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御赐《古今图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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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御赐《古今图书集成》 图文／孺子牛 　　据《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校史》（以下简称《校史》）记载：“1908年前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颁赠唐山路矿学堂《古今图书集成》一整套（计100888卷）。（注：此书至今仍在我校图书馆珍藏。）”《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校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在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三期刊登路石一篇文章“御赐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对当年皇帝御赐我校《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给予了更详细的阐述：“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908年1月21日），军机大臣刘坤一奏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钦准我校（当时称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和上海实业学堂《古今图书集成》。” 　　2006年12月出版的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三十集，刊登了周从军撰写的“《古今图书集成》考略”一文，对《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撰者和版本以及我校现存的《古今图书集成》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通过以上几篇文章，我们对我校现存的《古今图书集成》丛书有了大致的了解。 　　本文要指出的是《校史》文中记述《古今图书集成》丛书共有100888卷有误，此书有5044册，每册为两卷，应为10888卷。其次，路石“御赐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文称：当年这部书是由军机大臣刘坤一奏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颁赐我校，笔者疑此说也有误。据查：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1830年1月21日出生，卒于1902年1902年10月6日，享年72岁。（《清史稿?列传三十九》中华书局第12047页至12050页）也就是说1908年，刘坤一已去世6年，他不可能奏请朝廷赐书我校。此外，查其一生，他也没有担任过军机大臣。清史记载：1890年11月22日，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次日，朝廷又命其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第842页）1894年12月28日，朝廷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于是，他有了过问军事工作的一段经历。（《清史稿?列传三十九》中华书局第12049页）至于说刘坤一和《古今图书集成》丛书有什么关系，在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缩影本中，有康有为为这本书的出版写的一段话，其中提到：“闻刘忠诚督两江，将翻印时（笔者注：指翻印《古今图书集成》），查的只有湖南及广东共三本。”刘忠诚即刘坤一，在他去世后，朝廷追封他一等男爵，谥号忠诚，这句话表明刘坤一曾参与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的翻印工作。刘坤一是洋务运动的支持派，力挺在中国修建铁路。1881年正月初八，刘坤一向清廷递交了《议复筹造铁路利弊片》指出：“臣以铁路火车之有裨益，别项虽未深知，至于征调、转输两端，可期神速，实为智慧共晓。中国幅员辽阔，自东徂西几万余里，均与俄界毗连，加以英在缅甸，法在越南，时虞窥伺。沿海数省，则为各国兵船往来，倘有风鹤之惊，殊虞鞭长不及。如得办铁路，庶可随时应援，臣前往天津时，曾与李鸿章论及。兹刘铭传所请，适与臣意相符。其先办清江一路，无非从易入难，自近及远，行之以渐，期底于成。”《刘坤一遗集》（二）第599页至第600页 　　史料记载：他和李鸿章积极向朝廷建议设上海机器织布局，（《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书局第888页）并在1898年1月受命和张之洞等人在山西、河南、四川筹设制造局，并设法将上海制造局移湖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983页） 　　那么，当年光绪皇帝将《古今图书集成》丛书赐予我校是何人提议，笔者认为最有可能是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曾任招商局会办、电报局总办、铁路总公司督办、邮传部尚书等职。（《上海交通大学记事》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3至第4页） 　　他于1896年10月31日向光绪递呈《条陈自强大计折》，并附《请设学堂片》提出创办南洋公学的设想。12月6日，光绪皇帝批准了盛宣怀建立学堂的奏折，并由盛宣怀任南洋公学督办。（《上海交通大学记事》上卷第2至3页） 　　据资料显示：当年光绪皇帝将《古今图书集成》丛书赐予了3所学校，南洋公学（时称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唐山路矿学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得到这套书的经过是这样的：“庚子拳变（1900年）期间，哥大忽然雅兴大发，延师教授汉学，但又苦于无汉籍足资参考。校方乃函请美国国务卿，那位搞‘门户开放’大名鼎鼎的海约翰（John Hay）及美国驻华公使康吉（E.H.Conger）转请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鼎力帮助。鸿章乃奏请西太后交盛宣怀酌办。盛氏乃奏请以前总理衙门火余之书相赠。这便是这部巨著来美和番的始末。”（《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9页） 　　由此可见，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今图书集成》丛书是经盛宣怀之手得到的。而1906年11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专管铁路、航运、邮政、电报四政。1907年6月1日，设立京奉铁路局。（《中国铁路大事记》中国铁道出版社第43页第45页）（笔者注：我校《校史》中关于邮传部和京奉铁路局的成立时间均有误）1906年冬，上海交通大学（时称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归邮传部管辖。1908年1月11日，我校由京奉铁路局管辖改由邮传部直辖。1908年1月21日（光绪三十三十二月十八日），光绪皇帝钦准颁赐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和唐山路矿学堂《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笔者注：我校犀浦校区图书馆圆柱上刻写的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介绍中，时间写为光绪三十四年也有误）（《上海交通大学记事》第57页） 　　笔者认为光绪皇帝所以在众多学堂中，将这套书赐予我们两所学校，皆因我们同属邮传部管辖的缘由。既然盛宣怀受权经办将《古今图书集成》丛书赠予哥伦比亚大学，他当然也不会忘记由他曾任学监的南洋公学和同属邮传部管辖的唐山路矿学堂。况且，盛宣怀一直和邮传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料记载，1908年3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笔者注：即副部长），但他当时未上任，1910年8月，他赴任。并于1911年5月升任为邮传部大臣（笔者注：即部长）。 　　据西安交通大学档案资料记载：当时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中院二层特设一御书楼，楼门上悬挂御书楼之牌匾，其内独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书籍一部，足显当年学校对御赐书籍的重视程度。但上海交大的这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被调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藏于该校图书馆十楼古籍部库房。当时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存放的1888年的《古今图书集成》共1620册调往上海交通大学，这套书如今保存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6楼古籍与特藏室。（《交大校友》第八期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36页至137页） 　　至于说这部书的价值，笔者也进行了考证。这套书在解放前共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为雍正年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称作“武黄殿印本”；第二个版本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成，这个版本共印1500部。每部分1620册，另有8册目录。该版由于校勘不精，讹脱颇多，称“铅字本”；第三个版本由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称“同文版”，此套图书选用上等桃花纸精印，共印制100部，每套包括《考证》在内，共5044册，《考证》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及脱缺，此次印刷校订详细，精细加工，所以印出的本子墨色鲜明，胜过殿本；第四个版本是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缩印版，称为“中华书局版”，线状装订共808册。（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第三十集第69页至第70页）我校所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为同文版。据史料记载，虽然同文版《古今图书集成》当时印了100套，但只有极少的几部从同文书局运出，其余存放在栈房里，后来被一场大火烧为灰烬，因此，这套书身价倍增。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中介绍，当年这套书价值7000美元，今日价值约10万美元，（《胡适口述自传》第10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所说的今日是指1979年《胡适口述自传》出版之时。 　　在这4个版本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同文版”价值最高。首先是因为它订正了前两个版本书中的所有错误。其次，它内容最全，而存世又少。 　　2006年1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导“国家图书馆和齐鲁书社联手于年底出版520函共计5020册的《古今图书集成》原版影印本，售价为49万元。” 　　2009年，山东齐鲁书社为纪念建社30周年，推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特装尊贵版。他们申明全球仅发行10部，每部定价人民币398万元。所以定价这样昂贵是因为这部书“全部采用具有‘中国千年寿纸’之美誉的红星牌宣纸，经过选料、挫捣、洗漂、烘干等传统工序，一张一张制作而成，纸张质地绵韧，光洁如玉，纹理纯净，墨韵清晰。其次，这部书所需要的520个函盒，全部采用水不能浸，百虫不能穴，千年不腐的汉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而函盒的书名是由篆刻大师一字字雕刻极具神韵。”显而易见，这是经过了过度包装而进行的一次商业炒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买椟还珠”这句成语。  　　还要说明的是：这套书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占领了我校，曾落入日本人手中，在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江秀炳先生斡旋下，将这套书运至保定保存，才使这部稀世之宝于1947年完璧归赵，回到唐山校园。（《校史》185页至186页）但江秀炳先生之子江林告之笔者，当年和江先生一起保护这套图书的还有马民甫先生（后任我校图书管理员）。江林叮嘱笔者，江秀炳先生曾多次提到：以后在校史记载此事时，不要忘记写上马民甫先生。从这件事，也让我们感受到江先生及家人的谦虚和诚恳，笔者的这篇短文也算是完成了江先生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