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上）

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上） 文/唐振绪口述 谭湘整理       编者按：唐振绪（1911年3月—2003年8月），江苏无锡人。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１９３７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１９４０年获该校水利及运输工程博士学位。曾任美国ＥＢＡＳＣＯ公司水利设计师、美国世界贸易公司工程师兼联络秘书。１９４５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设计处处长，高雄港务局副局长，台湾省林产管理局局长，1949年1月至1950年9月担任唐山工学院教授、院长。1950年10月以后，历任铁道部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长、高级工程师，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民革中央监委会常委。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唐山交大历史悠久 名闻遐迩-----唐山交通大学原是一所古老、优美的著名高等工程学府。追溯历史，最初创办于1896年，也就是清朝光绪廿二年。开始是在山海关，又名铁路官学堂。由于义和团运动影响，山海关校址被毁，到1905年，又在唐山开办，定名为唐山路矿学堂。以后校名不断更改，1921年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1928年改称唐山交通大学，1945年改名国立唐山工业院。全国解放后，改称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校名改为唐山铁道学院。1971年底，学校从唐山迁往四川峨眉，在峨眉山下，重建校舍，改称为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大自创立到今天，已度过了97年的峥嵘岁月，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几经变迁，历尽艰辛。但由于它的光荣历史（1916年曾被评为全国高校成绩第一），以及治学严谨的优良传统和人才辈出的出色成绩，因而名闻天下，中外推崇。       唐山在我记忆中，在解放前，是一个北方的工业城镇，有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和铁路南厂等等。但既非首都，又不是省会，也不是科学教育文化中心，也不是水陆交通枢纽，连能提得上的名胜古迹都没有。过去的唐山市也以有这所著名的大学而闻名天下。从火车站下车往东是去市区，往西经过大学路，远远望去就看到万绿丛中一片建筑物，就快到学校了。它僻处唐山市郊外的一角，有如世外桃源，自成天地。在这一片古老的建筑物中有宽敞的东西楼讲堂，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实验馆和高大的实习工厂，有游泳池和运动场地，有教员住宅群，学生宿舍、礼堂、饭厅、医院、办公楼、校友厅等等，一应俱全。是一个非常清静安谧的读书环境。更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的母校它始终保持有一支忠诚于教育事业和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同时也有经过严格选拔、素质好的学生队伍，并形成了值得骄傲的优良传统和校风。       在母校将近百年的历史中，其中1949和1950两年是翻天覆地地伟大转变的两年。也就是说由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由国民党领导的旧唐院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唐院的时期。其中惊涛骇浪，百废待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说不尽的艰辛。既是母校风雨飘摇，何去何从的艰难时刻，又是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我是1935年级土木工程系毕业生，又是在解放前夕，学校流亡上海，临危受命，回母校主持那极不寻常的两年校政的。为把母校“保存下来、发展下去，”曾和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们战斗在一起，渡过那难忘的日日夜夜。在我返校任校长时（1949），只有38岁，而今（1993）已是83岁了。回想起来，感慨万千！   受 命 于 危 难 之 际  1948年9月底，我从台湾返回江苏无锡原籍，无意任职做事，闲居家中。当时住在唐氏小学后院的一幢小楼里。这所小学是祖父出资办起来的，后来交给了政府，学校在后院留下一幢楼房给校董居住。 1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是南京茅以升打来的，说有要紧的事，要我即去面谈。茅以升也是唐山交大的学生，唐山校友会会长，跟我很熟，是世交。赶到南京陶院新村，茅以升和顾宜孙院长（唐山交大院长）已在家中等我了。他俩跟我讲了打电报要我来的原因。 1948年11月，我解放大军在解放了东北全境之后，即长驱入关，直指平津，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北方、中原，炮声隆隆，烟尘滚滚。唐山较大地处山海关和天津之间，解放战争打响后，师生员工惑于国民党的宣传，不明真象，心中十分不安。一小部分在唐山、北平、天津有家的师生员工陆续自行疏散回家，躲避炮火。11月17日下午3时，学校在伍镜湖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院务会议，通过了“即行南迁”的议案。（下附会议记录） 院务会议记录（唐山） 时        间：1948年11月17日下午3时 地        点：唐山校友楼 出 席 者：伍镜湖、罗忠忱、林炳贤、耿承、黄寿恒、朱洪、罗河、王绍瀛、孙文耀、杨荣宝、唐名庚、杨荩卿、马毓山、郝颐寿、金传炳、萧时民、陈泰谦 列 席 者：陆湛沁、陈金堂、江秀炳、安博如、许完 主        席：伍镜湖 讨论事项：是否即行迁校案 决        议：迁校 即行迁校案一经通过，全体师生员工及家属约700人，立即分头觅取南下的途径。他们分三批，携带着半数以上的图书、仪器、公物，从天津坐船来到上海，一路备尝艰辛。 到上海后，大家赶到生活极度困难，吃住都没有着落。上海物价高昂，逐日飞涨，本院员工初到此，既无公教人员的配给，又买不到一般市民的户口米，700多人散落在各处，有的住在上海交大的旧文治堂里，有的借住在亲朋好友家中，还有的住在价钱便宜的小旅店里。由于教育部不拨经费，学校唯一的财源只是校友们一时的资助，杯水车薪，很难维持久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去江西萍乡县。汪泰葵教授和金传炳讲师率领200名学生，已于12月15日离开上海到萍乡。一是去台湾省台北市。学校一部分图书仪器已运到台湾，存放在台湾大学里，当时联合国文教组织赠予我校的148箱仪器设备，已有143箱被运到台湾，由台大保管。还有一个方案是去广西南宁。这个方案是前任院长李书田提出来的。当时随我校南迁的还有部分北洋大学（现在叫天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所以他主张仿照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方法，以唐山交大为主体，将这三个学校的学生集中起来，到广西南宁，办一个联合大学。这个方案只是一个设想，没有人去实行。 面对困难重重，人心浮动，学校处于危难的时刻，唐山交大的校友们很着急。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办法，帮助母校渡过难关。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刻应推举一位年富力强，有胆量、有能力的校友回去，帮助顾院长处理问题，领导院务工作。经过磋商，校友们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原因是我刚从台湾回来，现在是个闲人，年轻，只有37岁，且学历、资历都有，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近十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是麻省理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研究员，历任美国密西西比河委员会及军部河道试验站学习工程师、康乃尔大学水力学助教、美国Ebasco公司水利设计师、我国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美世界贸易公司工程师、美国国务部文化关系组顾问、行政院工程计划团主任工程师兼总干事、钱塘江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高雄港务局副局长、台湾省林产管理局局长等职，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处事决断的能力，特别在台湾整顿林业时，所表现出的气魄、胆识和出色的成绩，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致向顾院长推荐我。 顾宜孙院长是我的老师，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执教多年的老教授。抗战胜利后返回唐山，由于学校经费困难，员工待遇菲薄，备极艰窘，维持院务，心力交瘁，曾多次向教育部恳辞，均被慰留。这次学校南迁，面对混乱局面，尤感辛劳难支。他再次向教育部恳请辞职，并采纳了校友们的推荐，希望我能回学校去，把我请出茅庐，继顾师出任母校院长职务。 以上是他俩讲的情况。   听了他们的话，感到返回学校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顾院长和校友们对自己抱这样大的期望，在母校艰难时期，怎能袖手旁观呢？我同意了这个意见。 如何上任呢？当时茅以升是国民党教育部顾问，他向教育部提出了这个建议，得到批准。但是，教育部不能马上发我聘书，因为渡江战役已临近，南京国民党政府慌乱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此时已不在南京，部务由次长陈雪屏代理，正准备迁到广州，部印和机要档案等均已整箱代运，所以希望我先行到任，由顾院长聘请我做水利工程教授，出个聘书。 1949年1月11日，我以水利工程教授名义到差。就在这一天，顾宜孙院长召集了紧急教授会义。会上，他以身体欠佳，需要休息等原因已向教育部辞职，并推荐我以教授代理院务，等候部令。从这天起，我便接管了学校的工作。直到3月12日，才接到国民党教育部从广州发来的聘任书，文号是“穗人字710”号，聘任唐振绪为国立唐山工学院院长。   举步艰难的五个月 我主持校务期间，正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唐山交大决定命运的时刻。当时，我思想很明确，就是：留在上海，保住学校，等待时局发展，伺机返回唐山原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努力，在解放前夕的五个月中，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撑下来了。 接任后，一月份只剩二十天了。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唐院向何处去”。 唐山交大作出南迁决定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迁移目标，而是走着瞧，走到哪就算哪。现在700多人流亡上海，到底向何处去？争论激烈，众说纷纭。但大家有一个总的议论是上海不能久留。原因有三点：一、没有校址安顿学生，进行复课，耽心留在上海被并入上海交大（解放前，交通大学是由上海、唐山、北平三校组成，原属同一个系统，但各自都有其漫长的历史和传统）；二、上海物价飞涨，生活难以维持；三、上海也可能遭受战火，不安全，所以得马上离开。为此，学校开了多次教授和校友联席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再前进了，哪也不能动。只有下定决心，待在上海，就地克服艰难险阻，并设法在沪复课，以待时局发展。根据是：一、上海、南京、杭州有十几所大专院校，并有联谊会的组织，如能挤进去，共同行动，那么，只要他们有办法，我们也就有办法了。三、1946年，我曾在上海工作过，人地较熟，有些困难比较好解决，比如向银行透支等。四、上海交大还有潜力可挖，只要我们做工作，便可以争取到他们的帮助。如果继续前进，到一偏僻之乡，两手空空，孤军作战，即便勉强解决了住的问题，700人的吃饭问题，以及学校的一些开销，还是束手无策。 然而校内（师生员工）、校外（校友们）反对留上海的意见仍占优势。后来，联席会作出决定，限十天之内找一个能在上海呆下来的独立校址，不然就去萍乡。 这十天，我反复做大家的工作，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为寻找独立校舍，曾多方奔走求助，找了很多地方，如中央研究院在沪机关的房屋，甚至有些中学，我也去看了，但均成泡影。最后得到上海交大王之卓校长的同意，在不妨碍他们教学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他们的课堂复课。1949年2月1日，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院务会义，不顾各方责难，作出决定：即日起，在上海借用交大地点筹备复课。这一场争论，就此结束。方针既定，校友相应，群情振奋。（附会议记录如下） 第一次院务会议记录（上海） 时        间：1949年2月1日下午3时 地        点：上海办事处 出 席 者：顾宜孙、伍镜湖、李斐英、罗忠忱、耿承、唐振绪、唐明庚、林宗彩、范治纶、王绍瀛（范代）、张文奇、周恩久、杨荣宝、刘福泰 列 席 者：朱育万、许完、陆湛沁、柳公敏 主        席：唐振绪 讨论事项：1、上月19日校友联席会议，决议交办在十天以内在沪寻觅独立性校舍，如于期内无法找到，即去萍乡复课一案。经分头积极进行，已商得交通大学王校长之卓同意，在不影响该校经费及正常工作情况下本院得借用该校教室、试验室、及其他设备作为在沪复课之用。又商得交通大学校友会的同意，借用全部新文治堂，作为本院办公室及教职员学生宿舍之需。本院是否可以决定，即日起在沪筹备复课，或仍应赴萍乡复课，提请公决。 全体一致通过，即日在沪筹备复课。 （2、3、4、5、6项略） 二月份，全力解决另一个紧迫问题：即维持全校师生员工生活的“钱和粮”的问题。 学校留在上海后，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积极发动校友捐助，支援母校。在我到任之时，校友茅以升、侯家源为我在“蜀味腴”饭店举办了欢迎宴会，宴请本院教授和校友。为了应急之计，曾即席发动校友捐米，当时认捐踊跃，竟达210担。2月5日，在上海国际饭店，在茅以升主持下，我们召开了全国的校友年会。校友汪菊潜、朱道丰、孙力已、许元启、赵祖康、金同武、梁伯高、侯家源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讨论协助母校复课事宜。会上，我汇报了母校近况，再次呼吁校友捐助。这次会议决定将筹募储量的数字由210担扩充到600担，并摊派落实到个人。 与此同时，我想方设法加入了上海15所大专院校的校长联谊会，使我校有资格参加上海国立各大、专院校的联合行动，取得他们的帮助。2月10日，上海各校公推陈望道等三位教授为代表，赴京请愿，争取到紧急支付款1亿元。这笔钱，按各校人数分配，我校也分到一份。2月27日，交大王之卓、同济夏坚白、浙大竺可桢等各位校长和我一起，联袂到南京，找到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又争取到3个月的储粮款。 此外，乘此南京之便，我又去教育部找到陈雪屏次长，还争取到本院迁移费7000万元，应变费200万元，中央银行透支80万元，以及学生全部实行公费待遇和公教人员的实物配给待遇（即员米3斗，工米2斗，食油2斤，盐4斤，煤两担，糖2斤）。当时伪币一日三跌，经费领到后，必须立即换成黄金现洋，以保币值，使用时再换成伪币。我们组成了若干个由教授、讲师、学生和院会计人员四方面参加的小组，共同调整转换和出入帐手续，共同签字作证，避免了贪污弊病，较好地解决了师生员工的吃饭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