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书法艺术的关系

 杨国雨

自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我国禅宗对其大胆的革新,屏弃了佛教繁琐的经文.教仪,倾向世俗化。并经过了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渗透,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佛教宗派中独树一帜,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同时赢得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关注和参与在艺术理论里,都涉及了禅宗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因此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门进一步研究认识和学习。



禅宗的基本观念,是“自心是佛”,在《坛经》里说“佛是自性做,莫向身外求。”禅宗强调了佛在心中,不在身外。修心能达到自身觉悟和引导众生觉悟的境地,则成佛。禅宗的“自心是佛”不仅说明修行成佛是心里的事,而且更有重要的意义,是人开始知道自己生存的价值与作用。尽管这种思想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但早在一千多年前人类已有这种认识,这就相当了不起了。

禅宗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缘起而生,不断变化的。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一日于舟中,卧念香严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其中三世境界的三世指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不断迁流,有生有灭,有空有实,缘起而生,互相联系,彼此依存。南朝朱熹在《朱子·语类·大学一"纲领》感叹到“吾儒与老,庄学皆无传,惟有释氏常有人。盖他一切办得不说,都待出人自去敲磕,自有个通透处。”

禅的妙处之所在就是让人自己调动思维能力,去领悟禅的问题,既可以发挥自主意识的作用,又能给人有亲身求道的乐趣。禅师曾说“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有不疑者,作何开发?”(明元来《宗教答响·参悟品第一》)这里讲的是鼓励人动脑筋,用思想考虑问题。



禅的思想是:已人为中心,而认识佛法,认识世界的。强调自主意识,相信人自己,不信神,正是“已人为本源”,因而也受人的尊重。禅宗不论为己为人,对意识都是非常重要的。石涛曾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人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这里强调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这也说明了在参禅中“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的得道境界。参悟目的就是为了求觉、求正、求净。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到艺术继承关系上如何体现自主意识。体会深刻,尤可鉴也。

“大慧禅师参禅云:壁如有人具万万资,吾皆籍没尽,更与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力气,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楮、薛各家伎俩。有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艺术在继承的合与舍中突出作者自己个性,面目,突出了自主意识在艺术中的作用。不然则为古人所役,,为法所羁。宋朝禅师大慧说:人有万贯家才,我却家资没尽,还要向人借债,没有财产的包袱。董其昌认为这禅语对书法家有关键性的启示,董其昌重视师法古人重视法则,认为接受传统是重要的,但不能已此为包袱,而压跨身子,若久而成习,更难脱身。这就好比在沙滩上撑船,用尽力气,也不前进。所以注意既要合法又要舍法,既要师法古人,又不为古人所羁绊。假如天视于法,强求出新,则为胡乱涂鸦,不成其法,不是艺术,所谓“不能尽法而遽事舍法,则为不及法”也是一种弊端。因此应有欧阳询,虞世南,楮遂良,薛稷诸家的才华,继承王羲之,又“脱去右军老子气”,方可呈现出书法中有“自心是佛”的风貌。做到这点确是有些难,好似哪吒若没有骨肉,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而后始露全身。这是包含着舍与合,实与虚辨证思想,哪吒若没有骨肉,哪能说什么虚实,粉碎后始露全身?先实后虚,从实中求精神,显露面目,发挥主观意识,才能取得更新更高的境界。如果连艺术造型的基本法则都未掌握,怎么能拆骨拆肉,调整结构思路破旧出新?难怪董其昌认为自晋唐以后,五代杨凝式能解这个窍,而赵孟兆页连梦中都未曾见。可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董其昌对“自心是佛”之句,令人咀嚼良久才得一二。



在《坛经》中多次提到了“自性自净”。自性是佛性,慧能法师认为人的自性都是清净的,所以修行就是将自性保持的像一张洁白的宣纸一样。

禅宗的顿悟,往往是不知不觉中而得。《五灯会元》第七卷中说“作破七个蒲团,不明此事,一日卷帘,忽然大悟。”从这里不难看出悟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作破七个蒲团,少说也要六七年的功夫,刹那间顿悟也和长期修行有关系。在书法中也有同样的事情,唐代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写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可见张旭寄情与点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时的如痴如醉,他信手挥洒,完全沉浸在书法艺术的玄妙境界之中。这也是他书法艺术到达一定高度的迸发。颜真卿在写《祭侄季明文稿》时他以极度悲愤的心情迅笔疾书,完全不顾及法度,虽然这是个草稿,但是笔笔有来历,矩度不失,从中更能看出他在书法深厚修养与精湛的技法。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苏轼被贬官后在黄州写的《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由于当时穷困潦倒,衣单食薄,饥寒交迫,写下了自己当时的自身感受。其间的书法艺术性值得后人膜拜。可以说这是他多年艺术积累的表现。书贵乎取法天然,不经雕琢,为之佳品也。

从此看出书家的直觉、灵感一些无意识状态,与平日意识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体验以及技法锻炼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法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

书法的悟性与禅宗的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书法艺术到现代不再是个人的浅斟低唱,相反,那时不可严说的表达,对所有包括感性在内的无意识的事物的把握,对感性的每一个力图显现的意味及其深蕴的团结和保存。

明代书法家傅山曾说“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其中强调了精神解放。同时反对那些被套上了格子的艺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到了“变者,天也。”说明了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不要一味的故地自封,当适当的求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在我们传统的认识上撕开了了一个缺口,透过这个缺口,我们可以窥视到生命本质的坚强和颤栗。”



中国书法在本质上是属于助人教化明道义忠信的,唐代书法家张怀瓘所言“文章之为用,必假平书,书之为征,期舍平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故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契为信不足,书为立言征”正是如此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书法可在最大程度上发挥道的意义,所以中国书法理论向二极扩展,一极向“天人和一”“大象无形”的道的方面发展,另一极则注重细微末节的形式因素。后者的理论显然得非常发达,对文房四宝,执笔运笔都各有一套自家路数,但这一切都是为儒释道互补的实践理性服务的。

儒家和道家都是崇尚自然的,书法中同样注重取法天然,如刻意于书,抛却天然,书法作品中的艺术生命就被窒息了。如西晋大书法家索靖曾在《草书势》中“蝌蚪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东晋女书法家卫铄曾在书论《笔阵图》中说“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角……。”苏轼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等等,都说明了书法艺术不是刻意安排做作。这是和禅宗有着同样的理念。

老子提出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居第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而道以自己本来的样子为法则。

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道,天所不在,甚至瓦□粪溺蝼蚁都有道在其中。”

禅家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尽管流传下来不少灯语录,但好多都是前言不接后语。所以禅宗的的精神及其思想特征很难在短期内掌握,往往会使人陷入蹩句之中,虽然禅学与艺术套在一起有些牵强,但是如果深究细考,相信一定会形成系统化、规模化。

画圣吴道子和草圣张旭之所以能从高超的剑术中获得灵感,正是因为他们从中得道,又使之入书入画,使其艺术带到了化境。

宋朝大文豪苏轼在《论书》中把书法艺术赋予了生命,“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以书比人,以书察韵,要有神,表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气度;要有气表明了一种连贯的韵律感,节奏感;要有骨,表现了用笔时的刚柔相继;要有肉,不能瘦而露骨;要有血用墨活而不乱。期间透露出了中和、天然之美的传统美学思想。

王维在《画学秘诀》中提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情,成造化之功”就是说以简素的水墨表达画家的“净心”最为合适。这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这一直被文人画家视为审美准则。至于“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是至关重要的。所谓自然之性,才能重视对自然景物的审视和摄取,从而有可能“成造化之功”,孕育出动人的画面,所以文人画家对自然界虚实动静的变化,生机活动的气息,便有一种和自己心灵相融的入微至妙,同时体现了捕捉艺术灵魂的本领。因而创造出隽永感人的画面,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经典之作。



中和为美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理想,而不是对抗的观念。中国人十分醉心于和谐的效果,希望在书法形式中肯定自身,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

中和为美的理想是从对人的要求开始的,然后延伸到其他层面。魏刘劭《人物志》“凡人之质量,中和最为贵矣。”孔门弟子形容孔子“温而历,威而不猛,恭而安……”他强调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的朴素和谐统一。体现了在书法上要求情理结合,情感抒发要符合理性规范,做到适中而有节制,其外在体势表现为“势和结构”“平正安稳”,各种形式要素要达到和谐完美统一,阳刚与阴柔相辅相成,不偏不倚,表现出刚柔相济,骨肉相称的中和之美。唐朝孙过庭对此作了概括“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说实话想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首先“志气平和”情理统一,在安详平和的心态去思考创作。东汉书法家蔡邕《笔论》“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 唐太宗李世民在《笔法诀》中也提出了“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

以上看来书法于禅宗中之间只是表象不同罢了,在参禅的过程中也讲到了“六根清静”“绝虑凝神”,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中去,心无旁念,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书法同样如此,南朝書法家王僧虔《笔意赞》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由此可见禅宗和书法都需要一种高度的忘我境界。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不少的说法。《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天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一阴一阳为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好像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一切事物都是存在着矛盾,一阴一阳的矛盾变化规律叫做“道”。书法艺术里同样有矛盾和对立,只有在里面增加矛盾,并且能很自然地解决了,这样的的书法艺术,才是经典的艺术品。

书法艺术的特色就是把抽象的符号,赋予生命以及意象的情趣,给人以美的享受。书法艺术并不是单纯对形式上的追求,书法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艺术情操。古人云“书者,心画也”“写字者,写志也”“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之本”等等,关于书法艺术与心灵相关的论句。

以书家看来,书法中的形是为了表现神,正如身体体现了人的心灵。苏轼《论书》中讲“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从中看出书法的神与体结合起来,把书法的结体形体比作成有生命的人。在明代丰坊《书诀》中也指出了书法生命的来源“筋生于腕,腕能悬,这筋脉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只能实,这骨体坚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则燥湿调匀而肥瘦适可。”

这说明了,书法艺术并非只凭借支离破碎的结构和抽象的点线,给人感官刺激,而是依靠书法艺术本身的艺术生命力,来给予人们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书法艺术中收与纵,虚与实,断与连,背与向,正与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发挥的。这与道家的阴阳向背的矛盾学说不谋而合。禅家讲表象和内心统一。书法艺术同样如此不仅在有勾勒旋转,而且在直中求曲,弱中求力,实中求虚,湿中求渴,枯中求腴。从中找到书法的生命之源。同时窥视到禅家认识事物的独到见解。

通过对禅宗和书法简短的研究,使我这个凡人受益非浅,不仅懂得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而且知道了遇到问题逃避,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应当用智慧变通,就可以长久存在了。综上所述禅于中国书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法艺术中可以看到禅宗的身影存在,禅宗的思想又能通过书法艺术表现出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书法是一门精神境界极高的艺术门类,没有禅宗思想的辅助,书法艺术不会有更高更远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借助禅宗这双坚硬的翅膀,在艺术的天空上自由翱翔。相信在岁月的长河中,书法艺术会借助禅宗的力量,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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