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点自己的心得, 但是又没法静下心来去放开自己的思想, 只好从百度文库里找了一边关于团队灵魂- 向心力 的文章,
合聚力和向心力
自由引导人民前进
凝聚力按群体成员实施团结协作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合聚力和向心力。合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以及群体各单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的程度，而向心力是指群体成员以群体领导为中心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简单地说，向心力也就是指群体成员对其领导的服从程度。
向心力
群体领导的向心力来源于群体领导的指挥权威和待下态度相结合的对立统一体。群体领导的向心力产生是群体领导的个性心理特征中的指挥权威和待下态度，在群体领导的意志过程中的“行为榜样”的带动作用下在群体成员中形成的一种士气状态。以公式表示即：指挥权威×待下态度==行为榜样= 向心力。
指挥权威
指挥权威是指群体领导在指挥能力与指挥声望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指挥赏罚权力而使群体成员信服的程度
向心力
。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总是会促使人们去做能受到奖赏的事，避免去做会受到处罚的事，赏罚权力是一个群体领导之所以为群体领导的最主要的标志，而且也是群体成员向心力之所以被激发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获得六步骤
高度的指挥权威是群体领导将其指挥权与赏罚权适当结合运用而获得的。而群体领导的指挥权威的保持或获得可按照以下六个步骤获得：第一步：指挥权力
根据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来赋予其相应的指挥权力《孙膑兵法•奇正》中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虽不行，进死而不旋踵，孟贲（勇士）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所以说，如果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低下，则就可能给群体造成无谓的牺牲和损失，而这种可能性又会使群体成员难以积极主动地实施群体领导所下达的命令。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宋襄公为称霸诸侯，带领宋军与楚军决战于泓水岸边。楚军渡水过河，准备到对岸列阵进攻宋军。宋襄公
向心力
的将领请求乘楚军半渡时击之，而宋襄公竟然认为这是不仁不义的行动，不予采纳。宋军将士眼见楚军从容渡河，并摆好阵势，都惊疑莫名，因而被楚军一举击溃，死伤惨重。楚宋泓水之战是低劣的指挥能力与专制的指挥权威相结合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
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与指挥权威应该统一，而这种统一的途径有三种：一是群体领导凭借其能力获得在群体中绝对的指挥权力；二是群体领导的指挥权由上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三是群体领导的指挥由其下属进行一定程度的参与，即实行军事民主。
1、群体领导凭借其能力获得在群体中绝对的指挥权力
当群体领导的指挥能力足以承担一定的职责时，则就有必要赋予其绝对的权力以尽量地加强群体成员的向心力。正如汉高祖刘邦用韩信为帅时，要建拜帅台，行拜将礼以表示推崇，才使得樊哙等汉军大将对韩信俯首听令。另外，如汉将周亚夫奉命在细柳扎营时，教导士兵在军中“只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在汉文帝入军营时周亚夫也要坚持对皇帝行军纪、施军礼，而不是施以君臣大礼。正是周亚夫有了这些看似好象大逆不
向心力
道的行为，才使得周亚夫所率队伍严整，而在以后平定吴王之乱时，也能够依照敌我情势的变化而对部队指挥如意。
这正如《孙子兵法.谋攻》中所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2、群体领导的指挥权由上级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一般说来，群体领导的职责和权力应该是互相统一的，上级对下级指挥的妄加干涉，往往也很难有好的效果。但是，当某群体领导上级的指挥声望高于其时，则也就就很难使其部下违拗更上一级的指令而相信与服从他的命令。比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率蜀军第一次出祁山的街亭之役中，马谡违反诸葛亮的命令而自作主张，就引起了马谡的副将王平的强烈反对。当然，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将帅，先前是没有机会充分显露才能才不能信服于其部下的。即使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本人，也是在博望坡火烧曹军以后，才使得关羽、张飞对其改正了桀骜不驯的态度而彻底拜服的。
3、群体领导的指挥由其下属进行一定程度的参与
群体领导在没有众所钦佩的指挥能力特别是还没有众所承认的指挥声望时，也就不能够排除在这些情况下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当然，发扬民主的作用还远远不至于此，在任何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实行集思广益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正确有效的措施。
第二步：赏罚权力
群体领导从部下手中获取尽量大的赏罚权力任何群体都不应是乌合之众，而应在一定的群体行动中接受并执行同一命令，而不管这一命令是由上级下达的，还是由
为汶川祝福，民族的向心力在这一刻空前升华
群体领导自己决定的，甚至是由民主评议产生的。在命令产生后，作为发布这一命令的群体领导，必须具有监督这一命令执行的赏罚权力，才能保障群体成员具有统一协调的行动。
保证群体领导利用赏罚权力监督命令贯彻执行的基础，在于群体成员必须尊重群体领导所拥有的这一权力，而这种“尊重”则又表现在群体成员在群体活动中对其领导本人的尊重上。这正如明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说：“名正，分定；分定，则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违”。
但是，群体领导虽可因上级的委派而受职，但你有这个职位，并不一定就等于群体成员从内心就承认你有相应的权力。所以，要使群体成员真正地服从命令，有时这种与职位相应的权力非得由群体领导自己去争取不可。例如苏联小说《铁流》中描述的哥萨克红军队伍原是一个组织纪律散漫的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通过迅速的行军摆脱白军的围追堵截，从而完成与红军主力会合的任务。而对这种状况，首领郭如鹤为挽救这支红军队伍，便以辞职为要挟，强迫其属下的各分队军官在“稍有不执行命令者——枪决”的纸条上签了字。接着，郭如鹤便命令其队伍迅速而连续地行军，很多部队官兵虽然因此而疲劳不堪、饥渴交加而满腹怨气，但却再也不敢破坏部队的纪律而单独行动了。最终，这支红军队伍终于走出了险境，并最终培养出了连当时正规红军都不能比的惊人的组织纪律性。
第三步：制订赏罚范围
制订对群体成员行为进行赏罚的范围群体领导实施赏罚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群体成员按要求和命令去完成群体活动与任务，若赏罚脱离这一目标任务则难免使群体成员离开群体行为轨道。做为群体领导在正确配配置自己的指挥决策权的基础上，对群体成员在群体行动中的行为进行赏罚的范围应该是：奖赏一切对一定群体行动有利的行为；惩罚一切对一定群体行动有害的行为。但就深一层次来说，赏罚的范围在为群体行动服务的基础上，还应该是有所标准与限制的，这个标准与限制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对群体成员的行为实施赏罚的范围，不应该损害群体成员参与群体行动的根本目标与背景利益。比如说国家的军队当然都是来自于民众，象曹操的军队在初期所实施的杀掳掠抢的政策虽然是有利于曹军当时的军事行动，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政策使曹操在前期丧失了很多民心甚至军心影响了其政治统治，所以才有了曹操在后期改弦更张，以及在征伐张绣时割发代首的故事。另一方面，象刘备新野败退时帮助疏散与掩护民众几乎给其带来覆灭的危险，但也正是由于刘备这种与当时各路军阀迥然不同的精神和行为使其获得了东汉末年的民心，这也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敢于肯定刘备能因“人和”而三分天下的道理所在。
第二方面是赏罚毋强人之所不能，也就是说，赏罚的范围应在群体成员精力能力等潜在能量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这正如某位古人所说：“令于人所不能为，则其令废；使于所不能为，则其事败”。所以说，群体领导不可对其部下要求太甚，过多依赖命令方式，这样才能使群体成员解除精神上的负担而轻装行动。比如在二次大战中的苏军敖德萨保卫战中，斯大林出于对敖德萨守军艰难苦战的体谅精神，发报请求全体敖德萨守军再坚持十几天，从而使敖德萨守军官兵非常感动，从而按时完成了保卫敖德萨的任务。如果当时斯大林不是以请求的方式，而是以命令的方式，那么敖德萨守军面临敌人强大的进攻，再加上精神上的压力，敖德萨也许会势在不守。
第三方面是对群体成员行为实施赏罚的范围，应考虑群体成员所处的社会道德舆论的环境。这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韩非所说：“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所以必须“赏誉同轨，非诛俱行”，使“有重罚者必有恶名”，否则这种赏罚只会遭到人们从内心上甚至从行动上的反抗，从而造成严重的上下对立。例如在美国对北越的战争中，美国国内的反战舆论强烈影响了参战美军官兵的思想，从而在参战美军中造成了官兵关系严重紧张的局面。据统计，在越战美军中被士兵打死的军官就有一千零三十一人，占越战中美军死亡军官的18%。
第四步：制订赏罚的方式方法
制订赏罚的方式方法群体领导在明确了赏罚的范围后，接着就应该按照赏罚的基本原则而适时地制订相应的方式方法。
赏罚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从质方面讲赏要为众人所需，罚要为众人所惧；二是从量方面讲赏应不要使群体成员产生志得意满，而罚则应大于群体成员在违纪行为中获得的利益。
赏厚罚重的制度是赏为众人所需，罚为众人所惧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与项羽争战时，刘邦每得一城池，都作为赏赐而奖给有功的将领，从而使刘邦得以感召无数英雄豪杰为其出生入死。再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每打开州县，都将缴获的贵重珍宝一律赏给有功之人，从而使曹操的部众能始终对其忠心不贰。
重赏政策虽然能极大地加强群体成员的向心力，但有时候对群体成员重赏的过份了，就反而会使他们志骄意满，不图进取。所以在重赏的同时，有时还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保持群体成员的求赏欲望。例如清末为了鼓励清军士兵卖命，镇压太平军的清军待遇和奖赏是特别高的，清帅曾国藩怕其士兵会因顾惜财物而不努力打仗，所以采取了暗地里鼓励清军将士进行赌博的办法，从而激发出了清兵们对求财求赏的无限欲望。
赏是诱导群体成员产生有利于群体行动的心理愿望，而罚则是压抑群体成员不利于群体行动的心理愿望。隋朝大将军杨素就是一个在治军中奉行重罚政策的将领，其在治军中，不仅有功必赏，而且待下极严。在军中，凡有违反军令者，杨素立时处决，从不宽恕。每次出征前，杨素总是要寻找犯有过错的十几名或百余名士兵在阵前处决，就算是在他面前洒满了士兵的鲜血，他往往也能谈笑自如。在他指挥作战时，先命令三百人向敌冲击，夺取胜利重赏，如果失败而归则无论多少全部处决，然后再派出二、三百人前去冲击，处理方法如旧，直到胜利为止。所以杨素的将士一听到他命令，往往就两腿颤抖，冲锋时宁死也不敢后退。
重罚政策是群体领导用来维持和提高自己的指挥权威，维持群体向心力的常用手段。就如古罗马军队中的“什一法”就是把临阵脱逃的士兵抓来示众，十人一组，每组抽签处死一人。凡抽到签该处死的人，当着广大士兵的面活活砸死。就是利用这一方法，使罗马执政官拉克苏整顿了与斯巴达克起义军作战的部队，从而最终获得了胜利。
重罚政策虽然往往非常有效，但难免了有其负的方面。例如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也奉行重罚政策，这种政策在镇压敌对分子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对革命群众内部的某些行为，如吃黄烟、饮酒、赌博、打架等，也采取斩首的极刑，从而造成如石达开出走等极严重的后果。所以说，重罚政策不宜做为一种长期的处罚政策，只应做为一种应急手段且不能滥用，重赏政策亦是如此。
第五步：完善群体领导本身的赏罚素质
完善群体领导本身的赏罚素质赏罚的实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群体领导本身必须具有明辨是非，明察秋毫的能力；二是赏罚政策必须稳定统一，不能政出多门，朝令夕改。
赏罚的实施虽然需要群体领导具有善辨是非、明察秋毫的能力，但在实际的群体行动和群体生活中依然有很多情况是圣贤也很难辨别的清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需要采取疑罪不罚、疑功行赏的政策。这正如东汉法学家贾谊所说：“疑罪不诛，故不肖得改；疑功行赏，故愚民可劝。疑罪从去，仁也；疑功行赏，信也。仁信并行，赏罚分明，则民风自化”。
赏罚实施应具备的第二个条件是赏罚政策的稳定统一，所谓赏罚政策的稳定统一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赏罚政策应该为众人所知。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在吴宫练兵时对宫女们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所以俗话说：“不知者不罪”，若未公布并使群体成员熟悉命令纪律就要实施赏罚，则也就很难使群体人员心服。
其次，赏罚政策中各项条规应该完整分明，不能互相矛盾，更不能朝令夕改。所谓“军令如山”、“君无戏言”，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体成员严肃认真地服从群体领导的命令。这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韩非所说：“号令已出而又易之，刑法已定而又移之，则爵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法莫若一而固”。
第六步：赏罚政策的实施
赏罚政策的实施赏罚政策在各项实施条件得以确定完善后，则就应该以诚实守信、公正平等的原则来给予执行与实施。
第一、赏罚应建立和保持诚信。
俗话说：“军中无戏言，令下如山倒”，为了使群体成员通过相信领导的赏罚而从内心服从其命令，群体领导则应先做到取信于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魏将吴起考虑到边境地区农田耕作的安全，准备用民众的力量攻下秦国的一座军事亭障。吴起首先派人把一辆战车上的车辕竖在城门外，并公布号令说：谁将车辕从北门搬到南门外，则赐给最好的田地与住房。开始人们都因很怀疑而胆怯，最后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做到了这件很容易做的事情，吴起也果然实施了诺言。过一段后，吴起又故技重施让百姓将车辕从西门搬到东门外，这一次围观百姓无不争着去搬，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吴起见民众已相信他的话，已知民心可用，于是便宣布说：“明天我准备把边境上那座秦国亭障攻下来，有谁捷足先登的，就任命他做大官，并可以得到最好的田地与房子”。号令一出，第二天很多民众都争先恐后地攻击秦国亭障，只是在一个早上就把亭障攻克了。
第二、赏罚应保持公正平等。
赏罚的公正平等首先是指群体内部间的公正平等。例如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在第一次出祁山失败后，不仅挥泪斩了马谡，重赏了有功的王平，而且还引咎自责，上疏刘禅自贬三等。这种“开诚心、布公道”的精神大大感动了蜀国军民，正如曾受诸葛亮严刑的蜀国官员张裔在诸葛亮死后对其评价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也”。
赏罚的公正平等其次又是指群体与群体间的公正平等。例如西汉开国初，有一次汉高祖刘邦问各文武大臣：“朕何以得天下？项羽何以失天下？”汉大将王陵就曾回答说：“陛下平时待人，未免侮慢，不及项羽的宽仁。但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时，每得一城，即做为封赏，能与天下其利，所以人人效命，得有天下。项羽妒贤忌能，多疑好猜，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人心懈体，乃失天下”。可见，群体领导要建立强于对方的向心力，则就要在奖赏方面重于对方，在处罚方面轻于对方，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笼络人心。
赏罚的公正平等再次又是指赏罚分明。例如北魏曾由一段时期，是由魏王元宏的母亲冯太后专政。冯太后在宫内私通宠臣，为了防止朝廷内外议论，杀了许多对她谤言丑语的人。但冯太后对朝廷的功臣勋将，总能保持很好的礼遇，并结以厚恩。对朝廷的文武之臣，她也能功必赏、过必罚。即使她的宠臣有了过错，她也不肯有一点的宽恕，动辄加以鞭刑，多则百余下，少则数十下，只不过冯太后此人赏罚分明，往往昨日受刑，明日升官，从不算老帐。所以当时人们对她的惩罚也没有什么怨言，反而都因此愿意为朝廷拚死卖力地办事。
总而言之，群体领导高度的指挥权威也就是群体领导能够按以上六个步骤要求，正确实施指挥与赏罚权力的结果。
群体领导的的待下态度
群体领导真诚的待下态度包括对群体成员真诚的宽厚仁慈态度、真诚的严明守信的精神等道德精神力量。群体成员对群体领导的向心力不仅是指挥权威的结果，更是道德精神力量感召的结果。所谓激发群体向心力的群体领导的道德精神力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宽厚仁慈
群体领导应对其成员具有宽厚仁慈的态度。正如《孙子兵法.地形》中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壑；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下之俱死”。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将领吴起，就是一个将部下当做自己亲人一样对待的人，有许多士兵在伤口恶化时，他身为统帅甚至能不顾肮脏地为他们吮吸在伤口里的积脓，以减轻伤兵的痛苦。正是吴起这种真诚的待兵态度，激发了部下听其命令拚死作战的精神。
群体领导对群体成员的宽厚仁慈不仅表现在仁慈上，同时也表现在对他们错误的宽容上，隋朝时在李渊属下的李靖去向隋都城长安报知唐军反叛消息，半途被唐军逮捕，李世民爱其才能而在刀斧下将其救出，从此后李靖为唐朝屡立奇功，使当初愤而要杀其的唐高祖李渊都感叹这是“使功不如使过”的效果。
就一个人来讲，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确实是巨大的，象我国近代的伟人孙中山被世界公认为革命意志纯正坚定、且道德高尚的人。孙中山首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当年国共之所以能合作到一起很大成份上主要是其革命精神感召的结果。而在孙中山去逝后国共就逐渐趋于分裂，中国也由此陷入内战，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遗憾！
群体领导对群体成员宽厚仁慈的态度，不仅仅只应表现在对待群体成员上，还应该是一个待人的态度，否则也就不能不引起起部下的猜忌。例如公元1196年，铁木真的蒙古部落，被札答兰部落首领札木合联合十三个部落的人马击败。札木合在胜利后显得十分凶残，他设置了七十个煮着沸水的大锅，将落入他手中的蒙古部落的贵族和儿童统统扔进了锅里。札木合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其内外许多氏族部落的悲愤和不满，反而纷纷去投靠铁木真。结果，铁木真这次失败不但没有摧毁其主力，反倒进一步增强了他的部众。
其次，严明守信
群体领导还应对群体成员具有严明守信的品格。例如公元231年，魏明帝派司马懿率军二十余万袭击蜀国要地剑阁，被蜀军侦探及时发现。当时蜀军正在换防，于是就有人建议蜀丞相诸葛亮留下即将回家的蜀军，集结更多兵力对付敌人。但诸葛亮非常体谅蜀军官兵急盼回家愿望，以及蜀军家人已在倚门望归的心情，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让整装待发的将士赶紧回家与家人团圆。将要回去的将士听说后，对诸葛亮无不从内心感激涕零，反而纷纷要求留下来打好这走前的最后一仗。战斗开始后，蜀军将士们无不奋勇争先，以一当十，最终杀死了魏大将张郃，成功击退了司马懿的进攻。所以说：“抚士贵诚”，正是由于诸葛亮坚持了以诚信待人，才使得准备回家的蜀军官兵具有了从大局着想的主动性。
群体领导待下态度应是真诚的，若群体领导对其部下采取的是一种欺瞒愚弄的不真诚态度，那怕有一次则都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于其太孙朱允炆。燕王朱棣欲篡皇位，便以清君侧为名自北平起兵，一路夺城略地，进占居庸关。怀来宋军都督宋忠闻居庸关失守，率军从怀来前去争夺，出发前欺骗家在北平的军中士卒说：“你们在北平家属，统统被燕王下令杀死了，要报仇的快跟我前去杀退燕军”。军士们听了此言，当然都悲愤填膺，家在北平的军士更是争先恐后地向居庸关杀去。到了关前，家在北平的士卒遥见燕军前队有许多士卒都是亲戚，便向前追询家中情况，燕军士卒都答称家内平安。这一下，把怀来宋军士卒都惹恼了，共同倒戈，宋忠不防前军突然哗变，燕军又乘势随后杀来，顿时宋忠全军溃败。宋忠退入怀来城后，还没来得及布置防御就被叛军攻入城中，宋忠自己也被燕军追捕杀死。城破后宋忠所属将校先后被捕了一百余人，这些将校或自刎、或被杀，无一投降。在这一例子中，宋忠所属将校既能为其殉命，可见宋忠平时对待属下一定也是有情有义的，但只是他由于他一时使用愚弄手段，才导致了家在北平的军士们对其反戈相向，由此可知待下真诚的重要性。
总之，群体领导的待下态度应是真诚守信，宽厚仁慈的。群体领导正确的待下态度和其指挥权威的相对统一，是群体成员向心力产生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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