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的建构到事实的建构

—— 对布鲁诺・拉图尔 “行动者网络理论” 的一种考察

作者：刘文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哲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

提要：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了恰当地理解科学活动，我们对社会语境和技术内容两方面的察考都是必不可少的。拉图尔强调，科学只能通过其实践得到理解，因此必须对处于行动过程中的科学，而不只是科学的结果，即既成事实加以考察。如果说科学事实是一种黑箱，那么理解科学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打开黑箱。按照这种方法，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科学是在某种网络式的建构过程当中生存发展的，而这种网络，则要尽可能地囊括所有的社会资源和人类计谋，甚至要把科学的对象作为行动因素包含进来。这种研究路径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新鲜感和效力，却也同时引起了某些哲学上的困惑，比如自然的实在论地位问题，以及科学理论有效性的来源问题等。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事实的建构；黑箱；超对称

引言

一、拉图尔和 SKK 的巴黎学派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 “科学的社会研究” 或 “科学、技术与社会”(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简称 STS) 研究领域中，一种新的态度，即科学知识社会学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 SSK) 占据了主导地位。一般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个大的框架里，先后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研究纲领，即爱丁堡学派的 “强纲领”、巴斯学派的 “经验的相对主义纲领” 和巴黎学派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 于 1980 年代早期产生于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矿业学校的社会学与创新中心 (Centre de la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 de Paris, CSI)，因此人们一般把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核心的研究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具有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背景，并深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库恩科学哲学的影响，巴黎学派则更多地致力于以人类学的方式从事具体的实验室研究，因而深具自涂尔干以来的法国特色。“行动者网络理论” 这个词是由 CSI 成员、法国科学社会研究者米歇尔・卡龙提出的，它的主要理论家是卡龙、拉图尔和约翰・劳，其中尤以拉图尔的著述最多，影响最大。

拉图尔早年接受的是哲学和圣经解释教育，后来去非洲服役，期间开始接触社会科学的研究，并通过田野调查接受了实际的人类学训练。1970 年代，拉图尔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一间非常有名的研究所做了一项调查工作，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在此工作的科学家进行了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或曰田野式的研究，结果是他与斯蒂夫・伍尔加合著了一本书，叫《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这部著作奠定了拉图尔的研究方法和思想风格，并很快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的一部名著。它不仅是拉图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实验室研究领域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激起了后来一系列此类研究，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科学社会学的面貌，拉图尔本人也得以像巴斯学派的主要人物哈里・柯林斯一样，成为早期实验室研究的创制者。拉图尔是一位高产的作家，继《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之后，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例如《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法国的巴斯德化》《我们从未现代过》《阿拉米斯或技术之爱》和《潘多拉的希望》。在西方学术界，拉图尔被评论为是一位思想深刻的作者，多年来，他以其广泛的研究逐渐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作为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主要建筑师，拉图尔的工作也引起了来自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领域学者的广泛的批评性关注。他的著作和思想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赞同或争论，正如伊恩・哈金所评论的那样：“他使一些人感到愉快，同时激怒了另一些人。但是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一代人里，他是关于科学的最有才华、最具原创性的作者之一。”

拉图尔的学术影响力，从下列事实中也可见一斑：他是 1992 年贝尔纳奖获得者，2013 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获得者。根据汤森路透对科学引文数据的统计，2007 年，人文社会科学类著作被引用次数最多（500 次以上）的 37 位作者中，拉图尔位居第十（944 次）。这份统计表中所列作者的观念和方法，大抵能被看作是他们各自领域的象征或符号。在这份名单中，除库恩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等领域的广泛影响以外，拉图尔是唯一一位 STS 领域的研究者。

二、事实即黑箱，或者，黑箱即事实

经过在非洲和美国所从事的田野式研究之后，拉图尔专门致力于对处于实际工作过程当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理论分析。他的方法是，把科学和技术置入它们所存在的社会与境当中，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实际行为进行详细的社会学分析，《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就是最能体现这种研究思路的著作。有人甚至认为该书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等领域的影响，堪与库恩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相提并论。这本书确实是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要思想的最好说明，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史上，其学术地位可与奠基该领域的另一部名著，大卫・布鲁尔的《科学的社会意象》等量齐观。它们分别是巴黎学派和爱丁堡学派最基本、最经典的理论表述，而在思想的锐利大胆、表述的生动有趣等方面，前者甚至超过了后者。

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中，拉图尔对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他们的实际工作方式进行了档案式的记录，并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所作观察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试图让人们了解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经过怎样的过程，一种观念从一个理论家的猜想转而变成了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拉图尔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则是：不要听信哲学家们关于世界说了些什么，不要听信社会学家们关于社会说了些什么，也不要听信科学家们关于自然说了些什么，而要代之以观察科学家们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需要找出的是他们所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话。这本书利用大量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学科的轶闻趣事、案例研究和事例，旨在说明什么样的方法规则是能够在跟随科学家们的实际活动过程中加以使用的。其主题是说，科学，包括社会学在内，是一种集体性活动，事实性则是这种集体性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他最基本的意图是解构传统的科学观，表明科学实际上并不能避免通常在社会当中发生作用的那些力量的影响。他以跨学科研究者的身份宣称：科学和社会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

在分析过程中，拉图尔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概念：黑箱。这个概念贯穿于全书始终（参见拉图尔，第 2、81-82、131、253 页），是理解拉图尔研究思路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工程技术中，黑箱一般指系统中只需关心输入和输出、而无需关心其内部构造的任何固件、部件或仪器。比如，对于一名用户来说，一台电脑就是一个黑箱。拉图尔借用这个词，指的是已经被承认并接受为真实、准确和有用的科学理论、科学事实和科学仪器。但是，拉图尔更经常地用它来指那些被当作其他理论的基础加以使用的科学理论。比如说，我们现在把 “DNA 是一个双螺旋” 这种观念当作一个事实看待，对此，目前所有的生物学实验都必须认真对待。拉图尔则潜回到历史之中，考察了吉姆・沃森和弗兰西斯・克里克构造双螺旋形象的曲折过程，而在这个过程进行时，并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 DNA 究竟是如何构造的。拉图尔借此提醒我们说，“DNA 是一个双螺旋” 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 “事实”。我们宣称沃森和克里克只是发现了存在于 “自然” 之中的东西，拉图尔则指出，我们只是在若干相互竞争的科学家彼此重磅攻击了对手的理论之后，才最终同意究竟是什么东西存在于 “自然” 之中。（参见拉图尔，导论）

拉图尔关于黑箱的整个观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它使我们联想到，为什么说科学中的公理之一是：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怀疑的。为了方便之故，我们总是把绝大多数经过良好检验的理论当作事实来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打开这些黑箱，看一看它们究竟是怎样构造的。而且，如果有更多的证据显露出来，我们甚至还可能对它们发起攻击。打开黑箱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当初被关进盒子里的各种机关和诡计一起一涌而出。这也许使人感到心烦意乱，但作为黑箱的事实，它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里面并非（如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只装着 “理性” 和秩序。但是，只有打开黑箱才能指出混乱，并使事情朝向另一种可能的秩序发展。科学史上的好结果往往是由打开黑箱造成的。作为例子，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其自传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他一直在跟一个他总也无法落实的理论较劲，因为他 “知道” 中子的 β 衰变是 S 和 T。一天，一些实验人员告诉他，中子的 β 衰变很可能是 V 和 A，他们于是为他打开了一个黑箱，而他的理论也立即得到了落实。

我们当然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都对事物发出质疑，那样的话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做不成。因此，当理论到达某个特定的可接受点时，我们便开始把它当作真理对待；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黑箱，甚于把它当作一个理论。逐渐地，这些黑箱被如此广泛地接受，以至于它们变成了像空气一样的无形之物，变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简言之，变成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怀疑的确凿 “事实”。只有当一个外行对它们提出疑问时，它们才突然再一次成为焦点。

问题是，在试图对科学和技术进行条分缕析的尝试当中，拉图尔发现自己经常不得不与这些 “黑箱” 不期而遇。而在他看来，对于探寻科学的实际工作过程来说，这些黑箱无疑只是障碍。为了摆脱这些障碍，拉图尔相信我们应当观察 “正在形成的科学”，而不是 “已经形成的科学” 或者 “既成科学”。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科学就是 “已经形成的科学”，就是科学的结论，是成品；而在拉图尔看来，科学是一连串的行动，是形成科学、制造结论和物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 (暂时的) 终点，即科学的结果，或各种被接受了的 “事实”，无非就是黑箱。也许你可以不假思索地对某个或某些黑箱加以使用（事实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但这无助于你对黑箱真正有所了解。你必须打开它，才可能了解它的真相。其实，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科学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箱。

因此，按照拉图尔的意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最有价值、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去观察科学的形成过程，跟随科学家的最佳时机，也在于当科学家们还是一些活生生的行动者的时候。这时你会发现，科学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决定何种理论和观测将变为真实、而何种理论和观测将遭到拒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争论 和修辞学出人意料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使得 “盟友、资源和网络” 这些在科学的通常意义上 “非常规” 的词语，进入到了对科学的分析之中。（同上，第 49、100-101 页）

三、事实，或者黑箱的建构过程

拉图尔的分析从技术性论文的写作开始，因为这些论文无疑耗费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对论文中由引证、引用和图形构成的密集的纠结进行分解，并解释这种层层纠结对于防御那些准备对论文发起攻击的人来说，具有怎样的必要性。通过引证和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仿佛调集了一支军队来对付那些准备攻击他的人：“啊哈！” 科学家说，“想攻击我的论断？那你首先必须反驳所有这些其他的论断！” 图形也服务于类似的目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把科学家跟实验室联系在了一起。反驳图形需要具备另一个与产生该图形的实验室具有相似装备的实验室，并在其中进行相似的实验。

很大程度上以其对科学文献的检查为根据，拉图尔相信，在决定一个科学争端的后果方面，修辞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拉图尔所说的修辞学发生在科学论文对其他论文和实验结果的引证和引用中。这些引证、引用和图形被加以层层布防，从而形成了一个由支持者和盟友构成的强大阵营。每一个特定理论的拥护者，都努力获得他或她所能获得的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尽可能多的盟友，而这些支持和盟友的数量，在理论构造过程的每一个层次上都增生繁殖，因此，试图反对一篇被加以精心设计的论文，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到头来，每一项异议都会落入与一个几乎不可能与之争辩的黑箱相对的境地。而在科学文献层次上对盟友网络的使用，同样也被应用到了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当中，事实上，它被应用到了科学活动的全过程。一个理论越是把更黑的黑箱和更强大的盟友笼络在自己一边，这个理论就越是难以反对。如果一个理论具有足够的抵抗力，它自己就可能最终被转变成一个黑箱。

作为说服的技巧，修辞学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知识 (episteme)，在某种意义上，立足于 “可能性”(probability，该词与法律诉讼有关) 的修辞语言与逻辑语言的区别与对立，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之一。所以，科学 / 逻辑传统一定要多方打击修辞学传统，把它作为发现真理的反面。然而，科学的社会研究却否定了科学真理的特权，“揭发” 了科学与修辞学的隐秘联系：修辞学不仅是形成科学论文的常规的、一般的手段，而且也是科学行动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不能一方面大肆使用修辞手段，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排斥和贬低修辞学，这是可笑的，仅仅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心理习惯。

为了说明科学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拉图尔还进行了另一些令人惊讶的观察。他花时间研究了科学是如何获得投资的，并描绘了一张巨大的关联网，对于科学来说，如果它想真正发生的话，这张网就是它必须要掌握的。拉图尔对这张网的描述还包括指出科学家如何必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的兴趣是与他本人的兴趣联成一体的：他必须说服公司相信，向他的研究项目投资将导致在他们的产品上获得切实的利益；他必须说服政府相信，他的研究能够制造出更好的武器，或者能更好地挽救生命，等等。足以构成讽刺的是，研究的主题越深奥，则越是必须产生更宽更大的网络，从而使得该研究能够实际上发生。因此，“最纯粹的” 科学，比如粒子物理学，看上去好像离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相距最远，实际上却必须进行最大量的工作，从而说服人们相信进行这种研究是必要的。

因此，在从事科学的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拉图尔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当想到科学家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一些孤独的研究者，独自呆在他们的工作台上，与社会的其余部分相隔绝。拉图尔说，这幅画面是不完整的。他形象地描绘了一位实验室主管的旅行路线：他在全世界飞来飞去，与政府官员交谈，以争取更多的投资；与杂志编辑交谈，以说服他们开辟一个新专栏；与各种公司交谈，以使他们改进他们的仪器，从而使其实验室里所进行的研究更有效率。在 “科学” 的通常意义上，这位实验室主管是在从事科学吗？当然不是。但是，当实验室里的研究者们使用额外得来的资金，购买新的、已经改进了的仪器设备，从而产生一些为一篇将在某杂志的新栏目上发表的论文所必需的结果时，显而易见，这位主管此时对于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种情形下，究竟是谁在真正从事科学呢？拉图尔说，因为科学必须谋取大量的社会因素从而实际地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对科学事实的制造有所贡献：政府通过它们的投资，公司通过它们的设备，如此等等。与之相对，拉图尔提到了一种极为典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进入社会的过程如下：一个天才科学家提出一个杰出的理论，该理论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穿越社会，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跟随它一起醒悟过来。拉图尔反对这种理论，他自己的理论认为，事实是，早在该理论获得存在以前，成千上万的人就已经通过该科学家所实施的各式各样的兴趣－利益结盟而被卷入其中了。由于人们早已具备了对随后产生的研究的兴趣，因此，一旦该研究产生了一个理论，它会如此迅速地横扫社会，就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这就是说，科学并非是一个纯然的理智过程，仿佛它面对的仅仅是自然本身，科学家只是把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事实” 说出来而已。由于不认为科学是一个卷入社会的过程，不认为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性结果，传统科学观实际上把自然和社会进行了截然的两分：自然是被动的待发现者，它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能力。奇怪的是，自然却同时又是科学结论的裁判者，即一种科学上的论断是否是一个事实，最终是由自然来判断的。

四、网络：人类和非人类的超对称

一种在拉图尔看来自然而然、但在其他人看来显得有些奇怪的做法是，为了把以往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分割重新联结起来，《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书给予了非人类因素以十分独特的地位。拉图尔的基本取向是，他认为科学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两者交互作用的场所（领域），在这个场所（领域）中，人类和非人类任何一方的因素，都并未被赋予特别的优先权，这可以看作是对称理论的一种非常激进的形式，它设定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对称，或者说超对称 (supersymmetric)。（参见拉图尔，第 240-241 页）它允许，比如说，圣布吕尔克海湾的扇贝积极地与科学家们磋商他们的停泊地点。这里的论点是，科学是由这两类 “施动者”（actant，任何具有行动能力的实体。同上，第 139、169-170 页）的交互作用共同产生的，它是这两种形式的行动相互依赖与磋商的产物，而不能被还原为其中的任何一种。拉图尔在一种明确的意义上，想要保留处于科学的传统观点，以及诸如柯林斯这样的作者的社会实在论两者背后的直觉的知识。他把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不赋予其中任何一个维度以优先权。关于科学的传统说法是：“它是自然所为”，那就是说，自然是具有自身的道路，并将其意志印刻在科学家（以及我们这些身处科学文化当中的人）的信念之上的因素。另一方面，大多数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则坚持 “它是社会所为”，那就是说，社会、社会利益或者社会结构具有它们自己的道路，并把它们自己的意志印刻在科学家的信念之上。拉图尔想把这两类行动都保留下来，但只是从符号术语上加以考虑，而不必使其中任何一方拥有特权，或者被本体论地明确下来。自然行动和社会行动两者不断地变换着角色并进行着磋商，因此，科学最终从这两类行动的游戏场地中涌现出来。只不过当游戏正在进行时，每个队的成员身份不断地在场地上发生着转换。

“强纲领” 的核心信条，是用同种类型的（社会）原因来说明真假、合理与不合理、成功与失败的信念，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对称原理。拉图尔对这一原理提出了批评。（同上，第 321-324 页）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与物质都是网络的产物，要同时描述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并用同样的关系架构来处理它们。也就是说，人和非人都既是行动者 (actor)、又是施动者 (actant)，所以没有主动被动、主体客体之分。在英文里，actor 这个词通常只用来指人，所以拉图尔用了另一个词 actant 指非人。但在拉图尔看来，人和非人都既可以是 actor，也可以是 actant，它们都被联结在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超对称理论。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 “异质建构论”，也就是说，它主张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建构不只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而是同时由人（社会）和非人（工具、物、被研究的对象）所构成的 “异质网络” 来决定。因此，主张某个理论、发明或技术的科学家、发明家或工程师，为他 / 她的理论、发明或技术所建立的网络（包括物质资源与社会人脉）越大，他 / 她和他 / 她的主张就越能生存下来。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一个科学家、发明家或工程师根据什么 “策略” 来扩大他 / 她的网络，以达到确立理论、巩固成果或维持仪器，也即建构事实的目的。这些策略构成所谓的转译或转换理论。这里的 translation 是一个来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类比，在分子生物学等一些自然科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类比，比如说ＲNA 把 DNA 的遗传密码 “转译到” 蛋白质和酶之中。拉图尔说：“我用转译表示的意思是，它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 转译就是一个不断地转换他人兴趣的过程，最终使得事实建构者和被他 / 她所吸引的人在利益上达成一致。这一过程通常分四个阶段或策略：第一，问题化，即定义问题，而且使行动者接受定义；第二，利害关系化，即使其他行动者感到在此定义的问题中存在着切身利益；第三，招募，这是利害关系化的结果，即尽可能地把各方行动者纳入相关的网络；第四，动员，也即使自己的网络成为其他行动者的代言者。

五、从知识的建构到事实的建构

综上所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事实，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的黑箱，而科学则是一个把知识黑箱化的过程。因此，认识科学活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方设法地打开黑箱，也即观察知识究竟是如何被黑箱化的，这其实也就是观察科学的实际活动过程。通过对科学的实际活动过程的观察，人们能够发现科学事实的黑箱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市场资源和语言资源都被调动起来。越是抽象的理论，越需要卷入更多的资源，由此形成越来越广泛的网络，以便使其能够生存，并最终将其转变成事实。不仅如此，在事实的建构过程中，以往被当作被动的研究对象的非人（物质）因素，同样发挥着积极的施动作用，它们与人（社会）因素一起，被联结在一个密集的网络中，这其实是科学家为了扩大能够利用的网络资源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概括地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发展了一种建构主义路径，从而避免了对科学事件或技术革新进行本质主义的解释。比如，对于一个成功的理论，它要通过使其成功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来进行解释，而不是说它是 “真的”，而其他理论则是 “假的”。由此我们看出，它分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观念。尽管如此，也许我们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纳入范围更大的科学的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研究 (STS) 领域更为恰当，因为它对 “社会” 这个概念的理解，确实已经跟爱丁堡学派这样 “纯正” 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大一样了。简单地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把任何客体都看作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它最著名的论点，就是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系统或者网络来说，人和非人的行动能力或参与能力在本体论上没有区别。因此，关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过程，它几乎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事实上，在知识论传统中，建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除了反映论之外，各种关于知识的理论都倾向于认为，作为思维的产物，知识无疑都是以某种方式建构起来的。问题只在于它是理性的建构，还是社会的建构（是理性地建构起来的，还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经典哲学和前库恩科学哲学更相信前者，科学的社会研究通常则似乎更相信后者。在理性论和反映论者看来，知识的社会建构这种想法已经足够令人头疼，尽管它并不必然导致反理性或非理性，也不必然导致反实在论（例如，布鲁尔就认为他的主张与唯物主义并不冲突）。然而，拉图尔的网络建构理论，所强调的不是一般性的知识建构，而是科学活动中的事实建构，也即科学事实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事实当然也是科学知识的一种，但它是一种强知识，是所有其他知识的基础和参照，是质疑难度最高的知识。一种被确认为事实的科学知识，仿佛具有自然属性，也即它之所以是事实，乃是得到了自然本身的保证。因此，在知识论传统中，知识可以建构，事实则只能 “发现”。知识的问题是对或错，事实的问题则是有或无。网络建构理论则认为，科学事实和其他知识一样，也是社会性的建构物。它之所以被当作 “自然之物”，乃是建构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它之所以是事实的原因。而且，在使自然成为 “自然” 的过程中，自然本身也发挥着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作用。

拉图尔的这些理论，带来了方法论上极大的新鲜感和效力。它允许人们专心于科学技术的实际形成过程，而不必在抽象的世界观层面上耽于空想。然而，这种方法论上的长处，也引起了哲学上的困惑，它使得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处于极为模糊和晦涩的境地。比如，自然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在他的理论中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传统知识论给予自然的实在性上的优先权，被拉图尔以人类学的态度取消，尽管他也没有给予人－社会以某种优先权。按照拉图尔，事实是通过由这两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加以建构的，那么这样的事实，也就只能在这样一个网络中权宜地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科学理论的有效性，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按照拉图尔，我们也只能通过网络理解这个问题，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理解方式似乎有些反直觉了。

---

布鲁诺·拉图尔 ——为科学辩护的后真相哲学家

发布时间：19年07月18日

编译 魏刘伟

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解构科学家宣称其权威的方式。他的想法在今天能帮助他们重获那种权威吗？

1996 年夏天，在巴西东南部举行的一次国际人类学会议上，法国最著名、也是最为人所误解的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被一位焦急的发展心理学家找到。心理学家有着一个微妙的问题，为此，他要求拉图尔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 某个瑞士风格的度假胜地的湖边与其会面。这位心理学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潦草地记了一些笔记，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你相信现实吗？”
有一瞬间，拉图尔以为这是个笑话。的确，在打破传统上对我们如何获得真实知识的理解方面，他早期的工作比任何其他在世的思想家都做得更多。例如，长期以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事实和实体 —— 如细胞、夸克和朊病毒等 —— 在被科学家发现之前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拉图尔改变了这种想法。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一系列有争议的著作中，他提出，科学事实应该被看作是科学探究的产物。拉图尔说，事实是 “网络化” 的；它们不依靠自身固有的真实性，而依靠产生它们并使它们易于理解的体制和实践的力量。如果这个网络崩溃了，事实也会一同崩溃。

即便如此，拉图尔从未认为自己做过任何如此激进或荒谬的事情，以至于使人怀疑现实的存在。作为科学和技术研究或 S.T.S. 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拉图尔认为自己和同事是科学的盟友。他告诉心理学家，他当然相信现实，他确信这场谈话是个玩笑。然而，从此人脸上宽慰的表情中，拉图尔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认真的。“我必须足够快地改变解释，以理解他把我看作怪胎这个事实，” 他后来在谈到这场遭遇时写道，“还有他那感人的开放心态，敢于私下和这样的怪胎说话。在他看来，这个怪胎威胁到了整个科学大厦，这场对话对他来说一定是需要勇气的。”

拉图尔的对话者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科学大厦受到攻击的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所谓的 “科学大战” 的年代，在 “实在主义者” 和 “社会建构主义者”（如拉图尔）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公开辩论，实在主义者认为事实是客观和独立的，而拉图尔等人则认为这些事实是科学研究创造的。实在主义者担心，任何在幕后进行争论和妥协的暗示，都会帮助进步的敌人：神创论者、反疫苗者、地平主义者等各色人物。如果科学知识是由社会产生的 —— 因而将是片面的、易错的、有限定条件的 —— 那怎么能不削弱它对现实的要求呢？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对拉图尔及其 S.T.S. 同行的印象是：他们认为 “物理定律只是社会惯例”，他们应该从他 21 楼公寓的窗户中跳出去。

当时，科学大战波及了学术圈内外的许多人，如果他们注意到的话，这是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然而，最近这些争论开始看起来更像是后真相时代的序幕，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被谴责。在过去的 10 年里，不仅反科学思想急剧上升 ——2017 年，只有 37% 的保守派共和党人相信全球变暖的发生，低于 2008 年的 50%—— 而且各种形式的反动蒙昧主义也不断涌现，从网络阴谋论到被广泛讨论的专家已死。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似乎代表着这场认知腐朽的高潮。特朗普是一位为迎合自己的情绪而捏造事实、攻击任何与他有矛盾的人的信誉的总统。“你相信现实吗？” 现在有一半的美国人想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们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很高兴看到所有这些批评，因为我们是如此确信科学的权威，” 拉图尔在 2018 年春天回应道，“科学的权威将被分享，因为存在一个共同的世界。” 拉图尔 2013 年获得霍尔伯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该奖项的委员会因其 “对现代性的重新诠释” 将该奖授予他。“即使是这样一个共同世界的概念，我们也不必表达出来，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现在，我们有一些人不再认为存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这当然会改变一切。”

那些担心拉图尔的早期工作会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恐惧已经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评论员最近把我们的现状归咎于像拉图尔这样的 “后现代主义者”，这可能夸大了这个法国人的理论的影响力。这些批评人士指责：通过证明科学事实是所有人性过程的产物，拉图尔 —— 不管他是否有意 —— 导致了一种奉行什么都可以的致命的相对主义，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者只会非常乐意地为自己的目的做出适当的选择。拉图尔自己有时也担心同样的事情。早在 2004 年，他就公开表示担心，他的关键 “武器”，或对其夸张的模仿，正被 “走私” 到另一个极端，因为那些企业资助的气候怀疑论者利用关于知识构建性质的论据，播下了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存在科学共识的怀疑的种子。
但拉图尔认为，如果气候怀疑论者和其他伪科学家已经表明了什么，那就是传统的事实图像从一开始就不是可持续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后真相时代与其说是拉图尔思想的产物，不如说是对它们的验证。就像一个人只在身体出了问题时才注意到他的身体，对于拉图尔式的网络在产生和维持知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只有当这些网络受到攻击时我们才会意识到。
从本质上讲，这是拉图尔的新书《回到现实》（Down to Earth）的前提，这本书是对当下后真相时代的一种富有启发性和反直觉的分析。拉图尔认为，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专家所未能理解的是：只有在得到共同文化、有信誉的机构、比较体面的公共生活以及比较可靠的媒体的支持的情况下，事实才能保持稳固。随着替代事实的兴起，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项声明是否会被相信，与其说是取决于它的真实性，不如说取决于它的 “建构” 条件 —— 也就是说，是谁在制造它，它是由谁来处理的，它是从哪些机构产生和被看到的。拉图尔认为，更好地了解产生错误信息的情况及其根源所在，将会使我们更有能力与之做斗争。

哲学家们传统上承认事实和价值观之间的区别 —— 比如说，科学知识和人的判断之间的区别。拉图尔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他的许多著作都试图像他所写的那样，阐明 “人类参与科学事实创造的历史和科学参与人类历史的历史”。他曾经说过，路易斯・巴斯德不仅像人们普遍所知的那样，发现了微生物；而且他还与微生物进行了合作。这一说法让社会学家和科学家都感到烦扰。
拉图尔经常说他从小就习惯于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方式。1966 年，拉图尔开始在第戎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对认识论产生了兴趣 —— 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关注如何创造知识 —— 但即便在那时，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所学的大部分东西 “可能是错的”。这些猜疑在随后拉图尔为了逃避服兵役，以法国维和部队的名义在象牙海岸度过的那几年中加深了。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在阿比让的一所技术学校教授哲学，并自愿从事法国政府委托的一项研究。他的任务是找出为什么法国公司在招聘 “称职” 的黑人高管方面如此困难。拉图尔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有缺陷的。他告诉我：“这个问题很荒谬，因为他们竭尽全力不让黑人当高管。” 在法国开办的工程学校里，黑人学生被教授抽象的理论，而没有接触到他们期望使用的机器。后来，当他们无法理解技术图纸时，他们被指控具有 “前现代”“非洲” 思维。“这显然是一种族主义，” 他说，“它隐藏在认知、伪历史和文化解释的背后。”
在阿比让，拉图尔开始思考，如果不把科学知识当作一个认知过程，而是将其看作一种由工具、机器和特定历史条件促成的具体化的文化实践来研究，结果会怎样？如果它被独立于教育、实验室和工具之外进行研究，那么来自加州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头脑是否比来自象牙海岸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头脑看起来更 “现代” 或 “理性”？

在离开第戎前往阿比让之前，拉图尔会见了生物学家罗杰・吉耶曼（Roger Guillemin），他因对大脑中分泌激素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吉耶曼后来邀请他去位于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所研究其实验室，所以从 1975 年开始，拉图尔作为一名参与者及观察者在那里待了两年，跟踪在日常工作中的科学家们。

1976 年，当他在新成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介绍他的早期发现时，他的许多同事被他一系列的黑白幻灯片吓了一跳，这些幻灯片描绘了工作中的科学家，就好像他们是黑猩猩一样。当时人们认为，科学家是唯一能够代表科学权威发言的人；把这一学科 —— 据说是现代社会的顶点 —— 置于人类学家传统上留给 “前现代” 民族的那种冷酷的审查之下，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觉。此前一年，在加利福尼亚，拉图尔遇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他对其非正统的做法很感兴趣。伍尔加让拉图尔关注了其他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工作，比如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莎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和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他们也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研究。而拉图尔则邀请伍尔加与他一起在索尔克研究所研究灵长类动物。

他们在《实验室生活》这本书的写作中进行了合作，该书于 1979 年出版之后，成为新兴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奠基著作，并在学术标准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这本书继续挑战了我们对如何创造知识的一些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从来没有人质疑科学家是人类，但大多数人认为，通过遵循科学方法，科学家能够得出超人类的客观事实。在此之前 15 年，物理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他的畅销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通过展示历史进步是如何被权变和辩论所支配的，大大削弱了对科学的辉格解释。拉图尔在吉耶曼实验室的第一手观察使传统的科学观看起来像是一部自私自利的小说。
日常的研究 —— 他称之为正在形成的科学 —— 与其说是一种逐步走向理性真理的进步，不如说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观察、不确定的结果和不成熟的解释。科学家们似乎并不像拉图尔和伍尔加在《实验室生活》中所写的那样简单地发现事实，而是 “被说服和说服”。在争论不确定数据的过程中，科学家们预见了这样一个现实：在某种本质意义上，他们总是在为事实辩护；然而，一旦他们的主张变成无可争辩的陈述和同行评议的论文 —— 拉图尔称之为现成的科学 —— 他们就声称这些事实本身就能成立。也就是说，只有当科学界接受一些事实时，它背后的所有人类过程才会被有效地抹去，或者，就像拉图尔所说的，被装在黑匣子中。

20 世纪 80 年代，拉图尔帮助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称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尽管当时颇有争议，但自那时以来，它不仅在社会学中被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而且在诸如城市设计和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学科中也被采用。从他对实验室的研究中，拉图尔看到了一个看似脆弱而孤立的项目 —— 一个科学仪器、一张纸片、一张照片、一次细菌培养 —— 是如何获得巨大力量的，因为它周围存在复杂的其他物品的网络，被称为行动者。一个事实在社会上越 “联网”（参与其生产的人和事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驳其不那么合理的替代方案。他认为，通常归功于巴斯德的医学革命，应该被视为不仅是医生、护士和卫生学家之间的关联，也是蠕虫、牛奶、痰液、寄生虫、奶牛和农场之间的关联。科学是 “社会的”，不仅仅因为它是由人执行的；相反，科学之所以具有社会性，是因为它将许多人类和非人类实体聚集在一起，并利用他们的集体力量对世界采取行动和改造世界。

2016 年秋天，也就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拉图尔乘坐飞机从巴黎飞往加拿大卡尔加里，在那里他将发表一个关于 “业已过时的自然观念” 的演讲。飞行几小时后，在格陵兰岛以西的巴芬冰原上空，他向窗外望去。他所看到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那年北极正在加速融化。下面的冻土带着裂缝，让他想起了爱德华・蒙克的画作《尖叫》中痛苦的面孔。

2018 年 3 月，拉图尔回忆道：“就像冰在向我传递信息一样。” 他穿着一套引人注目的西服，在斯特拉斯堡一家约 200 人的剧院中发表演讲，这是该市两年一度的木偶节的一部分。尽管拉图尔是国际知名的学术圈人物，但他的演讲 —— 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的反 TED 演讲展示了一系列超现实的图像和声学效果 —— 绝不是一份传统的会议演讲。在整个表演过程中，拉图尔的身影隐藏在投影到屏幕上的图像后面，因此他似乎被自己的 PPT 演示文稿吞没了。其效果有点像观看《难以忽视的真相》，就好像阿尔・戈尔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法国哲学家，说：“科学家、艺术家和像我这样的社会学家开始提出我们称之为 —— 也许这太夸张了 —— 一种新的宇宙学的东西。”

拉图尔说，我们可以站在后面远远地观察大自然的想法是一种幻想。这就是融化的冰原给他的信息。他对斯特拉斯堡的观众说：“我在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上的活动实际上对我所看到的自然景观产生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再也没有外部了。” 恰如其分的是，他在欧洲多个城市并将在纽约进行的演出命名为《内在》（Inside）。他继续说，在我们目前的环境危机中，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球图像 —— 不存在空中楼阁的观点，而且我们总是与我们的观点的形成有牵连。随着人类纪的出现，科学家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地质力量，拉图尔认为人类和非人类在共同行动，而地球对这些行动有所反馈的观点，现在听起来是一个常识。“他真的是人类纪的思想家，” 为拉图尔服务了 40 年的法国出版商菲利普・皮格纳雷（Philippe Pignarre）告诉我，“法国的许多科学家最初不喜欢他，因为他像对待工人一样对待他们，而他们被认为与真相有着特殊的关系。但现在他们反而在利用他的成果。他是那些想要思考世界的人的领袖。”

《内在》大量引用了他的新书《回到现实》中的内容，该书自 2017 年秋天在法国发行以来，一直受到高度赞扬。他写道，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理性经验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对气候变化的否认问题的，而理性经验主义已经统治了他们的职业几个世纪；许多科学家将他们的领域局限于科学领域，认为不宜在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或在情感上发表言论来表达紧迫感。尽管支持全球变暖的证据由来已久，但一些科学家仍然认为，否认主义的问题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数据和更多的公众教育来解决。与此同时，政治学家已经表明，所谓的 “非理性” 个体，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在面对与他们相矛盾的事实时，实际上会更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拉图尔非但没有指责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气候否认论者的非理性，反而认为，将科学事实的正当性本身当作说服力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方面，《回到现实》将他给阿比让工厂的工人和加州科学家带来的社会学分析扩展到反科学选民的头脑中，考察了共识是如何由被传播者的价值观和当地情况决定的。

图尔认为，如果科学家对科学如何真正发挥作用 —— 作为人、政治、机构、同行评审等都发挥作用的过程 —— 保持透明，他们会更有能力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主张。他说，气候学家们必须认识到，作为大自然的代表，他们一直是政治行动者，他们现在是一场战争的战斗人员，战争的结果将对地球产生影响。他告诉科学家们，如果他们不再假装 “其他人”—— 气候变化的否认者 ——“是那些从事政治的人”，而你们只从事 “科学” 的话，我们面临的形势会好得多。在某些方面，新的努力，比如 “为科学游行”（March for Science）试图强调科学在决策中所起的（或应该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支持科学家和工程师竞选公职的像 “314 行动” 这样的团体，正如 “为科学游行” 的口号之一所说，是当今科学家对他们所需要的一种迟来的重要的承认，走出实验室走上街头。当然，这种对政治的拥抱所固有的风险在于，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会抓住对科学所涉及的任何社会因素的承认，从而使其更加不可信。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一位地质学家辩称，“为科学游行” 将强化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观点，即科学家是一个利益集团，并将他们的数据、研究和研究结果政治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 2009 年臭名昭著的 “气候门” 发生的原因。当时，英国领先的气候研究中心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科学家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遭到黑客攻击，暴露了与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中所记录的同样的混乱的辩论。气候怀疑论者认为，这证明了科学家并没有真正发现气候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操纵数据以符合他们的先入之见。当然，这一事件并没有如科学和技术研究学者所希望的那样，使公众更深入地了解正在形成的所有好科学的争议和谈判。

一些人可能会把这一令人沮丧的事件看作是放弃对科学家们更公开的好斗态度的理由。拉图尔没有。尽管回归到英雄般的科学视野可能是令人愉快的，但像这样的攻击 —— 利用我们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政治辩论和 “无可争辩” 的科学之间的分歧 —— 并没有消失。毕竟，当气候学家以谨慎的语气谈论这些事实，承认他们的置信区间时，怀疑论者就会宣称自己是科学的保护层，宣称这些事实还不够确定，他们自己的伪科学也必须被考虑进去。然而，当著名的气候科学家以充满激情的信念陈述他们的事实时，气候怀疑论者却指责他们有政治偏见。这一有毒的循环进一步侵蚀了拉图尔长期以来认为是站不住脚的经典科学观。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时刻，”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说，她是一位描述了反科学思想兴起及其激发的亲科学动员的著名女权主义 S.T.S. 学者和科学哲学家，“但这也是一个不再回到非常传统和糟糕的认识论的重要的时刻，即科学知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为什么以及如何坚持它。布鲁诺在提出这些论点时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创造性和强烈性。我们需要展示这场气候争议的破产，但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科学是一套具体的实践，而不是大写的科学。”

拉图尔告诉我，随着对其专业知识的攻击的增加，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经典的科学观点 —— 假设事实本身就能表达自己，并因此将被所有公民以同样的方式解读 ——“不会让他们恢复原有的权威”。在 2017 年的一次采访中，曾在国会任职 16 年的物理学家小拉什・霍尔特（Rush Holt Jr.）将 “为科学游行” 描述为一个转折点，他说人们正在意识到，“他们需要捍卫让科学变得繁荣的环境”。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认识论的转变，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听到科学家们将其学科描述为一种 “社会事业”，并指出他们的科学记录的力量、他们建立共识的努力以及他们的研究人员的良好信誉。一些人甚至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即他们对世界的事实陈述充满了判断和警告 —— 用拉图尔的话来说，“陈述事实和敲响钟声是一回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一份报告的语气非常严峻，该报告谈到，需要 “社会各个方面发生迅速、深远和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标志着与其以前工作的重大背离，因为这向科学界展示出，他们 “在描述其发现的含义时，终于放弃了谨小慎微”，正如记者大卫・华莱斯﹣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为《纽约》杂志所写的那样。

几年前，在法国实业家和一位气候学家参加的会议上，当拉图尔听到这位科学家不是根据无可指责的科学权威，而是通过向他的听众展示他的秘密来为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辩护时感到震惊，这些秘密包括 “参与气候分析的大量研究人员、复杂的数据核实系统、文章和报告、同行评估原则、庞大的气象站网络、漂浮的气象浮标、卫星和确保信息流通的计算机”。相反，这位科学家说，气候否认主义者没有这种体制架构。拉图尔意识到，他正在见证一个巨大的修辞转变：从科学家呼吁大写的真理，到吹嘘强大的网络，因此，真理一直是被建立起来的。

拉图尔一生中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他取得了一种伟人的地位，尽管他的许多工作都试图证明，智力劳动绝不是一种单独的努力。在过去的 20 年里，他被公认为当代哲学家中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不仅因为他对科学的激进态度，而且因为他对现代生活的广泛研究。他的几十部著作中包括对法国最高法院的民族志研究，对宗教演讲难题的赞歌，关于巴黎街头的多媒体 “歌剧”，以及一部关于自动地铁系统故障的对位调查 —— 部分是由地铁本身讲述的。这项工作激发并感染了从文学学者、面向对象的哲学家到管理理论家和神学院的每一个人。

与大多数哲学家不同，对他们来说，思考是一种久坐不动的活动，而拉图尔坚持要检验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与世界本身的区别。实际上，他已经进行了 50 年的实验，在此期间，他在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所、亚马逊雨林和肯尼亚的热带稀树草原收集了数据。这一永无止境的研究的当前阶段使他发现了一个与他的全球抱负相称的领域。拉图尔最近环游了世界，观察那些研究在所谓的临界带 —— 从低层大气延伸到植被、土壤和基岩的地球的薄薄的一层 —— 上的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家们。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这是 “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陆地生命得以繁荣的唯一地方。正如拉图尔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所说，“我们关心的一切，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在这个小小的临界地带中。” 他对这一临界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信念，即公众对气候科学的更深入理解将更准确地显示气候科学是如何形成的，否则它的社会层面就会变得混乱不堪。

在参加斯特拉斯堡木偶节的前一周的一个下午，拉图尔会见了说话温和的地球化学家杰罗姆・盖尔阿尔德特（Jérme Gaillardet）和景观建筑师亚历山德拉・阿雷尼斯（Alexandra arénes），拉图尔曾将后者描述为当代哥白尼，他们在巴黎地球物理学研究院见过面，而该研究院是法国地球和行星科学的顶尖研究机构之一。他们三人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为跨学科杂志《人类纪评论》撰写的一篇论文。
图尔在法国科学院第一次认识了盖尔阿尔德特和阿雷尼斯，他是那里的名誉教授，并担任研究主任。在领导法国临界带观测站网络（C.Z.O.）的盖尔阿尔德特的指导下，拉图尔访问了非正式组成国际 C.Z.O. 网络的 200 多个地点中的几个，并对其中的科学家进行了采访。他已经成为临界带圈子中的名人，参加决定未来研究的会议，谈论地球上这个高度异质的区域，与环境科学家发表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并鼓励科学家将人类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他们的研究中。

作者们围坐在盖尔阿尔德特办公室的圆桌旁。它装饰着一个方程式白板、教学岩石、地球化学教科书和一个永无止境的旋转桌球。这篇论文的想法是在拉图尔告诉盖尔德特说，临界带的标准表述是 “一场彻底的灾难” 之后出现的。相对于标准的临界带仅仅表示为一层薄层地球图像，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表示形式，即地球上最脆弱和最危险的区域 —— 临界带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我们巴黎会见后的第二周，拉图尔前往斯特拉斯堡西南两个小时车程的位于阿尔萨斯﹣洛林的孚日山脉，去观察盖尔阿尔德特和其他科学家在斯特伦巴赫临界带观测台工作的情况。斯特伦巴赫 —— 法国最早的 C.Z.O. 之一，最初成立于 1986 年，目的是为了测量酸雨的影响。近年来，有 200 英亩的山坡森林配备了传感器和一系列高科技设备，此地已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水化学、土壤含量和植被影响的重要场所。

随着拉图尔的出现，像盖尔阿尔德特这样的实验室已经开始研究环境的变化，并充分认识到人类和非人类、社会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网络中。这不是简单的哲学猜想。正如拉图尔长期以来所坚持的那样，与许多环境研究人员一样，临界带的科学家们自己也参与到了其研究的周期性过程之中：其他人利用他们的研究来改变他们所测量的环境，进而挑战了科学家作为被动的自然世界的无私观察者的传统形象。“我认为我们与布鲁诺所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组合，” 盖尔阿尔德特告诉我，“它改变了社会科学和地球科学的思维方式。”

我们到达了山顶，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低矮的混凝土掩体。里面是观测台的重力仪。它是一台蓝色的圆柱形机器，它通过跟踪引力的微小变化来测量更远处的山下集水区所收集的水量的差异。它所连接的旧戴尔电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打开。在我们等待的时候，一位和蔼可亲的地球物理学家，雅克・辛德勒（Jacques Hinderer），向我们解释了获得精确数据的一些困难。盖尔阿尔德特一直盯着拉图尔，直到拉图尔脸上流露出一种喜悦的神色，以确保他能理解其中的技术细节。

电脑终于开机时，它的屏幕上显示了一个简单的动画 —— 不同宽度的绿色波浪在蓝色的背景下起伏。准确地说，它们代表了海浪和潮汐的引力效应。但这些波动也让我想起了拉图尔对地球人类纪的描述：“一个活跃的、局部的、有限的、敏感的、脆弱的、颤抖的和容易被激怒的圈层。” 他全神贯注地站在小显示器前。“在孚日山脉中居然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这种感觉很美妙，” 他说，“在这里，整个地球都变得敏感起来，非常感人。”

如果拉图尔的批评者那天在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场景有些奇怪 —— 科学崇拜者的老对手跪在科学的祭坛前。但他们会错过的 —— 他们一直都错过的 —— 是拉图尔从未试图否认重力的存在。他一直在做一些更不寻常的事情：试图重新描述人们了解这些知识的条件。

我们挤进了这间小小的混凝土房间，就像拉图尔一直看到的那样，我们看到的不是物体本身，也不是精神上的表征，而是科学技术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在拉图尔看来，这是唯一可以看到的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地认为，重力是由科学家的劳动和专业知识创造出来的，政府为他们的教育提供资金，为缓慢的计算机提供的电力，把重力仪运送到山顶的卡车，把读数转换成运算和清晰图表的地球物理学家，等等。没有这个网络，我们就看不到那些隐形的波动。有一段时间，拉图尔恭敬地站在屏幕上滚滚的波浪面前。然后他就像是在欣赏一个新生的孩子一样对聚集在一起的科学家们说：“真漂亮 —— 你们一定感到很骄傲。”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作者艾娃・卡夫曼（Ava Kofman）是一位美国记者，专注于技术与文化报道

---

via:

• 布鲁诺・拉图尔 —— 为科学辩护的后真相哲学家

  https://worldscience.cn/qk/2019/2y/kxysh/597195.shtml

---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年6月22日—2022年10月9日），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国际知名的当代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巴黎学派的创立者。

• 法国思想家拉图尔去世：一位通才_文化课_澎湃新闻-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32329

• 纪念丨人类学家项飙谈拉图尔：他开拓了新的思考空间_文化课_澎湃新闻-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46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