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道德经一共有三个版本,即传世版道德经,帛书版道德经,楚简版道德经。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老子》(《道德经》)帛书,分甲本与乙本,内容更为古朴,由于帛书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而三号墓主利苍之子利豨死于公元前168年,属于西汉初年,与老子相隔300余年,因此人们相信帛书版道德经最接近老子道德经原版,道德经谜团基本被解开。帛书版道德经与传世版基本接近,传世版应为后人在帛书版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与宣传自身学术需求进行了一些改动。
但在二十年之后,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考古专家出土大量竹简,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经》。学者仔细研究之后大吃一惊,郭店楚简中的战国版《道德经》,与帛书版《道德经》既相同又大不相同,这种纠结矛盾的背后,隐藏的真相应是道德经作者并非老子一人!
01:司马迁笔下的道德经作者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具体职业大概是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拥有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能留下著作就可以理解了。但司马迁笔下的道德经作者,却并非确定无疑的是老子: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透露了四条关键信息。
1,老子见周王室衰落,于是骑牛西去。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百年之后秦国才有商鞅变法,当时秦国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从避难角度来说,去秦国不是好选择;从传道角度来说,老子也没有必要去更野蛮的秦国。既然如此,老子为何在“周之衰”的情况下西行?
2,《道德经》的原本名称不是道德经,只是“言道德之意的五千余言”。
3,《道德经》第二个可能的作者是楚人老莱子,著书十五篇(传世版道德经81章),与孔子同一时代。
4,《道德经》第三个可能的作者是周太史儋,即周王室的史官儋,大约公元前350年见秦献公。
言而总之,就传世史料来看,道德经的作者扑朔迷离,无法分辨出作者究竟是谁。
02:现代学者的考证
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疑古派思潮兴起,《道德经》成书时间的讨论成为焦点,主要分为两个阵营,即:“早出说”与“晚出说”。
“早出说”的代表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将老子列在首位,认为道德经即为老子所写,只是传世道德经被后人妄自删改了很多。
“晚出说”的代表是梁启超,在《论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认为道德经是战国末期、西汉初期的作品。这一说法的论据很多,归纳一下主要有四条。
1,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当时秦国还不是最强之国,老子“周之衰”西去不合逻辑。如果换成周太史儋时代,当时是“周将亡,秦将兴”,太史儋离周去秦比较符合常情,之后被尹喜请著《道德经》一书。
2,《礼记》中多次提到孔子问礼于老聃,“问闻之老聃曰”,指出老子恪守周礼,而《道德经》一文中却怀疑礼、不满礼,与孔子眼里的老子形象严重不符。
3,传世道德经中,存在不少“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的过激、过于自由的言论,不太像春秋时代重视礼仪的言论,反而更类似血腥背景下的战国时代。
4,司马迁说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仕于汉,而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还要大20岁,因此这就违背常理了。如果道德经作者是周太史儋,那么这一说法就比较符合常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版《道德经》,但并未从根本上平息上述争议,原因也很简单,帛书版虽然很多地方惨遭篡改,但总体上与传世版大致相同,原版道德经的作者是谁还是不能确定。
03:郭店楚简版道德经出土
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三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郭店楚简版《道德经》,是距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版本,为揭开《道德经》谜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一,楚简版《道德经》抄本的年代
如果楚简版在周太史儋之前,那么即可否定掉周太史儋。由于郭店一号楚墓M1曾遭盗墓,随葬品不全,因此虽然出土了大批竹简,但缺少可供断代的确切线索,专家只能从墓葬体制与出土器物上推断。
《荆门郭店一号楚墓》考古报告中记载:郭店M1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初。也就是说,大约是在公元前350年—290年,在周太史儋之后出现。
二,楚简版与帛书版字数比较
楚简版《道德经》只有二千多字,而帛书版分甲本与乙本,甲本为5344字,乙本为5342字(外加重文124字),前者只有后者的40%。
除此之外,两版章节结构也不太相同,一些相同的章节中,帛书版的文字量激增。
通过这种简单比较判断,依然无法得出道德经的作者,反而带来更多的疑问:两版是否出于同一人之手,帛书版是对楚简版的改写与扩充,还是楚简版本身是一个精简节选本?尽管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答案,但楚简版道德经的内容却透露了时代背景,揭开了作者之谜。
04:楚简版应是老子原版
与帛书版(类似传世版)相比,楚简版具有浓厚的春秋末期色彩,应为老子原版道德经,笔者举四个例子。
一,反战思想没有帛书版强
至今道德经有三个版本,即传世版、帛书版、楚简版。
相当于传世版三十一章,楚简版只说“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帛书版变为“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从“非君子之器”到“不祥之器”,反战思想力度越来越强。
相当于传世版三十六章,楚简版与帛书版都说“不欲以兵强于天下”,但帛书版比楚简版多了“师之所至,荆棘生之”,而传世版比帛书版多了“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之所以有这一思想变化,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战争力度强度都无法与战国时代相比,而战国时代又无法与后来的秦汉战乱相比。所以,老子虽然反战,但说的还比较温和。
二,楚简版没有否定仁义礼
楚简版中说“绝智弃辩”、“绝诈弃伪”,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尔虞我诈兴起有关。但到了传世版与帛书版都否定仁义礼,提出“绝圣弃智”、“绝义弃仁”。
楚简版中说“天地之间犹如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大意是天地之间像一乐器,你不吹它不动,你一吹它就动,而动它的人就是王侯。但帛书版与传世版在之前还有一句狠话,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帛书版中有“不尚贤,使民不争”,楚简版中没有不尚贤的语句。我们都知道,墨子提出尚贤,而老子还在墨子之前,可见楚简版没有不尚贤的语句不是偶然。
显然,楚简版没有否定圣人,没有否定仁义礼,而帛书版与传世版彻底否定仁义礼,否定了圣人。比较春秋与战国时代背景,不难看出楚简版对应的是春秋。
三,楚简版只有一处“取天下”言论
楚简版道德经中,只有一处提到“取天下”,即“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里的“无事”是指周王室,然后恢复天下共主地位。这一句话在传世本与帛书版中都有。
帛书版与传世版中,多次提到“取天下”,比如:“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还有“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等,与楚简版的“无事取天下”大不相同,这里是“将欲取天下”,说明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
由此可见,由于战国晚期秦国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非常明朗,因此“将欲”一词反复出现说明帛书版的形成年代应该是在战国中期,而楚简版明显出自春秋晚期。而且,楚简版对周王室的维护,也说明作者不可能是楚人老莱子。楚人一直“不服周”,老莱子身为楚人一员,或许反对战争,但不可能公开支持周王室。
四,帛书版中独特的战国标记
帛书版中有两个战国时代的铁证,即“万乘之主”与“三十辐共一毂”,楚简版中皆无这两句话。
所谓“万乘之主”,就是有一万辆战车,但在整个春秋时代,最强的霸主国晋国、秦国、齐国、楚国等,兵车最多的不超过五千。
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即“三十根辐条构成一个车轮”,根据学者郭宝钧的考证,春秋时代没有这种车子,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出现。
可见,楚简版与帛书版分属两个时代,一个是春秋晚期,一个是战国中后期。
通过上述内容对比分析,《道德经》的作者就非常明了了:楚简版道德经的作者是老子,帛书版道德经的作者应该是周太史儋。周太史儋在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进行了篡改与扩充,“骑牛西去”的不是老子而是周太史儋,关令尹喜得到的应是帛书版道德经。
或许,既由于老子原版在传承过程中的信息丢失,又由于周太史儋、汉朝人对其不断修改,导致《道德经》越来越拧巴,出现不少语句矛盾,于是道德经变得越来越神秘难懂。
参考资料:楚简版、帛书版、传世版《道德经》,《楚简与帛书《老子》的作者和时代印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