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又经过十余年的四方征战终于统一天下。后继之君明帝，章帝与民生息，发展生产，铸就“明章之治”。就在大汉臣民都沉浸于国泰民安的喜悦中时，殊不知朝堂上已是暗流涌动，东汉渐渐步入日暮的阴影中。
东汉历经一百九十五年，传十四帝，但自章帝之后便存在外戚、宦官、清流士大夫三股势力互相交错，争权夺利，爆发多次外戚专权，宦官乱政以及党锢之祸。同时，在此基础上加之察举制的施行，东汉一朝诞生诸多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进一步加强了世家大族对中央权力的掌控力，逐渐演变成门阀政治，一度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下面我将分别就以上几点做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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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宦之争
外戚即皇后或太后的娘家人，自汉章帝之后后继之君继位时往往年纪过小，汉安帝继位只有13岁，汉和帝继位只有10岁，而汉殇帝继位时刚满百天。皇帝的低龄化使得无法立即亲政，太后临朝称制。然而太后一介女流之辈，养在深闺，既无高深文化修养又无敏锐政治意识，因此往往信赖于其父兄，即外戚。由此，外戚逐渐步入权力中心，把控朝政，而当皇帝成年时由于外戚已实现专权，皇帝往往无力与之抗衡，从而皇权被架空，大权旁落，这便是外戚专权的开始。
实际上，外戚专权早在西汉时期便已发生，他们可以把持朝政、垄断仕途、控制宫闱，权势甚至长期凌驾于皇权之上。如西汉中期的霍光，曾废昌邑王刘贺改立刘询。西汉后期的王莽权势更盛，最后篡汉自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东汉在开国之初便对外戚势力做出种种抑制措施，光武帝一朝不仅限制外戚家族为官的人数，且革除外戚领兵的旧制，取消外戚在国家权力中心尚书台的权力。明帝、章帝也基本继承了光武帝的政策，直到汉和帝10岁继位，无力控制朝政，不得不任用外戚辅政，自此大权落入外戚窦氏手中。窦氏家族的代表，大将军窦宪总揽朝政，排除异己，在朔北“燕然勒石”之后日益膨胀，最后甚至阴谋篡汉。窦氏之后，汉安帝时期的外戚阎氏同样权势熏天，他们甚至与宦官沆瀣一气，向皇帝进言废太子，车骑将军阎显在安帝死后秘不发丧，独断册立少帝。到了汉质帝时期的外戚梁氏，大将军梁冀一手遮天，甚至毒杀冲帝，改立桓帝。自此，外戚势力达到极盛。
与外戚势力的迅速膨胀相对应的是随着皇帝的日益年长，越来越不满于外戚的专权，不甘沦为傀儡。然而，宫内宫外到处遍布外戚的眼线，皇帝所能信赖的唯有朝夕相伴的宦官。永元四年，汉和帝联合中常侍郑众围捕密谋造反的外戚大将军窦宪，逮捕党羽亲信，迫令自杀。延熹二年，汉桓帝联合中常侍单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等诛杀外戚大将军梁冀，单超等人均以功封为列侯。
伴随外戚势力被剪除的是宦官掌握中央大权，这也造成了整个东汉都处在一种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政治环境中。
宦官乱政与世家大族的崛起
宦官集团权力的唯一来源是皇帝，在位的皇帝虽然依赖宦官，但并非不能驾驭宦官，对宦官的胡作非为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对于政局也有一定的掌控能力。随着察举制的施行，在地方政权中，士人阶层发挥着重要作用。东汉的制度是地方长官由朝廷任命，地方属吏由郡守、县令从当地人士中选置。所谓察举制是指地方长官随时从本地考察人才，以其才学、品行为标准，上报中央，从而授官。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守令往往选择出身显赫，有一定声望的士人作为曹掾属吏。如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为功曹。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财产，二者在多数情形下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由此，世家大族迅速崛起，出现了“四世三公”、“家世传业”这样世代控制着中央或者地方权力的世家大族。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交替把持朝政，垄断控制了士人的入仕渠道。因此双方的矛盾日益严重，这在下一节会讲到。宦官与外戚专权期间大肆任用其党羽遍布朝内外，并利用察举制之便大肆在地方推举、培植其亲信，势力迅速膨胀，乃至于两次党锢之祸仅仅相隔两年，宦官集团便完全把控了朝政，皇帝再也无法限制宦官的权力。
宦官往往出身贫寒，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和政治教育，完全不懂如何治理国家，虽然其中也有个别品质优良者，但也不过是劝诫皇帝勤俭节约等。大多数宦官掌权后由于后天的不足加之身体的残缺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皆是为己谋私。他们将自己的亲朋及义子安插在朝内外，胡作非为，鱼肉百姓，乱政也由此开始。史学家普遍认为，宦官掌权是变乱的开始。虽然宦官也有好坏之分，但纵观历朝历史，宦官掌权无不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政治的腐败。
党锢之祸
就在宦官与外戚交替把持朝政的同时，他们滥用权力，不计后果，随意安排自己的子弟遍布中央、地方。这些子弟在得势后必然也不会按照正常的察举、征辟渠道给有才干的士人以参政机会，这使得士人们正常的入仕渠道更为狭窄，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东汉的士族往往以阶级公利的代表和监督者自居，他们既为皇权压迫人民，却又企图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常常讲些拯救黎元，减轻负担和痛苦的言论，似乎代表着社会公德和良心。且时时刻刻要把皇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变成自己的忠实仆人和工具。因此和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他们虽然渴望权力，但表面上又不能公开与皇权进行争夺，只有当政治腐败、皇帝昏庸，皇权落入宦官阶层手中的时候，他们才能光明正大的以打击官宦阶层为借口，来达到扩大自身权力的目的。士人与宦官的矛盾实质是士人与宦官背后的皇权之间的矛盾。凭借家族优势攫取政治权力，取代宦官集团，这就是士人斗争的目的。
然而，这些士人在百姓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与口碑，不同于外戚与宦官集团的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往往被当做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汉桓帝时期就有被称为“八俊”（人中英杰之意）的八位士大夫，士子们多以能与之结交为荣。时人称之为“清流士大夫”。
爆发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和汉灵帝建宁元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是清流士大夫与宦官集团争斗的巅峰，且均以清流士大夫的失败而告终。所谓“党锢”，意为党人禁锢，即对党人进行囚禁虐杀的行为。而“党人”指的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清流士大夫以及第二次党锢之祸加入的外戚集团的统称。党锢之祸的直接后果就是宦官集团完全把控朝政，再无敌手并爆发黄巾起义，可以说为日暮下的东汉王朝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起因是宦官党羽张成推算即将会有大赦令，便故意在赦令前犯案，时任河南尹的清流士大夫之首李膺无视朝廷赦令，强行处决了故意杀人的张成之子。随后李膺遭张成党羽以诽谤朝廷之罪诬告，汉桓帝随即以未奏先杀，将以李膺为代表的朝官逮捕入狱。最终在太尉陈蕃以及外戚窦武的多番求情下，李膺等人才被释放，免职返乡。第一次党锢之祸是在宦官集团尚未完全把控朝政的情况下爆发，最终以党人的失败和宦官的妥协告终，只能算是一次小规模的摩擦。
汉灵帝建宁元年，外戚窦武因拥立之功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窦武不满于宦官集团的干政，便联合被重新启用的李膺等清流士大夫欲一举剿灭宦官集团，从而爆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然而因做事不周，计划泄露，宦官曹节、王甫等人抢先动手，抢夺印绶，挟持窦太后以及年幼的灵帝，大肆围捕党人。建宁元年九月辛亥日，外戚窦武、三公陈蕃、清流士大夫李膺等全部被捕遇害，宦官集团大肆抓捕党人，多有无辜者遇害，一直持续到16年后的中平元年。至此，第二次党锢之祸以党人集团的彻底覆灭及宦官集团的完胜告终。
关于党锢之祸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史学家有诸多论述，推荐大家去看渤海大学王硕硕士的硕士毕业论文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
结语
两次党锢之祸让拥有军权的士族豪强袁绍彻底明白了清议与舆论无法与宦官抗衡，铲除宦官必须依靠暴力。因此，在外戚大将军何进遇害后，袁绍果断领兵打击宦官，彻底覆灭了从汉和帝以来掌权的宦官集团。
但灵帝时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而施行的卖官鬻爵政策导致的政治腐败以及在剿灭黄巾起义期间趁机崛起的地方豪强逐渐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都让日暮下的东汉王朝积重难返，长久统一的局面再次被打破，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战火之中。曹操、刘备、孙权等豪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三国时代的大幕缓缓拉开。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王硕. 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D].渤海大学,2018.
[3] 王冰. 东汉汝南党人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
[4] 刘涛. 从“党锢之祸”看东汉经学教育对士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D].华东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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