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交大的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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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交大的人才队伍建设 文／张雪永 西南交通大学 2013-11-30   　　目前，人才强校主战略越来越为大家所关注，在摸清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和规划未来的同时，我们也应以史为鉴，从交大117年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寻出学校壮大而至辉煌的原因，特别是甄选出那时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因此，本报特邀档案馆馆长张雪永教授从交大历史上的教师阵容、教师甄选、教师职称晋升、教师的责权利等方面展开阐述，让大家能体会到那时的教师如何卓越、因何卓越，认识到老交大的人才强校理念。 　　我校自1896年创立，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声誉鹊起。1916年，在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课业评比中获第一名，教育总长亲书“竢实扬华”匾额颁赠，标志学校进入全国一流高校行列。随着茅以升、黄寿恒、林同炎、黄万里等校友在留学中的优异表现，到20世纪20、30年代，学校乃有“东方康奈尔”之誉，得以蜚声海外。之所以能造就大批英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拥有一支卓越的教师队伍。 　　一、老交大的教师阵容 　　学校在办学之初，由于国家新式教育兴起不久，教师只能借才域外。这些外籍教师不少来自康奈尔大学等英美名校，总体水平较高，责任心较强，为学校办学伊始就有了高起点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以后，大批留学生回国服务，学校中国籍专业教授逐步增多。他们对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在任教的过程中，又能结合中国国情，因材施教，严格要求学生。其中，罗忠忱、伍镜湖、李斐英、顾宜孙、黄寿恒等5位教授自从来到我校任教后，就以校为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材。即使在学校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也始终坚持和全校师生在一起，四处奔波，颠沛流离。正是由于他们的师德与人格魅力，在他们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大师、良师、名师，包括茅以升、朱物华、罗英俊、陈荗康、严家驺、林炳贤、范治纶等人，还有后来被称为我校“四少”的罗河、许元启、朱泰信、李汶等教师，可谓大师云集、群贤毕至。正是他们培养了一批蜚声中外的高徒，铸就了我校建校后的第一次辉煌。 　　二、在老交大如何当上教授 　　晚清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当局对大学办学总体上处于放任状态，并不过多干涉。教授聘任和管理，如何规定、如何实行，基本听大学校长自便。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上教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权，但校长们自我把关很严，所聘任的教授都是同行公认的佼佼者。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大学管理有所加强。当年6月，大学院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对大学教师的职称等级和任聘条件界定： 　　在职称等级上，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名称分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每等又分三级。 　　在任聘资格上，条例规定：助教须“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学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于国学上有研究者”。 讲师须“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助教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于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须“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者”。 教授须“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 　　从规定看，首先对学历要求很高。讲师得有硕士学位，副教授得有外国博士学位。其时国内大学尚未有可培养博士者，“外国”两字本可不要。非要强调“外国”，似乎倒有“崇洋”的嫌疑。但平心而论，斯时中国办理现代教育时间不长，总体上落后于欧美诸国。基于这样的认识，指明“外国”，到显得不矫情，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然而凭一个“洋文凭”就可以直接做副教授吗？不行，还要“有相当成绩”，如要当教授，还要“有特别成绩”。 　　如果不是“洋博士”，甚至“洋硕士”、“洋学士”也不是，只是一个“土学士”，能否当副教授乃至教授？当然可以。按照规定，国内大学毕业，从助教开始，如果有足够的天资，付出足够的努力，做出“特别成绩”，四年后就有机会当上教授。按照1929年铁道部的规定，对学历进一步放宽，“凡在国学或其他学术确有特殊研究及经验而无学位者，得聘为讲师或副教授”，更显示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还有值得注意者，无论“相当成绩”还是“特别成绩”，均未明确范围。当然，教授的本分不外教书和研究，或曰传播知识与生产知识。可以理解为，并不刻意要求，教书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教书和研究上有所得都被认可。还可以进一步地理解，二者都是教书要争取的“成绩”，可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 　　但如何衡量何谓“相当成绩”，何谓“特别成绩”？其裁量权和决定权还是在于校长。但从实践中看，校长对聘任权力的使用还是十分慎重。1930年，学校19位教师中，只有5位教授。“五老”之一的黄寿恒，1923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在校服务7年，深受学生喜爱，完全有条件升任教授，但也只是副教授。1935年，教授只增加了1个。副教授的11人中，包括后来成长为中科院院士的朱物华、张伯声。前者哈佛大学博士毕业，1930年即来校任教。其他副教授亦均欧美留学归来，就读学校中不乏巴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名校，林炳贤、华凤翔、范治纶、朱泰信等亦服务学校多年，已负盛名。按照此时的条件衡量，校长完全自主时期所聘任的教授，其水准亦是符合标准的。 　　 三、在老交大如何当教授 　　当上了教授，不意味可以坐享其成。要坐稳教授，还有继续付出努力。按照老交大规定，教授、副教授上课需14到24学时，实验、论文指导2节课折合1节课。据茅以升回忆，他初到学校任教时，每周上课为20学时，按今天标准衡量，教学任务可谓繁重。 　　学时只是量的考核，还有对质的要求。老交大素以对学生严格要求著称，但严格要求学生的另一面是严格要求自身，即严谨治学。交大学子均为中学翘楚，且勤勉上进，对老师也有高要求。按当时习惯，新到图书先在教师阅览室放两个月，然后即流通到学生阅览室。如果教师不在这时间内阅览，如遇到学生提问，难免措手不及。一再如此，则无颜忝列教席了。事实上，确有不少老师是这样被学生“问”走的。 　　制度上的规定也使教师珍惜岗位。按学校规定，如果在每年6月前未接到下个学年的聘书，教师就只有另谋生路了。 　　四、老交大如何吸引教授 　　优秀师资总是供不应求的。教授有学校解聘的压力，学校也有优秀教授流失的风险。尽管人来人往，老交大教授队伍的核心始终保持稳定。民国教师有专任和兼任两种。有部分教师不愿专任，而是四处兼任多赚讲课费。吸引力差的学校往往只有几位专任教师。交通大学规定，教员以专任为原则，要求教师把全部精力投入本校。所以能够如此，是有制度保证的。 　　首先是薪俸待遇的优厚。我校在创立之初，外藉教师基本上都是用重金礼聘。如在清末聘请的外籍总教习月俸白银400两，副教习月俸白银200两，而当时清廷皇妃一年的例银仅300两。先后来我校任教的外籍教师有20人左右，来自英、美、德诸国。他们带来了国外先进的办学模式和科学技术，使我校一成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1917年5月，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教师的月薪标准为：正教授分为六级，一级400银圆、以下各以20银圆等差为一级，直到第六级300银圆；本科教授和预科教授也各分六级，月薪级差也为20银圆，本科教授从280银圆到180银圆，预科教授从240银圆到140银圆；助教分六级，月薪从110银圆到50银圆不等；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课时酬金视难易程度从2银圆到5银圆不等。 　　 南京国民政府基本维持了这个水准。按照1929年《铁道部直辖交通大学教员待遇原则》，教师薪水如下表。 　　按照有关研究，1930年代初，城市居民5口之家每月33元可维持温饱，月薪80元足可让初入社会的青年人过上比较优厚的生活，而较少后顾之忧，专心投入教书和研究。如晋升副教授乃至教授，则生活更为稳定。 　　但另一方面，教授们并不特别在意物质生活。虽薪资优厚，但他们大多生活简单，不尚奢华。到了抗战年代和抗战后的动荡岁月中，这些薪酬实际上是无法保障的。虽然名义上增长了上千倍，但和飞涨的物价相比，不啻杯水车薪。但为何“五老”等教授对学校不离不弃？比待遇优厚更重要的，是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产生，又在于教师广泛地参加到学校管理中，有机会在学校实现自己心中理想的教育。 　　 按照规定，教授、副教授是校务会议的当然参加者，此外，还有校长指定的2-5位教职员。校务会议处理的事情包括全校应兴应革事项、教务上之重要事项和事务上之重要事项，包含了学校发展最重要的工作。此外，还要参加训育委员会、体育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等组织。良好的工作和研究氛围，才是教授们视交大为家更重要的原因。 　　（转自西南交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