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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权无责”不合法，“有责无权”亦然。
[/b]
“公共”责任对于艾尔弗雷德·斯隆而言，简直比“不够专业”还要糟糕，不但是不负责任，而且是一种权力的僭越。有一次，斯隆和我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会间，某位大公司的最高主管表示：“我们对高等教育负有责任。”斯隆问道：“我们身在企业界，是否有权主导高等教育呢？”这位主管答道：“当然没有。”斯隆毫不客气、火冒三丈地说道：“那我们就甭谈什么‘责任’。你也是个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想必也知道这条铁律—— ‘权’与‘责’应该相当。如果你不想要‘权’，而且这‘权’也本不该属于你，那么就别谈什么责任。同样，要是你不想承担责任，而且也不该由你来负这个 ‘责’，也就别谈什么‘权’。”
斯隆的管理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当然也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历史的第一课。“有权无责”不合法，“有责无权” 亦然，两者都会导致暴政。斯隆希望他手下的专业经理人享有很高的权威，同时也要求他们承担起重大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点，斯隆也把权力的范围限定在专业领域，因此拒绝承担非专业领域内的责任。
[b]行动指南：[/b]
反思你的“权”与“责”是否相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出改进建议，使二者尽可能相匹配。
[b]
摘自：[/b]
彼得·德鲁克《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quote]
[b]评注：[/b]
本篇日志谈论的是斯隆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德鲁克完全赞同。单独说责任和权力要匹配，没有人会否认。再进一步，寻求责任、权力、利益三者合一，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不过本篇日志的背后，隐藏着一小段公案。
德鲁克很看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斯隆对“公共”责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斯隆撰写《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直接诱因就是对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的强烈不满。在德鲁克《管理》三卷册的推荐序言和“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演讲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包政教授提到了这个问题：斯隆始终想不清楚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在斯隆的思维逻辑中，责任与权力应该是对等的，企业的责任是如何把各种生产经营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企业并不对社会拥有权力，也谈不上社会责任。
对高管妄谈社会责任很窝火，并不代表道德水准低下。企业有企业的本分，高管有高管的职责。高管做不好本职工作，成天妄谈对社会和人类的贡献，更像是一种做秀和伪善。企业的本分是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的价值和社会责任，也只能在满足顾客需求这个大前提下得到体现。一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的企业，就算捐座金山，也不能说承担了社会责任。
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德鲁克和斯隆谁对谁错，因为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谈论的问题本就不一样。细想一下，这里面其实有好几个概念含糊在一起：企业、企业家、责任、社会责任。有一个佐证，来自《管理学家》2009年第8期的文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称，1999年壳牌（中国）发布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08年底，有121家中国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但报告整体质量仍不容乐观”。这些社会责任报告的具体内容，通常包括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价值观、环境安全管理体系、公益慈善活动等内容；有的报告披露公司治理结构、利益相关方参与等信息。可以看出，“社会责任”并不是很严谨的一个词，包含了众多不易量化评估的内容。
在现实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容易被简化为企业家的慷慨捐赠。遇到大事小事，如果“有钱人”不捐助、或者捐助金额大家不满意。要么被冷嘲热讽“缺乏社会责任感”，要么被谩骂指责“为富不仁”。当社会责任感沦落为仇富的工具、道德绑架的人质、慷他人之慨的借口，这种社会责任并不道德，也难怪一些企业家会敬而远之。
[b]“有权无责”不合法，“有责无权”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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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责任对于艾尔弗雷德·斯隆而言，简直比“不够专业”还要糟糕，不但是不负责任，而且是一种权力的僭越。有一次，斯隆和我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会间，某位大公司的最高主管表示：“我们对高等教育负有责任。”斯隆问道：“我们身在企业界，是否有权主导高等教育呢？”这位主管答道：“当然没有。”斯隆毫不客气、火冒三丈地说道：“那我们就甭谈什么‘责任’。你也是个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想必也知道这条铁律—— ‘权’与‘责’应该相当。如果你不想要‘权’，而且这‘权’也本不该属于你，那么就别谈什么责任。同样，要是你不想承担责任，而且也不该由你来负这个 ‘责’，也就别谈什么‘权’。”
斯隆的管理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当然也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历史的第一课。“有权无责”不合法，“有责无权” 亦然，两者都会导致暴政。斯隆希望他手下的专业经理人享有很高的权威，同时也要求他们承担起重大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点，斯隆也把权力的范围限定在专业领域，因此拒绝承担非专业领域内的责任。
[b]行动指南：[/b]
反思你的“权”与“责”是否相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出改进建议，使二者尽可能相匹配。
[b]
摘自：[/b]
彼得·德鲁克《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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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评注：[/b]
本篇日志谈论的是斯隆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德鲁克完全赞同。单独说责任和权力要匹配，没有人会否认。再进一步，寻求责任、权力、利益三者合一，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不过本篇日志的背后，隐藏着一小段公案。
德鲁克很看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斯隆对“公共”责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斯隆撰写《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直接诱因就是对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的强烈不满。在德鲁克《管理》三卷册的推荐序言和“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演讲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包政教授提到了这个问题：斯隆始终想不清楚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在斯隆的思维逻辑中，责任与权力应该是对等的，企业的责任是如何把各种生产经营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企业并不对社会拥有权力，也谈不上社会责任。
对高管妄谈社会责任很窝火，并不代表道德水准低下。企业有企业的本分，高管有高管的职责。高管做不好本职工作，成天妄谈对社会和人类的贡献，更像是一种做秀和伪善。企业的本分是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的价值和社会责任，也只能在满足顾客需求这个大前提下得到体现。一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的企业，就算捐座金山，也不能说承担了社会责任。
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德鲁克和斯隆谁对谁错，因为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谈论的问题本就不一样。细想一下，这里面其实有好几个概念含糊在一起：企业、企业家、责任、社会责任。有一个佐证，来自《管理学家》2009年第8期的文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称，1999年壳牌（中国）发布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08年底，有121家中国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但报告整体质量仍不容乐观”。这些社会责任报告的具体内容，通常包括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价值观、环境安全管理体系、公益慈善活动等内容；有的报告披露公司治理结构、利益相关方参与等信息。可以看出，“社会责任”并不是很严谨的一个词，包含了众多不易量化评估的内容。
在现实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容易被简化为企业家的慷慨捐赠。遇到大事小事，如果“有钱人”不捐助、或者捐助金额大家不满意。要么被冷嘲热讽“缺乏社会责任感”，要么被谩骂指责“为富不仁”。当社会责任感沦落为仇富的工具、道德绑架的人质、慷他人之慨的借口，这种社会责任并不道德，也难怪一些企业家会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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