我们的确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竟没有影响人类的习俗。不仅工业和运输业，即使艺术也变得合理化了。对于这点，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前几年，一位剧作家在他隐居的个人生活中，就可以构想出对人类正面临的难题的作品。当他的作品公之于众时，就使他的思想与外界发生了冲突，因而使自己致力于自己的精神与社会精神的发展。但在今天，无论银幕上还是广播中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得到社会承认都被完全合理化了。电影不是在宁静的工非室里完成，而是全体专家的通力合作的结果。从一开始，目标就不是与某些观念协调，而是与流行的公众观点，一般口味相吻合；这些都是由专家们事先确定和设计的。有时，如果艺术家的作品样式不合公众的旨趣，其过错通常不在于内在的不和谐，而在于创作者对公众和新闻界反应的错误估计。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生产领域，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可能从来都处在完全稳定状态，习俗在任何时候都无定形。在科学的干预下，当代社会的基础正在不断改变着。在商业或政府中，几乎没有一项活动，其思想方式不在持续地简化和改进过程中。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索，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存在着这些现象，但人类的思想方式与行动方式的发展并不象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相反，指导人类行为的原则，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至少比它们充当生活意识和信念的基础的那些时候更具机械性。技术的进步，已经使人们更易于把旧的幻想愈加稳固地结合在一起，更易于在没有理性干预的情况下，把新的幻想引进人的心灵。正是文明制度的蔓廷和工业化，造成了智力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要素，由于内容的肤浅、智力器官的愚钝，和人类某些理性创造力的被海汰而衰落甚至消失。在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胜利进程中出现的这种二元局面，已经被浪漫主义的思想家和进步思想家反复地评论过了。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最近已经以其特有的中肯对这种情况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讲述了自己童年时如何被领到剧院去观看幻想剧。剧中，一个男青年被一个邪恶的幽灵缠住，幽灵用尽各种可怕的手段去恐吓这个青年以使他就范。如果这个青年夜间躺在床上，邪恶的幽灵就用可增的魔鬼和魔焰去包围他；他的房间会突然变成大海，床单会变成帆船。一个魔鬼刚一走，另一个魔鬼马上就到。过了一阵儿，这些可怕的东西己不再能对这个小男孩产生影响，最后，当一个新节日开始时，他大声喊道：更荒谬的事情开始了。瓦菜里断定，总有一天，人类会以同样的方式，对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奇术作出反抗。

并非所有的哲学家，尤其是我们，都像瓦莱里那样对科学的发展持悲观的观点。但有一点倒是确实的，那就是，无论是科学的成就，还是工业技术的进步都不直接等同于真正的人类进步。很明显，尽管有科学和工农的进步，人类在身体、情感和智力的决定性的点上都会枯竭。科学和技术仅仅是现存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取得了所有那些成就，其他要素，甚至社会整体本身可能都正在倒退。人类很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发育不良和不幸，个人可能被摧残，国家可能被引向灾难。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废除了民族界线，并在半个多大陆消除了战争状态的国家里是很幸运的。但是在欧洲，在通讯手段变得更快捷、更健全的同时，在距离缩的同时，在生活习惯变得越来越相似的同时，关税壁垒却越筑越高，各国疯狂地护充军备，外交关系和国内政治局为都接近甚至已达到战争状态。这种对抗局面在世界的其它部分也同样存在着。谁知道这些部分是否能、能在多长时间内保护自己，免遭对抗的各种强度的后果的侵害呢。唯理论在细节上可以容易地与一般非理性主义相调和，在日常生活中被正确地看作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个体行为，会给社会招致浪费甚至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在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必须记住：想创造有益的东西的最好愿望，可能会导致它的反面。很简单，这是因为它对于存在于其擅长的专业或职业之外的东西茫然无知，也是因为它把全部兴趣都集中在手边最近的东西上，并误解了它的真正性质，因为后者只有在更大的范围中才能被揭示。在《新约全书》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仅仅是指坏人而言。如果这些话不适用于整个人类，那么思想就绝对不能被仅仅限制在具体科学和职业的实用性学问之中，研究物质的和精神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通常被作为正确的东西而接受。不包含人类的日的，即那些日常生活关系的思想，几乎都是被育目地创造和坚持的。

在哲学和现实之间的紧张被说成是基本的紧张的时候，与那些科学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与之斗争的偶然困难不同，这指的是含在哲学中的一种倾向，而不是指停止思想；它指的是对生活的所有原动力实行严格的控制，这些原动力一般被视为恒定的、难以遏制的力量或永恒的规律。很明显，这种论点存在于苏格拉底的质问中。与顺从神话的习惯和无条件地顺应传统生活方式的要求相反，苏格拉底坚持这样的原则 —— 人应该知道他在干什么，并应该顺从自己的命运。他的上帝寓于他自身中，那就是说，存在于他自己的理性和意志中。今天，哲学中的斗争已不再表现为同神的斗争，但世界的这种局面并不亚于对神的批判。如果我们想要强调说理性和现实已经被调和了，人类的意志自由在这一社会中已得到了保障的话，我们的确应该接受目前的局面。哲学的这种固有的功能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假定这些就是为什么哲学中的讨论，甚至关于哲学概念的讨论也比科学中的讨论要更根本、更难调和的原因可能是恰当的。哲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它在已给出秩序中没有一个划给自己的活动范围。这一生活秩序连同其价值分层，对哲学来讲是一个难题。当科学仍然能参考那些已给出的、能为它指明道路的事实时，哲学则必须求助于自身，求助于自己的理论活动。其对象的规定与其纲领的适合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科学，即使在具体科学被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这样深地吸引着的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分析也使我们能够明了为什么哲学在欧洲人的生活中比在美洲更受重视。这种地理上的扩展和历史性的发展，已使得某些社会冲突在处于国家开放和履行日常职责的紧张状态中的欧洲，在其重要性上有所下降成为可能，由于现存的关系，这些冲突已经在该大陆反复地、尖锐地突然爆发过。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已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实际的解答。所以，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理论思维的紧张状态，从来没有变得像现在这样严重。在这一领域，理论思维通常大大落后于事实的确定和积累。这种功能在这一领域是否也仍然能满足那些能恰好补充知识的要求，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没程时间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现代作者对哲学的定义，有些已被引用过，几乎都不能揭示出那些能使哲学与各种具体科学区别开来的特征。许多哲学家问他们从事其他专业的同事投去羡慕的目光，那些人由于拥有一个引人法目的工作领域，情况要好得多，他们的成果对社会来讲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哲学家急于使人承认哲学是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或至少想证明它对于具体科学是十分有用的。他们用下述方式提出：哲学已不再是批评家，一般说来，它是科学和社会组织的仆人。这样一种态度是一种忏悔；那种凌驾于科学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上，因而也凌驾于当代社会的视野之上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思想应该对于接受政府和工业那更新了的需要为其安排的任务，并应按它们能被接受的方式去完成它们。这些任务的方式和内容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对人类是很恰当的。这种问题，即这些任务从中产生的社会组织是否仍适合于人类 —— 这样的问题在这些谦逊的哲学家看来，既不是科学的间题，也不是哲学的问题。它们是应该由个人来决定的问题，是应该由完全听凭爱好和情绪摆布的个体进行主观评价的问题。最适当的哲学见解，这种见解可以在这样的概念中被公认，是否定的学说 —— 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哲学系统化的思想在生活的决定性时刻必须隐退，一句话，最适当的哲学见解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很有必要把这里提出的哲学的社会功能概念与其他观点加以区分。这方面的最佳阐述存在于现代社会学的几分支中。它们把哲学和一种广泛的社会职责等同起来，即等同于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坚持说，哲学思想，或更恰当地说，像这样的思想，仅仅是对具体社会情况的表述。每一种社会集团 —— 例如德国的容克地主 —— 都产生了一个概念体系，产生了某种思想方法和适合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思想。几个世纪以来，容克们的生活一直和特定的继承权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与自己所依赖的高贵的王朝的关系，与自己的奴仆的关系，都具有家长制的特点。他们当然倾向于把自己的整个思想建立在有机体健康状态的基础上，建立在世代的有序的继承基础上，建立在生物学的发展的基础上。一切都好象处于社会有机体和自然界的束缚之中。另一方面，自由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幸福和痛苦依赖于其实业的成功，这一阶级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被化为对金钱的粗俗爱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更抽象、更机械的思维方法。正是平等的倾向，而不是等级制的倾向，构成了这一阶级的理性风格和哲学的特征。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以往和当今的其他社会集团。以笛卡尔哲学为例，我们必须问一问他的观点是否与议会中的贵族团体和耶稣会教士的意愿相一致，是否与法衣的崇高相符，或是否与地位低下的中产阶级和大众的观点相吻合。每种思想模式，每种哲学的或其他文化的任务，都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团体，都与后者一起产生，并和它的存在血肉相连。每种思维方式都属于” 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在这种看法中存在着某些真理。当我们从各种观点的社会基础着眼去考察它们的时候，可以发现目前流行的大多数观点仅仅是一些幻想。但仅仅把这些观点和某一社会联系起来，就像社会学学校所作的那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洞察它们，并把它们从带有决定性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出来，社会集团应该从历史的决定性进程中得到解释。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笛卡儿哲学中，机械论的思想，特别是数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笛卡儿哲学就是数学思想的普遍化。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设法在社会中发现某个其特点和这一观点相联系的社会集体，我们也可以在笛卡儿时代的社会中发现某个这样确定的集团。但更复杂，更恰当的探讨是去研究这些时代的生产制度去揭示上升中的中间等级的成员，如何由于其贸易和生产中的活动的压力，被敦促去进行精细的谋划，如果他希望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并发展自己的实力的话。这也同样适用于他在科学技术中的所谓动因，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其他作用，在现代个人与个人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常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所有这些主体来说，对世界的这种探索是用数学的语言进行的。由于这个阶级通过社会的发展已变成了社会整体的一个特征，这种看法也被广泛地传播开来，远远超出了中间阶级的范围，社会学是不能胜任这种研究的。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严重的错误，就必须拥有一种对历史进行理解的理论。否则，我们就会冒把重要的哲学理论与偶然事物搅在一起的危险，或至少要冒不能把这种理论与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集团相联系的危险，而且会冒误解社会整体中的特殊集团的意义的危险，因此还会冒误解正在议论中的文化类型的危险。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障碍。在前面的分析中，把意识形态概念僵化地应用到各种类型的思想中，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哲学的真理，对人类来说，事实上根本没有真理，所有的思想都是被地位决定的。就它的方法和结果而言，它仅仅从属于人类的一个特定阶层，并且的确是只为这一阶层服务的。这些被哲学观点所采纳的看法，并不包括客观的验证和实际的运用，而只是包含与社会集团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哲学的要求就是这样被满足的。我们轻易地就认识到了这种倾向，最后的结果是哲学转化成了一种具体科学，转化成社会学，这仅仅是重复了我们已经批判过的怀疑论的观点。这并非是在有意识地说明哲学的社会功能，而只是在表现自己，即对思维的指向未来的实用性倾向泼冷水。

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观点或品质浅薄地吹毛求疵，好像哲学家就是爱逞能的人一样。这既不是指哲学家对这个或那个孤立的情况大发牢骚，也不意味着哲学家要提出纠正的方法。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闻的联系。哲学揭示出了那些，就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依赖孤立的观点和概念而言人类陷于于其中的矛盾。我的观点可以很容易地在下文中得到理解。西方哲学的目标，在其第一个完整的形态 —— 柏拉图哲学中，是在一个比较全面的思想体系中去取消和否定片面性，在一个比较灵活，比较切合实际的体系中取消和否定片面性。在他的几个对话的过程中，这位先生证明了，如果他的对话者过于片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会怎样不可避免地陷入矛盾。这位先生表示，从此一观点进到彼一观点是必要的，因为每一观点所包含的最恰当的含义仅仅存在于观念的完整体系中。例如，在 “临阵脱选” 这一对话中关于勇敢的本质的讨论就是这样。当对话者死死抱住他对勇敢的定义 —— 勇敢意味着不从战场上逃走不放时，他被迫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勇敢不是美德，而是蛮干，因为当整支军队正在撤退时，一个士兵打算仅仅靠自己赢得战役的胜利确属有勇无谋。这一点同样适用于 Sophrosyne 的观点。其不太贴切的译义是适中或中庸，Sophrosyne 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它被当成行动的唯一目的，如果它没有奠基于关于其他美德的知识上，那它就会变成犹豫不决。Sophrosyne 可能仅仅是作为恰当的操行的一个要素而存在于其整体中的。这种情况对正义来说也是真实的，善的意志，作为正义的意志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但仅有这种主观的努力是不够的。正义的称号并不能自然地变成行动，这些行动作为企图时是善的，但不能实现，这一点也适用于个人生活，就像它适用于国家的活动一样。每一种衡量标准，不管它的制定者有无善的意向，都可能变成有害的东西。除非它被建立在全面的认识基础之上，并适合实际情况。黑格尔在类似的情况下说：“完满的正义” 会变成 “完满的不义”。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高尔吉亚》中引用的那种类比。面包师、厨师和裁缝的职业是十分有用的，但它们可能会导致伤害，除非出于卫生的考虑，在个人和人类生活中限定了它们的位置。港口、船坞、堡垒和租税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说是善的。但假如社团的幸福被置诸脑后，这些原本是安全和繁荣的要素的东西也会变成破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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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哲学的功能

陈先达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 年 09 月 27 日 16:32 北京

我们经常问什么是哲学？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一门学科，一个大类，包括古今中外各种哲学，它们各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即对什么是哲学的不同看法。唯物主义不同于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因此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所有哲学家都赞同的哲学定义。但是，如果不追求定义而是从哲学的本质来看，即从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来看，我们可以说，哲学是关于总体的学说。对世界而言，关于世界某个领域的学说是具体科学，而关于世界的总体看法就是哲学，就是世界观；关于认识总体的看法就是认识论；关于人生总体的看法就是人生观；关于如何评价的总体看法就是价值论。一句话，哲学涉及的是总体，具体科学涉及的是局部。正因为哲学是总体，我们才可以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在世界观中，关于如何认识世界的学说是认识论；关于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的本质、生命意义的学说，就是人生观；关于如何对世界和事物进行评价的学说，就是价值论。然而，认识不可能离开世界，没有世界就无可认识；没有世界就没有人，没有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也无法理解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可以说，世界的存在是根本性的。因此，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正确的。有人说，语言哲学不是世界观，它难道不是哲学吗？要知道，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不能代表哲学全体。哲学已经存在几千年，语言哲学是近代才兴起的。可以说，它是哲学这棵大树的一片树叶，而不是树根。哲学的树根是世界观。语言哲学说到底也不可能离开世界观，当它把语言作为世界之根，而不是把语言看成交流和表达的工具，认为有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时，就是语言构造世界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法，认为世界决不是从语言中产生，而是世界产生了人，进而产生了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

哲学有什么用？一句话，哲学无所用，又无处不可用。无所用，是说哲学不是某种专业，它的作用是提供哲学智慧，而智慧的本质是分析力和判断力。分析力必须有分析对象，没有分析对象的分析力是一句空话；判断力必须有被判断的对象，没有判断对象，判断力也是一句空话。因此，倘若哲学只停留在哲学范围内，就没有用，只是搬弄概念，玩弄范畴。当它走出哲学范围，了解对象，具有关于对象的知识时，才能发挥作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通过调查，分析力和判断力才能发挥作用。同理，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历史没有研究，就不可能有关于历史专门问题的发言权，单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自己毫无研究的具体历史问题发表中肯意见，是不可能的。具体自然科学领域也一样，认为单凭自然辩证法就能无所不知，也是不可能的。以上是旧历史哲学、旧自然哲学的幻想。马克思主义主张，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要回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身才能显现它的分析力和判断力。正因如此，哲学架空，就流为空谈，百无一用，只能满足思辨的嗜好；哲学与具体科学相结合，就能提高人们的分析力和判断力。分析力和判断力是任何实际部门、任何科学研究者必备的能力，因此哲学无处不可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邵贤曼
新媒体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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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有什么用？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答案

哲思学意 2024 年 12 月 29 日 18:00 上海

作者简介：赵林，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二级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主要研究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已出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文明形态论 —— 文明发生与形态嬗变》《西方宗教文化》等著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在麦当劳、“好莱坞” 等快餐文化席卷全球的浮躁氛围中，哲学像堂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

感性化和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使得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化、单面化了，所有高深的哲理似乎都可以通过几个学术明星在电视上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加以言说，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事物抽象本质的哲学当然就成为一种 “屠龙之术” 了。

生活在一个哲学凋敝或者 “戏说” 哲学的时代，或许是一种不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幸运，因为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快乐而不是崇高，是舒适而不是深刻。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遭到冷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与三十年前的人都像着了魔似地学哲学、用哲学的那个疯狂时代相比，这种哲学的冷寂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无论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褒还是贬，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学习任何东西，首先都要问：“学它有什么用？” 比如年轻人上大学，父母为他们选择专业，都会考虑学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以后有什么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哲学。

大家都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学哲学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如果在课堂上有学生问我：学哲学有什么用处？我往往会反问他：你说的这个 “用处” 到底是指什么？

如果是指用途、功利意义上的用处，也就是说，学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那么我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学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假如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对你们说，大家学好了哲学，将来就一定会经好商、当好官，会在实际工作方面高人一筹。我认为，这位老师如果不是在欺骗别人，就一定是在骗他自己。

在我看来，学哲学与经好商、当好官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联系，哲学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让一个人在商场上财源亨通，在官场上飞黄腾达。

美国 20 世纪的一位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哲学不能烤面包！” 他的意思就是说，哲学并不能给人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一点，其实早在哲学产生之初就已经被注定了。

一、从哲学产生的原因看哲学的用处

哲学的用处与哲学产生的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哲学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时就有人考虑了。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分析过哲学产生的原因。

在《形而上学》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哲学产生的前提问题，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哲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研究物理学，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自然界的规律；我们研究逻辑学，是因为我们要进行合乎理性的思考；我们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是因为我们要把语言变得更加有力和优美，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实际的用处。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惊异，另一个则是闲暇。

惊异，就是当我们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往往会对世间的万千气象产生一种惊奇之感。

惊异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非常好的素质，动物很少会有惊异感，动物只有恐惧、警觉之类的感受，它们不会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觉地对外界事物产生一种惊异感。

只有人才会在面对不解现象时产生惊异，才会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提出各种问题。这种由于惊异而产生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哲学思维的开端，正是由于惊异，才产生了最初的哲学思维。

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光有惊异是不够的，人还必须有闲暇，才能使哲学产生。闲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

众所周知，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有一批吃饱了饭没事做、衣食无忧的人，这种闲暇使得他们可以去思考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闲暇，每天要为五斗米而忙碌，那么他肯定不可能去思考哲学问题。

在西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习哲学通常都是有闲阶层的事情，他们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劳，不需要为稻粱谋。在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去进行哲学思考。

正因为如此，哲学在希腊是一门 “爱智” 之学，是一门纯粹思辨的学问，或者说是一门形而上的学问，具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越特点。

人们对于哲学通常都是抱着一种敬仰的态度，将其看作一门属于精神贵族的学问。在希腊社会，从奴隶中是不可能产生出哲学的，因为奴隶们顾不上思考哲学问题，他们要为生计而奔波。

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看，今天，当我们要求哲学必须与谋生、求职、经商、升官等活动联系起来时，当我们以为学习哲学可以在这些实际方面有所用处时，我们已经不配谈论哲学了。

亚里士多德一定会认为，我们对待哲学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恰恰表明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上，而奴隶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思维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的生计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哲学产生的原因时，曾经明确地表示，别的学问都是为了要掌握一技之长，以用于生活中的某个实际目的，只有哲学是超越实用目的的。

所以，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学哲学有什么用处？他一定会告诉你，哲学是一门 “没有用” 的学问，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曾经有一批哲学家，叫做智者，这些智者教人们一套辩论的技巧，以及思考的智慧。

大家知道，哲学一词的英文是 philosoph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原意就是 “爱智慧”，sophia 就是智慧。而智者认为自己就是掌握和传授智慧的人，因此他们自称为 “sophist”，就是 “有智慧的人” 或者 “智者”。

从这个称呼中可以看出来智者们很狂妄。智者认为，智慧是一种可以用来赚钱的东西，我教你们智慧，你们掌握了智慧以后，就可以用它来打官司、搞政治辩论等等，从而给你们带来实际上的好处。

智者们教人辩论术是要收钱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教人们一种可以赚钱的智慧。正因为这一点，与智者同时代的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非常轻蔑智者，把他们称为 “批发和零售灵魂粮食的人”。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对待智者的态度上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看不起智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者就是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而这种教人一套诡辩的技巧并以此来赚钱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哲学的本意。

可见，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少是在主流哲学家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说，学习哲学，只是为了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从中体验到一种快乐，把握到一种智慧，从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从这种观点出发，关于学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当然就成为一个假问题。因为哲学、智慧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目的，目的本身还会有什么用呢？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到哲学思维的境界时，就会感受到一种彻骨的豁达和愉悦；当他面对哲学家们所谈论的智慧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就是哲学之大用了，它让人体验到一种精神的快乐。如果有人要进一步追问：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又有什么用？那么我只能反问他：听一曲贝多芬的音乐有什么用？它能让你填饱肚子吗？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吗？

如果人们所理解的用处仅仅只是指物质方面或者肉体方面的用处，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学习哲学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灵魂、有精神追求的生灵，那么哲学所带来的智慧本身就足以使精神怡然自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追问哲学有什么用，岂不是贬低它了吗？所以，在西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哲学家们就已经表达了一种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学以致知的态度 —— 学习哲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致用。

二、“学以致知” 与 “学以致用”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已经谢世的著名哲学家苗力田先生，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在他 80 多岁高龄的时候，在西南师范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经有过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苗先生说：我毕生几十年学习西方哲学，后来又研究中国哲学，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结论，我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种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 “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则是 “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

与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专注于纯粹思辨，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不在乎功用。这就是苗先生一辈子研究中西哲学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非常同意、也非常推崇这个观点，我认为，苗力田先生对于中西哲学的真谛及其根本差异，可谓是一语道破。

中国哲学也讲大道，也讲一种内在超越，但是实际上更多的却是注重人生关怀和现世伦常，所以我们在中国哲学中看的东西往往都与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

一门学问如果无助于道德教化，无助于建功立业，那么这门学问就是没有用处的，也就是所谓的 “屠龙之术”。

这种观点，在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哲学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就是一种学而无用的 “屠龙之术” 了。正因为如此，现在高考很少有人第一志愿会填报哲学专业。

在我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大多数本科生都是由于没有办法，考分不够，不得已从别的专业调剂到哲学学院来的。在这些学生中，一部分人通过耳濡目染，逐渐地会对哲学发生兴趣；而另一些人一直到毕业时仍然对哲学毫无兴趣可言，好歹混个学位文凭也就罢了。

这种现象其实也怪不得同学们，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一个讲究实利、讲究功用的时代，所以哲学这种 “无用之学” 就像一个怪物一样令人厌烦，没有几个人会真正对哲学感兴趣的。

以至于我们这些教哲学的人在外面与别人聊天，别人问你是学什么的，我当然只能说自己是研究哲学的，但是总要加上一句：不是搞政治的，而是研究西方哲学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说明呢？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哲学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分不开的，一个哲学家往往就是一个满嘴大道理的政治说教者，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无用之人。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就是一门 “屠龙之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们由于是在中国文化的精神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文化传统本身就具有 “学以致用” 的巨大惯性，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特点，所以哲学成为一门冷僻之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事情还不在于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哲学，而在于硬要让哲学这种 “无用之学” 派生出各种实际的用场来，这样就更加糟糕了。

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来处理哲学，可能会导致两种正好相反的倾向：一种倾向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由于哲学没有用，所以大家都不去学它；还有另一种倾向，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亲身体验过，那就是 “文化大革命” 时的情形，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哲学的热潮，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学哲学、讲哲学，种田里面有哲学，炼钢里面也有哲学，什么事情都与哲学挂上了钩。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也敢大言不惭地谈论哲学。

今天回想起来，这种哲学的狂热恰恰是哲学的耻辱，如果把哲学变成一种 “学了就要用”、“立竿见影” 式的东西，认为学了哲学就可以多产粮食、多炼钢铁，这难道不是对哲学的一种亵渎吗？

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热捧哲学，实际上却是在戕害哲学，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功利之学和势利之学，抽掉了哲学的高贵的精神特质，把它变成了一副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

因此，哲学的狂热甚至比哲学的冷漠更多地表现了哲学的悲哀，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大谈哲学，这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

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学问，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哲学感兴趣。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始终都是超越于实用层面之上的，它永远也不可能 “学了就要用”。

所以，如果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不断地对学生们说，学好了哲学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左右逢源、心想事成，大家可千万不要当真，只当是一句玩笑话，笑一笑而已。

三、改变环境与改变自身

所以我提醒同学们，大家不要指望学习哲学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实际用处，哲学通常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

但是我同时也要说明一点，所谓 “用”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实用或者功利意义上的 “用”，就是直接给你们带来物质利益方面的好处。

比如说，你学习法律、学习经济管理，它们能给你带来实际上的好处，使你成为一个律师、一个总裁，从而干大事、赚大钱。学习计算机、学习生物工程等专业，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可以给你带来实际的好处。

那套知识你学会了以后，在日后的工作中再把它转卖给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从而可以换得钱财、地位、名誉等等，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从而改变你的生活环境。

因此，这种意义上的 “用”，说到底就是改变环境之用。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环境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切实用性的学问或知识，如法学、经济学、计算机等等，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但是，当你通过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而最终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时，你是否意识到这种满足感或幸福感是绕了一大圈才实现的？

你首先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变成金钱和地位，然后再用它们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最后才能从自己的享受和别人的羡慕中感受到满足和幸福。

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要面对环境之外，同样也必须面对自身。我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既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来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自身可能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因为一个人永远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之中，只能活在自身之中，环境必须通过自身才能感受到。

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因此，改变你的眼光，你实际上就改变了世界。在有些同学看来，这个观点或许有唯心主义之嫌，但是它确实揭示了一个真理。

我始终强调，学哲学的最大用处就在于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改变了、提高了，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样，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刻的奥秘。

这就是 “用” 的第二种意义，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处。这种用处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使你不用绕圈子就能够直接体验到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满足。

事实上，当我们赚了钱去买好吃的食物、好看的衣服等等，然后再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这与我们去欣赏一场美妙动听的音乐会、阅读一段优美感人的散文诗和进行一次启迪智慧的哲学思辨，从而直接从中体验到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二者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由此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的满足与幸福。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恼时，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

虽然你并没有改变环境本身，但是你却把自身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的环境和世界。

世界是什么？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无非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离开了你的感觉、你的思维，世界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固然不能像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那样宣称：“存在就是被感知。”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存在的意义是离不开我们的感受的。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世界的存在只有在你的感受中、在你的思维中，才是有意义的。

一块石头，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呀？但是对于一个地质学家来说，就有意义了。这不是因为石头本身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人不一样了，主体不一样了。

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种不同的主观感受可能比那个所谓的客观存在本身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更大。因为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感受之中，而不是活在纯粹客观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正因为它太简单了，乃至于我们大家都看不到。

就像我们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眼睫毛一样（或者说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因为它离我们的眼睛太近了。我们的眼睛往往看不到离自己最近的东西，同样，一些最深奥的道理之所以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只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太简单、太朴素了。

由此可见，哲学的用处就在于帮助一个人调理、改善、提高自己的眼光，它是一门改变人自身、而不是改变人的客观环境的学问。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可谓是无用之大用。

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深厚的哲学教养，他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他就会像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 这时，他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满足感与幸福感。

只有当一个人达到了这种精神境界，他才明白了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总而言之，哲学使人学会了换位思维，学会了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 “转向” 或者 “回头”，从而逐渐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

正因为达到了一种超然豁达的精神境界，所以西方哲学史上的许多哲学家都是长寿的，一种心旷神怡的精神境界往往能够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哲学的另一个意外用途吧！

概括而言，哲学与其他实用性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学科的知识都被用来改变环境，哲学的智慧却被用来改善自身。

这种改善自身的功能是通过哲学所培育的怀疑精神而实现的，这是一种 “有教养的怀疑”，即对所怀疑的对象有着深刻认识的怀疑，它使人对于一切自称为绝对真理的理论观点都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批判。

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才是哲学的灵魂所在，才是哲学永远不折的精神脊梁！而那种一味阿谀溢美、趋炎附势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丧失了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从而丧失了阳刚之气和 “爱智” 之魂的伪哲学而已。

我平时喜欢讲悲剧，哲学就是一场崇高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悲剧，悲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人要想一辈子不经历悲剧，那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只要你生活了，你就会遇到悲剧，一种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生才是真正悲惨的人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悲剧，而在于如何对待悲剧。一个人如果仅仅把悲剧当作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他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很可悲的人了。

但是他如果有一种哲学的素养，有一种超脱的精神和深邃的睿智，从而把悲剧看作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些必然性插曲，那么这些插曲就会具有几分崇高的色彩，就会带给他一些深刻的启示。

这样，他就会对人生的悲剧采取一种一笑置之的态度。这种态度，从贬义上来说，可以叫做 “阿 Q 精神”；从褒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极高的哲学素养，也就是所谓的 “大智若愚”。

这样一种在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哲学素养，正是我要通过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来为同学们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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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答案 哲思学意 2021 年 11 月 17 日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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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哲学有什么用？赵林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2022 年 12 月 02 日 16:07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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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有什么用？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答案 哲思学意 2024 年 12 月 29 日 18:0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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