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何如此疯？

读谭伯平之《相期无负平生》有感

　晚清人物中，最不可理喻的是湘阴蛮子左宗棠。他是一个举子出身，屡考进士不第，做了人家的师爷，后来因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提携，出将入相，成为自李世民之后于中华疆域有大功之第一人。但这个人却又象是一个得了“失心疯”的十足疯子，于亲，和他的亲家郭嵩焘交恶；于公，与李鸿章交恶；于友，与同为师爷的李元度交恶；而尤为人不容的是，他与屡次荐举他的曾国藩也交恶甚深。所以，一直以来，左宗棠在士界留下的声名乏善可陈。
　　但是，左宗棠却自视甚高，一直以诸葛亮自比，以“湘上农人”自诩，他的所作所为，有羽扇纶巾的风度吗？没有，甚至是迹近于酷苛。但这个人却对人大叹：“涤公（曾国藩）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崑焘）与润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时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为什么左氏认为世人未能知他，什么是他的面相？什么又是他的真我？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的挽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其中“同心若金”和“相期无负平生”充满的是惺惺相惜，后来，左在家书与儿子谈及他与曾的关系说：“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什么叫“性情相与”，什么叫“无丝毫芥蒂”，他们曾经的表现在世人眼中可是水火不融的矛盾，左甚至一度到了每次吃饭不忘对手下宾客鄙薄曾国藩的程度，这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是因为有二个左宗棠存在，一个是汉民族赤胆忠心的忠介节士，是内心相处的；一个是满清王朝忠诚鹰犬，这是表面上的。理解左宗棠，最应该理解的是他的双脸孔。
　 晚清时期，太平军和捻军相继为患，八旗军朽不堪用，所掌兵者，曾左李也，所任兵将，汉员也，汉下满上之分，二百余年，值遭此变，所谓民族危机也；而外患踵继，长驱而入京津，视中华藩防如无物，此国家危机也。当此之际，智者忧其族亡，贤者患其国亡 ，而困于智计穷者，何可数也。一时多少豪杰，权变以求济时艰，而于世人眼中，不免遭所非议，此之谓“大道在于迂”，其中原委，固有不可为外人道者，这是左宗棠之所以双脸孔的大时代背景。
　自古将专于外于不遭忌者绝少，领军大员之间关系亲密程度尤是朝廷防范的重点。晚清后期，曾左李各擅大军于外，这是朝廷之大忌，况且此三人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不闹出点矛盾，显现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势态，身为异族的清廷又怎么能放心得下呢？汉族文化非常精深，曾左李都是入堂觑奥之人，即使想颠覆满族统治，但外患频繁，而清廷恩渥犹在（清的田亩税制是历代最轻的，非常注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旦汉满交纠，易为外敌所趁，终至亡国之患，殷鉴不远，这是曾左李所不忍睹的。实际上供曾李左选择的余地不多，如何维持汉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他们必须考虑的，同样地，满清朝廷也处于两难境地，如何更大限度地维护满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也是必须考虑的，所以对于汉人大员，满清王朝是既要信用以得其力，又要防备以免其祸。这是左宗棠双脸孔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具体的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左李各自不服，但都对朝迁忠心耿耿，维持了清王朝，维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另一方面，曾左李又实际上各自培植势力，军权不容清族插足，在以后有督抚人员中，曾左李体系占了大半。因此，辛亥革命时，满族只是名义上控制朝廷，而地方政权和国家军权则尽归汉人，革命因而能较和平地进行，满族也没有脱离中华民族，可以说，辛亥革命后能够迅速地五族共和，曾左李确有栽树之功。
　　实施国家体制内的汉满民族实力的大变动，非常之谋必有非常之举，当然必须有所牺牲，这个牺牲，是曾左李表面上私人关系的破裂，一般的破裂还不行，一定要是人所尽知的破裂，玩花架子也不行，并且给人以可信度。在这个前提下，拿来祭刀的人，一般的小卒子不行，也达不到效果。但郭嵩焘和李元度恰恰符合要求，郭李与曾左李之间关系渊源很深，或是曾左的亲家，或是患难与共的知交，在各自军中都有较高的地位，但正如如此，曾左李的交恶才能被清廷相信。经过无数的验证，朝廷终于放心：曾左两个人只知道忠于朝廷，不树私党，不但不树党，对其最亲近的人如此苛刻，又岂能风云际会，争夺最高政权？
　 有人也许要问：这是诛心之谈，全无佐证。但正因为是非常之谋，所以百年之后要得到实际佐证很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左一度到了每次吃饭不忘对手下宾客鄙薄曾国藩的程度。一个以大胸襟气度自诩的人，何至于如此，如此偏窄之人，也绝不可能立功成名于当世。那么，最可能的是：这整个就是一出晚清版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演黄盖的，便是曾国藩，演周瑜，就是左宗棠。左在樊案之前，性情所系，是一大嗓门骂人者，这也不假，但认为他的脾气是一以贯之的鸟脾气，则不可深信。曾国藩历事之后，能够一改前辙，和衷以求济世，难道左没有无点体悟，在曾复出之时，与左深谈数日，左感到曾已是儒道揉泥的大家，加之樊案的影响，左还是意气自负吗？不是的，但为了汉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华民族的复起，他矢志做一条不怕“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的朝廷疯狗，所以，他要骂保荐他的曾国藩，要骂他的亲家郭蒿焘，要骂李元度，要把关系之僵闹得人所尽知，要让清满的中央要事可做，来调停曾左李地方大员的关系！
　另一方面，曾国落理解他的深意吗？以曾的识人之明，察世之深，当然应该是明白的，在左大打攻击组合拳时，曾也象高手过招一样，丝丝入扣地表演。但这样的阴谋，实在是不好表述出来的，何况曾一代大儒，爱人以德，知其意而不言，不给当世留痕迹和把柄，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李元度和郭嵩焘知道左宗棠的苦心吗？他们是被蒙住的人，非常之谋，欲收非常之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而正需要人家的误会和不满之入骨，曾左方可取信于清廷。
　　如此评价左宗棠，在旁人看来是臆测之论，但于我而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元度是平江籍人，恰是我的同乡，平江以前的历史没有甚么名人，直到李元度，才渐有声名，所以，李元度之于平江籍人，是一个荣光，我曾游历梧桐山，也曾在天岳书院旁的平江一中求学，对李元度是抱一种景慕态度的。但承认左宗棠之忠介难得，就必要打及李元度的脸，李元度的文才倚马可待，但论及忠耿于国家和民族，则不及左宗棠于万一，而且，才偏长而德不足，有私心而无大局，确是憾事。另外，左宗棠是一个骂人大王，容不下拖泥带水，依我的秉性，如果在他身边当差，恐怕要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
　 左宗棠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是我们应该记取的，前人在当时局势下，面对不易种种，尚不惜以身名许国难，今天的人们应该珍惜，应该缅怀，应该更努力地追求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和民族的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