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管理:技术的刚性与人的自主性

数字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过于依赖技术而忽视了人的主体价值的倾向。研究发现,技术治理的视角下,社会和人的向度被过度简化,信息量被逐步压缩至一个数字,成为定量标尺上的一点。数据算法以特定逻辑搜集数据、整理数据,却不能传达任何价值。数字治理技术的异化,使数字技术不再是完成任务的工具,而是成为任务和目标本身,数字利维坦将会导致技术权威和技术独裁, 助长了形式主义,陷入数据搜集、统计的繁琐怪圈,造成行政责任模糊和问责困难。

组织的数字化管理还可能带来管理者对下属的单向沟通、非人性化和被动性、抑制人际交往、扩大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人工距离”( Artificial Distance)等问题,面临着在培训与开发中组织定量计算与成员价值主张之间、在考核与监管中组织监控与成员个人隐私之间、在奖惩激励中绩效的最大化与管理的人性化之间、在成员参与中组织边界的收紧与放松之间、在人机协同系统中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多重矛盾。

技术治理的扩张还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且维持了“上暗下明”的治理格局,个体被简单数据化和物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数字治理往往是基于科层制结构自上而下的组织化调控推进,个体缺乏参与治理的稳定渠道和双向互动的有效机制。人工智能的应用在限制基层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以推动决策公平的同时,也存在弱化一线工作人员对权力运作过程和结果进行控制的风险。治理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程度越高,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就越强,自下而上的参与就越式微,基层忙于应对上级的控制,失去了服务基层群众的主体性、主动权和能力;各种机械呆板的技术程序,还导致非正式的、灵活的、乡土化的村庄社会规则难以发挥作用,基层干部的主观能动性被忽视,自由裁量权和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难以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信息技术加持下的政府像一部越来越庞大和精密的机器,越来越僵硬和迟钝,失去了治理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以上这些关于管理中的刚性与柔性的讨论,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本质上,被算法困住的外卖骑手和一百年前被困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其实面临着同样的境地,只是管理技术变得更加“高级”,机械化的流水线升级成了数字化的算法。早在20世纪初,泰勒就曾提出了 “科学管理”方法,精确记录了工人在工作中每一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然后计算出最快的工作方法和工人的“合理日工作量”,再实行计件工资,试图通过这种“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实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这类方法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性是懒惰自私的、缺乏志向的,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加强对人的外部控制和监督。某种程度上,“科学管理法”正是现在提倡的“基于数据的管理”的鼻祖。

然而,人际关系学派指出,复杂多变的人和人类社会是难以被精确预测的,“科学管理” 过于简化和割裂了复杂的管理行为,貌似精准科学,实则机械和僵化。由此,这一学派又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指出人具有社会性需求和情感心理方面的需求,人是能够自我激励的,有责任感的,不仅有经济和物质需求,更需要得到关心、尊重和理解,好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归属感能激励人的行为。因此,管理需要发挥人的自我控制力和主观能动性,强调授权、参与式和协商式的管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也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人异化为了生产机器,把劳动者视为生产线上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人本身,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之后,又提出了权变理论,他发现无论是任务导向型还是人际关系导向型的领导力行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情境,没有一成不变的、适用于所有情境的“万能模式”,由此建立的“复杂人”假设主张应根据组织内外部环境,如任务性质和人员素质等情境进行权宜应变。

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使用它。那么,数字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情境是怎样的?哪些情境下需要利用技术来促进创新和自我激励?哪些情境下需要利用技术加强控制和外部监督?人是最宝贵的、最富于创造力的资源。数字化管理的目标究竟是尊重和满足人的社会需求,要把人从机械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灵活性、同理心和创造力,还是要用僵化、刚性和机械的技术来强化对人的控制,将人视为被算计、束缚和异化的“工具人”,在算法的流水线上越跑越快、永不停歇抑或完全取代人?这是数字治理的推进者和研究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