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宁--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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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宁,国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科学决策》执行主编。本文为李晓宁先生于200282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感谢北大在线的邀请。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我的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纵论东西方文化,有很多话要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西方的思维方法。有人听了这个题目可能会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观”指的对某种事物的全面看法,每个人都有的。当然,不是只看到一个部分、一个点的看法。

        东方人与西方人都有自己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么多的学科,其中有一个共性,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方法问题。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搞方法论,其实是因为你什么也研究不了,所以才去研究一些别人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虽然是个玩笑,也说明了方法论很不好研究,不容易出成果。

        我经常在想,既然大家都是猴子进化过来的,为什么山那边的猴子经过发展,就可以坐上宇宙飞船到月球上去了,而山这边的猴子却一直在刀耕火种?人类的进化怎么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西方人用字母记载他们的思想,26个字母,很方便,你一下午就全学会了。而中国人呢,一笔一划地学汉字,学很长时间,《新华字典》上的 6000多个汉字还不见得就能认全了。等我上了大学(外语学院),1972年,我的专业是俄语。学外语一开始就要学那么多的语法。学汉语时,谁也不太注意语法。不懂语法没关系,只要能明白意思,我们就可以交流。什么主语、谓语、实词、虚词、主句、副句,全部搞不清楚。可是你学习一门外语(我指的是欧洲语言),会发现如果不懂语法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开口说话了。这种发现对我很有启发,同时想到这与思维方法可能会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人思想方法的基础是形式逻辑思维体系。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形式逻辑这种思维方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形式逻辑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呢?为什么在欧罗巴这个半岛上面出现了如此灿烂的西方文明呢?而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同样文明呢?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通过长期思索,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到这里和大家做个探讨。人们经常研究形式逻辑本身,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研究的很少,我今天就试图对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作一个说明。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思想方法比较异同的核心。其实主要观点178年之前就形成了,我总觉得我的理论不是无懈可击的,一直在不断求证。很多重大的新理论,最初都是十分粗糙的。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一开始也就飞个十几米高,漏洞百出,跟现在的飞机是没有办法比。但那是飞机,不是马车。我觉得一切创新的东西开始时都是如此。这是我一生研究最着力的地方,我今天卖点力气给大家讲明白。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来说说主题。

        人的思维是依靠语言来进行的,没有语言就没法思维。语言不同就造成了思维方法的不同。可以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同是语言本身也需要一个载体,就是文字。人是一种有传承性的动物,今天我在这里摔了个跟头,我就会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在这儿摔跟头了。这种传承就需要语言来完成,语言不好记录,就需要用文字来记载,文字就是语言的载体。当然,在这每一次的转换记载方式的过程当中都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比如我们头脑里想的很多,但我们说出来的就少多了,同时有些思维也不好表达。我们经常说“不可名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语言变成文字的过程同样也是有缺失的。文字更加简约,简约就有损失。文字又要有载体,那就是石碑啊、羊皮呀、竹简啊、泥板啊、纸莎草呀等等。我渐渐发现,这些载体是对文化发展模式影响极为巨大,成为具有锁定的因素。当然不是说这些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它的影响真的是极其巨大的。

        早期的时候,人们记载的都是比较形象的东西,比如画个圆圈表示太阳,画个方块表示桌子什么的。我们中国有象形文字,印度也有,两河流域也有,埃及也有,玛雅人、阿兹特克人都有。我们云南的纳西族现在还在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而西方呢,很早就开始用字母来记录语言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两个地方是灌溉条件很好、气候湿润、很适合人们居住的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尼罗河流域使用的是象形文字,两河流域开始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就出现了楔型文字。复旦大学研究世界语言文字的周有光教授把这种楔型字叫做“钉头字”。比较起来呢,两河流域古巴比伦这边的 “钉头字”更为抽象一点,在《汉谟拉比法典》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记载这两种文字的不同的载体。 尼罗河流域那个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 纸莎草”,现在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可以看到埃及纸莎草的画。那个时候却是贵族使用的比较多。同时呢,还可以把文字记载在石壁上。两河流域文字的载体则是泥板。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民族都在选择自己最方便的、最容易取得的、也最便于传输的文字载体。再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的缅甸文字,好像是转着圈儿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是记载在芭蕉叶子上面的,如果横竖那么写的话就会把叶子写破了,所以只好顺着叶子的纹路转着圈儿地写。载体决定了书法和文字的形态。

        那么我为什么单把这两个地方拿出来看呢?有人说西方文明孕育在西方,其实不对!西方文明孕育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就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公元前几千年这两个流域之间人类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我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和你贸易。如果我们两个实力相差很悬殊,我比你强得多的话,我就直接到你家里去抢啦,我就打垮你。通过贸易、战争,人们就开始有了大量的交流。交流就需要一个介质――语言,一种通约的语言与文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交流呢?还有计算,有贸易就要算帐,算帐也要有通约的方法。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战争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总是文明比较高的人群的文化象水一样流向较低的人群那里去,无论谁是胜者。比如说你吃熟肉,我吃生肉,无论谁打赢了,吃生肉的那一方都会学习吃熟肉的。

        象形文字很复杂,符号很多,很不容易学会,需要长期学习。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书吏阶层”,就是那些会使用这些复杂符号的人。这些本领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的,这些书吏一般都是首领的亲近或者祭司。因为这些写字的本领是需要长期训练。书吏是个很好的饭碗,所以是嫡传的。

        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就是这些腓尼基人创造了欧洲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他们是一个商业的民族,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全民族经营商业的时候很少。但是腓尼基人却是一个十足的依靠商业的民族。他们不怎么种地,也不打鱼,就是纯粹的从事商业,也就是我们说的“二道贩子”。他们在美索布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之间从事贸易,就需要他们对于两边的语言和符号都能掌握。由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两边的文字载体要么不便携带,要么非常昂贵――没有方便的载体,只好简化记载符号,用口述来记载发生过的事情。腓尼基人回旋于两大文明区域各个民族之间,为了使语言通约,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将这些语言和符号简化便于传输与学习。一种简单的表音方法随之诞生了,这就是腓尼基字母。在西方的传说中,是腓尼基的一个木匠发明了22个腓尼基字母。我们看这22个腓尼基字母,有些和现在使用欧洲字母还很相像的。比如字母“A”,它像一个牛的两只角,原来是朝上面的,后来希腊人把它换了个方向,角就朝下了。那个时候腓尼基人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牛是最重要的,所以把A排在首位。

        但是一旦变成了字母之后这些最初象形的意思渐渐地就不重要了,而表音的功能加强了。 记录符号高度抽象化了,就势必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语法。如果没有严密的语法,那么这些字母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没有文化,我们说他“不识字”,而俄国人说人没有文化的话就说“不懂得语法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懂语法的人多了,如果要仔细考考在座各位语法的话恐怕都要考倒了。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关于副词是实词还是虚词都存在争论,北大认为是虚词,复旦就认为是实词。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一个十分严密的语法体系,我们的语言是模拟式的。可以说,语法的产生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大土壤。形式逻辑说到底是“谓词逻辑 ”,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和“不是”。有了严密的语法,这种谓语逻辑才有存在的可能。这种字母的抽象化带来的严密语法,形式逻辑才继而产生的。抽象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西方文明的强烈的“归一性”,把很多事情推到极致的结论,正是这种抽象化的西方文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牛顿,就没有科学,以及后来发展的灿烂的西方文明。这一点是要牢牢记住的。当然,逻辑是有悖论的,这一点我们稍候再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在很早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建立就起来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第二就是近代的实证主义发展。可见形式逻辑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话,实证主义怎么证明呢?

        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看从法国带回来的罗塞塔石碑的模仿物(出示)。这个上面的文字呢,开始很多西方的学者也无法破解,因为非常的复杂。这个石碑上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上面一层是埃及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中间是早期埃及文字的手写体,下面一层是古希腊的文字。很复杂。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打到埃及时,距亚历山大城56公里有个叫罗塞塔的小镇,在那儿挖工事的时候看到这块黑色玄武岩石碑,当时的领队军官叫做布查尔,他认为这块石头很重要,交给了拿破仑。拿破仑军队出征的时候,曾随军带了150人组成的学者团队,有考古的,考察天气的、植物的等等。我们打仗不知道会不会带着社科院去啊?结果呢,这些学者一鉴定就发现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就送回法国了。正是因为那三种演化的文字使后来的法国学者商伯良破译了这块碑的铭文。无独有偶,在伊朗的贝希斯顿村,也发现了同样形式的石刻,包括了古波斯的文字、古代的楔型文字和古阿拉伯的文字。从这就看出了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转化的规律。罗塞塔石碑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是那里的镇馆之宝!西方人认为文字的、思想的东西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其它的什么金子、大船这样的物质化的东西更有价值。

        腓尼基就在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的位置。那时候为什么继续会需要语言的简化和文字的变化呢?是因为原来的文字是写在泥板上的,运输起来很不方便,学习起来也很复杂,有碍于贸易的进行。所以只能口述。为什么会出现史诗呢?这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载体,就只能口述,只能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历史。我原来接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黑龙江省靠边境的哥萨克人,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唱,唱历史。经常是一位老人唱着唱着忘了下面的词儿了,别的老人接着唱,经常是几天几夜地唱。我才明白,原来史诗就是这样产生的。戏剧的起源也是由此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老的时期,欧洲地区的史诗是很发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口述记载历史的方式。

        字母化以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书吏就没饭吃了。

        说了这么半天,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字载体了。中国当时多的是森林,还有很多竹子。木牍出现在竹简之前。现在有两个词儿可以看出来木头和竹子的地位,一个是“ 出版”的版,这是当时指的木板;另一个是“简单”的简,指的是竹简,这些词都是有原始意义的。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祭祀文字,不是日常使用的,多用来记载一些警喻性的话。比如北大同学喜欢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商汤铭刻在洗脸的“盘”上面,用来警示世人的。我们很早就有了很方便的载体――木椟、竹简,致使我们的象形文字没有高度抽象化。

        中国的史官出现的很早,他们就是书吏。他们专门记载历史,记载军国大事。由于没有字母化,他们一直有饭吃,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阶层――士。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需要用歌唱的形式来记载,所以就没有史诗。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来做这个事情。顾准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诗歌走向抒情的道路。有人说《孔雀东南飞》《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其实主要部分还是抒情的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的抒情都没有中国的诗歌抒情这么方便,中国诗歌的抒情实在是一绝,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怎么想怎么有味儿,怎么看怎么有意思。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的语言,指的是中国的文言文,不是现在的语言,现在的语言是欧化的语言。

        那么话说回来,西方人依靠的是语法,我们中国人依靠什么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是上下文模拟的。举个例子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察”字。左边是肉月,右边是一只手,手托着肉是什么呢?祭祀!上面有个“宝盖”,三尺之上有神明,神在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祭祀,这就是“察”!我们现在说“检察院”、“察看”就来源这样的意思。这种例子非常多,举不胜举。中国人喜欢讲典故、讲成语,喜欢隐喻,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是弱点。逻辑的东西是可以被抽成很单纯的一维的东西的,而中国的这些隐喻的东西却是多维的、多元化的。还是这个“察”,神明看着你手捧着肉的祭祀,这里面的含义是远远丰富于那个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察”的。

        古希腊一开始就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集大成者,写出了《工具论》这样的著作。可惜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学了这么多年,直到一九七几年才把《工具论》翻译成了白话文,在此之前仅有文言文的片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小时候看福尔莫斯的侦探小说,是文言文的,写什么“某黑衣女侠逾垣而入”(笑)。很像金镛小说。《工具论》真的是一部核心的著作。蒲柏说牛顿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我觉得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人们一讲到罗马、中世纪的历史就想起“黑暗的一千多年”,别的就不知道了?既然能黑暗了一千年,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形式逻辑在罗马帝国、中世纪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一个是罗马法,一个是基督教神学。法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是如何界定,如何认定。什么是犯罪,什么是没有犯罪,界定很推断靠的就是形式逻辑。罗马法建立了一种通约体系。如果没有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基础,建立罗马法是不可思议的。有了罗马法,才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国家。我在人大法学院演讲的时候说,你们研究法理学的,不要总在技术层面做研究,应该看看更基本的方法,那就是界定。语言与逻辑是分不开的,语法和修辞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出现的大学是没有工科的,主要的学科就是法学、修辞学、文学、神学,修辞学不仅仅是学语法,重要是学形式逻辑。那时的学者的著作之所以条理分明、朗朗上口,就是因为他们的修辞学功底十分的深厚。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神学原理强调神的唯一性,这是与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分不开的。人赖以生存的两种基本品质,一个是善良,一个是聪明。西方主要有两大文明起源,希腊文明解决了聪明的问题,希伯莱文明解决了善良的问题,把两者结合起来将会更有意义。基督教发展到保罗时期,神学家就用形式逻辑来论证了上帝的伟大和基督教理论的合理性。彼得创立教会和保罗创立宗教理论都依赖了形式逻辑。

        当然,我们说逻辑有很多好处,但逻辑也是有悖论的。著名的芝诺悖论,假设你要跑100米的距离,在逻辑上可以看成每次跑掉剩下的二分之一,在逻辑上会推出你永远也跑不到终点的结论,但是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逻辑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表达生活,因为存在悖论的部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有一群人是不完全逻辑生活的,那就是工匠。第一线的实践者都不能全靠逻辑生活的。古希腊知识分子是喜欢空谈理论的,到了15世纪以后,后来知识分子慢慢的开始喜欢动手做东西了,比如达?芬奇,伽里略等。工匠传统和喜欢逻辑思辨的的知识分子传统结合,促使了科学的发展。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和欧几里德创立了“通约”的概念。如果没有对通约的基本的判断,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发展。

        因为有悖论,形式逻辑所推导的理论就不是万事皆准。西方有些人就想克服形式逻辑“刚性”的毛病。说到这儿,应注意一个国家――英国。还是商人走在前面,首先说新教,新教特征是什么?两个字,“分裂”,分裂带来的自由,自由使的商业迅速发展。格雷山姆学院是商人出资,重于教授航海术、望远镜等等有利于航海商业的科学组织。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工科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应商人的需求创立的。英国重商主义就是重视商业需求,就是购买者需求。英国皇家学会是商人和科学家的组合。而在欧洲大陆,巴黎科学院则是皇家豢养的,只研究一些皇帝喜欢的东西,例如皇家喷水池怎么才能喷得更绚丽多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等等。皇帝和人民喜欢的事物是不一样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于英国,就是这个原因的。英国出现了培根、达尔文一大批科学家,出现了归纳法、进化论,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讲实践,不太受逻辑体系的束缚。英国其实和欧洲大陆很不一样,包括语言,英语和欧洲大陆的其他语言不一样,反而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法国革命、俄罗斯的 1917年革命、中国的革命,基本上走的是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而英美则是改良为主。英美和欧洲大陆法律体系都很不同。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在短短200年之间赶上了欧洲大陆?我认为实行判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判例法纠错能力强。一百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很多人总想学欧洲大陆思想,学所谓的“大道 ”,认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小“道”,其实应该重新认识了。没有绝对的上位真理概念,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才能逼近真理,这才是最宝贵的。面对多维的世界去全心地感受,象中国禅宗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世纪”,汉朝在汉武帝之前是尊黄老的,黄老的道和孔子的道是不一样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不好把握的。孔子的道就不一样,是有形的,入世的,可控的。对父母应该如何,对兄弟应该如何,这是可以遵循的,可以模仿的。中国从没有什么“儒商”的,要做儒就不能经商,否则就不让你参加考试。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主体地位。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呢?大家看,如果选老子庄子,可以任意思想,没谱,怎么管理国家。墨子的思想说兼爱,世界充满了爱,那怎么惩罚坏人呢?法家不讲人情,到最后连商鞅无处躲藏,落得个五马分尸。中国人讲究的是“合情合理”,不仅仅是“合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刚柔相济。一般人只看到儒家仁爱的一面,其实儒家并不软弱,儒家也常动刀子杀人。孔子只当过一个大官,不是教育部长,而是公安部长。杀过他的竞争对手少正卯。

        我们说“士农工商”,士来源于书吏,因为识字,这就使得他们有了很高的地位。士是官的预备役。四大阶层当中可以与之争天下的只有“商”,(我认为中国唯一一个重商的朝代就是商朝。)国家的经济命脉由谁来掌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在汉朝就有盐铁由谁来经营的大争论。结果是经营权落在“士”的手中,也就是说落在官的手里。这些人办事情的出发点在于满足皇帝的需求,而对民众的需求不甚重视。这就导致了长期的经营不利和出现贪污和腐败,禁而不绝。

        举洋务运动为例。曾国藩在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发现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好处,于是也要置办。但是交给谁来经办呢?是交给商人经办呢?还是交给官员经办?曾国藩觉得交给商人办,会使商人坐大,成为像法国王朝时期第三等级里的资产阶级一样,会给皇上带来麻烦。于是下决心交给官员办。结果呢,办的一塌糊涂,无一不贪污,无一不赔钱。这就是“以政代工”的思想。而英国呢,则是“以商代工”。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的市长由商人出身的人来担当?在中国,商人一再地被贬,发展畸形,出现了像帮会这样的发展方式。近代的日本就不一样了,萨摩藩、长崎藩倒幕胜利之后,发展经济的重任政府不是交给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这样的人,而是把国家资源交给三井、三菱这样的随军粮草商人。结果呢,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在这儿要说说影响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贪婪、逐利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古代的商人也贪婪、逐利。资本能成为一般等价物,要有通约的方法,这就是15世纪意大利发明的复式记账法,这样资本主义方可实行。复式记账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所以明代经济发展也不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方式。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已经做过了所有的实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出抽象的结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李约瑟之谜也是这个意思。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文字没有抽象化,没有建立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因而没有通约的推演方法和工具。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竹简使我们走了另一条路。腓尼基人因没有方便的文字载体而发明了字母,随之有了希腊的形式逻辑。我们因有了方便的文字载体――木椟、竹简保留了象形文字,也就形成了一种模拟思维的方法,隐喻的方法。没有高度抽象的推演方法,近代科学无法发展,这就是李约瑟之谜的解。但是中国人在中医药方面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推演方法。也很值得研究。

        到了我国的隋唐之后,佛教开始传播了。慧远和尚一开始用梵文讲经,没有人听得懂,后来套用庄子的话一解释,大家反而明白了,这叫格义连类。玄奘西天取经归来,设坛讲课,大家不懂梵文,没有人听得懂,传播不下去。后来有了禅宗,干脆就不念梵文了,一下子佛教就普及了。禅宗的核心是讲究直观,不受条条框框限制。这部分冯友兰先生的书是写的最好的,国内没有更好的了。禅宗的思维方法已经不是原始佛教的方法了,完全解脱开了。在方法论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与其他佛教宗派对立的。这里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禅宗用公案来隐喻问题的实质。可见呢,中国的禅宗不是印度的思想,它是讲究典型案例的,是用比喻来论证道理的。这些比喻和典型案例里面包容了极大的多维性。

        我们再看看东西方的知识分类法。在西方的图书馆里,书籍分类是很明显的按性质的划分:医学、化学、冶金之类的。这是形式逻辑内涵定义决定的,主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而中国的分类则是根据“象”来分类的,比如《四库全书》,分为“ 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的经典,子是儒家以外的各家,集是文学作品。这明显就不是按性质来分的,而是按象来分类。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机场要上厕所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头像,而不用看下面的文字到底认不认识,这就是象的作用,工程图学就研究这些东西。现在电视特别普及,电视语言也是一种具体的象的语言,而不是抽象符号的语言。等到数百年后,电视语言发展得更加成熟了,人们再来研究电视语言的特点的话,应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方人搞百科全书,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百科全书,如果没有百科全书,对知识不进行分类,还搞什么科学?包括大学里的科系、专业都是这样,随之而来。但是也有弊端,最近,我胸疼,上医院去,我应该挂心脏科还是消化科呢?还是什么别的科?乱挂一气,医生对我说你怎么瞎挂号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现在医生都分了科了,这科不管那科的事,我如果知道自己的毛病,我还找你干什么呀?所以说分得太细就缺乏一种综合,胸疼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血液病也可能是某个器官的原因。

        而中国哲学的核心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体现了自然的和谐性。我们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三大支柱学科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当社会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求助于自然科学,用统计、概率、数学模型等等来测度社会现象,有点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意思。但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渐渐发现不能!人类有不同的偏好,有文化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价值观。非洲人赚了100块钱后的消费观和中国人的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怎么算呢?是不是只有数学才能带给我们智慧?非洲人就没有智慧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吗?这些是不能做全称否定的。必须发扬我们自己的智慧。中国的智慧和传统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这种多维的模拟性思维将给世界带来新的光明。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西方人只懂得西方,中国人又懂得东方和西方,懂的人会越来越多。然而眼下,有些人学习西方有点儿邯郸学步的样子了。别人的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忘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帝国里,一切都受技术的摆布。前不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出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某个会计师的道德问题。后来发现“五大”都这样做假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肯定是遇到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后来研究知道了,是折旧的问题。到了3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电子产业出现了所谓的“加速折旧法”的现象。现在在高科技领域里,技术更新换代更加高速,用加速折旧都不能解决了。一个技术,收不回来成本就被替换了。制度出了问题,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想做假帐。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不顾人的需求而强调新技术的结果。缺乏整体评估的结果。事实上人类对于技术的需求是有限度的。有人发明新的牙刷,什么电动的、激光的,你把自己的牙当成什么了?这些技术的投入都是收不回来的。筷子这种技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你如果想用一个什么电动筷子来淘汰它,你可以试试看,肯定做不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铱星电话,逻辑上号称无盲点,广告上表现在喜马拉雅山上也可以打,在撒哈拉沙漠也可以打,在太平洋中也可以打电话,可是问题是谁上那儿去打电话啊?我们都在居民点里打电话,在城市,在乡村,这就够了。你能够向火星上打电话去,谁去接啊?我们现在已经被技术所包围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了。在这点上,中国人传统的人文思想是很有益的。

        现在又在研究转基因,我们开玩笑说,这些人非要把上帝洗好了的牌重新洗一遍。我觉得这个技术一定要慎重,不可以大规模地搞。好莱坞的导演都比某些科学家的头脑清醒一些。那些《异形》之类或者机器人破坏人类生活的电影已经在警示我们了。我看到转基因产品信息时,就觉得很可怕,很轻率。人类刚刚玩过了原子弹,搞得人心惶惶。又开始玩生物了。这个闸门不能随便开,要时刻记得博弈的自然规律。英国人研究克隆羊,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再从多利羊的体细胞当中连续克隆出几代来?连续克隆十代?他们做不到!因为必然出现变异!这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不用那些英国记者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看看思维方法对道德的影响,看一下义利之辨。如果说,杀一个无辜的孩子可以救一万个人,那是杀还是不杀?功利主义的人就会认为当然杀,不管这个孩子多可怜,而反对功利主义的人则会认为,人生不是一次选择,今天你可以杀一个孩子,明天根据变化的功利原则不断杀人,一万个人很快被你杀光的。而且,凭什么来判断谁该被杀死呢?功利主义用的是逻辑的方法来判断,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逻辑是有悖论的。比如,老师说:一级动物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不能滥杀。可是学生说:如果我看到一只一级动物在吃另一只一级动物,我应该怎么办?中国人说: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这个心的标准怎么掌握呢?总之,直观与逻辑都要用的。

    常说的潘多拉盒子,魔鬼之门现在比比皆是,轻易不要去动他,要明白界限。我们老说人心不古,古人都讲义气,现代人都唯利是图。其实是判断的尺度变了,以前我们判断义和利是凭借直观,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测度的工具,就生了很多功利心。

        虽然形式逻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还是很重要的工具,是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瑰宝。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我建议,初中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明确。

    另外,我也要说一句《悲惨世界》里面的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感觉。寒暑表只能测度一维的量变,而皮肤的感受则是综合的。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你就熟了。这说明,使你感到冷热的不仅仅是气温。除了气温以外,还要加上湿度、气压、地温、风力等等好多因素才有一个综合的冷热感受。人看世界不能仅靠一维逻辑的思维方法。我们的祖先在多维综合模拟思维方面是很多遗产的。我们应该好好发掘。希望大家多用“皮肤”去感知一下世界。

    最后,东西方思维走了不同的路,但有很多是共同的,要走好结合之路。中西合璧要做到水乳交融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要做全面的审视,才能有所创造。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问题串,好多的解我还没展开。借用比利时雕塑家盖卢瓦的话:“你看见的,是我塑造的;你没看见的,是我心中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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