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的不同建构理论

文 / 邱德胜

三种建构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 SSK (科学知识社会学) 的兴起与演化，传统科学哲学视科学乃自然之镜的科学观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挑战，并涌现一系列新的观点，社会建构论、异质建构论、实践建构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派别。它们均以科学知识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以建构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共同致力于科学之本性的探讨，为我们深入地理解科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本文主要探讨后两种观点，并试图对其加以比较研究。

(一) 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源于英国的爱丁堡学派，其核心观点在于：就科学知识的形成而言，社会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自然因素则基本不起作用。在布鲁尔等人看来，科学知识并不是一种对自然世界的反映，而是科学家的一种主观建构，这种建构渗透着科学家的决定，而这种决定与现实的利益直接相连。在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引领下，一些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借助对科学争论、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实验室等场点的研究，为社会建构论寻求证据支持。尤其是其中的实验室研究，还专门探讨了科学事实与科学论文在实验室中的复杂建构过程。然而，社会建构论并不被学界所广泛认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在索卡尔事件的导引下催生了 20 世纪末的 “科学大战”。批评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不过是将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从自然一极转向了社会一极，导致自己与自己批判的对象两极相通。作为一种观念，社会建构论不仅无法解决传统科学哲学的认识论难题与方法论恐惧，而且还将面对自己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反身性诘难。

(二) 异质建构论

在认真的反思之后，社会建构论者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拉图尔等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了一种融自然与社会为一体的改良方案，并将其称为科学知识的异质建构论。在异质建构论看来，科学知识不是单一的社会建构，而是多种异质性要素组成的网络，网络中的每一个要素均被称为行动者，行动者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的存在与力量。作为网络中的普通一员，各个行动者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就是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反复磋商的过程。异质建构论给出了一种思考科学的全新视角，它不仅打破了自笛卡尔以来弥漫于哲学界的主客二分的传统习见，而且还倡导一种自然与社会平权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并进一步提出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拟客体 (quasi-objects) 概念。然而，不论是社会建构论还是异质建构论，就其对科学的理解而言，均停留在表征性语言描述的范围，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历史维度的强调严重不足，最终不得不被新的实践建构论所代替。

(三) 实践建构论

通过对科学实践活动的理性分析，皮克林等指出，社会建构论与异质建构论均存在着局限：它们都将科学作为一种静态的知识或理论来把握，此时的科学往往以表征性语言描述为言说工具，其目标在于实现对自然或社会的真实表征。然而，表征者与被表征者之间是否吻合，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或实践，将操作性语言描述代替表征性语言描述，则传统科学哲学将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实践建构论看来，科学不再是多种因素的静态交织，而是一种与时间相关的纵向演化。如果将每一个时刻影响科学知识生产的因素视为一个集合，那么这个集合意味着对科学实践的某一个维度的表征，而如果将各个时刻组成的集合连接起来，它们将形成一个多维的表征之链。随着表征之链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演化，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一种具有过程实在性与客观性的科学随之呈现出来。实践建构论借助对科学实践过程的实在性与客观性的强调，从而远离了传统科学哲学表征主义的魔咒，为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开启了新的话语空间。

异质建构论：自然的回归与超越

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虽然对我们理解科学、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有所助益，但由于其对社会因素的过度褒扬，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终必将被新的观点所替代。随着法国巴黎学派拉图尔等对科学实践过程的理性反思，他们对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做了改良，并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实现了自然的回归，还催生了新的超越。该理论不再将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等因素对立起来，而是赋予其同等的地位。此外，该理论还着力打破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固有习见，不仅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倡导物我一体的混合本体论哲学，还将时间的观念融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以行动者网络为代表的异质建构论，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建构论的叙事方式，为我们理解科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一) 追求科学解释的广义对称性原则

广义对称性原则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来自于拉图尔等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拉图尔意识到，传统科学哲学将自然界视为知识和现象背后确定不变的基础，一切问题 (包括社会问题) 的解决和解释都可以诉诸自然，这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实在论。而以布鲁尔为代表的强纲领 SSK，虽然号称自己的研究纲领遵循对称性原则，但实际上却将任何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都归结为社会原因，诸如经济、政治等等，这无疑导致了自然的失语或发言权的丧失，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实在论。事实上，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与自然具有同等的建构性，因为它们是同一稳定化过程的双重结果。对于自然的每一状态而言，总存在着一个对应的社会状态。如果我们对其中一个坚持实在论，对另一个也必须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是建构主义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必须是建构主义者。

由此看来，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还是 SSK，他们对于所有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所持的都是一种不对称的立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一个诉诸自然，另一个诉诸社会。而要继续该领域的工作，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抛弃这种解释方案，而去寻求一种更具对称性意味的新的解释。由此，拉图尔给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对科学知识加以解释时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的作用。拉图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孪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一方更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1](P348)

事实上，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起到了双重解构的效果，既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自然实在论，也解构了传统 SSK 的社会实在论。然而，拉图尔的哲学解构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他将广义对称性原则推进到了本体论的层次，通过对主客二分的解构，倡导一种物我一体的混合本体论哲学。

(二) 倡导物我一体的混体本体论哲学

广义对称性原则虽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科学的方式，但如果要将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到底，还必须从认识论的层面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而这一思维的推进来自于拉图尔对现代主义的深入考察。在拉图尔看来，SSK 及其传统科学哲学，都属于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纲领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康德的主客二分模式，基于这种模式的现代主义具有以下三个前提假设：A. 非人 (或自然、客体) 是知识的起点，这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B. 人 (或社会、主体) 是知识的起点，这保证了科学知识是由人所创造的；C. 非人和人之间有完全的划分，这保证了前述两种先验性不被混淆，以确保科学知识的权威性。但这三个假设在逻辑上不能同时成立，必须抛弃其一。如果抛弃 A，将先验自我 (人、社会、主体) 视为知识之起点，必将导致用社会联系来解释世界，陷入各种不同的社会建构论。如果抛弃 B，将物自体 (非人、自然、客体) 视为知识的起点，那么必将无视社会 (主体) 因素对形成科学认识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简单地否认社会影响的素朴实在论者。因此，为了同时避免社会建构论和素朴实在论的偏颇，唯一能抛弃的是 C，即主客体的划分。[2](P281) 基于以上思维，拉图尔发起了解构主客二分的战斗，并形成了他独有的一套学说。

在拉图尔看来，在科学实践的过程中，非人类因素作为一个特有的力量参与到与人类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由此，我们不能将非人类的力量看做是一种封闭的、僵硬的以至远离人类的物的世界，它们也具有与人类相同的本体论地位。皮克林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形而上学思想做了概括：“我们应该把科学 (包括技术和社会) 视为是一个人类的力量与非人类的力量 (物质的) 共同作用的领域。在网络中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具有对称性，它们互不相逊，平分秋色。”[3](P11) 在此语境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开始消失，而新的本体则是一种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混合本体。

拉图尔在其广义对称性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自然与社会都需要被解释，而解释始于拟客体。社会学家之所以对客体难以达成一致，在于他们坚持了自然与社会的二象之见，要摆脱以上困境，必须建立拟客体的观念。拉图尔明确指出：“通过拟客体将客体 / 自然与主体 / 社会两极连接起来，但拟客体位于两极之间、之下。与自然的‘硬’的部分相比，拟客体更加具有社会性、更加具有被构造性和集体性，但它们绝不是一个成熟社会信手拈来的容器。另一方面，与社会投映 (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投映) 之上的那些无形屏幕相比，它们又更加的实在、更加非人类、更加客观。”[4](P55) 由此，借助 “拟客体” 这一概念，拉图尔深化了他的广义对称性原则。由此看来，自然与社会并没有截然的区分，科学在改变我们思维和观念的同时，也在制造和再制造着自然与社会。建立在拟客体概念上的科学知识的本体论发生了转变，由社会建构论意义上的社会本体论演变为异质建构论意义上的物我一体的混合本体论。

(三) 隐含科学知识异质建构的时间之维

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以及拟客体概念为破除主客二分的传统习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仔细分析拟客体概念，发现其中还隐含着科学知识异质建构的时间维度。换言之，拟客体不仅涉及形成科学知识的各异质性要素在共时性意义上的混合，还涉及在形成过程中的历时性演化，而这种含义可以通过拉图尔对真空这一拟客体的具体分析体现出来。

在拉图尔看来，如果我们将自然极 / 客体与社会极 / 主体之间的连线作为横轴，以存在与本质之间的连线作为纵轴，那么按照历史的顺序，真空可被依次分为真空 1 至真空 5，它们分别居于横轴的下方和纵轴的两侧，如图 1 所示。[5](P86)

图 1

在拉图尔看来，我们没必要在真空 5 (一种外在自然的实在，其本质并不取决于任何人) 与真空 4 (西方思想家多个世纪以来就想为之提供表征) 之间进行选择。换言之，如果它们趋于稳定，我们就能够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但问题是，真空 1 在波义耳的实验中并不稳定，我们无法判断它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而只能认为它是实验室出现的人工物。而真空 2 则是为人类制造的人工产物，除非它转变为真空 3，因为真空 3 开始成为与人无关的实在。然而，究竟什么是真空？拉图尔认为，这些位置都不是真空，真空从本质而言应该是一种轨迹，它将所有这些连接起来。换言之，“空气弹性拥有了自己的历史”[6](P86)。

我们认为，拉图尔对真空的上述分析显然将时间带进了对科学的理解。但是多年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却经常局限在一维的构架之上，就如同将代表真空 1 到真空 5 的各点 (A、B、C、D、E) 投影到自然与社会之轴上的那些点 (A＇＇、B＇、C＇、D＇、E＇) 一样，完全忽略了事实的时间维度。正如拉图尔所言：“在现代性的方案看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除了自然与社会两极 (整个实在栖息于其中) 在此相会之外，别无他物。”[7](P87) 因此，这些投影到直线上的点只是事实的一种影像，而不是事实本身。实在论者认为，无人可以建构这样一个真实的事实，而建构论者说事实来自于他们双手的建构，居于其间的第三种派别则在此两种意义的事实之间摇摆不定。简言之，如果引入对事实描述的时间性或历史性维度，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将即刻消失。换句话说，如果需要对事实做出严格的描述，那么关于事实演化的时空脉络也必须加以清晰的说明。结合拉图尔的异质建构论，我们可以认为，科学不是单一平面上异质性因素的累积，而是异质行动者在互相结合过程中的历史性生成。由此，拉图尔的异质建构论也具有更多的实践内涵，而其倡导的混合本体论也相应地开启了一种演化的维度。

实践建构论：历史的突现与强化

作为对 SSK 社会建构论的一种改良方案，拉图尔等提出的异质建构论不仅导引了自然或物质力量的回归，而且还赋予 SSK 意义上的 “被制造的事物” 以时间的维度。由此看来，拉图尔等的思想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用自然或社会来解释科学的片面立场，走向了一种新的综合。事实上，除了拉图尔之外，皮克林、哈金等也提出了与之类似的思想，与拉图尔不同的是，他们更关注科学实践中非人类力量的作用，尤其是物质与观念的作用，并认为科学实践是一种在时间的过程中遭遇阻抗与不断适应的建模过程，强调对科学的理解应该从原来的静态分析转变为动态实践。同时，科学既是知表征也是做干预的过程，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有助于传统科学哲学问题的实践解决。

(一) 实践建构的基础：异质性力量的舞蹈

在皮克林看来，科学知识实践建构的基础是一种异质性力量的舞蹈，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是多种异质性力量在时间中的瞬时突现过程。在皮克林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异质性力量主要分为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两种，而其中的物质力量主要是指科学研究中的仪器、设备及其实验的组织体系，等等。对于科学知识的建构而言，虽然拉图尔和皮克林均认为其基础是多种异质性要素的并行与耦合，但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关系却并不相同。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皮克林的异质性力量的内涵。

在拉图尔看来，科学知识的建构来自于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扩散，而网络中的每一个行动者，不管是人类力量还是非人类力量，他们均具有相同的地位，具有完全的对称性，在人类与非人类的作用过程中，各种力量可以彼此不断地生成、消退、转移、变化，循环不已。但在皮克林看来，即便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共同构成科学知识得以建构的基础，但是这两种力量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进而言之，拉图尔与皮克林观点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拉图尔实质上认为人类力量与机器力量之间可以相互代替，但在皮克林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人类的智能和体能的结合能够代替望远镜工作，更不用说电子望远镜、原子弹，等等。第二，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对称性破缺还表现在 “人类具有动机性” 的方面。皮克林是在日常的意义上使用动机这一概念的，并认为动机指的是这样的事实：“科学活动是基于特定的计划、围绕特定的目标而特别组织起来的…… 科学家通常基于看得见的未来目的而工作，而机器无论如何不会这么做”。[8](P17) 由此看来，尽管拉图尔和皮克林都强调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异质性基础，但他们对于这种异质要素关系的理解却大不相同。

需要指出，虽然皮克林与拉图尔对异质性力量之间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均认为作为实践建构基础的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在任何机器的力量捕获之前，还是存在着绝对的并行性，只不过这两种并行的力量在皮克林的理论体系中更具有拟人的色彩，正如皮克林所说：“无论是人类力量还是物质力量都是狂野的、未被驯服的。然而，人类的目标和动机力量并非过于狂野，它们已经部分的被驯化…… 已经就范于它们所处的文化的状态。”[9](P18) 由此可见，皮克林的实践建构论在本质上依然是多种因素的异质性建构，相对于拉图尔的异质建构论，他更强调人类力量的动机性，并认为这种动机受特定时期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还将物质力量的作用放到一个更加显著的位置。皮克林的实践建构论是对拉图尔的异质建构论的进一步改良，改良之后的理论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其解释功能也更为强大。

(二) 实践建构的工具：操作性语言描述

皮克林实践建构论的创立，离不开他对操作性语言描述这一叙事工具的引进和运用，凭借这一有效工具，他的实践哲学才生发出前人没有的新内容。应该说，他对操作性语言描述的运用是建立在他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上的。事实上，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都是以表征语言描述作为其理论展开的基础，不论是反映论的真理观还是实证论的真理观，它们都将科学知识看做是对客观世界的表征，它们要么先验的认为科学知识是对自然世界的反映，要么借助后人的 “经验证实” 的方式来言说科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其叙事方式都停留在表征性语言描述的基础之上。

然而，什么是关于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呢？皮克林认为：“表征性语言描述视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知识的活动。”[10](P5) 因此，它必将面对认识论难题，即科学是否恰当地表征了自然？此外，它还会导致诸如实在论和客观性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产生。从表征性语言描述的视野来看，人或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而科学家则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方法来揭示客观事物的真相。此时的自然完全是被动的，自然的规律有待人类不断地去揭示。

皮克林不同意以上对科学的理解方式。在他看来，我们除了将科学看做是对世界的一种表征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思考科学的方式，那就是：“世界不只充满着观察和事实，而且还充满着各种力量。在我看来，世界处在始终不停的制造事物之中 (doing things)，各种事物并非作为智慧化身的观察陈述依赖于我们，而是作为各种力量依赖于物质性的存在…… 我们应该视科学 (自然包括技术) 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进一步说，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加以较量的核心。”[11](P6-7) 由此看来，皮克林关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已越出了表征性语言描述的范围，他开始将科学实践看做是一种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较量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性力量的舞蹈，而不是简单的对自然世界的表征。于是，科学从表征走向了实践，表征性语言描述也终将被操作性语言描述所代替。

皮克林虽然将操作性语言描述作为其理论拓展的工具，但他并不排除表征性语言描述的作用。如他所言：“思考科学实践的物质操作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科学的表征性质…… 操作性语言描述包含着对表征性语言描述的关注，它使我们摆脱以纯粹持有的知识来理解科学，从而走向对作用于科学的物质力量的承认，走向知识和物质力量的重新平衡。”[12](P7) 正是皮克林对操作性语言描述的强调，才使他的科学实践哲学更为彻底，他对科学知识的实践建构论主张也更具说服力。

(三) 实践建构的方式：实践的冲撞

实践建构论究竟是如何实现科学知识的实践建构的呢？在皮克林看来：“实践的、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和适应的辩证法，便是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这也正是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或说冲撞的要旨所在。”[13](P23) 实践的冲撞是皮克林的科学知识实践建构的基本方式。皮克林认为，“冲撞” 是对实践辩证法的便捷而蕴涵丰富的一种速记，它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恰当地勾画出机器捕获和人类动机的突现式的重构和相关交织。他说：“我所指出的物质力量与社会力量的轮廓在实践中的冲撞，其内涵在阻抗和适应的辩证运动中被突现式的转换与刻画。”[14](P23)

在皮克林的理论体系中，“瞬时突现” 和 “后人类主义” 是他反复强调的两个概念。理解这两个概念，有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他的理论。在皮克林看来，所谓的瞬时突现，简单而言就是在科学活动中或在时间维度上发生的一种纯正的偶然。正是这种偶然性的存在，它将导致实践的冲撞的不可预测，并作为一种偶然性的力量对科学实践中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而 “后人类主义” 来自于皮克林对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思潮的关注：一种可称为人类主义或现代主义，另一种可称为反人类主义。而传统的 SSK 是人类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人类力量是科学活动的中心，并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这种立场实际上是二元论立场对社会一极过度倾斜的体现。反人类主义则主要来自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他们强调物质力量的主体地位，并反对科学活动中出现的人类中心化立场，这实质上是二元论立场对自然一极过度倾斜的体现。由于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各执一端，它们经常存在争论，而争论的主题往往是 “科学是对自然世界的表征还是人类的主观建构” 等等，这种争论不仅渗透到他们的日常思维中，还导致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相互背离。

事实上，皮克林对后人类主义的寻求就是对物质力量的强调，是对传统科学哲学和 SSK 的批判性综合。在皮克林的理论体系中，它对操作性语言描述的寻求，不仅为科学活动的说明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而且也弥合了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者之间的沟壑，并导引了一种后人类主义的哲学主张。从后人类主义的立场来看，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依然存在，它们之间相互缠绕，人类也不再是科学活动的主体和行动中心。由此，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化，它们不再受某一个中心的支配，而是 “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15](P26)。

异质建构论与实践建构论比较

异质建构论和实践建构论都可以看做是对社会建构论的改良，这种改良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以前对科学所作的单一的社会解释变换为多种异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异质建构论与实践建构论之间并非完全一致，除了前文谈及的一些差异之外，还有一些方面也截然不同，明确这种差异，有利于增进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

(一) 静态描述与动态演化

异质建构论比较关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人类与非人类要素的平等和对称，以及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平权，即使他们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比较全面，对这些要素的刻画比较生动，但是他们的立足点主要还是平面的，虽然他们也谈到过科学生产过程中的时间性，但这种对时间的分析，只是将知识生产过程划分为一个一个横向的切面，而较少关注其纵向的演化。虽然通过 “拟客体” 等概念的使用，他们确实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二分的本体论哲学，但是由于这些分析都停留在表征性语言描述的范围，因此，他们的哲学从本质上来说还没有完全过渡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

实践建构论则认为，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代替表征性语言描述，对于刻画科学实践的动态过程，把握丰富与生动的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更为有利。从实践建构论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不是多种因素的静态交织，而是一种与时间相关的纵向演化。如果将科学知识的异质性建构看做是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一维表征的体现，那么科学知识的实践建构则是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多维表征的聚合。随着表征之链的纵向演化，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从而形成了对科学的多维立体解读。而这种解读必须通过操作性语言描述才能体现出来。如同哈金所言，作为科学知识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验室科学将受到观念、事物及其标记的复杂影响，这些影响通过他们的子项的相互作用体现出来。这种影响不仅是同一时间点上的横向关联，而且是时间轴上的动态交织。实验室科学就在多种因素的横向与纵向的多维作用下趋于稳定。

(二) 表征实在与干预实在

异质建构论与实践建构论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科学的方式，它们对于一些传统科学哲学问题的解读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科学实在论问题是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持续时间很长，但如果从异质建构论和实践建构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则可能会找到其争论的症结之所在。

在哈金等看来，实在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作为表征的实在，另一个是作为干预的实在。以前的争论都发生在表征实在的范围，虽然争论很持久，但是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新的突破口，这样的争论理当被扔进坟墓。而如果将干预的实在突现出来，则这种争论将即刻停止。换言之，不论你是否相信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表征，但有一点你是绝对同意的，那就是：“对我而言，如果你能发射它们，那么它们就是实在的。”[16](P23) 当电子作为一个工具时，它的实在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哈金所谓的作为干预的实在。

由此看来，不论是社会建构论还是异质建构论，他们对实在性问题的探讨都局限在表征实在的范围，而表征者与被表征者是否吻合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从实践建构论的角度来看，由于科学实践是一个与时间紧密相关的复杂过程，其中渗透着操作，渗透着外在因素的偶然性干预，而这种干预会直接左右实验的进行和结论的产生，故这种由操作、干预组成的实践本身便有了作为过程的实在性，这种操作与极具偶然性的干预将通过某种方式沉淀下来并演化为科学中的一个特异性的基质。因此，此时的科学也就具有不可回溯的特点。

(三) 单一理论与多股链条的不可通约

不可通约性作为一个哲学论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随着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人论著的出版得以扩展开来，并演化为科学哲学的经典问题之一。库恩意义上的不可通约主要包括前后相继的理论在研究问题上、概念上以及理论框架上的不可通约。显然，这种不可通约主要停留在表征科学观的思维之上，其不可通约更多地表现在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上，因而并没有超出异质建构论的思维范式，没有深入到科学实践的过程之中。

然而，实践建构论更关注科学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而不仅仅是知识生产之后最终获得的科学理论。因此，如果从实践建构论的角度来理解不可通约，则此时的不可通约将会涉及更多的维度。因为科学是一种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复杂交织，那么影响科学的各种因素诸如观念、物质以及仪器等等都将可能成为导致科学不可通约的原因。尤其是当各种混杂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实践中的科学时，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是两个因素甚至多个因素之间的组合都有可能导致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此时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由此，从原来的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变为科学实践过程的多股链条之间的不可通约，从这种意义上说，不可通约性也就相应地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总而言之，科学知识的不同建构理论为我们理解科学从而理解世界提供了多维的视角。从社会建构论到异质建构论再到实践建构论的过程，不仅代表着哲学工作者研究视野的变迁，更反映了人类对科学本性认识的逐渐深入。对科学认识的深入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几个传统的科学哲学问题，更在于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现代人作为一个生活在科技时代的特殊群体，既属于这个世界也去改造这个世界，而且，世界也 “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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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acking, Ian.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年 10 期。录入编辑：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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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德胜】科学知识的不同建构理论-哲学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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