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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低欲望社会》读书笔记的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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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谈到日本社会正在面临严峻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同时年轻人由于对未来充满忧虑而不愿背负责任或者说是冒风险，典型体现在买房、结婚、生子三部曲。
令人惊讶的是，有着极高储蓄率的日本人，似乎越来越穷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日本走向人人皆贫的“M型社会”
根据2014年的日本《国民生活基础调查》，95年到12年间，日本平均每户所得金额减少了127万日元，并且认为过着“稍稍贫穷”和“非常贫穷”的家庭占比由上世纪90年代的不到40%提高到2013年的60%。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日本在1992-2012这十多年间，无论哪个阶层的年收，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可以看到，日本年收阶层与家庭比例类似于M型的两极分化，处于M型中间的中产阶级在减少，低收入阶层大量膨胀，平均所得也是往左偏移。
累进所得税制的负面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年年上涨薪资，所得税采取累进制是可以的。
但对已经成熟、经济不再增长的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不再上涨薪资，针对所得的累进课税制，只能与“赚钱欲望”的丧失相连。
日本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和遗产继承税率高，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想要移居日本的外国人，2015年日本遗产继承税再度调高，导致日本富人也在考虑移居海外。
实际上，累进所得税制通常被许多国家用来缩小贫富差距。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指出，长期以来由于资本收益率（r）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因此导致富者更富，贫富差距扩大。借由世袭，这种资产的不平等，跨越时代被持续了下去。利用资产获利的人与靠工资积蓄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扩越大，资本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富者越富，穷人越穷。
因此，为了正视r＞g的不平等，必须强化世界范围内的对资产而非所得课税，并且是累进制。
瑞信的《财富垄断状况》报告显示，2014年财富垄断状况最严重的是俄罗斯（64%），中国从2000年的49%上升至64%，成为这14年间财富垄断进展最快的国家，背景是在国有企业民营化之际一部分人趁机积累了大量财富。
财富分配推进最好的国家是比利时（47%），第二则是日本（49%）。从全球范围看，日本确实是财富再分配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由于推进累进课税制度，日本和英国一样，不断地将社会主义国家化。
与其他各国相比较，日本的遗产继承税偏高，其最高税率甚至超过了50%。2015年遗产继承税再次调高，结果导致连日本的富裕阶层也都要相继移居海外了，更无法吸引外国移民。
举个例子：四口之家，丈夫去世了，妻子和家里2个孩子为法定继承人。根据最新的遗产税法，抵扣额为3000万+600*3万=4800万日元，相比旧税法计算的抵扣额8000万日元减少了3200万日元。也就是说，所有家里持有的现金、金融资产以及不动产的评价额总计超过4800万日元的部分，都要被课税。
但是，用累进课税制作为贫富差距扩大的解决对策，其结果就是缩减了人们的欲望与渴求。
原本高收入者应该能为社会做出更多样化贡献的，却因为自己缴纳了高额税金，已经尽了相当义务，这种意识催生了一批缺乏社会公益精神的“心胸狭窄的富裕阶层”。
为何对资产实施累进制课税不适用于日本？
在利息和投资回报率高的发达国家，富人将收入资产化，并用资产衍生资产，因此对资产课税是合理的。
但在日本，国民并没有运用资产获利的渠道。
日本资本收益率极低，日本不动产大幅升值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时期的事了，从那以后几呈持平状态，而且很多非都市地区都在下跌。
日本从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不分上下，几乎为零或为负数。因此，在日本国内“资产增值”就变得难于上青天。
回到当下的日本，9月14日自民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总裁菅义伟，接替因病辞去首相职务的安倍晋三。在疫情的打击下，新首相面临诸多棘手的难题。
如何拯救长期低迷的经济？日本经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很多领域都处于饱和状态，靠投资刺激经济难以奏效。经济增长率低就难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于是消费也受到限制。剩下的就是出口，而出口同时也受到外部的挤压。
如何解决日本国内“空心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企业遭遇到了空前的打击，为了降低成本，也为了获得市场，于是纷纷走出去投资，这导致了日本国内某种程度的“空心化”，也就是制造业的缺失。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一个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包括社会活力不足，年轻人被娇惯，整体趋于保守等。
可以说，日本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不仅是个长期问题，而且是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如此长期下去，会导致日本丧失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从而走向保守的，甚至是没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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